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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华简第八辑中《邦家之政》一篇，是阐述战国时期儒家为政观念的简文，但其中却充斥着如节俭、薄葬、均分、尚贤等墨家的思想主张。这些观念与几乎同时代的孟子为政观念颇有不同之处。与孟子相比，持《邦家之政》为政观念的一派儒者更近似《荀子》中所提及的主张与墨学相近的“俗儒”。就现有的传世与出土文献来看，孔子之后，“子张之儒”其主张与墨学最为接近。由此观之，将孟子定为荀子认为的“俗儒”，综合现有的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来看，乃是后世对《荀子》的误解。按荀子对于“儒效”的理解来看，将主张与墨学差异极大的孟子定义为“雅儒”似乎更为公允。
关键词：《邦家之政》;《荀子》;子张之儒;孟子;俗儒
中图分类号：I207.6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0768（2020）01-0010-06
清华简第八辑中《邦家之政》一篇，是战国时期阐述安邦定国的为政观念的简文。其作者当为孔门后学，其假托孔子之口，阐述了节俭、薄葬、均分、尚贤等观念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1]123;[2]170。这样一篇儒家学者的著作却充斥着浓郁的墨学为政主张。与几乎同时代的儒家代表人物孟子的为政观反倒有极大的不同之处（孟轲生活在公元前390年-305年，而根据碳十四无字样品的测量，清华简的年代应该在公元前330年，上下浮动不超过30年[3]3）。持《邦家之政》简文中为政观的一派儒者，极有可能是战国时期在儒家分化的大的背景下取法墨家的一派（1）。其思想主张与子思和孟子所代表的思孟学派是有极大的区别的。相比之下，这支“取法乎墨”的一派儒者其为政观与《荀子》中“其言议谈说已无以异于墨子矣”[4]165的“俗儒”更为近似。
由此我们发现，后世众多学者通常将孟子归入了《荀子》中所提及的“俗儒”行列，这实则有失偏颇。《荀子》一书中虽说对子思与孟子颇有微词，甚至颇多贬低。称呼子思、孟轲为“瞀儒”。纵观《荀子》一书，从头至尾都未曾直接称呼孟子为“俗儒”。
其实《荀子》一书中对儒家所分化的各个学派都有总结和评说，并且在不同的层面上定义了“雅儒”“俗儒”“大儒”“小儒”“陋儒”“贱儒”等各种褒贬不一的儒家学派。这些分类有的是从施政主张着眼，有的是从学识智慧的角度评价，还有的是从人格修为发出的议论。在《荀子》中，“俗儒”仅仅是从“儒效”的角度与“俗人”“雅儒”等相对应的概念。详细考察荀子对于儒效的划分依据，综合现如今能看到的战国时期儒家各派的主张与特点，将“子张之儒”归入俗儒一类是没有问题的，而将孟子也纳入荀子所称的“俗儒”范畴则稍欠稳妥，其实综合现有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来看，将孟子归入“雅儒”之类似更为妥当。后人将孟子误解为荀子所言“俗儒”一类，更多是因于对于“俗儒”这一具有贬义色彩的词汇的泛化理解。
一
《邦家之政》作为儒者宣扬其为政观念的简文，从思想内容和行文风格上都有浓厚的墨学色彩。简文认为，统治者如果要治政兴邦，要从吃住等各个方面厉行节俭。简文曰：“宫室小卑以迫，其器小而粹，其礼菲，其味不齐”，“其丧薄而哀”。[1]124如此艰苦朴素的执政理念下所达到的治国理政的效果，我们因为简文脱字不得而知，不过依据简文的篇章结构和上下文的内容，我们不难得知，其结果定然是家国兴盛，国泰民安。因为作者在从相反的角度上论证奢靡浪费所带来的后果时，曰：“其宫室坦大以高，其器大，其文章缛，其礼采”“其味集而齐”，“其祭拂以不时”[1]124。这样最终将导致“邦家将毁”。可见作者前文定然论述的是节俭以兴邦的道理。这种崇尚节俭的主张与正反两个方面对比论述的风格与传世的《墨子》具有极强的相似性。《墨子·辞过》：“故圣王作为宫室。为宫室之法，曰室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5]30因此，“圣王作为宫室，便于生，不以为观乐也;作为衣服带履便于身，不以为辟怪也。故节于身，诲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财用可得而足。”[5]31与之相对应的，“当今之主，其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民难治也。君欲实天下之治，而恶其乱也，当为宫室，不可不节。”[5]31
相比之下，这种提倡节俭的为政观念与传世文献中所反映的儒学观念有极大的不同。孔子认为，讲求吃喝用度是“礼”之所必须。《论语·乡党》：“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袂。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6]114孟子比之孔子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至于他的學生都忍不住要质疑了。《孟子·滕文公下》：“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7]109孟子衣食住行的用度，实在是气派非常。不过孟子对于自己的高规格待遇是十分的自信的，认为这是“可食而食之。”[7]109
至于丧葬观念，简文中主张的“薄而哀”的观念与《墨子》的为政观念更是如出一辙。《墨子·节葬下》曰：“死则既以葬矣，生者必无久哭，而疾而从事，人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圣王之法也。”[5]181对于厚葬，墨子极为不屑一顾，《墨子·节葬下》曰：“细计厚葬。为多埋赋之财者也。计久丧，为久禁从事者也。财以成者，扶而埋之;后得生者，而久禁之，以此求富，此譬犹禁耕而求获也，富之说无可得焉。”[5]176相比而言，传世文献中的战国儒家学者很显然是主张厚葬的。《孟子·公孙丑下》曰：“孟子自齐葬于鲁，反于齐，止于嬴，充虞请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严，虞不敢请。今愿窃有请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椁无度，中古棺七寸，椁称之;自天子达于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尽于人心。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于人心独无恔乎？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7]73也就是说，孟子认为，尽可能厚葬自己的亲人是表达哀思的最好的方式，这种行为是值得鼓励和提倡的。荀子在这一点上和孟子极为相似，《荀子·礼论》曰：“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谓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谓之瘠。君子贱野而羞瘠，……凡缘而往埋之，反无哭泣之节，无衰麻之服，无亲疏月数之等，各反其平，各复其始，已葬埋，若无丧者而止，夫是之谓至辱。”[4]424-427荀子认为，薄葬乃是奇耻大辱。这样的为政观念与《邦家之政》简文中的为政观念简直不似同出一脉的学说。 其实战国时期的儒学，不同文献记载中出现迥异的思想主张是极为正常的。因为早期儒家发展到了战国时期是有自身的分化和流变的。因为孔子的离世，学术权威的丧失，儒家的各个分支有“沿着不同的学派思想歧异日渐明朗的走向”[8]。《韩非子·显学》：“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儒分为八……”[9]1080当然，儒家是不是在战国时期分为八派仍有待商榷（2），因为毕竟韩非子在《显学》中对于批判儒家的发言，从个人立场出发，不可能做的特别公允的判断，但早期儒家到了战国时期，有“窄化、深化、分化、 派别化”[10]则是公认的事实。因为在战国的江南地区墨学是相对强大的，《庄子·天下》曰：“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11]992也就是说“墨分为三”之下的各家在南方活跃都很频繁。因此在楚地的竹简中，发现代表受墨学影响极大的一支儒家学派为政观念的简文是不足为奇的。
二
面对自孔子以后儒家各家各派的不断分化，《荀子》书中从不同的角度对不同的儒家学派进行了评价。从“政治儒学”这一角度来判断儒者人格修养，荀子称某些儒者为“陋儒”与“散儒”。《荀子·劝学》：“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隆礼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礼，安特将学杂识志，顺诗书而已耳。则末世穷年，不免为陋儒而已。将原先王，本仁义，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若挈裘领，诎五指而顿之，顺者不可胜数也。不道礼宪，以诗书为之，譬之犹以指测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锥餐壶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礼，虽未明，法士也;不隆礼，虽察辩，散儒也。”[4]20也就是说，荀子认为仅仅是通达《诗》《书》，不能在社会领域内用自己的学识表现出对“礼”的信守与奉行，那便是“陋儒”。在社会生活中太过散漫，在个人的言行方面不尊崇礼乐制度，那便是散儒。甚至荀子还激进的认为，少言寡语的人便是“腐儒”。《荀子·非相》篇曰：“故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劝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故君子之于言无厌。鄙夫反是，好其实不恤其文，是以终身不免埤污庸俗。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4]99应该说荀子从“政治儒学”的角度出发把对儒者的要求推进的太远，无论是研究《易》学还是儒家其他的学者，主张“言无厌”的实在是少之又少。《论语·里仁》篇：“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6]44《论语·学而》篇：“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6]9朱熹在此有两处注解，一則说：“敏于事者，勉其所不足。慎于言者，不敢尽其所有余也。”[12]31二则说：“事难行，故要敏;言易出，故要谨。”[13]478都强调少言的重要性。荀子从《易》中给自己找到的理论支持也没有多少人同意，如北宋程颐在此处便注解为人当少言，而不是“言无厌”[14]710。
其实荀子对于堪称君子的儒者要求之苛刻，不但要做到常规的一切要求，还要有更为出众的表现。《荀子·正名》篇曰：“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4]165“诵数之儒”与“守法之吏”相并列都强调中规中矩的一群按章办事的人，在纷繁的乱世，即便如此恪尽职守也不能达到荀子对于儒者的要求。上述在儒字前所加上的贬义词汇都是一种泛指，并未针对任何一位之前的儒者。
荀子在梳理之前学术史的时候，对于之前的某些儒者用自己对于儒者的要求，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评。《荀子·非十二子》篇曰：“弟佗其冠，衶襌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4]123又曰：“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4]111在此，荀子几乎对孔子以下传承儒家学说的主要人物都进行了猛烈地抨击。
荀子对于儒者的要求反映了“各诸侯国渐渐走向统一的背景下儒家对理想人格的期许。”[15]这种态度下，对于之前儒者的抨击是否言过其实我们姑且不论，但荀子从未直接将子思、孟子称之为“俗儒”。“俗儒”一词来自于荀子对于儒者社会功效的认识与评价。荀子从对政治的参与程度与主导政治发展的效用角度，建立了“众人、小儒、大儒”与“俗人，俗儒，雅儒，大儒”两套的评价体系。《荀子·儒效》篇曰：“志不免于曲私，而冀人之以己为公也;行不免于污漫，而冀人之以己为修也;甚愚陋沟瞀，而冀人之以己为知也，是众人也。志忍私然后能公，行忍情性然后能修，知而好问然后能才，公、修而才，可谓小儒矣。……小儒者，诸侯、大夫、士也;众人者，工农商贾也。”[4]171-172又曰：“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逢衣浅带，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衣冠行伪已同于世俗矣，然而不知恶;其言议谈说已无异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别;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积足以揜其口，则扬扬如也;随其长子，事其便辟，举其上客，亿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齐法教之所不及，闻见之所未至，则知不能类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内不自以诬，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贤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虽在鸟兽之中，若别白黑;倚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无所儗作;张法而度之，则晻然若合符节：是大儒者也。”[4]164-165 在荀子的评价体系中，唯一称得上是“大儒”，得到荀子赞誉的是子弓。《荀子》中四次提到子弓，几乎都将子弓放在可以和孔子相提并论的高度上。《荀子·儒效》篇曰：“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污，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4]163《荀子·非十二子》篇曰：“是圣人之不得势者也，仲尼、子弓是也。”[4]114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子弓为何人，依照《史记》《汉书》《孔子家语》以及上博简《中弓》等文献资料，有人认为，子弓即是仲弓，也就是冉雍，因为上博简《中弓》的出土持此类学说的学者比较多（3）。也有人坚持认为，子弓并非仲弓，而是“馯臂子弓”[16]。对于儒家弓荀一派所传承的儒家学说的内容也并没有定论。本文不在此详述。
我们要看到的是，在荀子“儒效”的评价体系中，无论是“众人”“小儒”“俗人”“俗儒”“雅儒”也都没有指名道姓的说出究竟谁是此类儒者的代表。我们只能依据文意进行相关的推断其究竟指的是哪一类人，或者哪一类儒者。所谓“众人”指的是一群志大才疏，明明私心很重，极为无知，却希望被评价成志广才高的人。“小儒”即所谓能够克服自身的私心，努力刻苦的学习并且最终有所建树的人。“俗人”其实和“众人”差不多，既不关心正义也不关心学问。算是“俗人”的另一种表述方式。观“俗儒”的特点则是衣着不知检点，其观念与学说也颇与墨子相似的一群人。与真正的儒者行为大相径庭。“雅儒”更多可以与小儒颇有类似，这里的“雅儒”也不是褒义词，只是比小儒的境界略高。是一群有志向成为大儒并且积极修身的人，只是眼前的境界不如大儒高远。
依照这样的评判标准，仔细将《荀子》当中不同篇章下的字句相对照，《儒效》中说“俗儒”的特点是“逢衣浅带，解果其冠。”这与《非十二子》当中的“弟佗其冠”大体同意，也就指是“子张之儒”。就现有的材料来看，“子张之儒”无论从行为举止，还是从其为政观念来看，很可能与荀子的“俗儒”评价较为接近。因为“子张之儒”少有完整的文献传世，《汉书·艺文志》中也没有单独的篇章记载其学说。马勇认为：“《论语》中一记载他向孔子学干禄，问从政，似乎心思也不在学术本身，故而身后也没有什么著作传世。”[17]64但我们从《大戴礼记》中《子张问入官》与《孔子家语》中《入官》（4）、郭店简《忠信之道》、上博简《从政》等篇目，以及《论语》等零散的与子张有关的文献中，还是能对“子张之儒”的为政观念有一定的了解的。我们不难看出，子张对于“仁爱”的理解，已经渐渐的突破了孔子所言的范畴，向着一种无差别的“兼爱”的模式在发展。《论语·子张》：“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6]225这种“尊贤而容众”的观念被好多学者认为，已经突破了孔子对于“仁”的理解，并且有些许墨学的色彩了。丁原认为：“他突破了孔子仁爱的宗法性质和等差性，并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企求，而这些正是与墨翟的“兼爱”思想相趋同的。……这种偏离对正宗儒学而言，可能是一种学术的退化，但从整个先秦思想的发展来说，却是一种学术的进化，因为他开启了儒家向墨家思想的渗透。”[18]
另外，子张主要的活动地区当在陈地，也就是南方地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颛孙师，陈人，字子张，少孔子四十八岁。”[19]2203虽然子张可能生在鲁地，《吕氏春秋·尊师》云：“子张，鲁之鄙家。”[20]208但其在陈地的活动是不容忽视的。《汉书·儒林传》云：“孔子既没，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21]2664事实上来自楚国的郭店楚简中《成之闻之》《忠信之道》、上博简《从政》都受子张的思想影响极大（5）。这从侧面反映了子张在这一地区活动的频繁。这与前文所言墨子的主要活动地区基本吻合。因此，根据子张与墨子的时间早晚，郭沫若大胆的提出，子张的思想影响了墨子。郭沫若认为：“子张氏这一派是特别把民众看得很重要的。……这在表面上看来和墨家有点相似。大约就是因为有这相似的原故，子张氏的后学们似乎更和墨家接近了。”[22]126郭沫若的论点实在是太过大胆，实不可尽信，但若说“子张之儒”的观念是已知的儒家各派观念中与墨子最为接近的则无不可。
另外，我们不难看出，其实子张对于《尚书》是极为重视的。对于“尧、舜、禹、汤、文、武”的事迹也极为感兴趣。就我们已知的文献来看，子张问《书》多达十几次之多，《礼记·檀弓》：“子张问曰：《书》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诸？’”[23]288《论语·宪问》：“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6]179郭店楚简《成之闻之》这篇与子张关系密切的简文，几乎全文都在论《书》。甚至有学者认为战国时期《书》类文献能够在南方地区流传，主要是“子张之儒”的贡献[24]。这一切特点与荀子所言：“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言议谈说已无以异于墨子矣。”颇有相似之处。因此我们不难得知荀子在此所言的“俗儒”，首推“子张之儒”。
三
荀子对于“俗儒”的批判中，还有“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的字样，这与《非十二子》中“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的对思孟学派的评价极为一致。因此有人将子思、孟子也归入“俗儒”行列。不过如此一来，逻辑问题在于“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的不仅仅是思孟学派，可能指代的是荀子之前儒家的各个学派，事实上之前所论述的“子张之儒”就明显有类似的特点，并且“子张之儒”很有可能是对思孟学派有所影响的（6）。其有些共同点不足为奇。另外，荀子此处所批判的重点并不是“法先王”，事实上荀子在不同的视角下，既主张“法先王”又主张“法后王”的。单说力主“法后王”的《儒效》一篇，就有：“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4]138这样的观念。其实荀子并不是说“法先王”本身有问题，而是强调法先王时，必须要尊崇“礼义”。不能“略”法，而不得其要领（7）。因此这很难以荀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一句来断定思孟一派也是荀子所谓“俗儒”。另外，如果把思孟学派中的儒者也归入“俗儒”范畴，荀子所指的“雅儒”也就很难找到对应之人，况且思孟学派的好多主张与荀子对于儒者的要求是极为一致的。《荀子》中《儒效》篇记载：“其为人上也，广大矣！志意定乎内，礼节修乎朝，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形乎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此若义信乎人矣，通于四海，则天下应之如讙。是何也？则贵名白而天下治也。”[4]142荀子对于君子作为“人上人”的要求和《孟子》在《公孙丑上》所言，颇有相似之处，《孟子·公孙丑上》曰：“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7]47《荀子·儒效》还有言：“与时迁徙，与世偃仰，千举万变，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穷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杰化之……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污，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4]163“大儒”的这种“穷则独立贵名”，与孟子所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7]236也颇有相似性。另外，荀子认为，大儒志穷之时，“俗儒笑之”，孟子不但没有嘲笑穷愁潦倒的儒者，相反对穷愁之时依旧有自己的道德坚守的儒者表示了极高的尊重，“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7]205另外，“俗儒”最大的特点是其观念与墨学具有极强的相似性，孟子的观念却与墨子近乎水火不容。《孟子·滕文公下》：“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7]138由此可见，荀子所谓的“俗儒”其特点与孟子有极大的不同，将孟子和思孟学派完全都纳入荀子所言的“俗儒”范畴是有待商榷的。仔细分析《非十二子》中字句，说思孟学派是“然而犹材剧志大，闻见杂博。”这虽然不是褒奖之词，但体现出了对子思和孟子学识渊博的部分肯定。以此推测，在荀子对于“儒效”的判断标准下，将子思与孟子归入“雅儒”一类较为合理。也就是一群努力要成为大儒，但仍有许多不足的人。 至于后世之所以将孟子也纳入“俗儒”的范畴，笔者认为，一方面来自对于“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的简单化理解，另一方面，来自于对“俗”这种贬义概念的泛化理解。毕竟在《非十二子》中，荀子对孟子就颇有微詞，“俗”字原本又极有贬义色彩，让人很容易一概而论。在后世王充作《论衡》中专门有《刺孟》一篇，“论不实事考验，信浮淫之语;不遇去齐，有不豫之色;非孟子之贤效与俗儒无殊之验也？”[25]458可见在汉代，就已经有人将孟子纳入了“俗儒”一列了。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简文《邦家之政》我们不难发现，这篇表达战国时期儒家为政观念的简文，其思想与墨学颇有相近之处，与正统的儒家学说观念差别较大，甚至好似并非一家学说。参照荀子对于其之前儒家各家各派的评价，《邦家之政》所代表的为政观念与荀子所称的无异于墨学主张的“俗儒”极为接近。其观念与孟子以及思孟学派的为政观差别极大。事实上我们将《荀子》中对于“儒效”的观念仔细加以考量，我们不难发现《荀子》中所称的“俗儒”所指代的儒者，与《邦家之政》简文中所示一派儒者较为接近。与传世文献相对照，或为“子张之儒”可能更大。其为政观与孟子相差甚远，长久以来，对于孟子“俗儒”的定位，更多是对荀子《非十二子》与《儒效》话中断章取义的误解，在荀子的“儒效”体系下，综合考量孟子，更多当与荀子所言的“雅儒”相对应。
注释：
（1） 参见：蒙文通：《经学抉原》：“儒之分为八者，正以儒与九流百家之学相荡相激，左右采获，或取之道，或取之法，或取之墨，故分裂而为八耳。”蒙文通.经学抉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10.
（2） 参见：李耀仙.辟韩非“儒分为八”说.四川师范学院学报[J].1992;马勇.孔子之后的儒学分化.见庞朴.中国儒学.第1卷[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
（3） 参见：罗新慧.孔子的历史观 、入仕观及其它 ——从上博楚竹书《仲弓》篇谈起.史学史研究[J].36-43;杨朝明.从孔子弟子到孟、荀异途 ——由上博竹书《中弓》思考孔门学术分别.齐鲁学刊[J].2005.11-16;宋立林.仲弓之儒的思想特征及学术史地位.现代哲学[J].2012.100-107;李福建.《荀子》之“子弓”为“仲弓”而非“馯臂子弓”新证——兼谈儒学之弓荀学派与思孟学派的分歧.孔子研究.2013.85-98.
（4） 除上述篇目外，陈连庆认为：《大戴礼记》中的《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间》等七篇均为“子张之儒”的著作。参见：陈连庆.先秦儒家流派的演变及其有关问题.史学集刊.1987（3）.
（5） 关于《成之闻之》《忠信之道》《从政》三篇的学派归属，参见廖名春.荆门郭店楚简与先秦孺学.姜广辉.中国哲学.第20辑.51;黄君良.忠信之道与战国时期的忠信思潮.管子学刊.2003（3）;周凤五.读上博楚竹书从政甲篇札记.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189.等文。其中观点虽然略有差别，但都认为这三篇文献受“子张之儒”影响较为明显。
（6） 从《孟子》中大量所引来看，子张的弟子公明仪很有可能是孟子的前辈，子张与曾子关系极为密切，而子思很有可能受教于子张。
（7） 参见：李犇.王道即先王之道：先秦儒家法先王思想流变.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03-107;谢耀亭.论荀子对思孟学派的批判.孔子研究.2015.3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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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康斌]
关键词：《邦家之政》;《荀子》;子张之儒;孟子;俗儒
中图分类号：I207.6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0768（2020）01-0010-06
清华简第八辑中《邦家之政》一篇，是战国时期阐述安邦定国的为政观念的简文。其作者当为孔门后学，其假托孔子之口，阐述了节俭、薄葬、均分、尚贤等观念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1]123;[2]170。这样一篇儒家学者的著作却充斥着浓郁的墨学为政主张。与几乎同时代的儒家代表人物孟子的为政观反倒有极大的不同之处（孟轲生活在公元前390年-305年，而根据碳十四无字样品的测量，清华简的年代应该在公元前330年，上下浮动不超过30年[3]3）。持《邦家之政》简文中为政观的一派儒者，极有可能是战国时期在儒家分化的大的背景下取法墨家的一派（1）。其思想主张与子思和孟子所代表的思孟学派是有极大的区别的。相比之下，这支“取法乎墨”的一派儒者其为政观与《荀子》中“其言议谈说已无以异于墨子矣”[4]165的“俗儒”更为近似。
由此我们发现，后世众多学者通常将孟子归入了《荀子》中所提及的“俗儒”行列，这实则有失偏颇。《荀子》一书中虽说对子思与孟子颇有微词，甚至颇多贬低。称呼子思、孟轲为“瞀儒”。纵观《荀子》一书，从头至尾都未曾直接称呼孟子为“俗儒”。
其实《荀子》一书中对儒家所分化的各个学派都有总结和评说，并且在不同的层面上定义了“雅儒”“俗儒”“大儒”“小儒”“陋儒”“贱儒”等各种褒贬不一的儒家学派。这些分类有的是从施政主张着眼，有的是从学识智慧的角度评价，还有的是从人格修为发出的议论。在《荀子》中，“俗儒”仅仅是从“儒效”的角度与“俗人”“雅儒”等相对应的概念。详细考察荀子对于儒效的划分依据，综合现如今能看到的战国时期儒家各派的主张与特点，将“子张之儒”归入俗儒一类是没有问题的，而将孟子也纳入荀子所称的“俗儒”范畴则稍欠稳妥，其实综合现有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来看，将孟子归入“雅儒”之类似更为妥当。后人将孟子误解为荀子所言“俗儒”一类，更多是因于对于“俗儒”这一具有贬义色彩的词汇的泛化理解。
一
《邦家之政》作为儒者宣扬其为政观念的简文，从思想内容和行文风格上都有浓厚的墨学色彩。简文认为，统治者如果要治政兴邦，要从吃住等各个方面厉行节俭。简文曰：“宫室小卑以迫，其器小而粹，其礼菲，其味不齐”，“其丧薄而哀”。[1]124如此艰苦朴素的执政理念下所达到的治国理政的效果，我们因为简文脱字不得而知，不过依据简文的篇章结构和上下文的内容，我们不难得知，其结果定然是家国兴盛，国泰民安。因为作者在从相反的角度上论证奢靡浪费所带来的后果时，曰：“其宫室坦大以高，其器大，其文章缛，其礼采”“其味集而齐”，“其祭拂以不时”[1]124。这样最终将导致“邦家将毁”。可见作者前文定然论述的是节俭以兴邦的道理。这种崇尚节俭的主张与正反两个方面对比论述的风格与传世的《墨子》具有极强的相似性。《墨子·辞过》：“故圣王作为宫室。为宫室之法，曰室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5]30因此，“圣王作为宫室，便于生，不以为观乐也;作为衣服带履便于身，不以为辟怪也。故节于身，诲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财用可得而足。”[5]31与之相对应的，“当今之主，其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民难治也。君欲实天下之治，而恶其乱也，当为宫室，不可不节。”[5]31
相比之下，这种提倡节俭的为政观念与传世文献中所反映的儒学观念有极大的不同。孔子认为，讲求吃喝用度是“礼”之所必须。《论语·乡党》：“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袂。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6]114孟子比之孔子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至于他的學生都忍不住要质疑了。《孟子·滕文公下》：“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7]109孟子衣食住行的用度，实在是气派非常。不过孟子对于自己的高规格待遇是十分的自信的，认为这是“可食而食之。”[7]109
至于丧葬观念，简文中主张的“薄而哀”的观念与《墨子》的为政观念更是如出一辙。《墨子·节葬下》曰：“死则既以葬矣，生者必无久哭，而疾而从事，人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圣王之法也。”[5]181对于厚葬，墨子极为不屑一顾，《墨子·节葬下》曰：“细计厚葬。为多埋赋之财者也。计久丧，为久禁从事者也。财以成者，扶而埋之;后得生者，而久禁之，以此求富，此譬犹禁耕而求获也，富之说无可得焉。”[5]176相比而言，传世文献中的战国儒家学者很显然是主张厚葬的。《孟子·公孙丑下》曰：“孟子自齐葬于鲁，反于齐，止于嬴，充虞请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严，虞不敢请。今愿窃有请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椁无度，中古棺七寸，椁称之;自天子达于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尽于人心。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于人心独无恔乎？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7]73也就是说，孟子认为，尽可能厚葬自己的亲人是表达哀思的最好的方式，这种行为是值得鼓励和提倡的。荀子在这一点上和孟子极为相似，《荀子·礼论》曰：“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谓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谓之瘠。君子贱野而羞瘠，……凡缘而往埋之，反无哭泣之节，无衰麻之服，无亲疏月数之等，各反其平，各复其始，已葬埋，若无丧者而止，夫是之谓至辱。”[4]424-427荀子认为，薄葬乃是奇耻大辱。这样的为政观念与《邦家之政》简文中的为政观念简直不似同出一脉的学说。 其实战国时期的儒学，不同文献记载中出现迥异的思想主张是极为正常的。因为早期儒家发展到了战国时期是有自身的分化和流变的。因为孔子的离世，学术权威的丧失，儒家的各个分支有“沿着不同的学派思想歧异日渐明朗的走向”[8]。《韩非子·显学》：“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儒分为八……”[9]1080当然，儒家是不是在战国时期分为八派仍有待商榷（2），因为毕竟韩非子在《显学》中对于批判儒家的发言，从个人立场出发，不可能做的特别公允的判断，但早期儒家到了战国时期，有“窄化、深化、分化、 派别化”[10]则是公认的事实。因为在战国的江南地区墨学是相对强大的，《庄子·天下》曰：“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11]992也就是说“墨分为三”之下的各家在南方活跃都很频繁。因此在楚地的竹简中，发现代表受墨学影响极大的一支儒家学派为政观念的简文是不足为奇的。
二
面对自孔子以后儒家各家各派的不断分化，《荀子》书中从不同的角度对不同的儒家学派进行了评价。从“政治儒学”这一角度来判断儒者人格修养，荀子称某些儒者为“陋儒”与“散儒”。《荀子·劝学》：“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隆礼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礼，安特将学杂识志，顺诗书而已耳。则末世穷年，不免为陋儒而已。将原先王，本仁义，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若挈裘领，诎五指而顿之，顺者不可胜数也。不道礼宪，以诗书为之，譬之犹以指测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锥餐壶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礼，虽未明，法士也;不隆礼，虽察辩，散儒也。”[4]20也就是说，荀子认为仅仅是通达《诗》《书》，不能在社会领域内用自己的学识表现出对“礼”的信守与奉行，那便是“陋儒”。在社会生活中太过散漫，在个人的言行方面不尊崇礼乐制度，那便是散儒。甚至荀子还激进的认为，少言寡语的人便是“腐儒”。《荀子·非相》篇曰：“故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劝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故君子之于言无厌。鄙夫反是，好其实不恤其文，是以终身不免埤污庸俗。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4]99应该说荀子从“政治儒学”的角度出发把对儒者的要求推进的太远，无论是研究《易》学还是儒家其他的学者，主张“言无厌”的实在是少之又少。《论语·里仁》篇：“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6]44《论语·学而》篇：“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6]9朱熹在此有两处注解，一則说：“敏于事者，勉其所不足。慎于言者，不敢尽其所有余也。”[12]31二则说：“事难行，故要敏;言易出，故要谨。”[13]478都强调少言的重要性。荀子从《易》中给自己找到的理论支持也没有多少人同意，如北宋程颐在此处便注解为人当少言，而不是“言无厌”[14]710。
其实荀子对于堪称君子的儒者要求之苛刻，不但要做到常规的一切要求，还要有更为出众的表现。《荀子·正名》篇曰：“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4]165“诵数之儒”与“守法之吏”相并列都强调中规中矩的一群按章办事的人，在纷繁的乱世，即便如此恪尽职守也不能达到荀子对于儒者的要求。上述在儒字前所加上的贬义词汇都是一种泛指，并未针对任何一位之前的儒者。
荀子在梳理之前学术史的时候，对于之前的某些儒者用自己对于儒者的要求，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评。《荀子·非十二子》篇曰：“弟佗其冠，衶襌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4]123又曰：“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4]111在此，荀子几乎对孔子以下传承儒家学说的主要人物都进行了猛烈地抨击。
荀子对于儒者的要求反映了“各诸侯国渐渐走向统一的背景下儒家对理想人格的期许。”[15]这种态度下，对于之前儒者的抨击是否言过其实我们姑且不论，但荀子从未直接将子思、孟子称之为“俗儒”。“俗儒”一词来自于荀子对于儒者社会功效的认识与评价。荀子从对政治的参与程度与主导政治发展的效用角度，建立了“众人、小儒、大儒”与“俗人，俗儒，雅儒，大儒”两套的评价体系。《荀子·儒效》篇曰：“志不免于曲私，而冀人之以己为公也;行不免于污漫，而冀人之以己为修也;甚愚陋沟瞀，而冀人之以己为知也，是众人也。志忍私然后能公，行忍情性然后能修，知而好问然后能才，公、修而才，可谓小儒矣。……小儒者，诸侯、大夫、士也;众人者，工农商贾也。”[4]171-172又曰：“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逢衣浅带，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衣冠行伪已同于世俗矣，然而不知恶;其言议谈说已无异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别;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积足以揜其口，则扬扬如也;随其长子，事其便辟，举其上客，亿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齐法教之所不及，闻见之所未至，则知不能类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内不自以诬，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贤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虽在鸟兽之中，若别白黑;倚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无所儗作;张法而度之，则晻然若合符节：是大儒者也。”[4]164-165 在荀子的评价体系中，唯一称得上是“大儒”，得到荀子赞誉的是子弓。《荀子》中四次提到子弓，几乎都将子弓放在可以和孔子相提并论的高度上。《荀子·儒效》篇曰：“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污，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4]163《荀子·非十二子》篇曰：“是圣人之不得势者也，仲尼、子弓是也。”[4]114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子弓为何人，依照《史记》《汉书》《孔子家语》以及上博简《中弓》等文献资料，有人认为，子弓即是仲弓，也就是冉雍，因为上博简《中弓》的出土持此类学说的学者比较多（3）。也有人坚持认为，子弓并非仲弓，而是“馯臂子弓”[16]。对于儒家弓荀一派所传承的儒家学说的内容也并没有定论。本文不在此详述。
我们要看到的是，在荀子“儒效”的评价体系中，无论是“众人”“小儒”“俗人”“俗儒”“雅儒”也都没有指名道姓的说出究竟谁是此类儒者的代表。我们只能依据文意进行相关的推断其究竟指的是哪一类人，或者哪一类儒者。所谓“众人”指的是一群志大才疏，明明私心很重，极为无知，却希望被评价成志广才高的人。“小儒”即所谓能够克服自身的私心，努力刻苦的学习并且最终有所建树的人。“俗人”其实和“众人”差不多，既不关心正义也不关心学问。算是“俗人”的另一种表述方式。观“俗儒”的特点则是衣着不知检点，其观念与学说也颇与墨子相似的一群人。与真正的儒者行为大相径庭。“雅儒”更多可以与小儒颇有类似，这里的“雅儒”也不是褒义词，只是比小儒的境界略高。是一群有志向成为大儒并且积极修身的人，只是眼前的境界不如大儒高远。
依照这样的评判标准，仔细将《荀子》当中不同篇章下的字句相对照，《儒效》中说“俗儒”的特点是“逢衣浅带，解果其冠。”这与《非十二子》当中的“弟佗其冠”大体同意，也就指是“子张之儒”。就现有的材料来看，“子张之儒”无论从行为举止，还是从其为政观念来看，很可能与荀子的“俗儒”评价较为接近。因为“子张之儒”少有完整的文献传世，《汉书·艺文志》中也没有单独的篇章记载其学说。马勇认为：“《论语》中一记载他向孔子学干禄，问从政，似乎心思也不在学术本身，故而身后也没有什么著作传世。”[17]64但我们从《大戴礼记》中《子张问入官》与《孔子家语》中《入官》（4）、郭店简《忠信之道》、上博简《从政》等篇目，以及《论语》等零散的与子张有关的文献中，还是能对“子张之儒”的为政观念有一定的了解的。我们不难看出，子张对于“仁爱”的理解，已经渐渐的突破了孔子所言的范畴，向着一种无差别的“兼爱”的模式在发展。《论语·子张》：“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6]225这种“尊贤而容众”的观念被好多学者认为，已经突破了孔子对于“仁”的理解，并且有些许墨学的色彩了。丁原认为：“他突破了孔子仁爱的宗法性质和等差性，并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企求，而这些正是与墨翟的“兼爱”思想相趋同的。……这种偏离对正宗儒学而言，可能是一种学术的退化，但从整个先秦思想的发展来说，却是一种学术的进化，因为他开启了儒家向墨家思想的渗透。”[18]
另外，子张主要的活动地区当在陈地，也就是南方地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颛孙师，陈人，字子张，少孔子四十八岁。”[19]2203虽然子张可能生在鲁地，《吕氏春秋·尊师》云：“子张，鲁之鄙家。”[20]208但其在陈地的活动是不容忽视的。《汉书·儒林传》云：“孔子既没，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21]2664事实上来自楚国的郭店楚简中《成之闻之》《忠信之道》、上博简《从政》都受子张的思想影响极大（5）。这从侧面反映了子张在这一地区活动的频繁。这与前文所言墨子的主要活动地区基本吻合。因此，根据子张与墨子的时间早晚，郭沫若大胆的提出，子张的思想影响了墨子。郭沫若认为：“子张氏这一派是特别把民众看得很重要的。……这在表面上看来和墨家有点相似。大约就是因为有这相似的原故，子张氏的后学们似乎更和墨家接近了。”[22]126郭沫若的论点实在是太过大胆，实不可尽信，但若说“子张之儒”的观念是已知的儒家各派观念中与墨子最为接近的则无不可。
另外，我们不难看出，其实子张对于《尚书》是极为重视的。对于“尧、舜、禹、汤、文、武”的事迹也极为感兴趣。就我们已知的文献来看，子张问《书》多达十几次之多，《礼记·檀弓》：“子张问曰：《书》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诸？’”[23]288《论语·宪问》：“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6]179郭店楚简《成之闻之》这篇与子张关系密切的简文，几乎全文都在论《书》。甚至有学者认为战国时期《书》类文献能够在南方地区流传，主要是“子张之儒”的贡献[24]。这一切特点与荀子所言：“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言议谈说已无以异于墨子矣。”颇有相似之处。因此我们不难得知荀子在此所言的“俗儒”，首推“子张之儒”。
三
荀子对于“俗儒”的批判中，还有“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的字样，这与《非十二子》中“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的对思孟学派的评价极为一致。因此有人将子思、孟子也归入“俗儒”行列。不过如此一来，逻辑问题在于“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的不仅仅是思孟学派，可能指代的是荀子之前儒家的各个学派，事实上之前所论述的“子张之儒”就明显有类似的特点，并且“子张之儒”很有可能是对思孟学派有所影响的（6）。其有些共同点不足为奇。另外，荀子此处所批判的重点并不是“法先王”，事实上荀子在不同的视角下，既主张“法先王”又主张“法后王”的。单说力主“法后王”的《儒效》一篇，就有：“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4]138这样的观念。其实荀子并不是说“法先王”本身有问题，而是强调法先王时，必须要尊崇“礼义”。不能“略”法，而不得其要领（7）。因此这很难以荀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一句来断定思孟一派也是荀子所谓“俗儒”。另外，如果把思孟学派中的儒者也归入“俗儒”范畴，荀子所指的“雅儒”也就很难找到对应之人，况且思孟学派的好多主张与荀子对于儒者的要求是极为一致的。《荀子》中《儒效》篇记载：“其为人上也，广大矣！志意定乎内，礼节修乎朝，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形乎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此若义信乎人矣，通于四海，则天下应之如讙。是何也？则贵名白而天下治也。”[4]142荀子对于君子作为“人上人”的要求和《孟子》在《公孙丑上》所言，颇有相似之处，《孟子·公孙丑上》曰：“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7]47《荀子·儒效》还有言：“与时迁徙，与世偃仰，千举万变，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穷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杰化之……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污，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4]163“大儒”的这种“穷则独立贵名”，与孟子所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7]236也颇有相似性。另外，荀子认为，大儒志穷之时，“俗儒笑之”，孟子不但没有嘲笑穷愁潦倒的儒者，相反对穷愁之时依旧有自己的道德坚守的儒者表示了极高的尊重，“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7]205另外，“俗儒”最大的特点是其观念与墨学具有极强的相似性，孟子的观念却与墨子近乎水火不容。《孟子·滕文公下》：“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7]138由此可见，荀子所谓的“俗儒”其特点与孟子有极大的不同，将孟子和思孟学派完全都纳入荀子所言的“俗儒”范畴是有待商榷的。仔细分析《非十二子》中字句，说思孟学派是“然而犹材剧志大，闻见杂博。”这虽然不是褒奖之词，但体现出了对子思和孟子学识渊博的部分肯定。以此推测，在荀子对于“儒效”的判断标准下，将子思与孟子归入“雅儒”一类较为合理。也就是一群努力要成为大儒，但仍有许多不足的人。 至于后世之所以将孟子也纳入“俗儒”的范畴，笔者认为，一方面来自对于“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的简单化理解，另一方面，来自于对“俗”这种贬义概念的泛化理解。毕竟在《非十二子》中，荀子对孟子就颇有微詞，“俗”字原本又极有贬义色彩，让人很容易一概而论。在后世王充作《论衡》中专门有《刺孟》一篇，“论不实事考验，信浮淫之语;不遇去齐，有不豫之色;非孟子之贤效与俗儒无殊之验也？”[25]458可见在汉代，就已经有人将孟子纳入了“俗儒”一列了。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简文《邦家之政》我们不难发现，这篇表达战国时期儒家为政观念的简文，其思想与墨学颇有相近之处，与正统的儒家学说观念差别较大，甚至好似并非一家学说。参照荀子对于其之前儒家各家各派的评价，《邦家之政》所代表的为政观念与荀子所称的无异于墨学主张的“俗儒”极为接近。其观念与孟子以及思孟学派的为政观差别极大。事实上我们将《荀子》中对于“儒效”的观念仔细加以考量，我们不难发现《荀子》中所称的“俗儒”所指代的儒者，与《邦家之政》简文中所示一派儒者较为接近。与传世文献相对照，或为“子张之儒”可能更大。其为政观与孟子相差甚远，长久以来，对于孟子“俗儒”的定位，更多是对荀子《非十二子》与《儒效》话中断章取义的误解，在荀子的“儒效”体系下，综合考量孟子，更多当与荀子所言的“雅儒”相对应。
注释：
（1） 参见：蒙文通：《经学抉原》：“儒之分为八者，正以儒与九流百家之学相荡相激，左右采获，或取之道，或取之法，或取之墨，故分裂而为八耳。”蒙文通.经学抉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10.
（2） 参见：李耀仙.辟韩非“儒分为八”说.四川师范学院学报[J].1992;马勇.孔子之后的儒学分化.见庞朴.中国儒学.第1卷[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
（3） 参见：罗新慧.孔子的历史观 、入仕观及其它 ——从上博楚竹书《仲弓》篇谈起.史学史研究[J].36-43;杨朝明.从孔子弟子到孟、荀异途 ——由上博竹书《中弓》思考孔门学术分别.齐鲁学刊[J].2005.11-16;宋立林.仲弓之儒的思想特征及学术史地位.现代哲学[J].2012.100-107;李福建.《荀子》之“子弓”为“仲弓”而非“馯臂子弓”新证——兼谈儒学之弓荀学派与思孟学派的分歧.孔子研究.2013.85-98.
（4） 除上述篇目外，陈连庆认为：《大戴礼记》中的《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间》等七篇均为“子张之儒”的著作。参见：陈连庆.先秦儒家流派的演变及其有关问题.史学集刊.1987（3）.
（5） 关于《成之闻之》《忠信之道》《从政》三篇的学派归属，参见廖名春.荆门郭店楚简与先秦孺学.姜广辉.中国哲学.第20辑.51;黄君良.忠信之道与战国时期的忠信思潮.管子学刊.2003（3）;周凤五.读上博楚竹书从政甲篇札记.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189.等文。其中观点虽然略有差别，但都认为这三篇文献受“子张之儒”影响较为明显。
（6） 从《孟子》中大量所引来看，子张的弟子公明仪很有可能是孟子的前辈，子张与曾子关系极为密切，而子思很有可能受教于子张。
（7） 参见：李犇.王道即先王之道：先秦儒家法先王思想流变.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03-107;谢耀亭.论荀子对思孟学派的批判.孔子研究.2015.3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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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康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