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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葛水平小说《喊山》在文本叙事上采用了结构主义二元模式。在这些二元对立的因素下，丰富而深刻地展现了北方乡村，尤其是晋东南山村的生活图景。《喊山》文本以乡村精神为经线，现实批判为纬线，将乡村的生存困境、人性追求、两性关系、宗法制度、女性权益等问题在文本故事的讲述中逐步呈现，发人深省，引人深思。
关键词：葛水平 《喊山》 二元叙事 乡村生活 女性
葛水平是继赵树理之后山西文坛不可多得的作家。从2004年开始，她发表了《甩鞭》《地气》《喊山》《裸地》等一系列小说，奠定了她在山西乃至全国文坛的地位。其中，中篇小说《喊山》获得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成为了葛水平的代表作，并多次被改编为电影。对于《喊山》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以及社会意义，已经有很多文章做了诠释，故此不再赘述；而对该小说的文本结构却无人问津，我们不妨利用结构主义二元叙事模式来对作品文本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并在文本分析中体会葛水平对她熟悉的乡村生活的认识与思考。葛水平笔下的乡村世界不同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等作家笔下的乡土社会，也不同于其前辈赵树理笔下的农村。她从自己独特的生存体验出发，对晋东南人民的独特生存方式进行了精准的描写。
一、生存问题：诗意的环境与贫瘠的生活
《喊山》同葛水平的其他小说一样，故事发生地就在太行山脉，也是生养她的地方。文本中的岸山坪和甲寨是比较偏僻的山村，对外交通不便使得它们处于边缘化地区，远离城市文明，也远离了主流文化的控制，保留了原生态的生存环境。小说中的岸山坪山清水秀，有浓密的树林、鸟雀清脆的叫声、金色的阳光、皎洁的月亮、闪亮的星星……这一切都是如此的美好与惬意，构成了诗意的外在环境，颇有一些世外桃源的感觉。然而，置身于环境中的人们过着的却是贫瘠的生活。韩冲的生活就是大多数山村人生活的缩影，他们终日劳作却只能靠天吃饭，虽然对美有着内心的向往，但体力劳动的重压使他们失去了欣赏美的心情。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只有物质生活得到充分的满足才会有精神上的自由。在小说中，唯一提到山里人的精神活动就是“喊山”{1}，然而这“喊山”的目的还是为了吓唬偷吃庄稼的野兽。唯独哑巴红霞享受着“喊山”的愉悦，并在“喊山”中获得了轻松和幸福。葛水平之所以对红霞“喊山”进行了详细的描写，是因为要突出她的“喊山”与他们的“喊山”不一样。一种是物质的，另一种却是精神的。“喊山”是红霞重获新生的标志，她通过“喊山”来发泄积聚于心中的痛苦。
诗意的环境与贫瘠的生活作为叙事的两极，揭示出了大部分乡村生活的状态，也突出了乡村的生存问题。贫穷是乡村最基本的现实，《喊山》在文本叙述中没有回避这一点，也就是说葛水平清醒地知道乡村的症结所在，但她并没有因此而指责它疏远它，而是从中寻找留存于乡村的生机和活力。
二、人性追求：山里人的“善”与外来人的“恶”
文学是人学，人性也是文学作品的永恒主题。葛水平在《喊山》中同样用二元叙事模式揭示出了人性的善与恶。“山里人实诚，常常顾不上想自己的难，老想别人的难，同情眼前事，惶落难人”{2}，这句话对山里人做了淳朴的总结——那就是善良。他们“惶”落难人，所以当腊宏领着哑巴来到山里时，韩冲把自己的粉房让给他们一家住。韩冲炸獾误炸死腊宏后，山里人也没有偏袒韩冲，在给两家仲裁时也想着不能理偏了哑巴红霞。红霞连写了三次“不要”赔偿后，韩冲还是义无反顾地照顾她们娘仨的生活，处处想着亏欠了别人要补偿。韩冲的爹请人帮忙看了一天粉房还不忘给人家两盒烟作为酬谢。
相对于山里人的善良，外来人腊宏就是恶的代表。他长的凶，并且懒惰，不务正业，打死了自己的第一个老婆，即大的亲娘；肆无忌惮地殴打虐待红霞，用老虎钳子拔掉了她的牙，不让她说话；和人合伙用洛阳铲盗墓，又因分赃不均铲了人犯了命案……在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人身上，充分体现了人性中可能的恶。
善和恶是人性的两极，《喊山》文本通过二者的比较强烈地突显出人性的反差。这与传统乡土小说的城乡二元对立是一致的，也是葛水平在她作品中多次提到的。山里人穷归穷，但是实诚善良，不像城里人，狡诈奸猾。葛水平曾说过她是“蜗居在城里的乡下女人”{3}，之所以强调自己是“乡下”女人，是因为她依恋着乡村的人性之善。乡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厚重而沉默的土地养育了厚道而淳朴的乡村人。沈从文曾说过：“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庙供奉的是‘人性’。”{4}所以他创造出湘西世界来供奉至善至美的人性。葛水平同样在以太行山、沁河水为背景修建属于自己的希腊小庙，供奉和守护着乡村淳朴和善良的人性。
三、两性关系：欲望追求与爱情希冀
《喊山》文本中，葛水平对两个女性——琴花和红霞，同样用了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两个女性分别代表了韩冲的欲望追求与爱情希冀。故事一开始就描写了韩冲与发兴媳妇琴花的不正当关系。韩冲和琴花好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生理需要，三十多歲娶不上媳妇，只能找琴花来发泄本能欲望，是谈不上爱的；而琴花和韩冲发生关系更是为了物质需求。
如果说琴花是韩冲的欲望指向，那么红霞就是韩冲最后的爱情归属。在照顾红霞娘仨的过程中，韩冲发现红霞是一个美丽并且善良的女子。她在腊宏的暴力下依然保持着对美的追求，不论什么时候都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善良的她在遭受腊宏暴力殴打时还百般呵护着大（腊宏打死的老婆生的女儿名字叫“大”）。韩冲在给红霞送粮食、教她做饭、帮她养蚕的过程中，爱情产生了，他喜欢上了红霞，红霞也从心里热爱了韩冲。这是精神上的喜欢和欣赏，是真正的爱情。
葛水平通过韩冲与琴花和红霞的关系揭示出了乡村的两性关系：现实和理想的对立。韩冲和红霞两情相悦的爱情是理想的两性关系，但是这样的理想爱情在乡村社会少之又少，而大多数都是基于物质的婚姻。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韩冲和琴花的这种很奇特的男女关系，在乡村很普遍。琴花是有夫之妇，与韩冲的关系是不光彩的，但岸山坪的人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甚至琴花的丈夫发兴也觉得自己并没有因此而少了什么。他们的关系不是爱情追求，是物质交换，是一种复杂但又无法界定的奇特男女关系，而这种关系就这样自然而然的存在，最后又自然而然地消失。 同时，两性关系问题还牵扯出了乡村的婚姻家庭问题。毋庸置疑，发兴与琴花、腊宏与红霞他们的婚姻都是不幸的。不幸的根源其实就在于乡村社会把婚姻当成一种物质交换，红霞是腊宏花钱买回来生儿育女的工具，所以他可以任意打骂；琴花也一样，发兴和韩冲两个男人都是她物质欲望满足的依靠。这样的婚姻只能是一场交易，交易中的男女必然是不对等的。所以，腊宏打红霞、琴花蹬发兴，其实质是一样的。韩冲就更可悲了，到了该结婚的年纪却找不到对象。如果没有红霞的出现，他的婚姻可想而知仍然逃脱不了物质的困扰。
四、宗法制度：伦理乡约与法制约束
《喊山》中还有一个明显的二元叙事就是伦理乡约与法制约束的对立，亦即小说中多次提到的“私了”与“公了”。韩冲炸死腊宏之后，成为岸山坪继韩老五之后第二个惹出命案的人。出了命案后山里没人报案，而是不约而同选择私了，村干部还派了会计王胖孩当中人来说和。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乡村的秩序维护靠的不是法律，而是乡约伦理。这显然与山里人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有关，用乡民约定俗成的规矩关起门来处理事情，不需要外来力量的干涉。同时也体现了乡民务实的个性，既然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再被警察抓走判刑是两败俱伤的事情，两家都捞不着好处，倒不如让一方赔点钱来的实在。
乡村社会遵循的是“私了”的乡约精神，讲究的是人情。所以葛水平在小说文本中浓墨重彩地描述了村里人怎么说和韩冲与红霞就赔偿的事情达成一致，并且韩冲也按照合同所说的负责红霞一家三口的生活，红霞也接受了这种赔偿。这是人情社会最合理不过的解决方法，也是乡村社会温情脉脉的地方——欢欢喜喜大团圆的结局，更是乡村对生命的珍视与尊重。然而，文本的最后，老公家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平衡，警察一句“你这愚蠢的家伙”{5}将情与理的冲突推到了极致。
同时，这一对立模式的转换也说明了封闭的乡村正在被外来的文明与法制侵入，传统乡村的封闭模式终将被打破，乡村正在不可避免地走上现代化的进程。当然，乡村现代化进程中情与法的冲突是必不可少的，虽然韩冲炸死的是警察通缉的杀人犯腊宏，但韩冲自己也触犯了刑法，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更重要的是，现代法制的介入可以揭开潜藏在大山深处的罪恶，杀人的“腊宏们”再也无处遁形，对女性的施暴者必将受到惩罚。葛水平敏锐地捕捉到了伦理社会与法制社会的不同，并在作品中精准地表现出来。文本的最后，红霞看到了屋子外的阳光是金色的，那不但是希望之光、爱情之光，同时也是法制之光照耀着这个封闭落后的小村庄。
五、女性问题：失语与重获言语
法国著名的女权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她的巨著《第二性》中說道：“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6}在男权社会，女性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是作为男人的依附而存在的。小说以红霞为代表说出了当今乡村大多数女性的生存境遇。以腊宏之死为界，哑巴红霞与会说话的红霞形成了失语与言语的二元叙事。红霞原本不是哑巴，但在腊宏的暴力和淫威下逐渐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变成了腊宏希望的说不出话来的“哑巴”。腊宏死后，在韩冲的照顾下，红霞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从喊山时的“啊啊啊”到最后教孩子说“爷爷”，红霞逐步恢复了语言能力。从失语到重新言语的历程让我们“看到了女性生命从被摧残，没有自我到艰难生存最终逐步寻找自我的过程”{7}。然而恢复了说话能力的红霞，社会地位并没有发生任何质的改变，只是由残暴的腊宏的附庸变成了善良的韩冲的附庸。
乡村女性其实是弱势群体，是男权社会被侮辱、被损害的对象。《喊山》文本中以红霞为典型对乡村女性的生存际遇做了详细的描写，也让我们看到了存在于乡村的诸多女性问题：如教育、拐卖和家暴等。葛水平曾说道：“写女人，不仅因为我是女人，更因为社会中劳苦功高的女人注定不能与男人平起平坐。”{8}她用女性特有的细腻与柔情对女性进行审美观照，站在同性的立场书写着女性的善良与坚韧，书写着她们遭受的痛苦与不幸。这种感同身受的熟悉让她笔下的女性形象承接着地气，感动人心。
六、结语
在《喊山》中，葛水平利用二元对立叙事，由表及里、由点及面地展现了晋东南乡村生活的全部。她笔下的乡村社会是复杂的结合体，既有贫穷、愚昧、落后的一面，也有淳朴、善良、美好的一面；既有童年记忆中的美好，也有进城后的回眸审视。她在太行厚土上不停地寻找着传统的美好，书写着对原始生命力的敬畏。
{1}{2}{5} 葛水平：《地气》，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第3页，第37页。
{3} 葛水平：《在城乡间漂泊·今世今生》，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
{4} 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 沈从文选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8—229页。
{6}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09页。
{7} 傅书华：《〈喊山〉：北方乡村生活的多重时代回声——山西小说界“鲁奖”风景之三》，《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第34页。
{8} 葛水平：《创作谈〈最后的温暖〉》，《中篇小说选刊》2004年第5期，第186页。
参考文献：
[1] 葛水平.地气[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
[2] 葛水平.今世今生[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3] 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选集（第5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4]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5] 傅书华.《喊山》：北方乡村生活的多重时代回声——山西小说界“鲁奖”风景之三[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32-39.
[6] 葛水平.创作谈《最后的温暖》[J].中篇小说选刊，2004（5）：186.
关键词：葛水平 《喊山》 二元叙事 乡村生活 女性
葛水平是继赵树理之后山西文坛不可多得的作家。从2004年开始，她发表了《甩鞭》《地气》《喊山》《裸地》等一系列小说，奠定了她在山西乃至全国文坛的地位。其中，中篇小说《喊山》获得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成为了葛水平的代表作，并多次被改编为电影。对于《喊山》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以及社会意义，已经有很多文章做了诠释，故此不再赘述；而对该小说的文本结构却无人问津，我们不妨利用结构主义二元叙事模式来对作品文本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并在文本分析中体会葛水平对她熟悉的乡村生活的认识与思考。葛水平笔下的乡村世界不同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等作家笔下的乡土社会，也不同于其前辈赵树理笔下的农村。她从自己独特的生存体验出发，对晋东南人民的独特生存方式进行了精准的描写。
一、生存问题：诗意的环境与贫瘠的生活
《喊山》同葛水平的其他小说一样，故事发生地就在太行山脉，也是生养她的地方。文本中的岸山坪和甲寨是比较偏僻的山村，对外交通不便使得它们处于边缘化地区，远离城市文明，也远离了主流文化的控制，保留了原生态的生存环境。小说中的岸山坪山清水秀，有浓密的树林、鸟雀清脆的叫声、金色的阳光、皎洁的月亮、闪亮的星星……这一切都是如此的美好与惬意，构成了诗意的外在环境，颇有一些世外桃源的感觉。然而，置身于环境中的人们过着的却是贫瘠的生活。韩冲的生活就是大多数山村人生活的缩影，他们终日劳作却只能靠天吃饭，虽然对美有着内心的向往，但体力劳动的重压使他们失去了欣赏美的心情。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只有物质生活得到充分的满足才会有精神上的自由。在小说中，唯一提到山里人的精神活动就是“喊山”{1}，然而这“喊山”的目的还是为了吓唬偷吃庄稼的野兽。唯独哑巴红霞享受着“喊山”的愉悦，并在“喊山”中获得了轻松和幸福。葛水平之所以对红霞“喊山”进行了详细的描写，是因为要突出她的“喊山”与他们的“喊山”不一样。一种是物质的，另一种却是精神的。“喊山”是红霞重获新生的标志，她通过“喊山”来发泄积聚于心中的痛苦。
诗意的环境与贫瘠的生活作为叙事的两极，揭示出了大部分乡村生活的状态，也突出了乡村的生存问题。贫穷是乡村最基本的现实，《喊山》在文本叙述中没有回避这一点，也就是说葛水平清醒地知道乡村的症结所在，但她并没有因此而指责它疏远它，而是从中寻找留存于乡村的生机和活力。
二、人性追求：山里人的“善”与外来人的“恶”
文学是人学，人性也是文学作品的永恒主题。葛水平在《喊山》中同样用二元叙事模式揭示出了人性的善与恶。“山里人实诚，常常顾不上想自己的难，老想别人的难，同情眼前事，惶落难人”{2}，这句话对山里人做了淳朴的总结——那就是善良。他们“惶”落难人，所以当腊宏领着哑巴来到山里时，韩冲把自己的粉房让给他们一家住。韩冲炸獾误炸死腊宏后，山里人也没有偏袒韩冲，在给两家仲裁时也想着不能理偏了哑巴红霞。红霞连写了三次“不要”赔偿后，韩冲还是义无反顾地照顾她们娘仨的生活，处处想着亏欠了别人要补偿。韩冲的爹请人帮忙看了一天粉房还不忘给人家两盒烟作为酬谢。
相对于山里人的善良，外来人腊宏就是恶的代表。他长的凶，并且懒惰，不务正业，打死了自己的第一个老婆，即大的亲娘；肆无忌惮地殴打虐待红霞，用老虎钳子拔掉了她的牙，不让她说话；和人合伙用洛阳铲盗墓，又因分赃不均铲了人犯了命案……在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人身上，充分体现了人性中可能的恶。
善和恶是人性的两极，《喊山》文本通过二者的比较强烈地突显出人性的反差。这与传统乡土小说的城乡二元对立是一致的，也是葛水平在她作品中多次提到的。山里人穷归穷，但是实诚善良，不像城里人，狡诈奸猾。葛水平曾说过她是“蜗居在城里的乡下女人”{3}，之所以强调自己是“乡下”女人，是因为她依恋着乡村的人性之善。乡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厚重而沉默的土地养育了厚道而淳朴的乡村人。沈从文曾说过：“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庙供奉的是‘人性’。”{4}所以他创造出湘西世界来供奉至善至美的人性。葛水平同样在以太行山、沁河水为背景修建属于自己的希腊小庙，供奉和守护着乡村淳朴和善良的人性。
三、两性关系：欲望追求与爱情希冀
《喊山》文本中，葛水平对两个女性——琴花和红霞，同样用了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两个女性分别代表了韩冲的欲望追求与爱情希冀。故事一开始就描写了韩冲与发兴媳妇琴花的不正当关系。韩冲和琴花好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生理需要，三十多歲娶不上媳妇，只能找琴花来发泄本能欲望，是谈不上爱的；而琴花和韩冲发生关系更是为了物质需求。
如果说琴花是韩冲的欲望指向，那么红霞就是韩冲最后的爱情归属。在照顾红霞娘仨的过程中，韩冲发现红霞是一个美丽并且善良的女子。她在腊宏的暴力下依然保持着对美的追求，不论什么时候都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善良的她在遭受腊宏暴力殴打时还百般呵护着大（腊宏打死的老婆生的女儿名字叫“大”）。韩冲在给红霞送粮食、教她做饭、帮她养蚕的过程中，爱情产生了，他喜欢上了红霞，红霞也从心里热爱了韩冲。这是精神上的喜欢和欣赏，是真正的爱情。
葛水平通过韩冲与琴花和红霞的关系揭示出了乡村的两性关系：现实和理想的对立。韩冲和红霞两情相悦的爱情是理想的两性关系，但是这样的理想爱情在乡村社会少之又少，而大多数都是基于物质的婚姻。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韩冲和琴花的这种很奇特的男女关系，在乡村很普遍。琴花是有夫之妇，与韩冲的关系是不光彩的，但岸山坪的人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甚至琴花的丈夫发兴也觉得自己并没有因此而少了什么。他们的关系不是爱情追求，是物质交换，是一种复杂但又无法界定的奇特男女关系，而这种关系就这样自然而然的存在，最后又自然而然地消失。 同时，两性关系问题还牵扯出了乡村的婚姻家庭问题。毋庸置疑，发兴与琴花、腊宏与红霞他们的婚姻都是不幸的。不幸的根源其实就在于乡村社会把婚姻当成一种物质交换，红霞是腊宏花钱买回来生儿育女的工具，所以他可以任意打骂；琴花也一样，发兴和韩冲两个男人都是她物质欲望满足的依靠。这样的婚姻只能是一场交易，交易中的男女必然是不对等的。所以，腊宏打红霞、琴花蹬发兴，其实质是一样的。韩冲就更可悲了，到了该结婚的年纪却找不到对象。如果没有红霞的出现，他的婚姻可想而知仍然逃脱不了物质的困扰。
四、宗法制度：伦理乡约与法制约束
《喊山》中还有一个明显的二元叙事就是伦理乡约与法制约束的对立，亦即小说中多次提到的“私了”与“公了”。韩冲炸死腊宏之后，成为岸山坪继韩老五之后第二个惹出命案的人。出了命案后山里没人报案，而是不约而同选择私了，村干部还派了会计王胖孩当中人来说和。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乡村的秩序维护靠的不是法律，而是乡约伦理。这显然与山里人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有关，用乡民约定俗成的规矩关起门来处理事情，不需要外来力量的干涉。同时也体现了乡民务实的个性，既然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再被警察抓走判刑是两败俱伤的事情，两家都捞不着好处，倒不如让一方赔点钱来的实在。
乡村社会遵循的是“私了”的乡约精神，讲究的是人情。所以葛水平在小说文本中浓墨重彩地描述了村里人怎么说和韩冲与红霞就赔偿的事情达成一致，并且韩冲也按照合同所说的负责红霞一家三口的生活，红霞也接受了这种赔偿。这是人情社会最合理不过的解决方法，也是乡村社会温情脉脉的地方——欢欢喜喜大团圆的结局，更是乡村对生命的珍视与尊重。然而，文本的最后，老公家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平衡，警察一句“你这愚蠢的家伙”{5}将情与理的冲突推到了极致。
同时，这一对立模式的转换也说明了封闭的乡村正在被外来的文明与法制侵入，传统乡村的封闭模式终将被打破，乡村正在不可避免地走上现代化的进程。当然，乡村现代化进程中情与法的冲突是必不可少的，虽然韩冲炸死的是警察通缉的杀人犯腊宏，但韩冲自己也触犯了刑法，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更重要的是，现代法制的介入可以揭开潜藏在大山深处的罪恶，杀人的“腊宏们”再也无处遁形，对女性的施暴者必将受到惩罚。葛水平敏锐地捕捉到了伦理社会与法制社会的不同，并在作品中精准地表现出来。文本的最后，红霞看到了屋子外的阳光是金色的，那不但是希望之光、爱情之光，同时也是法制之光照耀着这个封闭落后的小村庄。
五、女性问题：失语与重获言语
法国著名的女权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她的巨著《第二性》中說道：“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6}在男权社会，女性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是作为男人的依附而存在的。小说以红霞为代表说出了当今乡村大多数女性的生存境遇。以腊宏之死为界，哑巴红霞与会说话的红霞形成了失语与言语的二元叙事。红霞原本不是哑巴，但在腊宏的暴力和淫威下逐渐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变成了腊宏希望的说不出话来的“哑巴”。腊宏死后，在韩冲的照顾下，红霞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从喊山时的“啊啊啊”到最后教孩子说“爷爷”，红霞逐步恢复了语言能力。从失语到重新言语的历程让我们“看到了女性生命从被摧残，没有自我到艰难生存最终逐步寻找自我的过程”{7}。然而恢复了说话能力的红霞，社会地位并没有发生任何质的改变，只是由残暴的腊宏的附庸变成了善良的韩冲的附庸。
乡村女性其实是弱势群体，是男权社会被侮辱、被损害的对象。《喊山》文本中以红霞为典型对乡村女性的生存际遇做了详细的描写，也让我们看到了存在于乡村的诸多女性问题：如教育、拐卖和家暴等。葛水平曾说道：“写女人，不仅因为我是女人，更因为社会中劳苦功高的女人注定不能与男人平起平坐。”{8}她用女性特有的细腻与柔情对女性进行审美观照，站在同性的立场书写着女性的善良与坚韧，书写着她们遭受的痛苦与不幸。这种感同身受的熟悉让她笔下的女性形象承接着地气，感动人心。
六、结语
在《喊山》中，葛水平利用二元对立叙事，由表及里、由点及面地展现了晋东南乡村生活的全部。她笔下的乡村社会是复杂的结合体，既有贫穷、愚昧、落后的一面，也有淳朴、善良、美好的一面；既有童年记忆中的美好，也有进城后的回眸审视。她在太行厚土上不停地寻找着传统的美好，书写着对原始生命力的敬畏。
{1}{2}{5} 葛水平：《地气》，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第3页，第37页。
{3} 葛水平：《在城乡间漂泊·今世今生》，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
{4} 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 沈从文选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8—229页。
{6}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09页。
{7} 傅书华：《〈喊山〉：北方乡村生活的多重时代回声——山西小说界“鲁奖”风景之三》，《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第34页。
{8} 葛水平：《创作谈〈最后的温暖〉》，《中篇小说选刊》2004年第5期，第186页。
参考文献：
[1] 葛水平.地气[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
[2] 葛水平.今世今生[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3] 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选集（第5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4]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5] 傅书华.《喊山》：北方乡村生活的多重时代回声——山西小说界“鲁奖”风景之三[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32-39.
[6] 葛水平.创作谈《最后的温暖》[J].中篇小说选刊，2004（5）：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