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鬼的故事》 的出版速度在当时是大跃进的速度，其推出方式，也极富声势，这是非常符合现代的商业出版原则的；不同的是，现在出版商是为了钱，那时主持者是为了政治。
　　收拾房间时发现了1999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重新编定的 《不怕鬼的故事》。这本书是文学所的骄傲，系奉毛主席、党中央之命而编选。1959年春季，中央下达任务，主编为当时的所长何其芳先生，许多老先生参与指导，如钱锺书、俞平伯、余冠英、孙楷第先生等 （这些老一代名流都已归道山），负责具体编写的是当时称之为“中青年同志”的乔象钟、胡念贻、曹道衡、邓绍基等先生 （现在有的谢世，有的早已退休） 等。从这些列名人士来看，用当下流行的广告语来说是“阵容极其豪华”了。1959年夏天，《不怕鬼的故事》 编写基本完成，毛在中央会议上印发了其中的一些篇章，供与会人员参考。嗣后，又指示在初编的稿子的基础上，加以精选和补充，由何其芳撰写序文，公开出版。序文写好后，毛两度召见何其芳，当面指导，亲自修改序文 （何曾满怀激情著文记其事），修改原件一度收藏在文学所，这是文学所的珍藏。
　　《不怕鬼的故事》 于1961年1月24日完成，毛主席又作批示，要求2月份出书，“何序”要在《人民日报》、《红旗》上发表，序文的英文稿要在《北京周报》上发表。这种出版速度在当时是大跃进的速度；其推出方式，也极富声势，这是非常符合现代的商业出版原则的；不同的是，现在出版商是为了钱，那时主持者是为了政治。
　　有趣的是，当年那么重要，经由伟大领袖修改的“何序”，在1999年重版 《不怕鬼的故事》 时被删去了，为什么？我想原序太政治化了，过度强调编选的政治目的了（当时不强调可不行），现在有些不合时宜了。序文有一半以上的文字是谈如何“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和号召读者与“国际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现代修正主义，严重的天灾、一部分没有改造好的地主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分子”作斗争的。语言枯燥，质木无文，真不能想象这是一度被视为“唯美主义”的何其芳写的。文中所说的道理现今肯定也是不适宜了，可是在1960年代初，这本书是跨政治、历史、文学诸多领域的最重要的出版物之一。凡是与此书宗旨不合，或径唱对台戏者，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最可悲的是那些并无意与其违拗，竟被认为是违拗，甚至被视为挑战或进攻的，酿成泼天大祸，造成千古奇冤的，也不乏其例，孟超的 《李慧娘》 就是最突出、最冤枉的一个。
　　从传统来看，谈鬼说狐，本是文人雅事。苏东坡贬到黄州，成了“犯官”，靠边站了，没事干，一肚皮的牢骚，他就请人谈鬼，主客各得其乐。清代诗人王士禛为蒲松龄题 《聊斋志异》 也有“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的诗句。这里不仅表彰蒲松龄爱说“鬼话”，也有“夫子自道”之意。其中不能说没有牢骚，但大都无关宏旨，无非是文人困境的一种自我纾解罢了，自古统治者一般不管这等闲事。
　　然而，自《不怕鬼的故事》 出来不久，宣传部门的管理范围扩大到“鬼”。例如 《李慧娘》 是写南宋末年奸臣贾似道私生活淫乱，在西湖残害了想争取爱情自由的宠姬李慧娘，结果李慧娘化作厉鬼向贾复了仇。按说这套程式非常符合建国以来所倡导的压迫、反抗、复仇一套斗争理论的。不知道为什么它首先受到怀疑和打压。最初孟超的老朋友廖沫沙还化名“繁星”写了一篇杂文 《有鬼无害论》，发在 《北京晚报》 上，为 《李慧娘》 辩护，并对鬼戏表示支持。于是，廖就成了孟超的共犯，“文革”哄起后，廖沫沙青出于蓝，又名列“三家村”“黑店”之中，几乎人人皆知，孟超则瞠乎其后了。
　　现在仍然记得，初读这篇文章时的情景。当时我正读中文系大二，尚属不知斗争内幕的大学生，心想“戏中有鬼，不是很经常的事情吗？怎么也要做个问题来辩解呢？”北京京剧团演的包公戏 《探阴山》；中国京剧院演的 《伐子都》；北昆演的关汉卿的 《窦娥冤》、《钟馗嫁妹》，正在热播的洋鬼戏 《王子复仇记》、《鬼魂西行》 不都受到广大观众欢迎么？不都是非“鬼”不成戏吗？我觉得戏中有鬼神出场不仅是个正常现象，而且是个不可或缺的戏剧程式。过去梨园行中就有“戏不够，神来凑”的谚语。其中的“神”是包括“鬼”的。有鬼算什么问题？还要写篇文章为之辩护！这只是熟悉戏剧的一般观众的看法，当然不会有政治家们的深谋远虑。
　　真是没想到、当时也不知道1963年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 《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使鬼戏“永远”告别了舞台。这个文件痛心疾首地说“‘鬼戏’的演出，加深了人们的迷信观念，助长了迷信活动，戕害了少年儿童的心灵，妨碍了群众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而反革命分子和反动会道门也就利用群众的迷信进行活动。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不少干部和群众的不满，提出了责难和批评”。既然“鬼魂”如此可怕，甚至，事关江山大计，当然不能让它再现于世。那么如何看待 《不怕鬼的故事》 呢？按说，它不能怀疑，是伟大领袖亲自手定的。然而其中也有“鬼”啊。而且“不怕鬼的故事”这个命题本身，就确定了人间是有鬼的，如果“鬼”不存在、或者被扫荡殆尽了，还有什么怕不怕的问题？还要用这本书教育群众吗？这个道理至为简单，当时就是没有人敢讲，也许就是有人讲了也没有人知道，一切都消弭于无声之中。
　　中国的行政力量特别强，果然，自1963年以后，中国舞台上、银幕上，凡是与“鬼”沾亲带故的东西统统不见了，一切为“鬼”说理辩护的文字也都在批判和清除之列。弄得“三家村”主人灰头土脸，只得偃旗息鼓，悄然收兵。因为这不是讲道说理的时代，对于一切“异端”不仅有“批判的武器”，更多还有赖于“武器的批判”。这种讨伐只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到了“文革”準备期，凡是沾到“鬼”的文艺作品、文化遗存，包括各类庙庵寺观都在彻底扫荡之列，甚至殃及古人、名人的坟墓。胡乔木1964年写的 《沁园春·杭州感事》其中有“土偶欺山，妖骸祸水，西子羞污半面妆。谁共我，舞倚天长剑，扫此荒唐”的句子。胡将此词呈毛泽东修改，毛加了旁批：“杭州及别处，行近郊原，处处与鬼为邻，几百年犹难扫尽。今日仅仅挖了几堆朽骨，便以为问题解决，太轻敌了，且与事实不合，故不宜加上那个说明。至于庙，连一个也未动。”胡乔木在致 《人民日报》 编辑部的信中更进一步阐释说：“但国内至今庙坟如此之多，毒害群众，亦觉须加挞伐……杭州一呼，全国响应的日子，想亦不远。”可以说这是“文革”第一爆，其所针对的，不仅有“鬼”，还涉及“神”。由此开始了对一切有关“鬼神”的大扫荡，真有犁庭扫穴的力度。其结果，五十岁以上的人们都亲眼见过。最后只剩下了人间的“牛鬼”。“文革”中，有一次看我的老师廖仲安先生，问他怎么不到朋友家走走。他自嘲地说：“不能访友啊！‘访旧半为鬼 （牛鬼），沉痛迫中肠’。”这些都可以看作 《不怕鬼的故事》 的延伸。 　　由于高层的推动，《不怕鬼的故事》 一书也受到社会的重视。从1961年起直到八九十年代，中学语文课本中也从该书撷取一些篇章作教材，而且还是指定的课外阅读材料，因此，说起这本书来，大多上过中学的人们都是熟悉的。我是1960年考大学的，语文卷子的一篇文言文翻译就是 《艾子杂说》 中的“鬼怕恶人”（那时 《不怕鬼的故事》 虽未出版，但已经编成，在内部流传）。听说1961年高考的作文题是“不怕鬼的故事”（或许是1962年），这是个论说文，那时的高中生还不善于写论说文 （我们那届作文考题就是 《大跃进中二三事》），因之，这届作文考试就有许多笑话流传。
　　要以“不怕鬼的故事”为题论述一个在当时认可的正确观点，对于那时的高中生太难了。不知道是真事、还是学生对这个难题的反感而编造的，那时北京流传了一个故事：师大女附中有个优秀的考生，由于紧张把题目的“鬼”字看成了“兔”。对象一下子由很可怕的，变成很可爱的了。题目上“兔”和“怕”对不上号了。照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看来，这样的题目怎么做呢？这位考生不愧是“女附中”的学生。她这篇作文从自问自答开始，把“考题疑问”（其实，这只是她一个人的疑问） 寫入正文了。“兔子在童话和民间故事都是善良软弱的象征，它那通红的眼睛，仿佛受了委屈或被人欺侮才哭过一样。兔子怎么能与‘怕’联系在一起呢？”这个破题多好，有点像以前考“八股”时的“截搭题”，不仅把本来不合逻辑的事情解释清楚了，也为下面的发挥造势。“然而，事情总是有两重性的，好事坏事之间总是可以转换的”，这也是当时流行的“辩证法”语言，运用辩证法分析问题被认为是有思想觉悟的表现。但光是“辩证法”还不够，还要有证据：“本来澳洲没有兔子，当一百多年前一个英国殖民者把一对兔子带上了澳洲岛，由于没有天敌，这对兔子繁殖了数以亿计后代，破坏了澳洲的牧场、田园，成为澳洲农民、牧民的大敌。兔群过后庄稼、牧草顷刻而尽，不用说以‘怕’形容，就是说谈兔色变也不为过。”这样“怕”也就立起来了。但仅仅形容“怕”还不行，因为这容易使读者丧失信心，这位女高中生深谙此道。她接着笔锋一转：“然而澳大利亚不是正是以出口兔肉罐头闻名于世吗？”于是由“怕”变为“不怕”，不仅不怕了，甚至应该欢迎了。应该说这篇文章从内容 （如果例子是中国或社会主义国家的更好） 到逻辑都是合格的，但看错了题，也是一分没有，愿它只是一个笑话。
　　（选自《写在历史的边上》/王学泰 著/东方出版社/ 2016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