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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共同理论观点。哈贝马斯在考察意识形态时，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新的意识形态，并进一步论述了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本文就其《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做了简单的论述，讨论了科学技术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
关键词：意识形态；科学；技术
尤尔根·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著名理论家之一，是法兰克福大学哲学和社会学教授，被公认为是“批判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哲学、解释学、歷史科学、心理学等领域中都有着深厚的造诣。他的社会哲学理论不仅在联邦德国青年学生中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而且对西方国家的哲学界和社会学界也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被称为是“联邦德国思想威力最强大的哲学家”。
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观点是把科学技术当作发达工业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新的控制形式与异化的根源，当作实证主义的思想基础来加以批判。他们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单面性、实证性、功利性、反辩证性及对现存事物的顺从主义使它们自身成为统治工具，成为意识形态。哈贝马斯延续这一观点，讨论了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意识形态和人的未来的关系，以及科学技术进步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等问题。他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特别分析了科学技术进步与统治的合理化的问题。哈贝马斯指出，“科学与技术在当今时代具有双重职能，它们不仅是生产力，而且是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实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而作为意识形态则实现了对人的统治。”[1]近代科学有一种独特的作用，它是一种技术上切实可行的知识。在19世纪末期以前，科学技术还没有出现彼此相互依赖的现象，自然科学以及由它所建立起来的自然权利说推翻了旧制度的合理性基础，从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从19世纪的后25年以来，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第一，国家干预活动增加了，国家的这种干预活动必须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第二，[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使得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2]
在哈贝马斯看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体制同政治体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政治不再是一种上层建筑。“国家[通过]干预对经济发展过程所作的持续性调整，是从抵御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的、危害制度的功能失调中产生的，私人经济的资本增值形式，只有通过国家对起周期性稳定作用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改进才能得到维持。社会制度的框架重新政治化了，它今天不再直接同生产关系，即同那种保障资本主义经济交往的司法制度相一致，以及同保障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一般措施相适应。”[3]这样，政治经济学就不再是唯一的批判社会理论的方式。当公平交换的意识形态瓦解了，人们就不再用生产关系直接地批判统治制度了。所以，政治不再是以实现保障经济体制的稳定和发展，消除功能失调和排除那些对制度具有危害性的冒险行为为导向了，“政治不是以实现实践目的为导向，而是以解决技术问题为导向。”[4]
哈贝马斯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他认为科学活动不再是一种封闭的，独立的学术研究，科学研究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日益密切，因此科学技术对经济与社会发展有了直接的影响，科学技术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位的生产力。科学技术同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不但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加速了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同时也对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历史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科学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所以国家担负着主要的科研任务，这个社会不再像自由资本主义社会那样，通过公众的讨论来解决一些社会的合法化的问题。这一时期需要解决的是技术问题，因此就需要一种新的政治，即在国家干预下的“要求民众的非政治化”，也就是说需要一种“技术统治意识”[5]。哈贝马斯认为，必须注意到科学技术对人和社会的控制作用，这种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就是实现控制自然，控制人。在这个世界上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变得非常合理，并证明技术使人不可能成为自主的，不可能决定自己的生活。这个不自由既不表现为合理的，也不表现为政治的，而是表现为服从技术机制的。既然人的受控、不自由以服从技术机制的形式出现，那么这种受控、不自由就变得合理了。因此他得出结论：技术的合理性并不取消统治的合理性，而是保护了这种合理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就出现了一个“合理的技权社会”。
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不仅是一种直接的生产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日益成为社会的社会意识。晚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进一步清除了“技术”与实践之间的差别。因此，必须重新确立技术及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执行意识形态功能的条件有两个：第一是主观条件，由于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统治者就试图将政治问题转变为“技术问题”，使它成为新的统治工具；第二是客观条件，由于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使原有的以公平交换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破灭了，因而急切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来取而代之。
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已由解放的潜在力量变成为统治的合理性辩护提供思想依据的手段。晚期资本主义由于不能对传统文化思想资源同社会相互作用领域的破坏性、侵蚀性进行辩护，所以只好从技术统治中寻找依据，并称之为是科学技术本身的需要，用技术统治论的变种取代传统意识形态。“这种技术统治论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它不同于以往意识形态的一个特点是，它并不期待一个美好的乌托邦未来。”[6]但它与其他意识形态具有相类似的功能，即通过掩饰各种问题，简化各种选择以及为某种社会组织的特定生活方式辩护来诱惑公众。这种技术统治论的核心是强调“工具理性”，即在目标的实现过程中，效率的标准成为评价社会行动和人们解决问题的指导。哈贝马斯还指出，技术作为潜在的意识形态还渗入到不过问政治的群众意识中，这种意识形态的奇特效果就是：社会的自我理解行为脱离了交往行为的关联系统，脱离了以行为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概念，而为一种科学的模型所取代。同样，“在合理行为和实用行为范畴内人的自我物化代替了人文文化对社会生活所做的一定的自我理解”。[7]作为意识形态，它一方面为新的、完成技术使命的政治服务；另一方面，它又常常遇到这样一些确定的发展趋势，这些趋势能对我们称为体制的框架产生隐秘的侵蚀，使技术成为国家进行统治的工具。
哈贝马斯看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被资产阶级用来维护其政治统治，成为压迫人类、操纵人类的工具这一事实，但却把造成这一病症的根源归之于科学技术本身，忽视了使科学技术发生消极作用的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从而使其对科学技术的进步作用全盘否定，走向技术悲观主义，同时也掩盖了造成科学技术异化的社会根源，转移了批判的矛头，消解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批判。
参考文献：
[1][2][3][4][德]哈贝马斯，李黎、郭官义（译）：《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4、58、60页.
[5]田润锋：“技术统治的意识”：哈贝马斯的新意识形态[J].求索，2008年第2期.
[6]任恺：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理论评析[J].理论建设，1996年第3期.
[7]叶海源：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理解及其意义指向[J].学术探索，2004年第12期.
[8]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
关键词：意识形态；科学；技术
尤尔根·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著名理论家之一，是法兰克福大学哲学和社会学教授，被公认为是“批判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哲学、解释学、歷史科学、心理学等领域中都有着深厚的造诣。他的社会哲学理论不仅在联邦德国青年学生中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而且对西方国家的哲学界和社会学界也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被称为是“联邦德国思想威力最强大的哲学家”。
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观点是把科学技术当作发达工业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新的控制形式与异化的根源，当作实证主义的思想基础来加以批判。他们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单面性、实证性、功利性、反辩证性及对现存事物的顺从主义使它们自身成为统治工具，成为意识形态。哈贝马斯延续这一观点，讨论了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意识形态和人的未来的关系，以及科学技术进步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等问题。他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特别分析了科学技术进步与统治的合理化的问题。哈贝马斯指出，“科学与技术在当今时代具有双重职能，它们不仅是生产力，而且是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实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而作为意识形态则实现了对人的统治。”[1]近代科学有一种独特的作用，它是一种技术上切实可行的知识。在19世纪末期以前，科学技术还没有出现彼此相互依赖的现象，自然科学以及由它所建立起来的自然权利说推翻了旧制度的合理性基础，从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从19世纪的后25年以来，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第一，国家干预活动增加了，国家的这种干预活动必须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第二，[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使得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2]
在哈贝马斯看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体制同政治体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政治不再是一种上层建筑。“国家[通过]干预对经济发展过程所作的持续性调整，是从抵御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的、危害制度的功能失调中产生的，私人经济的资本增值形式，只有通过国家对起周期性稳定作用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改进才能得到维持。社会制度的框架重新政治化了，它今天不再直接同生产关系，即同那种保障资本主义经济交往的司法制度相一致，以及同保障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一般措施相适应。”[3]这样，政治经济学就不再是唯一的批判社会理论的方式。当公平交换的意识形态瓦解了，人们就不再用生产关系直接地批判统治制度了。所以，政治不再是以实现保障经济体制的稳定和发展，消除功能失调和排除那些对制度具有危害性的冒险行为为导向了，“政治不是以实现实践目的为导向，而是以解决技术问题为导向。”[4]
哈贝马斯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他认为科学活动不再是一种封闭的，独立的学术研究，科学研究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日益密切，因此科学技术对经济与社会发展有了直接的影响，科学技术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位的生产力。科学技术同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不但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加速了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同时也对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历史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科学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所以国家担负着主要的科研任务，这个社会不再像自由资本主义社会那样，通过公众的讨论来解决一些社会的合法化的问题。这一时期需要解决的是技术问题，因此就需要一种新的政治，即在国家干预下的“要求民众的非政治化”，也就是说需要一种“技术统治意识”[5]。哈贝马斯认为，必须注意到科学技术对人和社会的控制作用，这种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就是实现控制自然，控制人。在这个世界上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变得非常合理，并证明技术使人不可能成为自主的，不可能决定自己的生活。这个不自由既不表现为合理的，也不表现为政治的，而是表现为服从技术机制的。既然人的受控、不自由以服从技术机制的形式出现，那么这种受控、不自由就变得合理了。因此他得出结论：技术的合理性并不取消统治的合理性，而是保护了这种合理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就出现了一个“合理的技权社会”。
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不仅是一种直接的生产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日益成为社会的社会意识。晚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进一步清除了“技术”与实践之间的差别。因此，必须重新确立技术及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执行意识形态功能的条件有两个：第一是主观条件，由于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统治者就试图将政治问题转变为“技术问题”，使它成为新的统治工具；第二是客观条件，由于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使原有的以公平交换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破灭了，因而急切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来取而代之。
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已由解放的潜在力量变成为统治的合理性辩护提供思想依据的手段。晚期资本主义由于不能对传统文化思想资源同社会相互作用领域的破坏性、侵蚀性进行辩护，所以只好从技术统治中寻找依据，并称之为是科学技术本身的需要，用技术统治论的变种取代传统意识形态。“这种技术统治论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它不同于以往意识形态的一个特点是，它并不期待一个美好的乌托邦未来。”[6]但它与其他意识形态具有相类似的功能，即通过掩饰各种问题，简化各种选择以及为某种社会组织的特定生活方式辩护来诱惑公众。这种技术统治论的核心是强调“工具理性”，即在目标的实现过程中，效率的标准成为评价社会行动和人们解决问题的指导。哈贝马斯还指出，技术作为潜在的意识形态还渗入到不过问政治的群众意识中，这种意识形态的奇特效果就是：社会的自我理解行为脱离了交往行为的关联系统，脱离了以行为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概念，而为一种科学的模型所取代。同样，“在合理行为和实用行为范畴内人的自我物化代替了人文文化对社会生活所做的一定的自我理解”。[7]作为意识形态，它一方面为新的、完成技术使命的政治服务；另一方面，它又常常遇到这样一些确定的发展趋势，这些趋势能对我们称为体制的框架产生隐秘的侵蚀，使技术成为国家进行统治的工具。
哈贝马斯看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被资产阶级用来维护其政治统治，成为压迫人类、操纵人类的工具这一事实，但却把造成这一病症的根源归之于科学技术本身，忽视了使科学技术发生消极作用的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从而使其对科学技术的进步作用全盘否定，走向技术悲观主义，同时也掩盖了造成科学技术异化的社会根源，转移了批判的矛头，消解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批判。
参考文献：
[1][2][3][4][德]哈贝马斯，李黎、郭官义（译）：《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4、58、60页.
[5]田润锋：“技术统治的意识”：哈贝马斯的新意识形态[J].求索，2008年第2期.
[6]任恺：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理论评析[J].理论建设，1996年第3期.
[7]叶海源：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理解及其意义指向[J].学术探索，2004年第12期.
[8]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