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是那个蒋晓云吧！

　　2009年12月，当台湾《印刻文学生活志》的编辑收到蒋晓云侄女代投的稿，第一反应是“不可能”。这个和朱天文、朱天心、吴念真同时在1970年代登上台湾文坛、二十出头就三获“联合报文学奖”、被夏志清称作“又一张爱玲”的女作家，已经停笔三十年了。
　　但真的是她。编辑一翻开她的新作，便读得欲罢不能。蒋晓云在1980年赴美留学、结婚生子，从事的是高科技行业，在跨国大公司做到了高管职位。人们惊讶于她的跨界，她笑说自己是用写小说的逻辑写起了程序。
　　退休后，她又转身跨了回来，作品质量依然上乘，那篇投稿不仅顺利发表了，且登上了那本台湾重要文学杂志的封面。
　　2011年，蒋晓云先是以基于两岸议题的小说《桃花井》复出，震动台湾文坛，据朱天文说，“真是惊动了我们那个年代的读者，最激动的是张大春。”
　　之后便是“民国素人志”系列的创作，蒋晓云计划写从民国元年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出生、又离散到世界各地的38个女性。最近出版的《百年好合：民国素人志》收录了她目前完成的12个故事。

书写眷村外的人生

　　素人，就是普通人，身边的普通人。蒋晓云1954年出生在台北。父亲“比民国大一岁”，原是湖南地方的政治人物，国共内战辗转来台，转而经商，在台北开广告公司。她不是来自军人家庭，所以是一个眷村外的外省人。没有眷村孩子的标签随身，长在经营生意的家庭，家人和文坛没有什么交集，之后在美国“小心开车，诚实纳税”，蒋晓云自称，自己也是“素人”。
　　这些年王伟忠、龙应台等成长于眷村的创作者让眷村内的外省人为人所知，而在1949年后离散到眷村外的人生故事却没那么多见，但在蒋晓云眼里这些叔伯、母姐各有各的传奇。后来她移居国外，又见到更多流落他乡的素人，于是，她从儿时、在国外听来的故事片段出发，考究年代背景，用自己的想象创作出这些女人的故事。
　　和眷村里的人不同，并不是活在“同一面大旗下”，这些女性脸谱各异，离乡原因也不同，经历大风大浪，最后扎扎实实生活下来了。蒋晓云写远嫁美国的上海滩舞女、到台湾度假回不去了的资本家的相好，甚至有私奔到台湾的清真面馆回民老板娘一家，再从这一代顺延出三代女人的故事，勾勒出时代图景。
　　开篇《百年好合》的主人公是流落到美国的上海女子金兰熹，原型如书中所写，是个“富二代”，生于民国一年，却出于种种原因最后改成了民国六年，现在已经101岁了，1949年以后，她财产被没收、父亲自杀，但到了一百岁，云淡风轻，回到上海定居。书里头写了她在上海的百岁寿宴是确有其事，不过也只取这么一点，蒋晓云从寿宴写了开去，寿宴上的人，又各有各自的故事，故事相互独立，人物互相牵连。
　　比如舞女应雪燕，恩客就是金兰熹的丈夫，不过那篇故事里的主角，在这里就成了匆匆背影。应雪燕被恩客哄着，藏到了台湾。和白先勇《永远的尹雪艳》取自同一个原型，不过蒋晓云听说这个原型的时候，老太太已经80多岁了，“住在旧金山豪宅区，还有个90岁的男朋友，瞒着100岁的太太去看她”。蒋晓云觉得浪漫之余，也对他们半个世纪前的爱恋好奇了起来，加上想到老太太可能就是百乐门红牌“小北京”，便给她编了一生的故事，还是那样只在原型身上取一点，剩下的就自己糅杂历史和想象写开去，比如给她配了个帅哥空军军官男朋友，命运捉弄生死永别，让应雪燕飘摇到美国改嫁。
　　写女性遭遇和内心情感，评论家夏志清、朱西宁拿她与张爱玲作比，作家王安忆也在本书序里提到张爱玲，但蒋晓云觉得自己和张爱玲个性、际遇不同，文字也有差异。张爱玲的笔调阴郁，有股狠劲，而乐观的蒋晓云却宽厚许多，这本书里的故事一路写下去，倒不一定是大团圆结局，但总会安稳，水落石出。她也总忍不住逗读者笑。也可能是因为动因不同。蒋晓云说，她写作的动因，不是苦痛烦闷，而是同情。
　　这是她最同情的一代人，这些人物相當于是她身边的母姐辈，当年的时代和观念，在蒋晓云眼里，给了这些女人种种限制。女性就业的空间狭窄，重男轻女，父权高张，又恰逢乱世，被历史裹挟着走。她说自己的时代比较粗糙，而这一群体离自己够远，所以有美感，又够近，因而有接触和观察。
　　蒋晓云并不是张迷，被说像张爱玲的时候，她欣赏的其实是沈从文。不过，张爱玲看过她的小说。作为联合报文学奖的评委，夏志清把蒋晓云当年获奖的《乐山行》寄给张爱玲看，小说写的是黄昏恋的故事。
　　当时蒋晓云听说此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又不是张迷”，后来别人对她说，哇，张爱玲看了你的小说，莫大殊荣。“我那时候小鬼嘛，不觉得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张爱玲说她写得太“露”，“我当时还想说你写得太隐晦了吧！”后来张、夏的通信发表，她才知道，其实当时张爱玲也不是很乐意别人把自己拿来和其他作者比较。

张爱玲是悲观的。她觉得自己走向没有光的所在，而我在最深黑的洞穴也是希望隧道的尽头是有光亮的。她总是看到华丽袍子上的虱子，但我们这个时代看中的是华丽的袍子，袍子都没有，哪来的虱子？

三十年后“无缝对接”

　　2014年3月1日，上海。在新书分享会上，蒋晓云穿着职业装，发型中规中矩，打扮更像商界人士，一点都不“文艺”。说起文艺的打扮，她停了会恍然大悟：“哦！三毛那样的！”
　　三十年前，她就不觉得自己是文学青年，甚至想过和文学圈保持距离，因为怕别人知道她的“真面目”。“我家是比较俗的家庭”，当年她对文学家没有大概念，被邀请到文坛前辈朱西宁家做客，也没觉得大荣耀，只是好友是文学青年，“她很兴奋我就陪着兴奋”。
　　在朱西宁的女儿、作家朱天文的回忆里，当年的蒋晓云和来家里的文学青年们不太一样，朱家里的访客一个个“小嬉皮样”，只有蒋晓云穿着正式，带着手礼，甚至做好头发。 　　那是蒋晓云第一次去朱家。那是因為她帮参加文艺营的朋友捉刀交作业，交上来的作品就是蒋晓云后来获奖的处女作《随缘》的未完成版。文艺营的指导老师朱西宁知道是她写的后，让她把小说写完，也邀她到家里。彼时，蒋晓云只是把创作当做快乐的事，闷头创作，竟不知道乡土文学流行，也不像朱天文那样觉得写爱情、小儿女会有压力，朱家姐妹甚至还羡慕吴念真的矿工家庭出身，可以写那样的乡土。“我一直以为她们家才是值得羡慕的，文学世家又很开明。”蒋晓云说。
　　她记起一次在朱家和朱西宁夫妇聊天，朱天心抑或是朱天衣回来了，朱先生夫妇问她考试通过了没有，她说通过了，他们就鼓掌说好棒。蒋晓云后来知道其实那次是补考，“我想要是我们家肯定打一顿了，她为了文学创作补考了，是可以谅解的。我家人肯定是要我把功课念好，因为写小说是副业。”
　　受朱西宁的邀请，蒋晓云也曾上过胡兰成的课，当时胡兰成在朱家旁边租了一个房子，开课说易经，像私塾。出身文学世家的朱天文、朱天心非常尊敬胡兰成，但蒋晓云在那课上却是一个不配合的学生：带着男朋友去，一边拍拖，或打瞌睡，只去了两三次。
　　朱西宁把她拉到一边，问她为什么对胡兰成这么“不感冒”，她说：“因为他是汉奸”。朱西宁解释，在当时的大势下，“胡兰成不是你想象中那种出卖国家的人”，“我当时年纪轻，好像有点懂，但很快给自己一个理由，他是一个负心汉，他以自我为中心。”
　　总之，关于和胡兰成的互动，蒋晓云不记得什么了，倒记得他和其他学生的画面，但“也不是什么正面印象”。其中一个是，一个女弟子帮准备上课的胡兰成扣长袍马褂的扣子，一路向下扣，直到扣到跪在地上。“就想这个就是大男子主义，一个老爷们”，蒋晓云心里响起的是：“凭什么啊！”但她后来却看到同一个场景被朱家姐妹写得非常美。“你对一个人崇敬就会觉得这是美的行为”，蒋晓云解释道。
　　就像之前的“没概念”，当她第一次见夏志清，夏就提出要给她的书写序，她也只是很自然地说了一个“好”。当时的文坛前辈爱护新人，蒋晓云就受过林海音、朱西宁、夏志清的提携，连她“不感冒”的胡兰成，也说“蒋晓云的才气大，将来在文坛为一员大将是可以看准的”。但年纪轻轻的蒋晓云并没有立定志向在文学上发展，就没有运用这些机会。
　　离开文坛后，尽管和夏志清一样在美国，也一直“不懂事”，没去探望。直到去年，夏志清去世前，两人才见了一面。夏志清的太太见蒋晓云说：“你是个好女孩！”蒋晓云心里一乐，“她的意思是说我没有拍过夏先生马屁。”
　　阔别多年，重新拾笔。夏志清只是很高兴她又开始写小说了，依然得意地向太太说“我是第一个发现她小说天分的人”。蒋晓云觉得自己和三十年前“无缝对接”，“就像做了一个三十年的梦，梦醒了继续做之前那件事情，只是我老了而已。”

南都周刊*蒋晓云

　　南都周刊：为什么要选民国元年到三十八年这一段来写？
　　蒋晓云：因为这是我母亲、姐姐的时代，是我最同情的时代，所以会作为创作的背景。
　　南都周刊：你在眷村外长大，对于龙应台说外省人是“败军之后”的说法不是很认同？
　　蒋晓云：我不是“军”，怎么“败军”？外面的人很多都没参军过，怎么会觉得自己是败军之后。我看到的没有人这样觉得，就觉得自己是倒楣的老百姓。我书里的人物多是不站边的。我知道这群人中有人同情共产党，但是因为工作跟着老板去了台湾。
　　南都周刊：眷村作家们家国天下的意识会强烈点？
　　蒋晓云：我是这么假设的，可是好像也不是。我是不了解，就像眷村里不了解眷村外的人。眷村是在一面大旗下的，有共通性的，眷村外的是什么样的人都有。我之后会写一些福建人，我认识的一个莆田人是西医，因为台湾西医生意比大陆好、地位高，一毕业就去台湾，没想到没两天台湾就“关门”，回不来了。你说他选哪边，他哪边都没选，只是想找个地方开医院而已。还有一个厦门的伯母，当年只有台湾有护理学校，她又想做护士，所以她就到台湾来学习，结果念了两年家就回不了。他们也不是难民，就是突然不能回家了，大时代下面生活产生了变化。
　　南都周刊：很多人拿你与张爱玲作比较，你说你们个性不同，怎么不同？
　　蒋晓云：她是悲观的。反映在写作和人生选择上，她觉得自己走向没有光的所在，我在最深黑的洞穴也是希望隧道的尽头是有光亮的。她总是看到华丽袍子上的虱子，我们这个时代看中的是华丽的袍子，袍子都没有，哪来的虱子？我不知道人为什么要追求虱子，我看到的人都在追求袍子，不管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的袍子，怎么有人追求虱子呢，虱子是有了袍子以后才会发生的事情吧。她是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很多规矩是我们没有的，她对自由想象的空间和我们是不一样的。
　　南都周刊：当年为什么就停笔了，现在又重新开始写？
　　蒋晓云：就是人生的一个历程，原来没有献身文学这样伟大的志愿，所以时候到了，觉得我可以去做其他一份事业的时候我就去了。过了三十年突然发现原来那才是你的初恋，你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再回头去做，那种感觉就是非常的纯净。停笔前有两件让我觉得写作是太辛苦的事情。一是找编辑要稿费，编辑说我贪心。稿费戋戋之数有什么好贪心的，是我应得的嘛。还有一次参加报社宴会，林青霞也去了，她和我同龄，穿很漂亮，很多人对她很好，我就觉得一个新出来的作家不如新出来的女明星，我还是回去好好读书吧。
　　南都周刊：你离开三十年再回到台湾文坛，情况是更好了还是更糟糕了？
　　蒋晓云：相比之下是变更糟糕了，因为三十年来稿费没有变。变更好的是华文写作是有更广阔的天地，以前也没有中国作家拿诺贝尔奖，现在就觉得华人写作是有前途的，稿费也希望会有提高的一天。不能一唱歌上亿进账，写一本书就三万，你有好嗓子，我有好文笔，两个东西怎么那么不平等呢？三十年前文人没有钱但是有地位，在台湾社会是受到尊敬的，现在我刚来不知道，台湾只有好像少数人有钱有地位，很多人努力但还是清苦，地位反而有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