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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星期六工程师”，还是“辞官下海”，都为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的“对接”提供了可能
“悄悄来，突击干，悄悄回。”如今已是上海一家科技民营企业董事长的林生，在回忆20多年前自己的“星期六工程师”生涯时，用了这九个字来形容当初的状态。在1990年“下海”之前，林生是中科院上海某研究所的科技人员。
1985年，《羊城晚报》记者刘婉玲以一篇《从“星期六工程师”引出的》文章，报道了许多工程师周末下乡镇企业“走穴”的情况。这是这个群体第一次被定义。当时国家科委的一位负责人说：提出“星期六工程师”，是广东的一大发明。
周末地下打工族
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苏、锡、常地区就已占尽了上海“星期六工程师”的便宜，成为上海智力及技术技能资源的强辐射区。“他们都在悄悄逃离本单位的牢笼。”林生说。
这些“星期六工程师”都来自国有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最初的时候，只是少数人员通过各种关系与周边的乡镇企业建立联系，利用节假日时间为企业担当技术顾问，并从中获取适量的报酬。“其实那时都算有些机缘巧合吧。”林生说。
渐渐的，这个人群开始壮大起来。
广东省科委1987年做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广州的一些科研单位，约有8%～10%的科技人员在从事“星期六工程师”活动。而1988 年第16 期《望》杂志的报道称，在上海这个人群在鼎盛时期大约有两万余人。
据说那个年代，在上海郊区以及苏南浙北，乡镇企业的厂长们往往都随身携带着一张“联络图”，上面写着那些“星期六工程师”们的家庭地址、联系电话等。只要一遇到技术难题，凭借这张联络图，厂长们就可以打电话或登门求教。
而一些媒介也充当了城乡交流的“月老”。上海广播电台的《城乡经济》节目，在那个时候应运而生并红极一时。他们在节目中陆续播送上海乡镇企业需要哪些专业人才，又介绍上海各系统一大批科技人才、技术工人的技术特点。
对于当初求贤若渴的民营企业而言，“星期六工程师”所起到的作用自不必言说。那个年代，“星期六工程师”在上海周边地区尤其吃香。如今的江苏阳光集团、雅戈尔等大企业，“创业之初均受过上海师傅的点拨。”林生说。
“星期六工程师”们的收入自然也不菲。“一般一天能有个四五百块钱吧。”林生透露。甚至有些工程师在外地干一天的额外进账，能抵得上当时半年的工资收入。不过，个中辛劳与滋味，也只有那些“星期六工程师”们自己知道。
“星期六工程师”的兼职时间有长有短。原上海人民电机厂的一位工程师，为无锡惠山区汽车油泵厂开发了汽车冷却水泵和农田排灌泵的机械密封两种产品，前后花了大概三年的时间，这期间都是利用休假日在上海和无锡间来回奔波。
林生回忆说，一到周六下班后(那时是六天工作制)，他就会和许多“星期六工程师”一样，挤上当晚南下杭州的火车。“就是那种绿皮车，很挤的，常要双手举起才能站立。”深夜到杭州之后，一般都是先找个洗澡堂住下。周日一早再赶汽车，到下面的乡镇企业。
周日晚上还要在杭州挤上回上海的火车，周一早上，必须准时出现在单位的实验室里。“要不，周一领导见不到人，就乱套了。”回上海的车票，有时托在车站工作的朋友买。有时找不到人，买不到火车票就得想办法混进车站，“这是常有的事。”林生说。
“当然，那个时候三十来岁，体力也好。”林生笑笑说。“我们夜里加班不睡觉，上海的师傅也不睡觉。”浙江慈溪一家民营企业的老板回忆说，“下半夜了，他们在厂房里休息一会儿，天亮了接着干。星期天傍晚，他们又赶夜里的火车回上海。”
体制内外的犹疑与逃离
不过，对于这些“星期六工程师”而言，心累多于体力上的劳累。囿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人才流动体制，他们在乡镇企业的“兼职”行为，基本都是“秘密地下活动”。“这是多么奇特的现象。”当年《望》杂志的报道如此评价。
《羊城晚报》记者刘婉玲回忆说，由于都是“地下”活动，当初为了采访，她颇费了一番周折。在顺德龙江镇的河边，她守候了两天，等候过路的“星期六工程师”，抓住一起渡江的时间对他们进行采访，两岸不知来回了多少次，才得到一些“料”。
不过，“星期六工程师”们的这种担心并非多虑。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一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1982年，武汉国营一八一厂的工程师韩庆生与其他三个工程师一起，为武汉的一家乡镇企业设计了两套生产污水净化器的图纸，还编写了两万多字的产品技术说明，使这家濒临倒闭的企业起死回生。厂长为表示感谢，到年底发给四个人每人600元。
就是这600元把韩庆生送进了监狱，一八一厂的有关领导知晓此事后当即向公安局告发，韩庆生被判有罪，罪名就是“技术投机倒把罪”，一审判决入狱300天，用韩庆生的话说，“相当于两块钱坐一天牢。”
尽管后来韩庆生被平反，厂长亲自登门道歉。但这种喜剧性的落幕，并未能真正解决此类事情。1985年前后，上海太平洋被单厂一个叫郑鸿坚的助理工程师，依然因为业余兼职而被判处徒刑、关进大牢。
在此后的若干年内，国营机构里的科技人员能否外出兼职，始终是一个纠缠不清的话题。当初争论四起，其中一种激烈的反对观点是：工程师在国有企业工作，拿的是国家的工资，怎么能用“国家资源”来填自己的腰包？
林生也回忆说，他当时做“星期六工程师”的事情，后来被所在单位知道了，单位曾找他谈过话。这也成为林生日后彻底逃离事业单位而“下海”的原因之一。
直到1988年1月18日，国务院专门下达了文件，称“允许科技干部兼职”，至此，争论才总算尘埃落定。而事实上，在那时，民营企业聘用科技人员已是一个十分普遍和自然的现象。吴晓波认为，这份文件已成一个追认式的“马后炮”。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也曾有一批官员“下海”，但那时主要是机构改革后编制缩减，一些官员到部门下属单位或企业中去当领导，充实基层力量。实际上只是原有编制待遇的平移，是体制内的一种流动，并非真正的“下海”。
此后的1992年，真正意义上的官员下海成为时髦。“停薪留职”作为“下海发财”的代名词，开始流行于大江南北。
所谓“停薪留职”，即是保留原有职位，不打破铁饭碗，一旦“下海”失败，仍可“回朝做官”，这听上去的确是个毫无后顾之忧的赚钱法门。
于是，为了体验“经受市场经济的洗礼”，许多怀有梦想的官员们都开始心为所动。
曾在上海卢湾区某经济部门任职的李海涛就是其中的一员。李在工作中接触了很多宏观层面的人士，又因工作需要曾接触过不少私营企业主。这些都成为他日后下海的便利条件。不过，李海涛在商海十几年浮沉，磕磕碰碰中竟有些后悔当初的逃离。
当然，还是有不少当年辞官下海的人，如今都成了业内的翘楚。
迎来“新公私合营”时代
伴随着“下海”，是“官倒”现象的出现和肆虐。而“官倒”之所以能存在，源于当初双轨制的土壤。尽管当年也集中打击、处理了一些典型案子，但一边是计划内的低价，一边是高出几倍的市场价，握有实权的，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切下一块超额利润，实在防不胜防。
后来，政府建立起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取消了双轨制，这才铲除了“官倒”生存的土壤，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官倒”也才真正寿终正寝——手上没有计划物资了，全都一个市场价，再也倒不起来了，“官倒”自然死亡。
现在看来，不管是“星期六工程师”，还是“辞官下海”，都为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的“对接”提供了可能。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在《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一文中分析说，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出现的体制外商业精英阶层，曾一度令体制内政治经济精英十分疑惧，彼此之间难以对话沟通。
但十年之后，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的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彼此之间开始形成复杂的联盟式关系。
这个变化的背后，是经济因素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上世纪90年代初，对于私营、民营和乡镇企业，中央层面的政策一度有些犹疑。但一些地方官员为地方利益所驱动而立场鲜明地站在他们一边，于是有“几不变”政策的出台，由此，一些地方政治精英与体制外商业精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根据孙立平教授的研究，随后兴起的“下海”浪潮中，一些政府官员或有极强官方背景的人成为商人，也增进了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的亲和性。最后，知识技术阶层中的一部分人也加入了这个联盟，扩大了这个精英联盟的基础。
“悄悄来，突击干，悄悄回。”如今已是上海一家科技民营企业董事长的林生，在回忆20多年前自己的“星期六工程师”生涯时，用了这九个字来形容当初的状态。在1990年“下海”之前，林生是中科院上海某研究所的科技人员。
1985年，《羊城晚报》记者刘婉玲以一篇《从“星期六工程师”引出的》文章，报道了许多工程师周末下乡镇企业“走穴”的情况。这是这个群体第一次被定义。当时国家科委的一位负责人说：提出“星期六工程师”，是广东的一大发明。
周末地下打工族
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苏、锡、常地区就已占尽了上海“星期六工程师”的便宜，成为上海智力及技术技能资源的强辐射区。“他们都在悄悄逃离本单位的牢笼。”林生说。
这些“星期六工程师”都来自国有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最初的时候，只是少数人员通过各种关系与周边的乡镇企业建立联系，利用节假日时间为企业担当技术顾问，并从中获取适量的报酬。“其实那时都算有些机缘巧合吧。”林生说。
渐渐的，这个人群开始壮大起来。
广东省科委1987年做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广州的一些科研单位，约有8%～10%的科技人员在从事“星期六工程师”活动。而1988 年第16 期《望》杂志的报道称，在上海这个人群在鼎盛时期大约有两万余人。
据说那个年代，在上海郊区以及苏南浙北，乡镇企业的厂长们往往都随身携带着一张“联络图”，上面写着那些“星期六工程师”们的家庭地址、联系电话等。只要一遇到技术难题，凭借这张联络图，厂长们就可以打电话或登门求教。
而一些媒介也充当了城乡交流的“月老”。上海广播电台的《城乡经济》节目，在那个时候应运而生并红极一时。他们在节目中陆续播送上海乡镇企业需要哪些专业人才，又介绍上海各系统一大批科技人才、技术工人的技术特点。
对于当初求贤若渴的民营企业而言，“星期六工程师”所起到的作用自不必言说。那个年代，“星期六工程师”在上海周边地区尤其吃香。如今的江苏阳光集团、雅戈尔等大企业，“创业之初均受过上海师傅的点拨。”林生说。
“星期六工程师”们的收入自然也不菲。“一般一天能有个四五百块钱吧。”林生透露。甚至有些工程师在外地干一天的额外进账，能抵得上当时半年的工资收入。不过，个中辛劳与滋味，也只有那些“星期六工程师”们自己知道。
“星期六工程师”的兼职时间有长有短。原上海人民电机厂的一位工程师，为无锡惠山区汽车油泵厂开发了汽车冷却水泵和农田排灌泵的机械密封两种产品，前后花了大概三年的时间，这期间都是利用休假日在上海和无锡间来回奔波。
林生回忆说，一到周六下班后(那时是六天工作制)，他就会和许多“星期六工程师”一样，挤上当晚南下杭州的火车。“就是那种绿皮车，很挤的，常要双手举起才能站立。”深夜到杭州之后，一般都是先找个洗澡堂住下。周日一早再赶汽车，到下面的乡镇企业。
周日晚上还要在杭州挤上回上海的火车，周一早上，必须准时出现在单位的实验室里。“要不，周一领导见不到人，就乱套了。”回上海的车票，有时托在车站工作的朋友买。有时找不到人，买不到火车票就得想办法混进车站，“这是常有的事。”林生说。
“当然，那个时候三十来岁，体力也好。”林生笑笑说。“我们夜里加班不睡觉，上海的师傅也不睡觉。”浙江慈溪一家民营企业的老板回忆说，“下半夜了，他们在厂房里休息一会儿，天亮了接着干。星期天傍晚，他们又赶夜里的火车回上海。”
体制内外的犹疑与逃离
不过，对于这些“星期六工程师”而言，心累多于体力上的劳累。囿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人才流动体制，他们在乡镇企业的“兼职”行为，基本都是“秘密地下活动”。“这是多么奇特的现象。”当年《望》杂志的报道如此评价。
《羊城晚报》记者刘婉玲回忆说，由于都是“地下”活动，当初为了采访，她颇费了一番周折。在顺德龙江镇的河边，她守候了两天，等候过路的“星期六工程师”，抓住一起渡江的时间对他们进行采访，两岸不知来回了多少次，才得到一些“料”。
不过，“星期六工程师”们的这种担心并非多虑。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一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1982年，武汉国营一八一厂的工程师韩庆生与其他三个工程师一起，为武汉的一家乡镇企业设计了两套生产污水净化器的图纸，还编写了两万多字的产品技术说明，使这家濒临倒闭的企业起死回生。厂长为表示感谢，到年底发给四个人每人600元。
就是这600元把韩庆生送进了监狱，一八一厂的有关领导知晓此事后当即向公安局告发，韩庆生被判有罪，罪名就是“技术投机倒把罪”，一审判决入狱300天，用韩庆生的话说，“相当于两块钱坐一天牢。”
尽管后来韩庆生被平反，厂长亲自登门道歉。但这种喜剧性的落幕，并未能真正解决此类事情。1985年前后，上海太平洋被单厂一个叫郑鸿坚的助理工程师，依然因为业余兼职而被判处徒刑、关进大牢。
在此后的若干年内，国营机构里的科技人员能否外出兼职，始终是一个纠缠不清的话题。当初争论四起，其中一种激烈的反对观点是：工程师在国有企业工作，拿的是国家的工资，怎么能用“国家资源”来填自己的腰包？
林生也回忆说，他当时做“星期六工程师”的事情，后来被所在单位知道了，单位曾找他谈过话。这也成为林生日后彻底逃离事业单位而“下海”的原因之一。
直到1988年1月18日，国务院专门下达了文件，称“允许科技干部兼职”，至此，争论才总算尘埃落定。而事实上，在那时，民营企业聘用科技人员已是一个十分普遍和自然的现象。吴晓波认为，这份文件已成一个追认式的“马后炮”。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也曾有一批官员“下海”，但那时主要是机构改革后编制缩减，一些官员到部门下属单位或企业中去当领导，充实基层力量。实际上只是原有编制待遇的平移，是体制内的一种流动，并非真正的“下海”。
此后的1992年，真正意义上的官员下海成为时髦。“停薪留职”作为“下海发财”的代名词，开始流行于大江南北。
所谓“停薪留职”，即是保留原有职位，不打破铁饭碗，一旦“下海”失败，仍可“回朝做官”，这听上去的确是个毫无后顾之忧的赚钱法门。
于是，为了体验“经受市场经济的洗礼”，许多怀有梦想的官员们都开始心为所动。
曾在上海卢湾区某经济部门任职的李海涛就是其中的一员。李在工作中接触了很多宏观层面的人士，又因工作需要曾接触过不少私营企业主。这些都成为他日后下海的便利条件。不过，李海涛在商海十几年浮沉，磕磕碰碰中竟有些后悔当初的逃离。
当然，还是有不少当年辞官下海的人，如今都成了业内的翘楚。
迎来“新公私合营”时代
伴随着“下海”，是“官倒”现象的出现和肆虐。而“官倒”之所以能存在，源于当初双轨制的土壤。尽管当年也集中打击、处理了一些典型案子，但一边是计划内的低价，一边是高出几倍的市场价，握有实权的，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切下一块超额利润，实在防不胜防。
后来，政府建立起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取消了双轨制，这才铲除了“官倒”生存的土壤，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官倒”也才真正寿终正寝——手上没有计划物资了，全都一个市场价，再也倒不起来了，“官倒”自然死亡。
现在看来，不管是“星期六工程师”，还是“辞官下海”，都为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的“对接”提供了可能。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在《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一文中分析说，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出现的体制外商业精英阶层，曾一度令体制内政治经济精英十分疑惧，彼此之间难以对话沟通。
但十年之后，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的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彼此之间开始形成复杂的联盟式关系。
这个变化的背后，是经济因素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上世纪90年代初，对于私营、民营和乡镇企业，中央层面的政策一度有些犹疑。但一些地方官员为地方利益所驱动而立场鲜明地站在他们一边，于是有“几不变”政策的出台，由此，一些地方政治精英与体制外商业精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根据孙立平教授的研究，随后兴起的“下海”浪潮中，一些政府官员或有极强官方背景的人成为商人，也增进了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的亲和性。最后，知识技术阶层中的一部分人也加入了这个联盟，扩大了这个精英联盟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