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佛光山的星云大师是当代佛教高僧。他实践“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的理想，在世界各地弘扬“人间佛教”。上世纪90年代初，我留学美国的经历和他密切相关。
　　1989年那个夏天之后，我赋闲在家。以前的学生曹红正在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留学。她来信鼓励我去美国攻读博士，并帮我联系了学校。尽管没有奖学金，经济来源尚无着落，且学过的半吊子英语也早就生疏了，但我还是决心去冒险。行前，同事许德民把我介绍给星云大师的侄女李小姐。她正在龙华寺学做素菜。李小姐很热心，写了封信给星云，让我以备不时之需。
　　开学前到了洛杉矶，马上陷入了困境：我必须交一笔三千多美元的学费才能注册。不然，学生签证就会失效，要么回国，或者留下打黑工。在美国的富亲戚拒绝借钱给我。万般无奈之下想到了星云大师。我就拿着李小姐的信去西来寺找他。寺院中人说他不在，我只得留下信、联络方法和我的两本佛学著作离开了。第二天晚上，星云大师突然亲自打电话给我。他说已经看过我的书，没想到经历“文革”浩劫后，大陆还有人能研究佛学达到如此程度。他在电话中约我见面。
　　次日，我面见大师。他听说我刚到美国，就问我有什么打算。我表示想到他刚创办的西来大学教书。他说，教书要有美国的学位文凭，建议我还是先去读书。我只得如实相告：已被UCLA录取读博士，但没钱付学费，合法居留的资格都成问题。他问过我学费的金额后，当即表示帮我付，嘱咐身边的弟子准备支票。我当时的反应不是兴奋，而是感动。我这一辈子还从来没有受过他人的如此恩惠。在人生最低谷时，连至亲都不愿伸出援手。星云大师和我素不相识，第一次见面就毫不犹豫地雪中送炭。从他身上第一次感受到佛教的慈悲精神。
　　几天后，我从西来寺拿到了支票和一个1000美元的红包。我把红包退了回去，用支票交了学费，顺利地进入UCLA。此后3年，星云大师每次来洛杉矶都会约我去西来寺聊天。有时候，他接待大陆来的访客时，也会让我作陪。我认识了前香港新华社社长许家屯、香港《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名记者陆铿和中央民族学院藏学专家王尧教授。
　　1993年夏，星云大师约我谈话，想聘我到西来寺工作，薪水不低，且可以替我申请绿卡。此时我正想换一个指导教授，跟随新左派大师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研究知识分子问题。但他半年在牛津大学，半年在UCLA教书，没办法给我奖学金。如果我有了永久居民身份，就可以免除昂贵的学费，再打点工就能完成学业了。因此，到西来寺工作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可以一边工作，一边等待他们替我办绿卡。我就接受了星云大师的盛意邀请，办了休学手续，搬进了西来寺。
　　那是一段难得的悠闲日子。住在寺院里，鸟语花香，环境幽静。一天三顿的素斋，黄昏时分还能沿着山坡散步。我的工作是编辑国际佛光会的机关报《佛光世纪》，参与编写10卷本的《人间佛教系列》，负责统稿。工作很轻松，又重拾了中断的佛学研究。
　　我以为否极泰来，不料一场危机已经悄悄逼近。先是做了一次东郭先生，把一个从大陆出来的教授介绍给星云大师，留他在庙里画画。不知何故冒犯了这位老兄，他竟向寺院中人告发我曾是中共官员。其次，我负责统稿时，常大笔一挥把星云弟子们写的初稿大段删去，令很多人不快。再次，西来寺出了点麻烦，不想让我这个外人知道。
　　于是3个月后的某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律师信，一个叫夏玲的律师通知我西来寺已经和我解约，优厚地赔偿给我两个月工资，令我一个月内搬出寺院宿舍。我顿时陷入绝境：回学校去已经不可能，因为休学而失去了奖学金。要求寺院履行承诺，继续替我办绿卡，也被一口拒绝，理由是夏玲律师认为那样做是违法的。我不得不给星云大师写信申诉，却石沉大海。陆铿和金尧如看不过眼，约了星云见面，为我仗义执言，说明我的经历。此时大师表示已无可挽回。我不得不离开西来寺，离开UCLA，离开美国。
　　1996年，星云大师来香港红磡体育馆弘法。我去看望他，感谢他的帮助。他提出要我给一个尼众佛学班讲课。我答应了，在那里讲了一年的佛教史，此后和星云的联系也就慢慢中断了。
　　1996年克林顿二度竞选总统时，那位夏玲律师欺骗大师，用宗教机构的名义进行政治捐款，触犯了美国法律。最后惹得官司缠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