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进入文明史以来，医学一直因为其具有野蛮、残忍、不够科学的一面而饱受争议、备受嘲讽。在《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一书中，理查德·扎克斯以嘲讽的笔调谈论历史上各种匪夷所思的“医疗手段”。所以当进入现代社会，医学得以迅速发展时，曾经一度使人欢欣鼓舞。但是伴随着医学的进步，医学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又逐渐浮出水面，这些问题在后现代社会中更是凸显，受到了很多有识之土的普遍关注。对于现代医学中存在的问题，作为作家的美国黑色幽默小说家约瑟夫·海勒(1923—1999)在接受访问时也曾这样说：“在《第22条军规》中，我可能已经将这一观念做了深入的探讨：即在多大程度上，现代医学已经变得非自然化了；在多大程度上，现代医学已经干扰了生物本身的自然进程。”确实，在海勒的代表作品《第22条军规》中，各式各样的医学专家们将其他人的身体毫无理由地分割成琐碎的部分(其不成理由的理由就是那是他们自己研究的领域)，并将这各个部分引向他们各自研究的领域。小说中描写道：“上校接受了全面检查。他身上的每一个器官都上了麻醉药，动过刀，涂过药粉，清洗干净，接着又让人摆弄着照了相，同时亦被挪动过，取出后再放回原先的部位。”在这里，人的身体被医生们随意肢解成不成样子的片段，人不再被看作是完整的人，他被视作仅仅是各种器官的简单集合，哪里出现病状，就在哪里开刀，要么割除、要么替换。他成为一部由心、肝、肺、胃等等各种标准化零件组成的机器。对于这种身体不再从属于自然、从属于人自身，而是转而成为现代医学研究对象的现象，海勒用黑色幽默的手法在作品中表现出了不满的嘲讽。但是实际上，人并不是身体各个部分、器官的简单集合，而是一个可以达到自我圆满的整体。现代医学一方面在大谈医学模式已经在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化，一方面由于越来越细的学科分工，在为人们带来了专门化医疗这一好处的同时，也同样带来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威胁。小说中主人公约塞连因肝痛住进医院，不过，他这肝痛还不是黄疸病的征兆，正因为如此，医生们才是伤透了脑筋。如果它转成黄疸病，他们就有办法对症下药；如果它没有转成黄疸病而且症状又消失了，那么他们就可以让他出院。可是他这肝痛老是拖着，怎么也变不了黄疸病，实在让他们不知所措。因为约塞连的症状在以往的疾病临床经验中并不存在，所以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他身体的病患不是被看作是约塞连个人的问题，在医生眼中，这一病患应该具有病人得这一疾病时的普遍症候，一旦这一臆想中的症候普遍性在约塞连身上并不存在，那么医生们就只有束手无策。医生们缺乏的并不仅仅是面对病症时灵活应变的能力，他们更缺少对病人主体性的关怀。在这种医疗理念的指导下，必然导致在医疗过程中病人的主体地位为疾病的客观存在性所代替，病患成为主导病人的症候，病人也就随着病患地位的凸显而异化为物。
　　并且不仅仅如此，海勒在悲叹现代医学中人被肢解的同时，也在怀疑医学的科学性，他在《第22条军规》中是这样描写医学这门科学的：“两个士兵，一名叫格斯，另一名叫韦斯，他俩已成功地将医务工作完善为一门精密的科学。门诊伤病员集合时，凡发现体温超过华氏一百零二度者，一概急送医院。除约塞连外，凡在门诊伤病员集合时查出体温低于华氏一百零二度的病号，全部用龙胆紫溶液搽牙龈和脚趾，再就是每人给一颗清泻片。结果，这药病员们一接到手，便扔进了灌木丛。至于体温不高不低正好是华氏一百零二度的人，则一律要求于一小时后回医务室，重新测量体温。”这夸张的描写充分表现了海勒对于现代医学作为“精密的科学”的质疑。而现实医学确实正渐渐变得机械化，例如感冒与体温这一症候的紧密联系。往往人感冒与否以及感冒的严重程度不再取决于个人对自己身体的感受，而是被人的体温高低水平所决定的。而作为一种症候的体温已经失去了它以往的意味。正像法国后现代思想家米歇尔·福柯(1926—1984)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指出的那样，症候已经“不再是疾病本身自动表述出来的东西，而是研究方式和患病机体之间被促成的接触点”。但是这种病人肌体被科学化检测的过程恰恰正是人类身体被异化的鲜明体现。就像海勒小说中那样，人本身的主体性因为一些荒诞的客观评判标准的出现而渐渐消失，人作为物的特性在医学中逐渐被凸显出来。人不得不渐渐失去对自身的把握，并被迫将对主体的这种把握转让给各式各样的医学测量手段。
　　福柯认为“临床观念所引起的最重要的道德问题是：人们有什么权利把一个因贫困而被迫到医院里寻求帮助的病人变成临床观察的对象?他是未寻求救助的，但是他是这种救助的绝对主体，因为这种救助原本就是专门为他设定的；现在他被要求变成一种目视的对象，一个相对的对象，因为需要从他身上辨识的东西是被用于增进其他人的认识。”然而到了后现代社会中，在这个问题的面前已经不再有贫富之分(尽管在西方当代社会仍然存在以穷人为实验对象的医学实验现象)，问题实际已经变成了：是否当所有病人都变为临床医学的相对对象，临床医学就不再成为重要的道德问题?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后现代社会中临床医学的严峻现实说明现代临床医学对人的侵犯已经触及了人的主体尊严的底线。并不仅仅是作为医疗实验对象的穷人或弱势者如此，所有病人在被宣布为病人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被迫失去了其作为主体的人的尊严。临床医学的非自然化特征正是病人主体性丧失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想要达到医学合乎自然的目的，就要求医生在诊治病人之时，将病人看作是医疗诊治的主体对象，而不是将病患症候作为诊治对象，更不能将疾病看作主体。但是在现代医学中，病人被动的地位以及相关“科学的”医疗知识的匮乏却让其只得承受医生们的任意处置。他们像小说中那具被包裹在雪白的绷带中的躯体那样任人摆布，被宣布为谁或者是被宣布为死亡。而善于借堕胎赚钱的丹尼卡医生的被宣布死亡，除了显示了当代美国政府机构的官僚化、教条化，恐怕也部分显示了身为犹太人的海勒对于堕胎这种违反自然行为的态度。实际上，在现在的美国社会中，主流社会仍旧强烈反对堕胎，犹太人尤其抵制堕胎这一行为。
　　虽然海勒对现代医学十分痛恶，但是很明显海勒也并不想回到没有现代医学的野蛮社会。对于前现代医学的野蛮残忍，早就充斥了各种冷嘲热讽。他更渴求的是现代医学向自然和谐的回归。他希望让人在医疗中可以更多地保持自身的尊严，保有对自己身体的那份主体性。而不是仅仅被视作是疾病症状的物质载体或者是被医生随意处置的客体。福柯同样也探讨了现代医学的非自然化以及人的主体性消失这一现象。两位大师对这一问题的共同关注既有社会因素的影响，也有其自身经验的影响。同福柯一样，海勒对医学非自然化的关心也是由于他幼时精神上的创伤：海勒的父亲死于手术后缝线开裂导致的大出血；而福柯则是因为在他很小的时候，他那身为医生的父亲就带着他去看手术。血淋淋的场面深刻影响了两位作者的世界观，同时也让他们对现代医学的现代性产生了怀疑。但是这种影响反映在两位大师的笔端却绝不仅仅是一种偶然的暗合，而是现代医学发展到后现代社会，其反自然特性为人们所深深认知之时而必然会有的反映。可以说这种对医学的非自然化的关注正是后现代社会不同于前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点之一。无疑现代医学的非自然化在帮助人抗衡疾病上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也表现出人对自然的侵犯，在医疗中把现今主体诉求强烈的现代人由主体推向客体、推向物，把人由医疗的目的变成认知的手段。法国存在主义思想家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总结道：“康德的伦理学说，永远不要把另一个人当作手段，而要当作目的。”存在主义是黑色幽默小说的思想基础之一，海勒自然也深受萨特的影响。他反对医学的非自然化那种将人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的行为。他在小说中写道，在面对着解构了人的肉体的现代临床医学时，主人公约塞连并没有妥协退缩。他凭借自身特异的体质(肝痛，并且体温只有华氏一百零一度)对貌似科学的医学进行了无情的嘲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