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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第一具望远镜的发明人是荷兰人汉斯·利伯希，一位眼镜商，时为1608年。翌年6月，担任威尼斯帕多瓦大学教授的伽利略独立制作了一具可以放大32倍的望远镜。虽然镜头里的“苍蝇如同母鸡”，虽然在海上可以比对方早两个钟头辨认出船只的数量和种类，但伽利略的望远镜，一开始履行的是天文观测的作用。也许有很多人不知道，在望远镜发明之初，也经历过许多磨难，而这种磨难远不是技术方面的问题。
英国学者罗素在分析其背景时指出：“在经院哲学家看来，《圣经》、天主教教义以及亚里士多德学说（几乎同样），是无可质疑的；有创见的思想，甚至对于实情的考察，对这些防止大胆思索的永恒不变的界限都不得越雷池一步。”在当时，技术进步与科学研究，有两大禁区，一是《圣经》或天主教教义，一是亚里士多德学说。这两者，一是宗教权威，一是学术权威，两大雷池均不可逾越。
伽利略发明的望远镜，每一项发现都是对哥白尼被视为异端的“日心说”的支持、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突破，或说是对《圣经》教义的挑战。伽利略并非埋首书斋的书呆子，他并非不了解哥白尼学说的处境，不知道布鲁诺因何而死的悲剧，他在望远镜里的初步发现，就已意识到这种观测可能带来的风险。但他很聪明，他在帕多瓦大学任教期间，首先邀请威尼斯的总督及其元老们，到圣马可大教堂近百米高的钟楼上对新生的望远镜进行测试。他将最初观测写成的《星际使者》一书，首先赠与了托斯卡纳大公，一并送上的还有一具完好的望远镜。（《伽利略传》，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当他发现木星的卫星后，按照托斯卡纳大公的姓氏，把这些卫星取名为“美第奇星”。伽利略虔诚地写道：“只有上帝和诸神才能得到这种至高无上的荣誉，而美第奇高贵的姓氏将使星球永不磨灭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他想通过与现任托斯卡纳大公（科西默）曾经的师生关系进入佛罗伦萨宫廷。有朋友劝告他：“你怎么能想到，你口袋里装着真理，手里拿着望远镜，离开共和国，而去掉进侯爵和修士们的陷阱呢？”伽利略不以为然，最终做了宫廷的首席哲学家和数学家。
伽利略发现木星有卫星，而且多达4颗，于是他宣布，“今天，1610年1月10日。人类在她的日记上写上：废除天堂。”这一发现分明违反了《圣经》的结论“只可能存在七颗行星”；而“废除天堂”，不啻是对上帝的亵渎。接着，他又发现月球上有山峰和山谷，这一说法直接与《创世纪》的圣谕相矛盾。更可怕的是，他还发现太阳的表面居然有黑子——这等于指责太阳并非纯洁无瑕，“上帝的作品也有瑕疵”，无异于攻击上帝也非完人。
因此，耶稣会下令各教会大学禁止教师们谈论太阳黑子，这个禁令在某些大学里甚至持续了几百年。
今天的人们一定会认为，伽利略所提出的不过是天文学常识，但在当时，这些常识的取得，却被视为违反《圣经》、触犯权威的十恶不赦之举。这是因为，“地球背后是否有人，木星是否有卫星……这些问题不是由观察来决定，而是根据亚里士多德或者《圣经》的推论来决定”。应当指出的是，哥白尼的学说，依靠的是逻辑推理与数理计算，伽利略则通过发明望远镜，极大地延伸和放大了人类自身的能力，他的结论是直接观察与反复考证的结果。伽利略曾说：“哥白尼要求他们相信他的数目字，而我只要求他们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确实是一位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先行者。
朋友警告伽利略：“当我刚才看见你站在望远镜旁边观察这些新发现的星球的时候，我仿佛看见你站在燃烧着的柴堆上；当你说你相信实证，我就像闻到一股烧焦了的人肉味。”这些话并非危言耸听。伽利略知道危险来自何方，他决意到罗马走一趟。大公对他的支持，是为了扩大“美第奇星”的影响；伽利略自身的坚持，是为了消除教廷的敌意。
1611年3月，伽利略到达罗马，专门拜访了耶稣会的枢机主教与天文学家。耶稣会的神甫们都忙着拿望远镜观测木星的卫星，“他们终于相信美第奇星是存在的”。似乎误解正在消除，信任正在建立。许多年后，爱因斯坦对伽利略的这趟罗马之行不以为然，伽利略“作为一个成熟的人，他竟认为值得去顶着如此多的反对，企图把他已经发现的真理灌输给浅薄的和心地狭窄的群众，我觉得这是难以置信的”。（《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然而时间不长，风云突变。教廷最权威的神学家、枢机主教贝拉明，本来与伽利略交情不错，然而，“上帝的意志是至高无上的”，“《圣经》的原则是不可置疑的”，这个“无私的”“坚持原则”的神学斗士秉持的原则是真理应当在《圣经》里，而不应当在天文学家的著作中去寻找。导致这场“望远镜风波”的并非单纯的宗教与科学问题，其中充满了诡计与反诡计，阴谋与反阴谋。宗教法庭终于作出决定，并由贝拉明向伽利略下达命令：“向教皇陛下和宗教法庭主教会议全体人员发誓，完全收回太阳是静止不动的、是宇宙的中心，而地球在运动的观点。并且从此以后不再以任何方式，无论是口头方式还是文字方式，坚持和讲授这一观点，或者为其辩护。”伽利略只能同意并承诺遵守这一命令。
1623年，伽利略的朋友、红衣主教巴伯里尼当上了教皇，史称乌尔班八世，而伽利略的处境并未好转。1633年6月22日，在一个鼠疫流行的日子，年近七十且身体衰弱的伽利略，因长期观测天体，眼睛几乎失明，却被强制要求从佛罗伦萨到罗马接受第二次审判。他被宗教法庭以“重大异端嫌疑”罪名，判处“终身监禁”。在严刑拷打的威胁下，伽利略被迫双膝跪地，公开宣布：“我，伽利略，在我70岁的时候，作为一个囚徒跪在诸位阁下的面前，双目凝视，双手抚摸着神圣的福音书，发誓放弃、诅咒和憎恨‘地动说’这种邪说及其错误。”哲学家罗素指出：“宗教法庭通过迫使这位当时最伟大的人物犯伪证罪，而维护了宗教和道德的利益。”这次审判，是宗教的污点，也是科学的悲剧。
伽利略在宗教法庭的监控下，临终前在与家人的对话中说：“科学要和知识打交道，通过怀疑才能获得成功……大多数人民被他们的国王、地主、教会先生禁锢在一种迷信和古老信条的珠貝色的云雾里，它遮盖着这些人的阴谋诡计……人们从我们手里抢走望远镜，用它来瞄准他们的暴君……人们对天体运动越来越清楚，而人民对他们的统治者的运动一直还是不明不白。”伽利略后半生为捍卫真理所经历的波折沉浮，本质上就是一部伟大的戏剧作品。
英国学者罗素在分析其背景时指出：“在经院哲学家看来，《圣经》、天主教教义以及亚里士多德学说（几乎同样），是无可质疑的；有创见的思想，甚至对于实情的考察，对这些防止大胆思索的永恒不变的界限都不得越雷池一步。”在当时，技术进步与科学研究，有两大禁区，一是《圣经》或天主教教义，一是亚里士多德学说。这两者，一是宗教权威，一是学术权威，两大雷池均不可逾越。
伽利略发明的望远镜，每一项发现都是对哥白尼被视为异端的“日心说”的支持、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突破，或说是对《圣经》教义的挑战。伽利略并非埋首书斋的书呆子，他并非不了解哥白尼学说的处境，不知道布鲁诺因何而死的悲剧，他在望远镜里的初步发现，就已意识到这种观测可能带来的风险。但他很聪明，他在帕多瓦大学任教期间，首先邀请威尼斯的总督及其元老们，到圣马可大教堂近百米高的钟楼上对新生的望远镜进行测试。他将最初观测写成的《星际使者》一书，首先赠与了托斯卡纳大公，一并送上的还有一具完好的望远镜。（《伽利略传》，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当他发现木星的卫星后，按照托斯卡纳大公的姓氏，把这些卫星取名为“美第奇星”。伽利略虔诚地写道：“只有上帝和诸神才能得到这种至高无上的荣誉，而美第奇高贵的姓氏将使星球永不磨灭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他想通过与现任托斯卡纳大公（科西默）曾经的师生关系进入佛罗伦萨宫廷。有朋友劝告他：“你怎么能想到，你口袋里装着真理，手里拿着望远镜，离开共和国，而去掉进侯爵和修士们的陷阱呢？”伽利略不以为然，最终做了宫廷的首席哲学家和数学家。
伽利略发现木星有卫星，而且多达4颗，于是他宣布，“今天，1610年1月10日。人类在她的日记上写上：废除天堂。”这一发现分明违反了《圣经》的结论“只可能存在七颗行星”；而“废除天堂”，不啻是对上帝的亵渎。接着，他又发现月球上有山峰和山谷，这一说法直接与《创世纪》的圣谕相矛盾。更可怕的是，他还发现太阳的表面居然有黑子——这等于指责太阳并非纯洁无瑕，“上帝的作品也有瑕疵”，无异于攻击上帝也非完人。
因此，耶稣会下令各教会大学禁止教师们谈论太阳黑子，这个禁令在某些大学里甚至持续了几百年。
今天的人们一定会认为，伽利略所提出的不过是天文学常识，但在当时，这些常识的取得，却被视为违反《圣经》、触犯权威的十恶不赦之举。这是因为，“地球背后是否有人，木星是否有卫星……这些问题不是由观察来决定，而是根据亚里士多德或者《圣经》的推论来决定”。应当指出的是，哥白尼的学说，依靠的是逻辑推理与数理计算，伽利略则通过发明望远镜，极大地延伸和放大了人类自身的能力，他的结论是直接观察与反复考证的结果。伽利略曾说：“哥白尼要求他们相信他的数目字，而我只要求他们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确实是一位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先行者。
朋友警告伽利略：“当我刚才看见你站在望远镜旁边观察这些新发现的星球的时候，我仿佛看见你站在燃烧着的柴堆上；当你说你相信实证，我就像闻到一股烧焦了的人肉味。”这些话并非危言耸听。伽利略知道危险来自何方，他决意到罗马走一趟。大公对他的支持，是为了扩大“美第奇星”的影响；伽利略自身的坚持，是为了消除教廷的敌意。
1611年3月，伽利略到达罗马，专门拜访了耶稣会的枢机主教与天文学家。耶稣会的神甫们都忙着拿望远镜观测木星的卫星，“他们终于相信美第奇星是存在的”。似乎误解正在消除，信任正在建立。许多年后，爱因斯坦对伽利略的这趟罗马之行不以为然，伽利略“作为一个成熟的人，他竟认为值得去顶着如此多的反对，企图把他已经发现的真理灌输给浅薄的和心地狭窄的群众，我觉得这是难以置信的”。（《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然而时间不长，风云突变。教廷最权威的神学家、枢机主教贝拉明，本来与伽利略交情不错，然而，“上帝的意志是至高无上的”，“《圣经》的原则是不可置疑的”，这个“无私的”“坚持原则”的神学斗士秉持的原则是真理应当在《圣经》里，而不应当在天文学家的著作中去寻找。导致这场“望远镜风波”的并非单纯的宗教与科学问题，其中充满了诡计与反诡计，阴谋与反阴谋。宗教法庭终于作出决定，并由贝拉明向伽利略下达命令：“向教皇陛下和宗教法庭主教会议全体人员发誓，完全收回太阳是静止不动的、是宇宙的中心，而地球在运动的观点。并且从此以后不再以任何方式，无论是口头方式还是文字方式，坚持和讲授这一观点，或者为其辩护。”伽利略只能同意并承诺遵守这一命令。
1623年，伽利略的朋友、红衣主教巴伯里尼当上了教皇，史称乌尔班八世，而伽利略的处境并未好转。1633年6月22日，在一个鼠疫流行的日子，年近七十且身体衰弱的伽利略，因长期观测天体，眼睛几乎失明，却被强制要求从佛罗伦萨到罗马接受第二次审判。他被宗教法庭以“重大异端嫌疑”罪名，判处“终身监禁”。在严刑拷打的威胁下，伽利略被迫双膝跪地，公开宣布：“我，伽利略，在我70岁的时候，作为一个囚徒跪在诸位阁下的面前，双目凝视，双手抚摸着神圣的福音书，发誓放弃、诅咒和憎恨‘地动说’这种邪说及其错误。”哲学家罗素指出：“宗教法庭通过迫使这位当时最伟大的人物犯伪证罪，而维护了宗教和道德的利益。”这次审判，是宗教的污点，也是科学的悲剧。
伽利略在宗教法庭的监控下，临终前在与家人的对话中说：“科学要和知识打交道，通过怀疑才能获得成功……大多数人民被他们的国王、地主、教会先生禁锢在一种迷信和古老信条的珠貝色的云雾里，它遮盖着这些人的阴谋诡计……人们从我们手里抢走望远镜，用它来瞄准他们的暴君……人们对天体运动越来越清楚，而人民对他们的统治者的运动一直还是不明不白。”伽利略后半生为捍卫真理所经历的波折沉浮，本质上就是一部伟大的戏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