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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孤独”——这是著名科幻片《第三类接触》中如今已几近成为格言的语句。一句话,从猿演变为人的几十万年以来,我们至少有想象相伴──我们并不孤独。我们在想象的“彼岸世界”──科幻电影那怪影丛生、色彩斑斓、声波诡谲的诺大银幕上,看到的正是我们正在从事“创作”的“此岸世界”。
科幻电影可说是最早的电影类型之一。在电影的始创者梅里爱的代表作中,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梅里爱于1902年拍摄的《月球旅行记》及其他科幻片。紧随其后,近百年来的电影史星罗棋布般编织着从德国的《大都会》到美国的《2001年漫游太空》这些科幻珍品,这些闪闪发光的科幻片瑰宝使我们惊叹,使我们大笑,使我们梦系魂牵,使我们神环情绕。
科幻电影虽然几乎与电影本身同时诞生,但科幻电影这个概念却迟至20世纪四五十年代才比较确定地被人们普遍接受,而且,至今人们还不时为什么是科幻电影、哪些影片可以算作科幻电影发生争论。同时,与其他类型片相比,科幻片这种最“古典”、最具票房价值的类型片又似乎最难被严肃的艺术家、研究家所正视。也许,科幻片在其定型过程中与恐怖片结下的不解之缘,或者说,科幻片中到处充斥的恐怖因素确定了它今天在各类影片中的地位。
然而,科幻片在它诞生之日起就远离具有人类学意义的社会题材,使它创造的幻象偏离其赖以产生的本体,这,恐怕才是奠定其如今地位的根本原因。
尽管如此,科幻电影这个片种仍像美国的电影理论家约翰·巴克斯特所指出的那样:“……无论它的社会学重要性如何,科幻电影仍是一种激起美感的基本手段,它是原子能时代的诗,是使我们意识到自己现在是何物和将会成为何物的警句……正如40年代的流行音乐使人更多地联想到那个时代的躁动和时尚,而不是它自以为附丽的文学,科幻电影这样的现象或许终会有一天被人们视为比其他艺术门类更完整地代表着产生它的这个年代的历史性烦扰。”美国科幻文艺家赫伯特·W . 弗兰克曾给科幻电影下过这样一个定义:“科幻电影所描写的是,发生在一个虚构的、但原则上是可能产生的模式世界中的戏剧性事件。”这个观点还需要阐释。应该说,科幻电影作为一种叙事文艺,它当然离不开虚构,但它虚构的故事情节、人物等等,根据自然科学或是社会科学的原则来看,大体应该是可能产生的,而不是同已被揭示或尚待揭示的自然规律或社会发展规律相背离的。
首要的问题是人们必须把科幻片同恐怖片、神怪片或灾难片等片种相对清晰地区别开来。在美国近年拍摄的《吸血鬼》、《豹妹》等影片中,人与兽之间的互变尚缺乏说服力的科学根据,观众也没有必要去追究其中的科学真实性。人们完全有理由将这些影片排除在科幻电影范围之外。
科幻电影涉及的科学技术还有一个时效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时代的更迭,影片拍摄之初看来暂未能产生的科学现象也许在后来者看到影片时已经成为现实、甚至早已变成历史。毫无疑问,这样的影片仍然应该划定在科幻电影范围内。例如,科幻文艺鼻祖之一的法国作家凡尔纳的小说《海底两万里》在1907年被梅里爱改拍成同名影片,影片中的鹦鹉螺号潜艇到如今的核潜艇时代看来丝毫不足为奇,有人或许据此质疑这样一部表现普通潜艇的影片怎会也算科幻电影,但这部影片仍将永远列入科幻电影之内。美国电影家迈克尔·道格拉斯担任制片人拍摄过一部由简·方达主演的科幻片《中国综合症》,影片以相当明确的纪实性手法描写美国某核发电厂发生核事故的惊人内幕情况。影片公映的同一年恰逢美国三里岛核电站果真发生了核事故,科幻片顿成极具鼓动性的反核主义电影。现在,当人们早已经历过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这类接二连三的核电站事故之后,这部影片的科幻色彩更是消退,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无视这部影片通过纪实手法表现出来的惊人科学预见,不能把这部影片排除在科幻电影之外。
至此,我们似乎可以尝试对弗兰克的定义作这样一个简洁的订正:以影片摄制时已被揭示或尚在揭示的科学原理或科学现象作为剧作基础,展现某一虚构世界中的戏剧性事件的影片,即为科幻片。
根据影片的题材范围,科幻电影可划分为“硬科幻片”和“软科幻片”两类。这样的划分大约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电子计算机技术的迅速普及才出现的。汤姆·道林在1980年的《纽约时报》上撰文批评好莱坞科幻片时指出,凡尔纳本人根本不是一个科学家,他的作品却以“硬性”的科学为基础。威尔斯是一个受过正规教育的科学家,还是一个第一流的思想家,他大部分科学幻想小说的中心是以“软性”科学为基础的。所谓“硬科学”,是指包括实用技术学科在内的自然科学各主要学科,因此,“硬科幻片”即指那些着重以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为幻想题材或主题的科幻电影。与此相对,所谓的“软科学”当然就是指社会科学的各主要学科,而“软科幻片”即是那些以社会科学学科为幻想题材或主题的科幻电影。
应该说明的是,我们对社会科学学科即软科学的理解同国外某些论者对软科学的理解并不尽相同。在国外某些论者眼中,科幻电影中对人类形体结构变化作出虚构作品仍可以确认作软科学科幻片,而在我们看来,这类影片却未必算做软科幻电影。科幻电影史上可算做软科幻片的典型作品为数寥寥,我们目前看到的只有《发条橙子》和英国影片《预言1984年》等等……。
科幻电影可说是最早的电影类型之一。在电影的始创者梅里爱的代表作中,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梅里爱于1902年拍摄的《月球旅行记》及其他科幻片。紧随其后,近百年来的电影史星罗棋布般编织着从德国的《大都会》到美国的《2001年漫游太空》这些科幻珍品,这些闪闪发光的科幻片瑰宝使我们惊叹,使我们大笑,使我们梦系魂牵,使我们神环情绕。
科幻电影虽然几乎与电影本身同时诞生,但科幻电影这个概念却迟至20世纪四五十年代才比较确定地被人们普遍接受,而且,至今人们还不时为什么是科幻电影、哪些影片可以算作科幻电影发生争论。同时,与其他类型片相比,科幻片这种最“古典”、最具票房价值的类型片又似乎最难被严肃的艺术家、研究家所正视。也许,科幻片在其定型过程中与恐怖片结下的不解之缘,或者说,科幻片中到处充斥的恐怖因素确定了它今天在各类影片中的地位。
然而,科幻片在它诞生之日起就远离具有人类学意义的社会题材,使它创造的幻象偏离其赖以产生的本体,这,恐怕才是奠定其如今地位的根本原因。
尽管如此,科幻电影这个片种仍像美国的电影理论家约翰·巴克斯特所指出的那样:“……无论它的社会学重要性如何,科幻电影仍是一种激起美感的基本手段,它是原子能时代的诗,是使我们意识到自己现在是何物和将会成为何物的警句……正如40年代的流行音乐使人更多地联想到那个时代的躁动和时尚,而不是它自以为附丽的文学,科幻电影这样的现象或许终会有一天被人们视为比其他艺术门类更完整地代表着产生它的这个年代的历史性烦扰。”美国科幻文艺家赫伯特·W . 弗兰克曾给科幻电影下过这样一个定义:“科幻电影所描写的是,发生在一个虚构的、但原则上是可能产生的模式世界中的戏剧性事件。”这个观点还需要阐释。应该说,科幻电影作为一种叙事文艺,它当然离不开虚构,但它虚构的故事情节、人物等等,根据自然科学或是社会科学的原则来看,大体应该是可能产生的,而不是同已被揭示或尚待揭示的自然规律或社会发展规律相背离的。
首要的问题是人们必须把科幻片同恐怖片、神怪片或灾难片等片种相对清晰地区别开来。在美国近年拍摄的《吸血鬼》、《豹妹》等影片中,人与兽之间的互变尚缺乏说服力的科学根据,观众也没有必要去追究其中的科学真实性。人们完全有理由将这些影片排除在科幻电影范围之外。
科幻电影涉及的科学技术还有一个时效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时代的更迭,影片拍摄之初看来暂未能产生的科学现象也许在后来者看到影片时已经成为现实、甚至早已变成历史。毫无疑问,这样的影片仍然应该划定在科幻电影范围内。例如,科幻文艺鼻祖之一的法国作家凡尔纳的小说《海底两万里》在1907年被梅里爱改拍成同名影片,影片中的鹦鹉螺号潜艇到如今的核潜艇时代看来丝毫不足为奇,有人或许据此质疑这样一部表现普通潜艇的影片怎会也算科幻电影,但这部影片仍将永远列入科幻电影之内。美国电影家迈克尔·道格拉斯担任制片人拍摄过一部由简·方达主演的科幻片《中国综合症》,影片以相当明确的纪实性手法描写美国某核发电厂发生核事故的惊人内幕情况。影片公映的同一年恰逢美国三里岛核电站果真发生了核事故,科幻片顿成极具鼓动性的反核主义电影。现在,当人们早已经历过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这类接二连三的核电站事故之后,这部影片的科幻色彩更是消退,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无视这部影片通过纪实手法表现出来的惊人科学预见,不能把这部影片排除在科幻电影之外。
至此,我们似乎可以尝试对弗兰克的定义作这样一个简洁的订正:以影片摄制时已被揭示或尚在揭示的科学原理或科学现象作为剧作基础,展现某一虚构世界中的戏剧性事件的影片,即为科幻片。
根据影片的题材范围,科幻电影可划分为“硬科幻片”和“软科幻片”两类。这样的划分大约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电子计算机技术的迅速普及才出现的。汤姆·道林在1980年的《纽约时报》上撰文批评好莱坞科幻片时指出,凡尔纳本人根本不是一个科学家,他的作品却以“硬性”的科学为基础。威尔斯是一个受过正规教育的科学家,还是一个第一流的思想家,他大部分科学幻想小说的中心是以“软性”科学为基础的。所谓“硬科学”,是指包括实用技术学科在内的自然科学各主要学科,因此,“硬科幻片”即指那些着重以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为幻想题材或主题的科幻电影。与此相对,所谓的“软科学”当然就是指社会科学的各主要学科,而“软科幻片”即是那些以社会科学学科为幻想题材或主题的科幻电影。
应该说明的是,我们对社会科学学科即软科学的理解同国外某些论者对软科学的理解并不尽相同。在国外某些论者眼中,科幻电影中对人类形体结构变化作出虚构作品仍可以确认作软科学科幻片,而在我们看来,这类影片却未必算做软科幻电影。科幻电影史上可算做软科幻片的典型作品为数寥寥,我们目前看到的只有《发条橙子》和英国影片《预言1984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