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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兵而不愿谈兵
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十月,刘秀回到老家舂陵乡(此时改称章陵县),整修墓园祖庙、旧日宅院,祭祀祖先,巡视田地房舍,并设置酒宴,招待亲戚,赏赐族人。刘氏宗室的姑母、婶娘们,喝酒喝得高兴,相互议论说,“文叔(刘秀字文叔)小时候谨慎老实,不懂跟人应酬,只是坦率温柔,想不到能变成今天这样。”刘秀听了大笑,说,“我治理天下也想用温柔的办法(柔道)。”
这跟后世对他的评价有一些出入。刘秀庙号世祖,按照礼法,祖有功而宗有德,受肯定的是功。谥号光武,根据谥法,能绍前业曰光,克定祸乱曰武,仍然说的是他终结王莽之祸以及平定割据之乱,是中兴汉室的不世战功。他时常亲临战阵,比他的多数将领更懂得用兵之道。
28岁跟兄长刘縯起兵,两年后就当了皇帝。表面看来,刘秀的崛起相当神速。问题是当时称王称帝的不止他一个。王莽新朝还没颠覆,刘秀的族兄刘玄就已经被推为更始皇帝,当时刘秀还是他下属。刘秀即位的同一年,公孙述在成都称帝;刘盆子被赤眉军拥立为帝;刘永在睢阳称帝。而在此前后,称王或将军的更是不计其数。
姓刘算不算一个优势?只能说是稍微有点用。刘氏皇族子孙一代比一代多,当时赤眉军想立一个姓刘的宗室,军中光是城阳景王刘章的后人就有七十多个。后来挑出3个跟刘章血缘最近的,用抽签的办法选定了在军中管放牛的刘盆子。刘秀是刘邦的九世孙,他的六世祖刘发是王,五世祖刘买降为侯,到他父亲刘钦已经不过是个县令了,血统实在没什么尊贵可言。他的年号“建武”说出了几分实话:天下是打出来的,建立在武功之上。
相比那些不堪的、跟强盗差不多的对手(绿林军入长安,更始皇帝问其将领,“抢到了多少东西?”),刘秀政治眼光高远得多。当时群雄竞逐,四海鼎沸,最受世人看重的是攻城略地的猛将、权谋诡谲的策士,他却独具慧眼,从草泽中挑选出忠厚之臣、循良之吏。他还叮嘱手下将领,征伐不一定要抢地屠城,最緊要的是平息和安抚民众。乱民如果肯归附,把他们的首领送到京师,部众遣散回家种田植桑。
刘盆子、刘永、张步、李宪、彭宠、卢芳、隗嚣、公孙述……,建国初的十多年,刘秀奔走各处,马不停蹄,精力主要用在了剿除割据势力上。占据天水、武都、金城等郡(均在今甘肃东部)的隗嚣,一度在刘秀和公孙述这两个政府间徘徊。建武四年(28年),他派部下马援先后去成都和洛阳,打探公孙述和刘秀的情况。刘秀的过人之处,就在马援的比较下得以展现。
马援跟公孙述是同乡,少年时就交好,他以为见面后两人会把酒言欢,不料迎接他的却是篇官样文章。公孙述以盛大隆重的仪式接待他,与此同时又武士林立、戒备森严,摆出一副至高无上的架势。马援认定公孙述是妄自尊大的井底之蛙。至于刘秀,他只派了一个宦官把马援带进皇宫,自己穿着平民的服装,在宣德殿廊下笑脸相迎。马援问刘秀,之前我去成都,公孙述让卫士持戟簇拥着见我。今天我远道而来,陛下怎么知道我不是个刺客,这么简单就让我进来。刘秀笑道,你哪里会是刺客,只不过是说客罢了。
不久,马援回去复命。隗嚣跟他一同起居,问他洛阳情形。马援说刘秀接见了他几十次,谈话非常随意,时常通宵达旦。在他看来,刘秀是有勇有谋的明君,开诚布公,气度恢宏,不太拘泥小节,跟汉高祖刘邦有点像;而博览经学,处理政事,在前世帝王中无人可比。隗嚣就问:你觉得跟刘邦比怎么样?马援回答,不如刘邦。高祖做事情无可无不可。刘秀爱处理政务,举止守礼节,不喜饮酒。隗嚣听了有点不高兴:要像你说的,反倒还胜过刘邦!
意在割据一方的隗嚣,对东汉政府时近时远,最终与公孙述联合。马援投奔刘秀,成为名将。建武九年(33年)、十二年(36年),隗嚣、公孙述先后被剿灭。此后,除非出现紧急状况,厌倦了征伐的刘秀没有再提及军事。一次,太子刘强问起,刘秀冷冷地说,这事超出你的能力。
退功臣而进文吏
经过十多年征伐,东汉政权已经相当稳固。刘秀的问题从打天下变成了治天下。当年汉高祖刘邦登基不久,谋士陆贾向他指出,天下可以用武力夺取,却不可以用武力治理。“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才是“长久之术”。后来经过武帝、昭帝、宣帝,逐渐形成了一套“表儒里法”、“王霸道杂之”的治国方略。刘秀明白,经过建国前后那轮动荡骚乱,他需要遵循儒家的“王道”,以温和、宽松的政策赢得民心。这也就是他说的“柔道”。
建武五年(29年),各地一片杀伐声,征战归来的刘秀,却开始在洛阳兴建太学(国立大学),并亲自视察。太学修习古代礼乐,一切都遵照儒家经典规定,东汉的文化教育焕然一新。与此同时,刘秀“未及下车,先访儒雅”,他身边很快集中了一批著名学者。有时他和臣属谈论儒家经典,直到半夜才睡,太子规劝他说,陛下有夏禹、商汤的圣明,却丧失了黄帝、老子的养生之道,但愿您爱惜自己的精神,优游而安宁。刘秀却说,做这些事令我快乐,并不觉得疲惫。他甚至还亲自主持和裁决当时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间的争论。
庞大的官僚机构,是西汉武帝之后民用匮乏的重要原因,刘秀用“并官省职”的办法,减轻民间负担。建武六年,他下令对全国的县和封国进行调整,裁减官吏人数,据说合并减少四百多个县,官吏职位减少到十分之一。同年他还把田租由十分之一削减到了汉景帝时的三十分之一。
自西汉初年开始,各地奉命在立秋之后选拔轻车、骑士(平地)、材官(山地)、楼船(水上)等作战人员,做军队的储备。建武七年,东汉军队充实,刘秀取消了这项征召。此外他还下令释放狱中没有犯下死罪的囚徒,恢复平民身份,不再治他们的罪。犯了轻罪在逃的,官吏只记下他们的名字而免除他们的罪责。
打天下和治天下这对矛盾,常常在怎么对待故旧功臣这个问题上激发出来。天下是这群人打来的,不让他们共享治天下的权、利似乎说不过去。但治天下需要的却是另一套技能。该如何处置?一个办法是“狡兔死,走狗烹”。历朝开国皇帝都是十分下得去手的。刘秀却是个特例。他对功臣,用的也是“柔道”。 建武七年,太中大夫郑兴上书说,现在公卿大夫多推举渔阳太守郭伋担任大司空,一直拖延着定不下来。民间传说朝廷要把这位置留给功臣。让功臣担当这个政府要职很可能无法胜任。希望陛下委屈自己顺从大家的意见。几经权衡,刘秀选择李通出任大司空。李通是刘秀南阳老家的人,当年就是他最早跟刘秀谋划起兵,同时他还是刘秀妹夫。当时许多政府官员是刘秀的同乡或故旧,李通可谓同乡、故旧、功臣兼备。四年之后,郭伋到洛阳来。刘秀询问他政府的功过得失。郭伋答道,“任命或者升迁政府官员,应当遴选全国的优秀人才,不该专用南阳人。”
好在李通看出了刘秀的难处,开了一个好头,几次以老迈为由请辞。建武十二年,刘秀接受了他的请求。邓禹、贾复、耿弇等开国功臣,知道时代已经变了,皇帝不愿让他们身在京师手握重兵,次年主动交出兵权,于是左、右将军职位取消。考虑到功臣们的感受,刘秀保留了他们的爵位和采邑,不再让他们在政府任职,
他认为自己这么做也是为功臣好。长时间留在官位上,一旦犯错难免受罚,搞不好会保不住爵位封地。他也的确时常回护他们,宽恕他们的小过失。远方进贡的珍稀美味,一定先赏赐给所有侯爵,有时御厨房都没有剩余的。所以功臣们最后都保住了地位财产,没有人受到诛戮或贬谪。
修身容易齐家难
刘秀是一心想成为明君的。他不喜欢奢侈放纵,对美食、好酒、音乐、珠玉都没什么兴趣。当时皇帝还活着就要预先建造陵墓,他吩咐说,不要太占地方,不要堆砌高坟,低洼之处不至于积水就可以了,将来改朝换代之后,尸体棺木和泥土化为一体。他还表示过世之后要像汉文帝那样不随葬金银珠宝。当年赤眉军盗掘西汉王朝帝陵的陪葬品,只有文帝陵墓没有遭难。刘秀认为这是简朴带来的回报。
对于臣属的歌功颂德,他往往能保持清醒。在诏书中他经常声称自己“德薄”,要官员们不要称赞他圣明。各地报告发现印证德政的祥瑞,他不让史官作记录,有一次甚至下令,如果郡县派人到京城来大肆吹捧,就剃掉当事人的头发发配去边疆屯田。对于刚直不阿的人,刘秀常能宽容欣赏,哪怕他冒犯龙颜。
一次刘秀到郊外打猎,夜里才回到洛阳,想从东北门进城。城门守卫官郅恽拒绝开门。刘秀命随从凑近门缝跟郅恽搭话,郅恽回答,火把亮度有限,看不清楚。劉秀只好绕到另一个城门进城。不料郅恽第二天还要上书,说他远猎山林,夜以继日,没把社稷宗庙当回事。刘秀不但没有生气,还赏赐他一百匹布帛。那个放皇帝入城的城门官却倒了霉,被贬到下面当县尉。
管得住自己,管不住家人。古往今来的当政者在这上面栽了不少跟头,刘秀没能幸免。他幼年丧父,是叔父刘良将他们兄弟抚养成人。等他当了皇帝,刘良被封为赵王。有一次他进城时跟人抢道,仗势呵斥了宫里的官员和城门守卫官,被司隶校尉鲍永弹劾。鲍永手下还有一个叫鲍恢的,跟他一样不畏强权。刘秀常说,皇亲国戚们收敛一点,避开两个姓鲍的。
后来,刘良病重,刘秀去探望叔父,问他有什么心愿。刘良说他跟怀县人李子春感情很深,李犯了罪,县令赵熹要杀他,想给他讨个活命。刘秀表示,地方官员按律令执法不能徇私,换一件别的事吧。刘良没再说什么。在他死后,刘秀追思叔父,终于还是赦免了李子春。
姐姐刘黄也给刘秀惹下了不少麻烦。她的家奴光天化日仗势杀人,躲藏在她家,令官吏无法抓捕。后来刘黄出门时,那个家奴在车上陪坐,洛阳县令董宣拦住了马车,大声数落公主过错,然后喝令家奴下车,当场诛杀。刘黄跑到宫里哭诉。刘秀大怒,传唤董宣,要把他乱棍打死,结果却被董宣的一番话说动,只是要他向刘黄磕头谢罪。董宣不肯磕,就让人强按他的脖子。董宣两手撑地,最终也没低头。刘黄就怪弟弟,你是平民的时候,藏匿犯死罪的亡命徒,官吏不敢上门,现在你当了皇帝,一个县令都收拾不了?刘秀笑着说,就是因为皇帝不能像平民那样。于是赦免董宣,说:硬脖子县令出去吧!
还有一件跟刘黄有关的事,也透露出刘秀的性情。当时刘黄丈夫刚死,刘秀和她议论朝臣,暗暗了解她再嫁的意向。刘黄对大司马宋弘很有好感,刘秀答应她会想想办法。不久,他召见宋弘,让刘黄呆在屏风后面。刘秀跟宋弘说,“民间有一句俗话,地位尊贵就要换批朋友;财富增长就要改娶妻子。这是人之常情?”宋弘回答,“我听到的说法是,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刘秀转头跟屏风后的姐姐说,“这事办不成了。”
刘秀的宽宏大度,在他跟一些隐逸之士的交往中也有展现。太原郡的周党在当地颇有名望,被征召到洛阳。进见时他只是俯下身体,并没有叩头,也不肯做官。博士范升弹劾他,刘秀却下诏书说,“自古以来明王圣主都有不肯为之效力的人,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周党不接受我的俸禄,也不过是人各有志。”于是赏赐给周党四十匹绸子,送他回老家。
改立太子,兄弟阋墙
东汉13个皇帝,有11个在20岁之前即位(童年即位的约有一半),而且还往往短命(活过40岁的只有3个)、无后(近一半无子嗣)。所以从旁系引入继承人,母后临朝的情况特别多(6位)。不过在刘秀开国时这还不是问题。他活了62岁,生了10个儿子,是东汉所有皇帝中最长寿、最“多产”的。刘秀的10个儿子,来自于3位后妃。其中前后两位皇后郭圣通和阴丽华各生了5个,美人许氏有一个。许氏不受宠爱,她的儿子刘英,在刘秀的10个儿子中封国最小地位最低。
阴丽华是南阳新野(今属河南)有名的美女。刘秀年轻时候的志向不过是“仕宦当做执金吾(负责监督、检查京城及附近地区治安的官员),娶妻当得阴丽华”。29岁那年,他如愿以偿,娶了比他小10岁的阴氏。当时他还在绿林军更始皇帝刘玄手下。新婚不久,他要去洛阳担任司隶校尉,就暂时把阴丽华送回新野。不到一年,他又在真定国槁县(今石家庄市东南)娶了另一个妻子郭圣通。郭家是当地的豪族,郭氏的母亲是汉景帝七世孙真定恭王刘普的女儿,舅父刘杨承袭王位(被王莽废除)。这很可能是一桩政治联姻。为了对抗当时在黄河以北势力很强的王郎,刘秀需要当地贵族富豪的帮助。 劉秀称帝后,把阴丽华接到洛阳皇宫。他觉得阴氏性情温柔宽厚,可以立为皇后。因为另一位贵人郭圣通已经生有皇子,阴丽华坚持谦让。于是刘秀立郭氏为皇后,立其儿子刘强为太子。但他毕竟更宠爱阴丽华,跟她呆在一起的时间也最多,有时出征也让她随行。他们的第4个儿子刘阳就是在刘秀出征彭宠时生的。相比忠厚谦恭的太子刘强,早慧的刘阳更得刘秀宠爱。
建武十五年(39年),因为觉得全国田地面积数字不准确,刘秀下令各州郡重新丈量。各郡都派人去洛阳报告,在陈留郡的公文中,刘秀发现夹在其中的竹简上写着:“颖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他问陈留郡的信差这是哪来的,有什么意思。信差不肯说实话,称这是在洛阳城里捡到的,误夹在公文中。刘秀大怒。当时只有12岁的刘阳在帐后插嘴,“那是郡里给他的指令,应该是 想让他打听其他郡县丈量的结果以作比较。”刘秀问,“就算这样,为什么说河南、南阳两地不要问?”刘阳答道,“河南尹是都城所在地,多皇帝近臣;南阳郡是皇帝故乡,多皇帝近亲。房屋、田地超过规定,不能当作标准。”刘秀让人诘问信差,果然是这样。刘秀由此对刘阳愈加疼爱。
对于自己的失宠,皇后郭圣通时有怨言,但这只能增加刘秀的怒气。建武十七年(41年)十月,郭氏终于被废黜,刘秀改封阴丽华为皇后。母亲被废黜后,太子刘强心里很不安。有人劝他说,“长久呆在不安稳的位置,不但有违孝道(让刘秀为难),还可能招来危险。不如辞了太子之位奉养母亲。”刘强于是几次托人向刘秀表达这个意思。刘秀拖延了几年终于答应,让刘强、刘阳兄弟互换,刘强改当东海王,刘阳成为皇太子,改名刘庄。
刘强没有过失,按照常理不应该被废。刘秀在诏书中解释,根据《春秋》大义,选择继承人时以出身高贵为原则,刘阳是皇后阴丽华所生,应该继承宝座。问题在于即便如此,刘阳是阴丽华第4个儿子,怎么就轮到他了呢?
这一安排不是没有后患的。
建武二十八年(52年),有人上书说,刘秀的儿子们结交被他诛杀的人的子孙,这些人怕会因事生乱。恰好更始皇帝刘玄的儿子刘鲤,当时因为怨恨刘盆子害死父亲,杀了他的哥哥刘恭。而刘鲤是沛王刘辅(郭皇后生)的座上宾。刘秀一怒之下,把刘辅送到牢里关了3天,命令各郡县搜捕儿子们结交的人,牵连杀了一千多人。
中元二年(57年),刘秀去世,刘庄登基。该发生的事还是要发生。
刘庄的同胞兄弟刘荆写了封信,让人假冒刘强舅父郭况的家人给刘强送去,信中说刘强和郭皇后没罪,却遭到贬谪,建议刘强起兵夺回天下。刘强看了信魂飞魄散,立刻逮捕送信的人,把信封好向刘庄呈报。刘庄查出写信的是亲弟弟,只好将此事列为最高机密,搁置了事。后来刘荆诅咒朝廷,扬言说要造反,遭到弹劾自杀。
此外,郭皇后的儿子刘康图谋“不轨”,6个封县被削掉5个。她的另一个儿子刘延,在祭祀时诅咒朝廷,十几个封县被削剩下两个。许美人的儿子刘英,结交宾客,“有谋逆”,被废后自杀。倒是当年被关过3天的刘辅后来一直谨慎持身,用心学问,作《五经论》,时人称之为《沛王通论》。
钱穆认为,政治主要分制度和人事两部分。西汉晚期,外戚执掌大权,王莽代汉而兴,所以东汉立国以后,刘秀为免大权旁落,亲自打理诸多政务。后人对刘秀的批评是有事无政,也就是说他本人是明君(之后他儿子明帝刘庄、孙子章帝刘炟也是明君),但只是处理好了人事,没有创立好的制度。这样一来,皇帝优秀事情就处置得好,皇帝糟糕却没有管束他的有效办法。这是东汉历史上的大问题,也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一个长期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