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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勇敢地、理性地拯救落水者，似乎也正是一个社会正在自我救赎、提升的象征，唯有刚健质朴的气质能够拯救那陷溺于虚伪和私欲之洪流中的人。
为救两名落水少年，湖北长江大学陈及时、何东旭、方招三名大学生不幸被江水吞没。他们是英雄，这个时代罕见的道德英雄。现在社会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赞美他们，为他们树立纪念碑；另一方面尽最大可能抚慰他们的家人，比如政府发放抚恤金，社会募集资金以解决他们的家庭困难。
除此之外，没有必要人为地拔高他们。在救人之前，这些孩子只是普通人，他们也具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甚至他们未必就是在专业上多么出色、道德上多么高尚的人。但是，他们终究是一个人，一个“善端”没有被遮蔽的人。
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而且，这种恻隐之心，“我固有之也”，是内在于人性之中的。孟子还更为显豁地进行过解释：“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
仁者爱人，即关爱他人。假如这他人是亲人，则其中自有源于遗传和长期相处而积累的亲情，这种爱是自然的。那么，对于陌生人，这种关爱则来自于人内在一种奇妙的构造，即不忍之心。孟子讲，君子“远庖厨”，就是因为君子有“不忍之心”，有一颗相对柔软的心，不忍看见动物在被宰死之前的“觳觫”。
对于同类，这种不忍之心当然更为明显和强烈了。看见一個人掉进井里，任谁都会着急，不忍心，会本能地产生救人的冲动。假如他伸手就可以救他，他一定会伸手。假如不能，他也一定会呼救。关于这一点，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感论》中也有所发挥，斯密称之为“同感”。
这种不忍之心就是仁的内在基础，这种同感就是善的基础。按照孟子的说法，以此为基础，勤加拂拭，加以存养扩充，也就是仁者了，也就可以成就道德的行为。这时候，当然需要借助于理性，甚至借助知识。但仁的关键还是那内在于人心中的善端。
这些大学生所处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境：看见小孩掉进水里，他们本能地产生不忍之心，一种拯救落水者的内心冲动。可贵的是，他们正确地使用了自己的理性：知道自己不会游泳，没有鲁莽地跳到水里，而是组成人梯去营救。事实上，营救行动也取得成功了’只是由于有人体力不支，人梯断裂，导致三位大学生落水溺亡。
这是一个悲剧，但这丝毫也不妨碍这是一起道德、英雄般的行动，也不妨碍这三位大学生成为英雄。他们是平凡的，因为他们只是听从每个人都可以听到的恻隐之心的召唤；他们也是英雄，他们知道自己将被置于危险境地，但他们还是听从了内心的召唤。
照例，在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纷纷报道。应当说，大多数人赞赏这些大学生的仁者之行。荆州数万民众自发为三位牺牲的大学生送葬，也表达了人们赞赏美德的共同的朴素情感。
不过，也有人发表了一些貌似高深的议论，有人责备这些大学生没有受过专门训练，没有合适的器材和方法，怎可贸然下水救人?这样的指责也指向教育体系，指责当代中国的基础教育中缺乏救生应急的教育，更指责教育中过分宣传牺牲精神，怂恿学生盲目牺牲——很多人提到了当年曾被广泛宣传的少年救火英雄赖宁。更有一些人提出：大学生如此牺牲是否值得?救出两人而牺牲三人是否值得?有人说，对这三位大学生“敬佩，但是不支持，感到可惜”——这样的态度让人想起1982年西安大学生张华拯救一位老农而献出生命所引起的争论。
这些议论貌似高深，但其实充满谬误。这种谬误其来有自过去几十年中，由于复杂的文化、政治原因，中国社会先后发展出两种反道德的价值体系。第一种源于对英雄的恶性宣传，仿佛一个行为唯有与某种宏大价值勾连起来才是道德的，这导致了道德的虚伪化，人们自然也就不再相信道德本身。当年张华引发的争论就是道德感破灭的标志。
第二种源于上世纪80年代后、尤其是90年代，整个社会被一种赤裸裸的物质主义精神支配，具有这种精神的人把人理解为成本收益计算的机器，人唯一重要的东西就是肉体的生命，道德则是成本收益计算后理性地选择的结果。只要自己收益足够大，就宁可不道德，并认为这反而是最道德的。“范跑跑”就是这种理念的化身。
这两种价值体系表面上相反，却共享着反道德的哲学：否定人的内在道德感，把道德行为视为外在的强制的产物，或者根本就不承认道德的可能性。其结果都是道德虚无主义。在此次事件中，获救的两名小男孩悄然离开现场，恐怕就是这两种价值体系共同作用的产物。
不过，大学生勇敢地、理性地拯救落水者，似乎也正是一个社会正在自我救赎、提升的象征，唯有刚健质朴的气质能够拯救那陷溺于虚伪和私欲之洪流中的人。
为救两名落水少年，湖北长江大学陈及时、何东旭、方招三名大学生不幸被江水吞没。他们是英雄，这个时代罕见的道德英雄。现在社会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赞美他们，为他们树立纪念碑；另一方面尽最大可能抚慰他们的家人，比如政府发放抚恤金，社会募集资金以解决他们的家庭困难。
除此之外，没有必要人为地拔高他们。在救人之前，这些孩子只是普通人，他们也具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甚至他们未必就是在专业上多么出色、道德上多么高尚的人。但是，他们终究是一个人，一个“善端”没有被遮蔽的人。
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而且，这种恻隐之心，“我固有之也”，是内在于人性之中的。孟子还更为显豁地进行过解释：“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
仁者爱人，即关爱他人。假如这他人是亲人，则其中自有源于遗传和长期相处而积累的亲情，这种爱是自然的。那么，对于陌生人，这种关爱则来自于人内在一种奇妙的构造，即不忍之心。孟子讲，君子“远庖厨”，就是因为君子有“不忍之心”，有一颗相对柔软的心，不忍看见动物在被宰死之前的“觳觫”。
对于同类，这种不忍之心当然更为明显和强烈了。看见一個人掉进井里，任谁都会着急，不忍心，会本能地产生救人的冲动。假如他伸手就可以救他，他一定会伸手。假如不能，他也一定会呼救。关于这一点，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感论》中也有所发挥，斯密称之为“同感”。
这种不忍之心就是仁的内在基础，这种同感就是善的基础。按照孟子的说法，以此为基础，勤加拂拭，加以存养扩充，也就是仁者了，也就可以成就道德的行为。这时候，当然需要借助于理性，甚至借助知识。但仁的关键还是那内在于人心中的善端。
这些大学生所处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境：看见小孩掉进水里，他们本能地产生不忍之心，一种拯救落水者的内心冲动。可贵的是，他们正确地使用了自己的理性：知道自己不会游泳，没有鲁莽地跳到水里，而是组成人梯去营救。事实上，营救行动也取得成功了’只是由于有人体力不支，人梯断裂，导致三位大学生落水溺亡。
这是一个悲剧，但这丝毫也不妨碍这是一起道德、英雄般的行动，也不妨碍这三位大学生成为英雄。他们是平凡的，因为他们只是听从每个人都可以听到的恻隐之心的召唤；他们也是英雄，他们知道自己将被置于危险境地，但他们还是听从了内心的召唤。
照例，在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纷纷报道。应当说，大多数人赞赏这些大学生的仁者之行。荆州数万民众自发为三位牺牲的大学生送葬，也表达了人们赞赏美德的共同的朴素情感。
不过，也有人发表了一些貌似高深的议论，有人责备这些大学生没有受过专门训练，没有合适的器材和方法，怎可贸然下水救人?这样的指责也指向教育体系，指责当代中国的基础教育中缺乏救生应急的教育，更指责教育中过分宣传牺牲精神，怂恿学生盲目牺牲——很多人提到了当年曾被广泛宣传的少年救火英雄赖宁。更有一些人提出：大学生如此牺牲是否值得?救出两人而牺牲三人是否值得?有人说，对这三位大学生“敬佩，但是不支持，感到可惜”——这样的态度让人想起1982年西安大学生张华拯救一位老农而献出生命所引起的争论。
这些议论貌似高深，但其实充满谬误。这种谬误其来有自过去几十年中，由于复杂的文化、政治原因，中国社会先后发展出两种反道德的价值体系。第一种源于对英雄的恶性宣传，仿佛一个行为唯有与某种宏大价值勾连起来才是道德的，这导致了道德的虚伪化，人们自然也就不再相信道德本身。当年张华引发的争论就是道德感破灭的标志。
第二种源于上世纪80年代后、尤其是90年代，整个社会被一种赤裸裸的物质主义精神支配，具有这种精神的人把人理解为成本收益计算的机器，人唯一重要的东西就是肉体的生命，道德则是成本收益计算后理性地选择的结果。只要自己收益足够大，就宁可不道德，并认为这反而是最道德的。“范跑跑”就是这种理念的化身。
这两种价值体系表面上相反，却共享着反道德的哲学：否定人的内在道德感，把道德行为视为外在的强制的产物，或者根本就不承认道德的可能性。其结果都是道德虚无主义。在此次事件中，获救的两名小男孩悄然离开现场，恐怕就是这两种价值体系共同作用的产物。
不过，大学生勇敢地、理性地拯救落水者，似乎也正是一个社会正在自我救赎、提升的象征，唯有刚健质朴的气质能够拯救那陷溺于虚伪和私欲之洪流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