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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影像传播与中国故事”——首届华语电影文化广东圆桌论坛，是广东省文联在构建粤港澳人文湾区建设背景下举办的一场研讨会。与会专家就粤产戏曲电影讲述“中国故事”的现状、粤港澳大湾区与当代电影的未来、大湾区背景下粤产电影的发展机遇等专题从故事题材、与故事匹配的影像创作艺术和制作技术、传播方式和渠道以及平台搭建等层面展开了热烈讨论。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精心选择中国故事题材，以开放的心态吸收其他优秀的文化要素，用富于创新的叙事与表达手段进行传播，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有效途径。研讨中，专家们的观点交流碰撞，富于开放性和建设性。现摘錄部分会议发言，以飨读者。
曾一果（暨南大学教授）：各位文艺批评家好，特别感谢广东省文联、广东省文艺研究所给批评家这样一个交流的平台，今天我们影像文艺的沙龙主题是“影像传播与中国故事——首届华语电影文化广东圆桌论坛”，选择这样一个话题的主要原因是粤港澳大湾区现在是国家高度重视的发展热土，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当然，因为一直处在改革开放前沿，粤港澳地区的电影曾经也很辉煌，所以我们想围绕着粤港澳地区电影的过去和未来开展讨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改革开放40年来粤地电影文化的发展情况;二是粤港澳大湾区与当代电影的发展;三是如何认识粤味电影与粤派电影;四，戏曲等地方性和传统性文化在当代影像中的呈现问题。
一、改革开放四十年广东电影的发展
王玉玮（暨南大学教授）：1997年之后，广东影视创作存在衰退的迹象，主要表现为创作题材没有突破，人物类型塑造没有创新，故事叙事手法单一。尽管也出现了电影《秋喜》以及电视剧《下海》等着重表现广东题材的影视作品，但是总体反映并没有出现像20世纪90年代初《雅马哈渔档》以及《外来妹》等作品引起观众的巨大震动。在人物塑造上，影视剧《长恨歌》中的上海女人王琦瑶，《生活秀》中的武汉女人来双扬，这些影视剧逼真地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广州难有这样的佳作。
一直以来，广东影视剧创作拥有华侨题材、农村题材、改革题材以及近现代历史故事和人物等题材优势，但是这些题材的影视剧创作如今缺乏一定的时代性，没有处理好艺术与时代的关系。海外华人华侨题材近年来还是《金山》《下南洋》这类题材的影视剧。其实海外华人华侨移民有几种情况，一类是80年代以前移民主要是底层的劳苦农民，第二类是90年代的知识分子，如《北京人在纽约》，第三类是海外投资移民，如《中国合伙人》，然而我们的影视剧明显缺乏表现新时代的移民特征。吴天明执导《首席执行官》是以海尔企业首席执行官张瑞敏为原型创作，讲述了一个企业家的奋斗故事。广东拥有华为、腾讯这样的国际化的大企业，然而这方面题材的影视剧几乎没有。
刘晓希（广州大学讲师）：中国早期经典故事片《庄子试妻》是第一部在国外放映的中国电影，主角由中国第一位女演员闫姗姗扮演，这部电影无论在取材上还是形式上都与粤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作为第一部走向世界的中国电影，它的出现显然说明了粤语故事和中国故事之间的关系以及粤语故事本身的魅力。改革开放以来，以商业大潮为背景，以打工形象为主体的粤产片层出不穷。但在今年的佛山金鸡百花电影节和今天的研讨会现场都出现的《粤影40年》这本书上，却遗漏了珠江电影制片厂在1989年（也称为王朔电影年）出品的4部代表影片之一的《大喘气》。这部电影无论是对广州城市文化的记忆，还是对于中国电影的发展而言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此外，提到近年来粤产片衰微、广东故事的消退这一情境时，我们忽略了粤产片在国际上获过的各种奖项，以及在国内上映了的电影《路过未来》《我的诗篇》等，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们今天的粤语电影研究急需专业的电影史论人才，我们应该将研究院、研究所、文联、影协等部门和高校联合起来，共同打造专业、权威的粤语电影研究机构。对此，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已经着手组建了相关团队，进行粤语电影史料的打捞整理等工作。其次，粤语电影的衰退不仅仅是一个属于电影或者属于地域文化层面的问题，因此关于粤语电影的研究，也不应该局限在粤语地区电影现象的思考，放宽视野和打通相关学科的壁垒显得尤为重要。最后，我们研究粤语电影，绝不是为了解释粤语电影是如何走向衰退的，而是要对比其他国家方言电影的发展，思考粤语故事的当代转化。
戎琦（广东外贸外语大学讲师）：我最近看了两部我们广东生产的近代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它们从讲故事的角度看都不错，剧情起伏也引人入胜，可惜它们讲成了男女之情的故事，拍成了通俗剧而不是历史剧。我想从这两部电影来谈当下历史剧创作的不足和它的前景。这两部电影一部叫《夜·明》（2006），深圳电影制片厂和珠江电影制片厂联合制作，一部叫《英雄喋血》（2011），珠江电影制片厂制作，两部电影都是辛亥革命题材。《夜·明》的剧情框架是1910年孙中山流亡到马来西亚槟城，继续策划革命、为革命筹款，召开“庇能会议”。《英雄喋血》的剧情框架是同盟会成员罗仲霍、潘达微等人受孙中山指派在广州布置黄花岗起义的经过和最后的惨败。然而在重大历史题材框架下，两部影片的叙事重点都在表现那革命者是如何吸引、利用女性，还有女性如何因为爱慕革命者而援助了革命。这就变成爱情片加悬疑片了，对于革命历史本身没有深入表现，包括革命者的思想，革命中复杂的权谋和人性，革命的详细布置经过，革命者和清政府势力、广州及南洋地方势力的复杂关系，革命的意义等。历史剧不是完全不能虚构，在大关节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可以进行艺术虚构，但关键要聚焦历史本身，要有穿透力，通过作品表现一种历史意识、历史精神或历史观。通俗剧则讲讲善恶是非分明的故事，一般观念比较陈旧，人物塑造也比较模式化。
《夜·明》《英雄喋血》这两部片也许本来就没有打造历史剧的意图，这样分析有点强求，但我觉得就是应该呼唤真正的历史剧。通俗剧太多，历史剧的缺失不是广东的问题，是整个中国大陆的问题。就中国近代史而言，我们粤港澳地区是近代化的前沿阵地，留下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可以供我们进行文艺创作，比如我们可以讲讲明末以来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入澳门带来的中西文化碰撞，讲讲广州国民政府发起的北伐，这些历史发生于我们粤地，而事关整个中国，讲述它们是在讲“中国故事”。我们讲“中国故事”要有真正的自信，真正的自信便是可以正视我们这个民族—国家过去的所有历史文化。另外，在当下“全球化”并且地缘冲突严峻的世界格局下，讲述“中国故事”要正视外国人的真实反应，要真正为中国着想，文学艺术应该要起增进理解、化解冲突、共鸣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作用。 二、大湾区与粤产电影的未来空间
龙其林（广州大学教授）：无论是与北京、上海的影视文化产业相比，还是与毗邻的香港相比，粤产电影始终没有给人们带来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的地位，经济强省，影视洼地，成为许多人对广东影视文化的总体印象，我觉得这跟粤产电影文化身份日趋模糊有关。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地域文化特征逐渐稀薄，粤产电影所凭借的岭南文化、广府文化的身份特质也在高速的社会、文化发展中逐渐地变得模糊。岭南文化的特质是什么？应该是它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勇于创新。岭南文化凭借着地缘优势，在迅速接受外來新事物的过程中吸收、摹仿和学习外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将传统文化与之相互融合。岭南人敢于探索和尝试的拼搏精神，视野较为宽广，精明能干，有一种“敢为天下先”的性格特征。如果说岭南文化的这些身份特征在20世纪80、90年代还表现得比较突出的话，那么如今在开放理念已经普及、高新区遍地开花的大背景下，广东的文化身份已经逐渐模糊。文化生命只停留在一种对于粤语、岭南建筑、风俗的这种比较外在的表现上，没有表现出一种更内在、本质上的东西。表现在粤产电影中，就是没有了往年像《雅马哈鱼档》《特区打工妹》那样领一时风气之先的粤地特质明显的粤产电影。
在此背景下，粤港澳世界级大湾区的区域规划对于粤产电影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伴随区域板块的打造，资本大量进入必然带来影视文化的增殖，让粤产电影有了接轨香港，重现辉煌的可能。这方面现在已出现了某些症候。首先，近几年我国电影产业的爆炸式发展，使得资金来源更加多元化，资本构成也更加复杂，大湾区的电影融资环境应有较大改善。资金来源的多元，体现在策划制作环节上，将会使得电影类型趋向多元化;其次，大湾区兴起后，粤产电影在营销上应可以充分发挥关注效应，利用香港的影视立体营销，粤产电影的传播环境肯定会有很大改变。如果粤产电影创作者能准确抓住观众的兴趣点，那么面对高速发展的电影市场环境，就有可能后来居上突破重围;第三，粤产电影在大湾区资本的激励下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着影像的增殖：一方面，由于银幕数的飞速增长，粤产电影的票房将会进入较高速度增长;另一方面，也对粤产电影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就是如何在产业竞争环境下，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电影作品。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港片北上，内地电影中的大湾区要素会更加突出。粤产电影的“裂变”会持续，然而，这可以预期却无法预言的一切，为粤产电影的市场化历程开启了种种新的可能。对今天的粤产电影来说，一切皆有可能——不是一句广告语，而是大湾区逐步落地、内部融合逐渐增强之后将会出现的活生生的现实。
张陆园（华南理工大学讲师）：我想简要谈谈粤港澳大湾区影视文化走出去的问题。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时代背景下，我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影视文化走出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打好“一带一路”这张牌，重点借助海上丝绸之路去传播粤港澳大湾区影视文化;其次，打好粤港澳大湾区这张牌，努力将粤港澳大湾区提升为与旧金山、纽约、东京这三大湾区并驾齐驱的影视重镇，重点学习借鉴好莱坞所在的旧金山大湾区的影视产业发展之路;再次，打好岭南文化这张牌，以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为代表的岭南文化，在东南亚等地区特别是华人华侨聚居区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第四，打好港澳这张牌，粤港澳大湾区囊括了香港、澳门这两个具有特殊历史背景的城市，可以借助于这两个文化纽带实现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传播。
在粤港澳大湾区影视产业蓬勃发展的当下，我觉得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影视文化走出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下功夫：第一，内容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影视作品在警匪片、武侠片、功夫片等题材类型方面曾经具有很大的优势，这样的优势应该保持和延续。我们过去传播出去的影视形象更多是偏传统的，未来应该将粤港澳大湾区的新时代现实景观展现给世界。第二，区域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影视作品一直在东南亚、南亚、东亚等地区有比较大的影响力，未来要不断拓展文化版图，争取在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北美洲扩大影响，其实广州在整个非洲地区非常有影响力，这个优势不能浪费。第三，渠道方面，过去影视文化走出去更多的是借助官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比如“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中国优秀电视剧走进东非工程”“中国当代文艺作品翻译工程”等。光靠这些工程还远远不够，粤港澳大湾区影视文化走出去，应该将重心转向到市场，依靠市场主体，如前段时间刚刚成立的“影视文化进出口企业协作体”和“中国电视剧网络剧出口联盟”，重点借助特新兴的具有世界影响的互联网巨头，比如总部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腾讯，在这方面广东是很有优势的。相信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进一步融合协作，粤港澳大湾区的影视产业竞争力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粤港澳大湾区的影视文化软实力会有一个质的提升。
莫智勇（暨南大学副教授）：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造成粤派电影、港派电影衰落的原因：第一，广东乃至两广或是华南地区，他们对传统文化认同的过程和内地对文化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这里的民族传统的东西使它的民俗放大，因此它的娱乐性比较强，即老百姓琐碎的娱乐性比较丰富;第二，香港一些无厘头文化、通俗文化携带着某一种娱乐性或者说是游戏性，娱乐性和游戏性元素渗透在粤地的影视文化中;第三，在社交化的新媒体时代，快餐式的、娱乐性的影视文化更适合粤地的老百姓口味。
因而如果未来粤港澳大湾区整合得比较好，电影产业也蓬勃发展起来的话，我觉得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进一步思考的：首先，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同根同源。香港、澳门、广东乃至福建等地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相同，香港人最早多是从广东过去，港商对珠三角的投资，台商投资到上海，都与文化有一定的关系，大湾区影视产业要发展，必须注重这点。其次，本土化问题。从民俗研究的角度来说，中国目前只有广东和福建比较完整地保留了传统意义上的民俗习惯。香港早期电影的无厘头都通过道教仪式作为表现形式。这些民俗化和本土化的东西如何呈现在现代影视里面是值得考虑的。我们已经有了“港派电影”和“香港电影”的说法，那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如火如荼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提出一种“粤味电影”的说法？ 曾一果（暨南大学教授）：刚才几位讲得都特别好，例如张陆园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和旧金山、东京湾这样的湾区相媲美。在经济上现在可能已经差不多了，但是影像文化本身是否也可以做到呢？好莱坞许多电影中都有旧金山的元素，而在大湾区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下，是否会涌现许多关涉粤港澳大湾区的影像作品，这是很值得期待的。另外，他刚才也从国际传播的视角谈了广东乃至粤港澳地区的影视文化如何走出去。我觉得粤语在海外其实有广泛市场的，在国外，不少外国人眼里的中国人都是广东人，如果粤语片拍出影响来，不仅在粤港澳地区会产生巨大影响力，也会在全世界的华人圈里产生有巨大影响。
刚才大家还提到区域和本土化的问题，这个我们等一会儿还会继续讨论到。在全球化的时代，在大湾区蓬勃发展的今天，全球与区域、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关系确实值得重新思考。黄宗仪曾经写过一本《面对巨变中的东亚景观》就讨论到香港、台湾的电影如何与广东乃至整个大陆地区实现区域互动。在全球化语境中，这样的区域互动很有意思，涉及到大湾区如何整合不同类型和不同地区（广东、香港和澳门等地）的影视文化，另外这样的区域互动也涉及到粤港澳地区与内地的关系，香港和内地的互动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但是广东与内地的互动其实也很有意思，今天上午大家都看了戏曲电影《白门柳》，我看了觉得特别亲切，因为这虽然是根据广东作家小说改编的电影，主演也是广东的李仙花副主席，但是故事背景却是苏州、南京一带的江南故事，拍摄的地点也是在苏州。
张志国（澳门城市大学助理教授）：今天大家都谈论了粤港澳大湾区影视文化产业，我在澳门工作，那就介绍一下澳门地区的电影产业发展现状。澳门的电影产业起步较晚，目前仍处于亟需特区政府积极引导与政策扶持的初级发展阶段。从电影生产环节来看，澳门尚没有一家立足本地、以视频制作为主要业务的电影公司。现在澳门电影主要是由导演编写剧本，再自行寻觅资金或由政府项目部分资助并与外地电影公司合作的制作模式。澳门特区政府为培育本土电影制造力量，主要通过三方面来推进：一是文化局澳门文化中心从2007年开始举办“澳门国际电影及录像展”，其中的“澳门制造”环节，每年均吸引大量本土电影人参与，也是本土电影作品发表的重要平台，称得上是澳门回归后推动本土电影发展最大的动力之一。2012年起“澳门制造”重新定位名为“澳门影像新势力”，资助范围扩大至“剧情短片”及“动画片”，在数量和质量上均逐年进步，尤其对澳门纪录片的发展影响深远。截止到2018年初，共有104部本地短片透过此计划顺利诞生，本土导演徐欣羡、何飞、陈雅莉、孔庆辉等从中脱颖而出，随后开始进军商业“电影长片”领域。可以说，“澳门影像新势力”是澳门本土电影人的摇篮。二是文化局于2013年推出“电影长片制作支持计划”，提供每部视频最高150万澳门币的起动资金，让本地导演有机会尝试拍摄长片，及至2014年推出的“拍摄申请协调服务”及“粤港澳电影创作投资交流会”，提供配套措施，搭建融资平台，均针对电影业提供财政及法规支持。2014年澳门导演陈雅莉的喜剧故事《港女打功夫》获得首届粤港澳电影创投会最佳电影计划奖。2017年导演徐欣羡、2018年导演何飞获文化局“电影长片支持计划”的资助，拍摄了自己第一部剧情长片，徐欣羡的《骨妹》在电影市场上属于低成本作品，但题材具有强烈本土性，加上表现出色的演员，简洁易懂的电影语言，比较容易进入不同国家地区的影展活动，从而争取电影发行商的青睐。何飞的《爱比死更冷》加入了更多商业动作元素，以回归前澳门作背景、青春恋爱故事为主轴，描写一名少女处心积虑的复仇计划，穿插着背叛、痴恋、毁灭、性爱等元素，同时探讨儿童受虐及校园欺凌等社会议题，先后参加法国康城影展、香港国际影视展、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港澳影展”等。三是澳门电影人才短缺，除了导演，尤其是制片与监制人才严重不足。有鉴于此，2017年社会文化司将“数字电影学士学位课程”批给澳门圣约瑟大学，“电影制作硕士学位课程”“电影管理硕士/博士学位课程”在澳门科技大学正式开课，但目前尚未体现成效。从电影的发行、放映与传播来看，澳门电影是较为滞后的。2017年澳门唯一一所由文产基金资助的发行及后制公司“1220”正式开业，完善了本地电影的产业链，将导演何飞的《爱比死更冷》卖到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加拿大及香港等地。澳门的放映市场较小，商业院线对上映澳门本土电影的经济收益并不看好，进入内地市场不仅需受审查又无竞争力，因此在发行上面并不健全。2017年文化局管辖下的“恋爱？电影馆”开幕，作为展现澳门本土电影的一个交流平台，不仅影响范围较小，而且尚缺乏澳门本地电影数据库，目前澳门城市大学图书馆正在进行数据库项目的筹备。由于知识产权保护，澳门本土电影不得在各大网络平台上传播，以至于澳门电影成为大众及专家难以言说的存在。
粤港澳电影已经在动画片、武侠片、警匪片等电影类型中获得领先优势，我们应继续保持这些类型视频的特色，在传承中创新。从既有的粤港澳视频中，结合粤港澳独特的历史背景，我认为“跨国叙述”应作为粤港澳电影共同的优势特色之一继承发展。无论是港澳，还是广东，中西文化的交流极为深入，移民现象最为剧烈，例如海外华侨中粤语华人为数众多，“自梳女”群体仅在广东才有，由澳门土生葡人作家飞力奇小说改编的电影《大辫子的诱惑》反映的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主题等等皆隐含着跨国叙述。“跨国叙述”的独特思维及想象模式可以作为粤语电影重要表征之一。
三、何为粤味电影与粤派电影
赵静蓉（暨南大学教授）：文化是有地域差异的，我们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背景下谈“粤产电影”，大湾区被界定为世界级城市群，那“粤产电影”是否应当主要聚焦于城市电影？如果是，怎么与其他城市或其他大湾区的文化形成差异？
莫智勇（暨南大学副教授）：前面发言中我提到了粤味电影，这里再延伸下去谈一下。“港派电影”的说法大家都已经接受，那有没有电影可以叫做“粤味电影”？能不能提出这样的概念？我们在广州的饮食文化讲究的是“吃味道”，北京人喜欢讲排场，四川人讲方便。广东人吃东西要讲好吃，出品好，哪怕是最差的环境都没关系。因此我觉得用到电影里，我们也应该提出一个“粤味电影”来，在电影文化的制作、传播中都注重粤味，这种文化的特色就出来了。具体而言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就是文化融和，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电影的发展应该是以文化融和作为主题。再以产城融合作为基础，形成城市群。以此为基础，拍出有粤地风味的作品。其次，利用好数字技术，粤味电影应该有很好的技术基础，在技术方面，广东是比较领先的，像深圳有高科技的创新基地，广东有很多影视剧作。再说远一点，早期我们拍广告的是在珠影发达起来的。我也参与拍了一些广告片，剧作公司是香港公司、澳大利亚公司开在广州的，开的公司不用对外，但是我们广告界的人都知道。你拍好的素材片，不管胶片拍也好，其他的拍的也好，到那个地方去，不掛牌就帮你制作，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甚至上海、北京都过来制作，当然北京电影时间长，它是另外一种方式。因此广东广告制作有很好的数字化基础，技法制作、数字化制作我们要做起来。第三，广东的优势在于我们的经商环境，广东人做生意很注重诚信，或者相对来说规则。广东的这种市场的环境最先进，能和国际接轨，融合粤港澳大湾区以后，是否可以利用这样的经济市场环境优势，大力推广“粤味电影”。 郭燕平（华南师范大学讲师）：刚才莫老师提到《喜羊羊》，这让我想起香港的《麦兜故事》。作一个简单的对比会发现《喜羊羊》虽然是本土创作却很少体现广东本土文化特色，而《麦兜故事》无论从街景设置还是食物或对话来看都很香港。这也侧面反映了广东的创作者好像并没有太多本土自我表达的欲望，这当然有各方面原因，一种本土文化的形成多多少少跟身份认同的危机感或焦虑感有关。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电影并不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概念。上个世纪30年代香港有粤语电影讲的是“北望神州”的故事，40年代邵逸夫拍的电影讲的是国语。到60、70年代，因为香港移民一代的子女发现以前的文化已经无法契合他们的经验表达，所以他们会想去讲自己的本土故事，这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港产电影”或者“香港电影”。今天在粤港澳大湾区整合发展的背景下，广东地区的影视文化产业可能更多的是迎来新的机遇而不是危机。怎么借助粤港澳大湾区大发展的契机去想象和建构一个区域性的文化共同体？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避免一种固化本土特质的倾向，而应以一种更开放的、多元的、动态的视角来看待大湾区影视文化的未来。
四、地方性、传统性的继承与再造
戎琦（广东外贸外语大学讲师）：今天上午看的戏曲电影《白门柳》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广东汉剧，特别美，既像京剧又在有些地方像昆曲，引人兴趣。然而我对它是外行，在艺术上不能说出点什么，还是针对思想内容说点观感。虽然它是一部戏曲片，一部类型电影，但我们还是希望它在人文思想方面提升一下，希望它做成一段文人的心灵史，而不止于一个通俗故事。我想谈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影片结束于柳如是投湖自尽的问题。影片在柳如是投湖自尽处就结束，让我不满足，我在等着看钱谦益什么反应。明清易代之際之所以留下那么多天下大义存于妓女的历史记录和文学叙事，并不是说那个时代妓女就普遍那么深明大义有气节，而是士大夫借此在反思乃至自责。同样讲述妓女的气节，这和张艺谋拍《金陵十三钗》表现妓女通过代替女学生去献身而得到净化升华完全不一样。《金陵十三钗》其实充满男权意识，骨子里先把妓女看做贱人，要通过做了那件事才值得赞美，更没有像明末士大夫那层宝贵的反思自责的精神内涵。历史上钱谦益虽然降清了，但仍对反清复明有所期盼，柳如是的人格应该对其有所影响。所以我觉得电影可以展现一下柳如是对钱谦益的影响，而以一般道德观念将两人塑造成一正一反两个角色缺少深度。二是“殉身报民”的问题。“殉身报民”是电影中柳如是唱出来的，柳如是希望钱谦益“殉身报民”。我觉得这个文化逻辑来得太快了，殉身如何就报民了？事实上，面临易代危机做何种选择、每个选择又出自怎样的文化逻辑非常困扰当时的士大夫。到底是死节？还是不死并出仕，辅佐满清的君主，造福一方的百姓？或者是不死但也不出仕，著书立说，留待后世，就像黄宗羲写《明夷待访录》，每种选择都有文化逻辑，钱谦益的内心深处一定有过复杂的纠葛，这方面最好深描一下。钱谦益的降清不是说没有贪生怕死的心理在作祟，但文艺作品如果以一般的道德观念把他完全塑造成一个贪生怕死之辈就太浅了。三是柳如是要做“人上人”的心理。电影一开始表现柳如是向钱谦益示爱就没有清晰地展示出她到底爱上他什么了，是攀附权贵吗？当钱谦益娶了她之后给她盖了一座“绛云楼”，柳如是专门唱了一段尝到做“人上人”滋味的唱段。最后柳如是要投湖前，又唱“做不了人上人就做大明鬼”。这种要做“人上人”的心理等于底层翻身的膨胀心理，加上狭隘的求名节心理，让人难以接受，太低看了柳如是！柳如是那一代的名妓和士人交往并不自卑，柳如是身上有真正“士”的精神，就是孟子所谓的“三不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样的人才是精神闪光的人。所以我们在今天这个讲述“中国故事”的时代，选择讲这个明清易代之际的故事，一定要将主人公的精神世界深描好，让人有穿越时代的理解和共鸣，避免被人误解有宣扬狭隘的名节思想和汉族主义之嫌。
张爱凤（广州大学教授）：刚才戎博士就《白门柳》这部戏曲电影谈得很具体。这里涉及到地方性的、传统性的文化如何在实现影像的当代呈现问题。我想从三个方面谈：第一，关于粤产戏曲电影讲述“中国故事”的现状探讨。我曾经做过江苏省一个项目，想了解一下江苏省包括江苏的城市在海外的传播情况，调查数据和结果显示，江苏自我认知、自我感觉很好，但海外影响力却并不如预期那般好。江苏城市文化传播风格定位都相似，没有太明显的个性，大家都打历史文化名城牌，结果混淆了。粤产戏曲电影是否也是如此呢？讲到“中国故事”，不能只讲空泛的概念，而要凸显地方性特色。就国家而言，提出“中国故事”是希望在世界的格局、舞台当中，能够凸显中国的一个主题性，但是具体到中国内部来说，讲“中国故事”需要有各地的特色。第二，关于戏曲电影的当代化、年轻化和大众化的问题。今天上午的电影虽然没有看完整，但是我非常喜欢，首先我对这个故事本身很熟悉，有天然的亲近性;其次电影的唱词、念白，文学性非常好，有文学背景的人应该非常喜欢。但是这样的电影如何散发青春的气质，即如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关注这些节目？白先勇改编的青春版《牡丹亭》最重要的一点是突出青春。实际上戏曲电影也可以参考2013年以来的原创文化节目，比如《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中华好诗词》等，这些都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一种当代化的呈现。因此找一些青年的观众来看一看影片、了解一下，能够掌握一些量化的数据更好。就像我刚开始讲的，江苏人自我感觉好得不得了，得有具体调研和报告才能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情况和外界的差异。因此，可以把创作和我们的研究、评论这些结合在一起，更加客观、准确地把脉，可能效果更好。第三，结合互联网时代新科技、新元素传播。《国家宝藏》节目播出之后，通过互联网媒体传播获得很好的反响。因此像《白门柳》这样好的作品出来，如果还仅仅局限于放映或者组织观影，那么传播的面、包括传播的方式是与当下存在一定差距的。是否可以通过运营把好的节目通过新的方式传播出去，这也是我们可以做的一些课题。 赵静蓉（暨南大学教授）：对于比较地方化和传统色彩浓厚的“戏曲电影”，我个人认为这是民族性的体现，是戏曲表演的记录，文化记忆的传承，也是中国故事，尤其是中国传统故事的传播，它的存在意义重大。但确实有一个问题必须要考虑的，这种的地方性、传统性元素特别浓厚的戏曲电影，其电影受众是谁？它的核心是戏曲还是电影？戏曲电影要怎么与当代文化建设的导向完美融合呢？怎么与网络、数字、新媒体等合作共存发展呢？我认为当前粤产电影最重要的工作还是要努力形成一种文化融合，地域的边界甚至地域文化的边界我认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文化融合中寻求一种对文化的认同感。
晏青（暨南大学副教授）：在看《白门柳》电影时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电影中“女扮男装”需要去掉一些符号，把符号隐藏起来，比如头发藏起来，把胸部绑起来。但是“男扮女装”就很复杂，需要增加符号，加一些头饰、画眉毛等等。这里面常常存在一个问题：如果上升到不同主体的时候，会发现当两种关系一种比较强，另一种比较弱，而弱者和强者相处的时候，往往需要增加一些符号。女人在男人面前要增加一些符号，人与人之间、不同文化之间也是这样，如果现在来看美国，美国的文化其实很自然、天然，没有那么多符号，而我们不同的弱小民族或者曾经被边缘化的民族重新来争夺文化霸权的时候，会发现现在走的是民族独特性的道路。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一些新有的符号，这是中国化的电影，比如说广州的电影。
我们现在强调要有本土特色，但要保持本土特色，电影就要增加更多的符号。对于广东而言，一方面要体现广东的电影特色，那就要增加符号，但增加符号也就增加了别人理解广东电影的难度。比如上午我们看的《白门柳》，会发现在进行慢生活，有很多的表情、场景，尽管符号很丰富，但更多要去解读它。如果走出广东，甚至走出世界，能夠解读出这些符号的人有多少？会不会造成观影障碍？因此广东的电影在增加自我特色、自我符号化的过程当中，如何考量普遍语法和本土语法之间的区别和符号的解读，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也是一个矛盾。
易莲媛（广州大学讲师）：谈到粤语电影、广东电影或者大湾区电影与地方性的联系时，我们不能走入以发掘本土特色、表现本地文化为首要目的，而忽略要在其中寻找一种普遍性的东西、寻找与本地域之外观众共同的“情感结构”。更不能一提到地方特色，就去前现代社会中寻找。事实上，能够与我们电影的目标观众发生情感共鸣的，还是来自于当下生活的鲜活经验，甚至是那些未曾进入影像表达的。比如很多老师都提到了贾樟柯的《山河故人》，以及贾樟柯电影对于山西的推广。但问题在于贾樟柯镜头下的山西表达的是山西的地方性经验吗？不，他表达的是中国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个体经验，或者概括地说，是社会巨变中被抛弃的、遗忘的个体经验，因此进入他视野的是那些我们共同经历的、但未曾被艺术化的经验。对于观众来说，亲切且新鲜。山西的方言、民风民俗、山川景观，已经与这些经验融为一体，不是被简单地、奇观化地展现。如果未来的广东电影能够有所发展，也应该是在这个方向上。事实上，香港电影曾经的成功，也是因为能够表现世界华人共同的“情感结构”，而当它开始醉心于“香港身份”的自恋表达时，也就衰落下去了。
周菁（华南师范大学讲师）：我想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来回应一下刚才两位老师谈到的议题。首先，爱凤老师刚才提到中国故事概念的提出要注意语境，不然就过于空泛，对此看法我是很有共鸣的。作为一个创作者，我思考更多的同样也是如何将好的概念和理念真正落实成一个个画面和影像创作上，如何从小处着眼实现宏大叙事，但又真正能讲到观众心里去的中国故事。我们在做纪录片创作的时候，就发现用现实中的人来说话，从小人物的成长故事去关照社会发展和变迁、时代的更迭与进步是非常受观众欢迎的。在一个漫长的记录过程中，每一个鲜活的存在和其他人都有着对社会相同的体味与共鸣，且又带有很强的地域性和文化个性。著名导演黄建新曾说，“有望成为中国文化符号的影视IP主要有两类：功夫电影和写实主义电影”。写实主义的创作诉求实际也是对中国故事在国内外广泛传播过程中告别空泛的路径之一。
第二，刚才莫智勇教授对粤味电影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内涵表述，而我对粤味电影的理解更想落实在语言之味上。“味”是中国古典诗学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范畴，是艺术作品整体所包含的、能够激发起人们丰富的艺术想象和强烈美感的各种要素的总和。我们讨论粤味电影也是基于粤产电影独特的美感和艺术要素作为对话交流的起点的。语言是电影这门视听艺术里非常独特的艺术创作符号，它本身就是文化、地域、文化身份最突出的表征。从个人的经验来说，最早了解广东的文化就是从粤语开始的，我也是因为钟爱粤语才来广东学习工作。这是语言的一种文化特征和魅力。另外，从我的研究经验中同样也感受到语言的独特审美价值。我是从事中外合拍电影研究的，在我做博士论文期间，也就是2008、2009年，中国电影市场虽然已经开始复苏，但不像现在这样火爆。所以电影界对于中外合拍电影的关注，更多的是放在制片经济的一种产出和流动上。后面才开始关注合拍片中的中国元素和跨文化传播等文化身份议题。所以我们现在要定义粤味电影，如果从文化地理方面和制片方的背景去考量都未必能概括全部，但如果把落脚点放在语言这一特殊符号上，应该更具影像传播的特色。
管琼（《粤海风》杂志副主编）：大家讲广东故事、地域性、民族性，所有的一切都是符号。真正重要的是人性，我们的电影是否关注到人性。有一部纪录片拍一个渡口的变迁拍了20年，里面涉及到的人物非常深刻、深入、细腻，没有弘扬时代精神、写大时代的东西，但确确实实透过一个人物写出了一个时代。我不是电影工作者也不是电影评论家，我只是一个观众，能够吸引我的电影、文学作品或者其他的艺术作品，一定是艺术家内心燃烧出来的东西。其实我很想问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拍？与你有什么关系？你是不是非拍不可？我要写评论，我为什么要去写？为了职称？为了名声？为了去参加某一个会议？一定要去追问我们自己。舆论层面媒体去做，老师去做，但是真正的研究者、艺术家，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内心，要看看自己的这颗心动了没有，这是我作为观众、读者给大家的一点分享。 卢瑜（广东省文艺研究所副所长）：围绕着今天研讨的主题，大家的讨论特别热烈，我也有些个人的想法：第一，如何界定“粤味电影”，恐怕需要更丰富立体的评价体系。但求所在是“粤味电影”嵌入现代电影工业的一种方式，但是也需要有突显地域文化元素和精神气质的作品来扩大粤味的影响力。只有讲好“广东故事”，才有可能讲好“中国故事”。对粤味的分析评价乃至界定，增加了粤味电影在新时代的新内涵。另外，由于文化传统本身的粘连性，都说粤港澳一家亲，这种传统文化的力量一直存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会焕发新的生命力。时代发生变化，粤味一定不是以前味道的简单翻版，要打造包括各种新的内涵，具有时代精神、传承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化等多种要素的粤味电影。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这个特殊的历史机遇，会带来粤味电影发展的驱动力。动力首先来自于经济的发展，带来综合实力的发展，这会对电影文化的传播扩散有很大的帮助。
第二，需要去发现“粤味电影”。通过文艺研究和评论，去发现有广东特色、中国气派的粤味电影，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发现的任务不亚于创作的任务。有专家认为讲好广东故事也就是讲好了中国故事，也有专家讲到电影《路过未来》，尽管不是广东本土制作的电影，却讲述了发展中的广东故事，充满了时代的反思。当然，这只是一种类型的电影。发现粤味电影讲好中国故事还需要评论家去研究并发现更多类型的电影作品。发现好作品需要发现的方法，健全评论机制，形成原创性的概念、范畴和评论体系。在座每一位批评家在自己的领域都有自己的学术建树，也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哪些研究方法更适合我们做电影研究和评论呢？做研究工作，方法论很重要，发现合适的方法做研究才能事半功倍。对文艺研究来讲，做研究的逻辑起点很重要，第一顺位和第二顺位的问题怎样界定和切入？他者与我者的关系怎么样看？怎么样处理共性和个性的关系？特点与整个基本面上的关系等，都需要在观点的交流碰撞中理解差异。
第三，需要一个文化身份认同的升级版。刚才曾教授讲到大湾区文化身份的认同，我同意。推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需要一个文化身份认同的升级版软件，而软件的给予是由文化精神来编写的。管琼老师发言中讲到，艺术创作中需要温度，要表达出基本的人性。我们确实需要在考虑文化认同的时候，还需要考虑到普遍的人性。如何在文化身份认同与自我认知之间找到结合点？我们从事文艺研究、文化评论或者媒体传播工作，这里面是不是一份责任一份情怀呢？希望接下来，通过联动融通等更多的形式，能够把大家研究的成果转化，实现更有效的對接，同步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推进。
总结：发现粤味电影，讲好广东故事
曾一果（暨南大学教授）：今天大家所讨论的话题都很有意思也，许多话题值得继续深入探讨和交流，这些讨论涉及到传统性、地方性、区域性、全球性、外来和本土、全球与本土等方面。可以说，所涉及和讨论的非常广泛，也非常具体。我们开展广东地区的电影文化圆桌论坛，本来便有一个设想，那就是以广东省文联、文艺研究所搭建的平台为纽带和桥梁，将广东地区的批评家团结在一起，我们的批评家身份是多样的，有的来自文学领域，有的来自传播学领域，有的来自艺术学领域，还有来自媒体和业界的。这样的跨学科、跨专业的讨论特别有意义，文艺批评需要多元化的视角，而今天我们实现了这样的多元化的互动交流，感谢广东省文联和文艺所给我们批评家提供这样的场所，我们也希望以后能够有更多的场所或者机会大家一起交流讨论，不仅仅限于电影，也可能涉及到当代艺术、城市形象、文学作品和媒介事件等等。
最后想说的，无论是针对电影，还是针对其他艺术门类，我们的目的都是要建立一个“文化共同体”——围绕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文化共同体”。作为批评家，我们的任务便是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发展发出自己的声音。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等）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精心选择中国故事题材，以开放的心态吸收其他优秀的文化要素，用富于创新的叙事与表达手段进行传播，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有效途径。研讨中，专家们的观点交流碰撞，富于开放性和建设性。现摘錄部分会议发言，以飨读者。
曾一果（暨南大学教授）：各位文艺批评家好，特别感谢广东省文联、广东省文艺研究所给批评家这样一个交流的平台，今天我们影像文艺的沙龙主题是“影像传播与中国故事——首届华语电影文化广东圆桌论坛”，选择这样一个话题的主要原因是粤港澳大湾区现在是国家高度重视的发展热土，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当然，因为一直处在改革开放前沿，粤港澳地区的电影曾经也很辉煌，所以我们想围绕着粤港澳地区电影的过去和未来开展讨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改革开放40年来粤地电影文化的发展情况;二是粤港澳大湾区与当代电影的发展;三是如何认识粤味电影与粤派电影;四，戏曲等地方性和传统性文化在当代影像中的呈现问题。
一、改革开放四十年广东电影的发展
王玉玮（暨南大学教授）：1997年之后，广东影视创作存在衰退的迹象，主要表现为创作题材没有突破，人物类型塑造没有创新，故事叙事手法单一。尽管也出现了电影《秋喜》以及电视剧《下海》等着重表现广东题材的影视作品，但是总体反映并没有出现像20世纪90年代初《雅马哈渔档》以及《外来妹》等作品引起观众的巨大震动。在人物塑造上，影视剧《长恨歌》中的上海女人王琦瑶，《生活秀》中的武汉女人来双扬，这些影视剧逼真地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广州难有这样的佳作。
一直以来，广东影视剧创作拥有华侨题材、农村题材、改革题材以及近现代历史故事和人物等题材优势，但是这些题材的影视剧创作如今缺乏一定的时代性，没有处理好艺术与时代的关系。海外华人华侨题材近年来还是《金山》《下南洋》这类题材的影视剧。其实海外华人华侨移民有几种情况，一类是80年代以前移民主要是底层的劳苦农民，第二类是90年代的知识分子，如《北京人在纽约》，第三类是海外投资移民，如《中国合伙人》，然而我们的影视剧明显缺乏表现新时代的移民特征。吴天明执导《首席执行官》是以海尔企业首席执行官张瑞敏为原型创作，讲述了一个企业家的奋斗故事。广东拥有华为、腾讯这样的国际化的大企业，然而这方面题材的影视剧几乎没有。
刘晓希（广州大学讲师）：中国早期经典故事片《庄子试妻》是第一部在国外放映的中国电影，主角由中国第一位女演员闫姗姗扮演，这部电影无论在取材上还是形式上都与粤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作为第一部走向世界的中国电影，它的出现显然说明了粤语故事和中国故事之间的关系以及粤语故事本身的魅力。改革开放以来，以商业大潮为背景，以打工形象为主体的粤产片层出不穷。但在今年的佛山金鸡百花电影节和今天的研讨会现场都出现的《粤影40年》这本书上，却遗漏了珠江电影制片厂在1989年（也称为王朔电影年）出品的4部代表影片之一的《大喘气》。这部电影无论是对广州城市文化的记忆，还是对于中国电影的发展而言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此外，提到近年来粤产片衰微、广东故事的消退这一情境时，我们忽略了粤产片在国际上获过的各种奖项，以及在国内上映了的电影《路过未来》《我的诗篇》等，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们今天的粤语电影研究急需专业的电影史论人才，我们应该将研究院、研究所、文联、影协等部门和高校联合起来，共同打造专业、权威的粤语电影研究机构。对此，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已经着手组建了相关团队，进行粤语电影史料的打捞整理等工作。其次，粤语电影的衰退不仅仅是一个属于电影或者属于地域文化层面的问题，因此关于粤语电影的研究，也不应该局限在粤语地区电影现象的思考，放宽视野和打通相关学科的壁垒显得尤为重要。最后，我们研究粤语电影，绝不是为了解释粤语电影是如何走向衰退的，而是要对比其他国家方言电影的发展，思考粤语故事的当代转化。
戎琦（广东外贸外语大学讲师）：我最近看了两部我们广东生产的近代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它们从讲故事的角度看都不错，剧情起伏也引人入胜，可惜它们讲成了男女之情的故事，拍成了通俗剧而不是历史剧。我想从这两部电影来谈当下历史剧创作的不足和它的前景。这两部电影一部叫《夜·明》（2006），深圳电影制片厂和珠江电影制片厂联合制作，一部叫《英雄喋血》（2011），珠江电影制片厂制作，两部电影都是辛亥革命题材。《夜·明》的剧情框架是1910年孙中山流亡到马来西亚槟城，继续策划革命、为革命筹款，召开“庇能会议”。《英雄喋血》的剧情框架是同盟会成员罗仲霍、潘达微等人受孙中山指派在广州布置黄花岗起义的经过和最后的惨败。然而在重大历史题材框架下，两部影片的叙事重点都在表现那革命者是如何吸引、利用女性，还有女性如何因为爱慕革命者而援助了革命。这就变成爱情片加悬疑片了，对于革命历史本身没有深入表现，包括革命者的思想，革命中复杂的权谋和人性，革命的详细布置经过，革命者和清政府势力、广州及南洋地方势力的复杂关系，革命的意义等。历史剧不是完全不能虚构，在大关节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可以进行艺术虚构，但关键要聚焦历史本身，要有穿透力，通过作品表现一种历史意识、历史精神或历史观。通俗剧则讲讲善恶是非分明的故事，一般观念比较陈旧，人物塑造也比较模式化。
《夜·明》《英雄喋血》这两部片也许本来就没有打造历史剧的意图，这样分析有点强求，但我觉得就是应该呼唤真正的历史剧。通俗剧太多，历史剧的缺失不是广东的问题，是整个中国大陆的问题。就中国近代史而言，我们粤港澳地区是近代化的前沿阵地，留下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可以供我们进行文艺创作，比如我们可以讲讲明末以来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入澳门带来的中西文化碰撞，讲讲广州国民政府发起的北伐，这些历史发生于我们粤地，而事关整个中国，讲述它们是在讲“中国故事”。我们讲“中国故事”要有真正的自信，真正的自信便是可以正视我们这个民族—国家过去的所有历史文化。另外，在当下“全球化”并且地缘冲突严峻的世界格局下，讲述“中国故事”要正视外国人的真实反应，要真正为中国着想，文学艺术应该要起增进理解、化解冲突、共鸣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作用。 二、大湾区与粤产电影的未来空间
龙其林（广州大学教授）：无论是与北京、上海的影视文化产业相比，还是与毗邻的香港相比，粤产电影始终没有给人们带来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的地位，经济强省，影视洼地，成为许多人对广东影视文化的总体印象，我觉得这跟粤产电影文化身份日趋模糊有关。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地域文化特征逐渐稀薄，粤产电影所凭借的岭南文化、广府文化的身份特质也在高速的社会、文化发展中逐渐地变得模糊。岭南文化的特质是什么？应该是它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勇于创新。岭南文化凭借着地缘优势，在迅速接受外來新事物的过程中吸收、摹仿和学习外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将传统文化与之相互融合。岭南人敢于探索和尝试的拼搏精神，视野较为宽广，精明能干，有一种“敢为天下先”的性格特征。如果说岭南文化的这些身份特征在20世纪80、90年代还表现得比较突出的话，那么如今在开放理念已经普及、高新区遍地开花的大背景下，广东的文化身份已经逐渐模糊。文化生命只停留在一种对于粤语、岭南建筑、风俗的这种比较外在的表现上，没有表现出一种更内在、本质上的东西。表现在粤产电影中，就是没有了往年像《雅马哈鱼档》《特区打工妹》那样领一时风气之先的粤地特质明显的粤产电影。
在此背景下，粤港澳世界级大湾区的区域规划对于粤产电影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伴随区域板块的打造，资本大量进入必然带来影视文化的增殖，让粤产电影有了接轨香港，重现辉煌的可能。这方面现在已出现了某些症候。首先，近几年我国电影产业的爆炸式发展，使得资金来源更加多元化，资本构成也更加复杂，大湾区的电影融资环境应有较大改善。资金来源的多元，体现在策划制作环节上，将会使得电影类型趋向多元化;其次，大湾区兴起后，粤产电影在营销上应可以充分发挥关注效应，利用香港的影视立体营销，粤产电影的传播环境肯定会有很大改变。如果粤产电影创作者能准确抓住观众的兴趣点，那么面对高速发展的电影市场环境，就有可能后来居上突破重围;第三，粤产电影在大湾区资本的激励下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着影像的增殖：一方面，由于银幕数的飞速增长，粤产电影的票房将会进入较高速度增长;另一方面，也对粤产电影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就是如何在产业竞争环境下，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电影作品。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港片北上，内地电影中的大湾区要素会更加突出。粤产电影的“裂变”会持续，然而，这可以预期却无法预言的一切，为粤产电影的市场化历程开启了种种新的可能。对今天的粤产电影来说，一切皆有可能——不是一句广告语，而是大湾区逐步落地、内部融合逐渐增强之后将会出现的活生生的现实。
张陆园（华南理工大学讲师）：我想简要谈谈粤港澳大湾区影视文化走出去的问题。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时代背景下，我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影视文化走出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打好“一带一路”这张牌，重点借助海上丝绸之路去传播粤港澳大湾区影视文化;其次，打好粤港澳大湾区这张牌，努力将粤港澳大湾区提升为与旧金山、纽约、东京这三大湾区并驾齐驱的影视重镇，重点学习借鉴好莱坞所在的旧金山大湾区的影视产业发展之路;再次，打好岭南文化这张牌，以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为代表的岭南文化，在东南亚等地区特别是华人华侨聚居区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第四，打好港澳这张牌，粤港澳大湾区囊括了香港、澳门这两个具有特殊历史背景的城市，可以借助于这两个文化纽带实现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传播。
在粤港澳大湾区影视产业蓬勃发展的当下，我觉得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影视文化走出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下功夫：第一，内容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影视作品在警匪片、武侠片、功夫片等题材类型方面曾经具有很大的优势，这样的优势应该保持和延续。我们过去传播出去的影视形象更多是偏传统的，未来应该将粤港澳大湾区的新时代现实景观展现给世界。第二，区域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影视作品一直在东南亚、南亚、东亚等地区有比较大的影响力，未来要不断拓展文化版图，争取在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北美洲扩大影响，其实广州在整个非洲地区非常有影响力，这个优势不能浪费。第三，渠道方面，过去影视文化走出去更多的是借助官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比如“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中国优秀电视剧走进东非工程”“中国当代文艺作品翻译工程”等。光靠这些工程还远远不够，粤港澳大湾区影视文化走出去，应该将重心转向到市场，依靠市场主体，如前段时间刚刚成立的“影视文化进出口企业协作体”和“中国电视剧网络剧出口联盟”，重点借助特新兴的具有世界影响的互联网巨头，比如总部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腾讯，在这方面广东是很有优势的。相信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进一步融合协作，粤港澳大湾区的影视产业竞争力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粤港澳大湾区的影视文化软实力会有一个质的提升。
莫智勇（暨南大学副教授）：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造成粤派电影、港派电影衰落的原因：第一，广东乃至两广或是华南地区，他们对传统文化认同的过程和内地对文化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这里的民族传统的东西使它的民俗放大，因此它的娱乐性比较强，即老百姓琐碎的娱乐性比较丰富;第二，香港一些无厘头文化、通俗文化携带着某一种娱乐性或者说是游戏性，娱乐性和游戏性元素渗透在粤地的影视文化中;第三，在社交化的新媒体时代，快餐式的、娱乐性的影视文化更适合粤地的老百姓口味。
因而如果未来粤港澳大湾区整合得比较好，电影产业也蓬勃发展起来的话，我觉得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进一步思考的：首先，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同根同源。香港、澳门、广东乃至福建等地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相同，香港人最早多是从广东过去，港商对珠三角的投资，台商投资到上海，都与文化有一定的关系，大湾区影视产业要发展，必须注重这点。其次，本土化问题。从民俗研究的角度来说，中国目前只有广东和福建比较完整地保留了传统意义上的民俗习惯。香港早期电影的无厘头都通过道教仪式作为表现形式。这些民俗化和本土化的东西如何呈现在现代影视里面是值得考虑的。我们已经有了“港派电影”和“香港电影”的说法，那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如火如荼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提出一种“粤味电影”的说法？ 曾一果（暨南大学教授）：刚才几位讲得都特别好，例如张陆园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和旧金山、东京湾这样的湾区相媲美。在经济上现在可能已经差不多了，但是影像文化本身是否也可以做到呢？好莱坞许多电影中都有旧金山的元素，而在大湾区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下，是否会涌现许多关涉粤港澳大湾区的影像作品，这是很值得期待的。另外，他刚才也从国际传播的视角谈了广东乃至粤港澳地区的影视文化如何走出去。我觉得粤语在海外其实有广泛市场的，在国外，不少外国人眼里的中国人都是广东人，如果粤语片拍出影响来，不仅在粤港澳地区会产生巨大影响力，也会在全世界的华人圈里产生有巨大影响。
刚才大家还提到区域和本土化的问题，这个我们等一会儿还会继续讨论到。在全球化的时代，在大湾区蓬勃发展的今天，全球与区域、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关系确实值得重新思考。黄宗仪曾经写过一本《面对巨变中的东亚景观》就讨论到香港、台湾的电影如何与广东乃至整个大陆地区实现区域互动。在全球化语境中，这样的区域互动很有意思，涉及到大湾区如何整合不同类型和不同地区（广东、香港和澳门等地）的影视文化，另外这样的区域互动也涉及到粤港澳地区与内地的关系，香港和内地的互动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但是广东与内地的互动其实也很有意思，今天上午大家都看了戏曲电影《白门柳》，我看了觉得特别亲切，因为这虽然是根据广东作家小说改编的电影，主演也是广东的李仙花副主席，但是故事背景却是苏州、南京一带的江南故事，拍摄的地点也是在苏州。
张志国（澳门城市大学助理教授）：今天大家都谈论了粤港澳大湾区影视文化产业，我在澳门工作，那就介绍一下澳门地区的电影产业发展现状。澳门的电影产业起步较晚，目前仍处于亟需特区政府积极引导与政策扶持的初级发展阶段。从电影生产环节来看，澳门尚没有一家立足本地、以视频制作为主要业务的电影公司。现在澳门电影主要是由导演编写剧本，再自行寻觅资金或由政府项目部分资助并与外地电影公司合作的制作模式。澳门特区政府为培育本土电影制造力量，主要通过三方面来推进：一是文化局澳门文化中心从2007年开始举办“澳门国际电影及录像展”，其中的“澳门制造”环节，每年均吸引大量本土电影人参与，也是本土电影作品发表的重要平台，称得上是澳门回归后推动本土电影发展最大的动力之一。2012年起“澳门制造”重新定位名为“澳门影像新势力”，资助范围扩大至“剧情短片”及“动画片”，在数量和质量上均逐年进步，尤其对澳门纪录片的发展影响深远。截止到2018年初，共有104部本地短片透过此计划顺利诞生，本土导演徐欣羡、何飞、陈雅莉、孔庆辉等从中脱颖而出，随后开始进军商业“电影长片”领域。可以说，“澳门影像新势力”是澳门本土电影人的摇篮。二是文化局于2013年推出“电影长片制作支持计划”，提供每部视频最高150万澳门币的起动资金，让本地导演有机会尝试拍摄长片，及至2014年推出的“拍摄申请协调服务”及“粤港澳电影创作投资交流会”，提供配套措施，搭建融资平台，均针对电影业提供财政及法规支持。2014年澳门导演陈雅莉的喜剧故事《港女打功夫》获得首届粤港澳电影创投会最佳电影计划奖。2017年导演徐欣羡、2018年导演何飞获文化局“电影长片支持计划”的资助，拍摄了自己第一部剧情长片，徐欣羡的《骨妹》在电影市场上属于低成本作品，但题材具有强烈本土性，加上表现出色的演员，简洁易懂的电影语言，比较容易进入不同国家地区的影展活动，从而争取电影发行商的青睐。何飞的《爱比死更冷》加入了更多商业动作元素，以回归前澳门作背景、青春恋爱故事为主轴，描写一名少女处心积虑的复仇计划，穿插着背叛、痴恋、毁灭、性爱等元素，同时探讨儿童受虐及校园欺凌等社会议题，先后参加法国康城影展、香港国际影视展、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港澳影展”等。三是澳门电影人才短缺，除了导演，尤其是制片与监制人才严重不足。有鉴于此，2017年社会文化司将“数字电影学士学位课程”批给澳门圣约瑟大学，“电影制作硕士学位课程”“电影管理硕士/博士学位课程”在澳门科技大学正式开课，但目前尚未体现成效。从电影的发行、放映与传播来看，澳门电影是较为滞后的。2017年澳门唯一一所由文产基金资助的发行及后制公司“1220”正式开业，完善了本地电影的产业链，将导演何飞的《爱比死更冷》卖到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加拿大及香港等地。澳门的放映市场较小，商业院线对上映澳门本土电影的经济收益并不看好，进入内地市场不仅需受审查又无竞争力，因此在发行上面并不健全。2017年文化局管辖下的“恋爱？电影馆”开幕，作为展现澳门本土电影的一个交流平台，不仅影响范围较小，而且尚缺乏澳门本地电影数据库，目前澳门城市大学图书馆正在进行数据库项目的筹备。由于知识产权保护，澳门本土电影不得在各大网络平台上传播，以至于澳门电影成为大众及专家难以言说的存在。
粤港澳电影已经在动画片、武侠片、警匪片等电影类型中获得领先优势，我们应继续保持这些类型视频的特色，在传承中创新。从既有的粤港澳视频中，结合粤港澳独特的历史背景，我认为“跨国叙述”应作为粤港澳电影共同的优势特色之一继承发展。无论是港澳，还是广东，中西文化的交流极为深入，移民现象最为剧烈，例如海外华侨中粤语华人为数众多，“自梳女”群体仅在广东才有，由澳门土生葡人作家飞力奇小说改编的电影《大辫子的诱惑》反映的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主题等等皆隐含着跨国叙述。“跨国叙述”的独特思维及想象模式可以作为粤语电影重要表征之一。
三、何为粤味电影与粤派电影
赵静蓉（暨南大学教授）：文化是有地域差异的，我们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背景下谈“粤产电影”，大湾区被界定为世界级城市群，那“粤产电影”是否应当主要聚焦于城市电影？如果是，怎么与其他城市或其他大湾区的文化形成差异？
莫智勇（暨南大学副教授）：前面发言中我提到了粤味电影，这里再延伸下去谈一下。“港派电影”的说法大家都已经接受，那有没有电影可以叫做“粤味电影”？能不能提出这样的概念？我们在广州的饮食文化讲究的是“吃味道”，北京人喜欢讲排场，四川人讲方便。广东人吃东西要讲好吃，出品好，哪怕是最差的环境都没关系。因此我觉得用到电影里，我们也应该提出一个“粤味电影”来，在电影文化的制作、传播中都注重粤味，这种文化的特色就出来了。具体而言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就是文化融和，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电影的发展应该是以文化融和作为主题。再以产城融合作为基础，形成城市群。以此为基础，拍出有粤地风味的作品。其次，利用好数字技术，粤味电影应该有很好的技术基础，在技术方面，广东是比较领先的，像深圳有高科技的创新基地，广东有很多影视剧作。再说远一点，早期我们拍广告的是在珠影发达起来的。我也参与拍了一些广告片，剧作公司是香港公司、澳大利亚公司开在广州的，开的公司不用对外，但是我们广告界的人都知道。你拍好的素材片，不管胶片拍也好，其他的拍的也好，到那个地方去，不掛牌就帮你制作，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甚至上海、北京都过来制作，当然北京电影时间长，它是另外一种方式。因此广东广告制作有很好的数字化基础，技法制作、数字化制作我们要做起来。第三，广东的优势在于我们的经商环境，广东人做生意很注重诚信，或者相对来说规则。广东的这种市场的环境最先进，能和国际接轨，融合粤港澳大湾区以后，是否可以利用这样的经济市场环境优势，大力推广“粤味电影”。 郭燕平（华南师范大学讲师）：刚才莫老师提到《喜羊羊》，这让我想起香港的《麦兜故事》。作一个简单的对比会发现《喜羊羊》虽然是本土创作却很少体现广东本土文化特色，而《麦兜故事》无论从街景设置还是食物或对话来看都很香港。这也侧面反映了广东的创作者好像并没有太多本土自我表达的欲望，这当然有各方面原因，一种本土文化的形成多多少少跟身份认同的危机感或焦虑感有关。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电影并不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概念。上个世纪30年代香港有粤语电影讲的是“北望神州”的故事，40年代邵逸夫拍的电影讲的是国语。到60、70年代，因为香港移民一代的子女发现以前的文化已经无法契合他们的经验表达，所以他们会想去讲自己的本土故事，这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港产电影”或者“香港电影”。今天在粤港澳大湾区整合发展的背景下，广东地区的影视文化产业可能更多的是迎来新的机遇而不是危机。怎么借助粤港澳大湾区大发展的契机去想象和建构一个区域性的文化共同体？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避免一种固化本土特质的倾向，而应以一种更开放的、多元的、动态的视角来看待大湾区影视文化的未来。
四、地方性、传统性的继承与再造
戎琦（广东外贸外语大学讲师）：今天上午看的戏曲电影《白门柳》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广东汉剧，特别美，既像京剧又在有些地方像昆曲，引人兴趣。然而我对它是外行，在艺术上不能说出点什么，还是针对思想内容说点观感。虽然它是一部戏曲片，一部类型电影，但我们还是希望它在人文思想方面提升一下，希望它做成一段文人的心灵史，而不止于一个通俗故事。我想谈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影片结束于柳如是投湖自尽的问题。影片在柳如是投湖自尽处就结束，让我不满足，我在等着看钱谦益什么反应。明清易代之際之所以留下那么多天下大义存于妓女的历史记录和文学叙事，并不是说那个时代妓女就普遍那么深明大义有气节，而是士大夫借此在反思乃至自责。同样讲述妓女的气节，这和张艺谋拍《金陵十三钗》表现妓女通过代替女学生去献身而得到净化升华完全不一样。《金陵十三钗》其实充满男权意识，骨子里先把妓女看做贱人，要通过做了那件事才值得赞美，更没有像明末士大夫那层宝贵的反思自责的精神内涵。历史上钱谦益虽然降清了，但仍对反清复明有所期盼，柳如是的人格应该对其有所影响。所以我觉得电影可以展现一下柳如是对钱谦益的影响，而以一般道德观念将两人塑造成一正一反两个角色缺少深度。二是“殉身报民”的问题。“殉身报民”是电影中柳如是唱出来的，柳如是希望钱谦益“殉身报民”。我觉得这个文化逻辑来得太快了，殉身如何就报民了？事实上，面临易代危机做何种选择、每个选择又出自怎样的文化逻辑非常困扰当时的士大夫。到底是死节？还是不死并出仕，辅佐满清的君主，造福一方的百姓？或者是不死但也不出仕，著书立说，留待后世，就像黄宗羲写《明夷待访录》，每种选择都有文化逻辑，钱谦益的内心深处一定有过复杂的纠葛，这方面最好深描一下。钱谦益的降清不是说没有贪生怕死的心理在作祟，但文艺作品如果以一般的道德观念把他完全塑造成一个贪生怕死之辈就太浅了。三是柳如是要做“人上人”的心理。电影一开始表现柳如是向钱谦益示爱就没有清晰地展示出她到底爱上他什么了，是攀附权贵吗？当钱谦益娶了她之后给她盖了一座“绛云楼”，柳如是专门唱了一段尝到做“人上人”滋味的唱段。最后柳如是要投湖前，又唱“做不了人上人就做大明鬼”。这种要做“人上人”的心理等于底层翻身的膨胀心理，加上狭隘的求名节心理，让人难以接受，太低看了柳如是！柳如是那一代的名妓和士人交往并不自卑，柳如是身上有真正“士”的精神，就是孟子所谓的“三不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样的人才是精神闪光的人。所以我们在今天这个讲述“中国故事”的时代，选择讲这个明清易代之际的故事，一定要将主人公的精神世界深描好，让人有穿越时代的理解和共鸣，避免被人误解有宣扬狭隘的名节思想和汉族主义之嫌。
张爱凤（广州大学教授）：刚才戎博士就《白门柳》这部戏曲电影谈得很具体。这里涉及到地方性的、传统性的文化如何在实现影像的当代呈现问题。我想从三个方面谈：第一，关于粤产戏曲电影讲述“中国故事”的现状探讨。我曾经做过江苏省一个项目，想了解一下江苏省包括江苏的城市在海外的传播情况，调查数据和结果显示，江苏自我认知、自我感觉很好，但海外影响力却并不如预期那般好。江苏城市文化传播风格定位都相似，没有太明显的个性，大家都打历史文化名城牌，结果混淆了。粤产戏曲电影是否也是如此呢？讲到“中国故事”，不能只讲空泛的概念，而要凸显地方性特色。就国家而言，提出“中国故事”是希望在世界的格局、舞台当中，能够凸显中国的一个主题性，但是具体到中国内部来说，讲“中国故事”需要有各地的特色。第二，关于戏曲电影的当代化、年轻化和大众化的问题。今天上午的电影虽然没有看完整，但是我非常喜欢，首先我对这个故事本身很熟悉，有天然的亲近性;其次电影的唱词、念白，文学性非常好，有文学背景的人应该非常喜欢。但是这样的电影如何散发青春的气质，即如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关注这些节目？白先勇改编的青春版《牡丹亭》最重要的一点是突出青春。实际上戏曲电影也可以参考2013年以来的原创文化节目，比如《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中华好诗词》等，这些都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一种当代化的呈现。因此找一些青年的观众来看一看影片、了解一下，能够掌握一些量化的数据更好。就像我刚开始讲的，江苏人自我感觉好得不得了，得有具体调研和报告才能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情况和外界的差异。因此，可以把创作和我们的研究、评论这些结合在一起，更加客观、准确地把脉，可能效果更好。第三，结合互联网时代新科技、新元素传播。《国家宝藏》节目播出之后，通过互联网媒体传播获得很好的反响。因此像《白门柳》这样好的作品出来，如果还仅仅局限于放映或者组织观影，那么传播的面、包括传播的方式是与当下存在一定差距的。是否可以通过运营把好的节目通过新的方式传播出去，这也是我们可以做的一些课题。 赵静蓉（暨南大学教授）：对于比较地方化和传统色彩浓厚的“戏曲电影”，我个人认为这是民族性的体现，是戏曲表演的记录，文化记忆的传承，也是中国故事，尤其是中国传统故事的传播，它的存在意义重大。但确实有一个问题必须要考虑的，这种的地方性、传统性元素特别浓厚的戏曲电影，其电影受众是谁？它的核心是戏曲还是电影？戏曲电影要怎么与当代文化建设的导向完美融合呢？怎么与网络、数字、新媒体等合作共存发展呢？我认为当前粤产电影最重要的工作还是要努力形成一种文化融合，地域的边界甚至地域文化的边界我认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文化融合中寻求一种对文化的认同感。
晏青（暨南大学副教授）：在看《白门柳》电影时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电影中“女扮男装”需要去掉一些符号，把符号隐藏起来，比如头发藏起来，把胸部绑起来。但是“男扮女装”就很复杂，需要增加符号，加一些头饰、画眉毛等等。这里面常常存在一个问题：如果上升到不同主体的时候，会发现当两种关系一种比较强，另一种比较弱，而弱者和强者相处的时候，往往需要增加一些符号。女人在男人面前要增加一些符号，人与人之间、不同文化之间也是这样，如果现在来看美国，美国的文化其实很自然、天然，没有那么多符号，而我们不同的弱小民族或者曾经被边缘化的民族重新来争夺文化霸权的时候，会发现现在走的是民族独特性的道路。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一些新有的符号，这是中国化的电影，比如说广州的电影。
我们现在强调要有本土特色，但要保持本土特色，电影就要增加更多的符号。对于广东而言，一方面要体现广东的电影特色，那就要增加符号，但增加符号也就增加了别人理解广东电影的难度。比如上午我们看的《白门柳》，会发现在进行慢生活，有很多的表情、场景，尽管符号很丰富，但更多要去解读它。如果走出广东，甚至走出世界，能夠解读出这些符号的人有多少？会不会造成观影障碍？因此广东的电影在增加自我特色、自我符号化的过程当中，如何考量普遍语法和本土语法之间的区别和符号的解读，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也是一个矛盾。
易莲媛（广州大学讲师）：谈到粤语电影、广东电影或者大湾区电影与地方性的联系时，我们不能走入以发掘本土特色、表现本地文化为首要目的，而忽略要在其中寻找一种普遍性的东西、寻找与本地域之外观众共同的“情感结构”。更不能一提到地方特色，就去前现代社会中寻找。事实上，能够与我们电影的目标观众发生情感共鸣的，还是来自于当下生活的鲜活经验，甚至是那些未曾进入影像表达的。比如很多老师都提到了贾樟柯的《山河故人》，以及贾樟柯电影对于山西的推广。但问题在于贾樟柯镜头下的山西表达的是山西的地方性经验吗？不，他表达的是中国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个体经验，或者概括地说，是社会巨变中被抛弃的、遗忘的个体经验，因此进入他视野的是那些我们共同经历的、但未曾被艺术化的经验。对于观众来说，亲切且新鲜。山西的方言、民风民俗、山川景观，已经与这些经验融为一体，不是被简单地、奇观化地展现。如果未来的广东电影能够有所发展，也应该是在这个方向上。事实上，香港电影曾经的成功，也是因为能够表现世界华人共同的“情感结构”，而当它开始醉心于“香港身份”的自恋表达时，也就衰落下去了。
周菁（华南师范大学讲师）：我想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来回应一下刚才两位老师谈到的议题。首先，爱凤老师刚才提到中国故事概念的提出要注意语境，不然就过于空泛，对此看法我是很有共鸣的。作为一个创作者，我思考更多的同样也是如何将好的概念和理念真正落实成一个个画面和影像创作上，如何从小处着眼实现宏大叙事，但又真正能讲到观众心里去的中国故事。我们在做纪录片创作的时候，就发现用现实中的人来说话，从小人物的成长故事去关照社会发展和变迁、时代的更迭与进步是非常受观众欢迎的。在一个漫长的记录过程中，每一个鲜活的存在和其他人都有着对社会相同的体味与共鸣，且又带有很强的地域性和文化个性。著名导演黄建新曾说，“有望成为中国文化符号的影视IP主要有两类：功夫电影和写实主义电影”。写实主义的创作诉求实际也是对中国故事在国内外广泛传播过程中告别空泛的路径之一。
第二，刚才莫智勇教授对粤味电影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内涵表述，而我对粤味电影的理解更想落实在语言之味上。“味”是中国古典诗学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范畴，是艺术作品整体所包含的、能够激发起人们丰富的艺术想象和强烈美感的各种要素的总和。我们讨论粤味电影也是基于粤产电影独特的美感和艺术要素作为对话交流的起点的。语言是电影这门视听艺术里非常独特的艺术创作符号，它本身就是文化、地域、文化身份最突出的表征。从个人的经验来说，最早了解广东的文化就是从粤语开始的，我也是因为钟爱粤语才来广东学习工作。这是语言的一种文化特征和魅力。另外，从我的研究经验中同样也感受到语言的独特审美价值。我是从事中外合拍电影研究的，在我做博士论文期间，也就是2008、2009年，中国电影市场虽然已经开始复苏，但不像现在这样火爆。所以电影界对于中外合拍电影的关注，更多的是放在制片经济的一种产出和流动上。后面才开始关注合拍片中的中国元素和跨文化传播等文化身份议题。所以我们现在要定义粤味电影，如果从文化地理方面和制片方的背景去考量都未必能概括全部，但如果把落脚点放在语言这一特殊符号上，应该更具影像传播的特色。
管琼（《粤海风》杂志副主编）：大家讲广东故事、地域性、民族性，所有的一切都是符号。真正重要的是人性，我们的电影是否关注到人性。有一部纪录片拍一个渡口的变迁拍了20年，里面涉及到的人物非常深刻、深入、细腻，没有弘扬时代精神、写大时代的东西，但确确实实透过一个人物写出了一个时代。我不是电影工作者也不是电影评论家，我只是一个观众，能够吸引我的电影、文学作品或者其他的艺术作品，一定是艺术家内心燃烧出来的东西。其实我很想问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拍？与你有什么关系？你是不是非拍不可？我要写评论，我为什么要去写？为了职称？为了名声？为了去参加某一个会议？一定要去追问我们自己。舆论层面媒体去做，老师去做，但是真正的研究者、艺术家，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内心，要看看自己的这颗心动了没有，这是我作为观众、读者给大家的一点分享。 卢瑜（广东省文艺研究所副所长）：围绕着今天研讨的主题，大家的讨论特别热烈，我也有些个人的想法：第一，如何界定“粤味电影”，恐怕需要更丰富立体的评价体系。但求所在是“粤味电影”嵌入现代电影工业的一种方式，但是也需要有突显地域文化元素和精神气质的作品来扩大粤味的影响力。只有讲好“广东故事”，才有可能讲好“中国故事”。对粤味的分析评价乃至界定，增加了粤味电影在新时代的新内涵。另外，由于文化传统本身的粘连性，都说粤港澳一家亲，这种传统文化的力量一直存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会焕发新的生命力。时代发生变化，粤味一定不是以前味道的简单翻版，要打造包括各种新的内涵，具有时代精神、传承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化等多种要素的粤味电影。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这个特殊的历史机遇，会带来粤味电影发展的驱动力。动力首先来自于经济的发展，带来综合实力的发展，这会对电影文化的传播扩散有很大的帮助。
第二，需要去发现“粤味电影”。通过文艺研究和评论，去发现有广东特色、中国气派的粤味电影，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发现的任务不亚于创作的任务。有专家认为讲好广东故事也就是讲好了中国故事，也有专家讲到电影《路过未来》，尽管不是广东本土制作的电影，却讲述了发展中的广东故事，充满了时代的反思。当然，这只是一种类型的电影。发现粤味电影讲好中国故事还需要评论家去研究并发现更多类型的电影作品。发现好作品需要发现的方法，健全评论机制，形成原创性的概念、范畴和评论体系。在座每一位批评家在自己的领域都有自己的学术建树，也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哪些研究方法更适合我们做电影研究和评论呢？做研究工作，方法论很重要，发现合适的方法做研究才能事半功倍。对文艺研究来讲，做研究的逻辑起点很重要，第一顺位和第二顺位的问题怎样界定和切入？他者与我者的关系怎么样看？怎么样处理共性和个性的关系？特点与整个基本面上的关系等，都需要在观点的交流碰撞中理解差异。
第三，需要一个文化身份认同的升级版。刚才曾教授讲到大湾区文化身份的认同，我同意。推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需要一个文化身份认同的升级版软件，而软件的给予是由文化精神来编写的。管琼老师发言中讲到，艺术创作中需要温度，要表达出基本的人性。我们确实需要在考虑文化认同的时候，还需要考虑到普遍的人性。如何在文化身份认同与自我认知之间找到结合点？我们从事文艺研究、文化评论或者媒体传播工作，这里面是不是一份责任一份情怀呢？希望接下来，通过联动融通等更多的形式，能够把大家研究的成果转化，实现更有效的對接，同步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推进。
总结：发现粤味电影，讲好广东故事
曾一果（暨南大学教授）：今天大家所讨论的话题都很有意思也，许多话题值得继续深入探讨和交流，这些讨论涉及到传统性、地方性、区域性、全球性、外来和本土、全球与本土等方面。可以说，所涉及和讨论的非常广泛，也非常具体。我们开展广东地区的电影文化圆桌论坛，本来便有一个设想，那就是以广东省文联、文艺研究所搭建的平台为纽带和桥梁，将广东地区的批评家团结在一起，我们的批评家身份是多样的，有的来自文学领域，有的来自传播学领域，有的来自艺术学领域，还有来自媒体和业界的。这样的跨学科、跨专业的讨论特别有意义，文艺批评需要多元化的视角，而今天我们实现了这样的多元化的互动交流，感谢广东省文联和文艺所给我们批评家提供这样的场所，我们也希望以后能够有更多的场所或者机会大家一起交流讨论，不仅仅限于电影，也可能涉及到当代艺术、城市形象、文学作品和媒介事件等等。
最后想说的，无论是针对电影，还是针对其他艺术门类，我们的目的都是要建立一个“文化共同体”——围绕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文化共同体”。作为批评家，我们的任务便是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发展发出自己的声音。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