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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人力资源大国，因而也是智力资源的大国，所以中国应该在科学研究上走到世界的前列。中国科学家具有诺贝尔奖水平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建国前，最主要的科研成果有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康普顿——吴有训效应”；３０年代赵忠尧的正负电子湮灭早期试验；４０年代钱三强、何泽慧夫妇的铀核三分裂的发现；６０年代人工第一次合成胰岛素结晶等。然而在今天，在各方面条件都有极大改善的情况下，这样的成果却鲜有看到。
对于我国科学研究的现状，科技部长徐冠华院士曾指出：
目前我国科学技术的总体水平与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我们科技创新能力在49个主要的国家中居28位，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
据媒体公开报道，我国仅有１５％的学科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而８５％的学科与世界先进水平有较大差距。
在古希腊时期，杰出的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人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即不为任何其它利益而寻求智慧，这是求知的最高境界。他认为“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成说明”。在亚里士多德以及许多与他同时代的学者的这种科学思想影响下，古希腊产生了为真理而探索，为求知而进行学术研究的理想主义科学观。古希腊人倡导的这种精神通过文艺复兴在欧洲复苏而绵延数百年，至今仍是西方理解科学的主导观点，其精髓就是对宇宙万物何以“发生”的惊讶心态和由纯粹好奇心所驱动的探究精神。
到了近代，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曾指出，搞科学的人们的动机常见的有两类：追求智力上的快感和纯粹的功利性。但是，这两类并不是真正投身科学事业的人。因为，对这些人来说，只要有机会，人类活动的任何领域他们都会去干；他们究竟成为工程师、官吏，还是科学家，完全取决于环境。真正投身于科学事业的人是为了对自然和谐与美的追求。“渴望看到这种先定的和谐，是无穷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爱因斯坦的话道出了科学研究的真谛：对科学知识自身的热望和激情是激励科学家探索的最强烈动机，是科学研究者的“第一动力”。而他在科学上的巨大成就，则进一步向世人揭示了科学行动中这种内在动机的巨大作用。历史上和当代的伟大科学家莫不如此。
内在动机指人们对某些活动感兴趣，从活动中得到了满足，因而活动本身成为人们从事该活动的推动力。例如，一些人追求艺术或真理，可以完全不理会世俗的功名利禄。对他们来说，科学探索、艺术创造已经成为内在满足的一种来源。而外在动机是指人们参加某种活动的动力不是基于对此活动本身的兴趣，而是因为外在的奖赏或压力所致。也就是受价值规律指挥，受“看不见的手”指挥。“天下熙熙皆为利趋”即为如此。
在人们的行为中，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都会发挥巨大作用。从事一项重要的国家事业既需要激发人们的内在动机也需要激发人们的外在动机，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都必不可少。不过，当外在动机过强时，外在动机就有可能完全替代原有的内在动机：人们可能由于追求外在的东西——如功名利禄等，反而对自己原来喜欢的活动失去兴趣。可见，金钱名利等虽然是一个很有效的动机诱因，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普遍的动机机制，但是，它并不是万能的，它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它有可能降低人们对工作本身的兴趣。这种现象被社会心理学家称之为“过度辩护效应”。有心理学家通过实验证明，当外在动机过于凸现时，内在动机就可能因此而萎缩。
所以，干一项事业时外部利益驱动和内在信念驱动都是不可缺少的。只有信念驱动，否认利益驱动，就会陷入虚伪和装模作样；只有利益驱动，缺乏信念动力，又会使人陷入短期行为，甚至投机取巧弄虚作假。
由于种种原因，有相当一些人把科研理解成一种赚钱的工具。人们看重的只是消费科学或科学的消费，并不是科学本身。他们想的只是赚钱的技巧，而不是理性的有创造意味的知识。这样科学在价值的、创造的源头上断了根，于是剩下的只是科学的形式。
科技部副部长马颂德指出，科研人员要增加收入，很多时候只能通过申请课题拿提成，“这在改革之初的确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但时间长了，其消极作用开始显现”。他说，虽然美国科技界也有将科研人员收入与项目经费挂钩的现象，但比例不像我国这么高，而欧洲则是完全脱钩的。“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教授不做教授的事，将大多数精力放在课题申请上，剩下的少量时间只能拿来做一点表面文章，为交差少数人甚至不惜弄虚作假”。
现在不少地方设立了评奖及奖励制度。有的省一次会评出一二三等科研奖几十项。有的地方规定获得某一等级奖项者可以上调几级的工资，有的单位规定获得某一等级奖项者可以获得某种称号并得到某种特殊经济待遇。这些在鼓励人们科研积极性的同时，也强化了人们的外在动机，甚至败坏了学术风气。以致一些人在申请课题和评奖时投机钻营、送礼行贿。其达到目的后都洋洋得意于经济上划算，诸如“送礼花３万元，申请下来课题经费５万元，还白捞２万元，合适……”一类小算盘越打越精。这些做法其实和科研毫不搭界，并且还在败坏学术风气，弱化科研的内在动机。
中国有悠久的尊重知识的传统，知识分子普遍被大众解读为社会的良心，而且更主要的是学者往往被看作是社会精英，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被社会关注和仿效。正是他们在影响和决定着民族的发展和未来。社会有理由要求学者们的情操、境界、道德水准更高一些。只图功名利禄者，已经在动力和精力方面棋输一着。几十年前，金岳霖曾经告诫知识分子“不做官”、“不发财”、“有独立的环境”。而这种科学精神，在我们这个民族却是向来羸弱，亟需强化的。
当前的科研奖励制度和立项制度有太多的弊病，其对科学研究的危害至少在两个方面：一是破坏了科研的环境，科研的各种资源被不具备科研兴趣、能力、水平、动机的各层领导者或有活动能力的人们争夺（在项目、设备、成果出版、发表园地等各方面），致使在某些方面，真正搞科研的人所面临的科研环境不是变好而是变坏了。二是败坏了人们的心态，科学研究从探索变成了捞钱，从研究变成了钻营，从献身变成了投机，外在动机过强致使内在动机严重缺失。
有两个动力的总比只有一个动力的要强。学者们普遍缺乏内在动机，这样就难怪中国科学上不去了。
人们对科研内在动机被破坏的危害性已经有所警觉和动作。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国科学院宣布，从２００４年起取消延续几十年的自然科学奖等三大奖项。砍掉三大奖项之后，新设立一项“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果奖”。该奖项不再针对每年的科研项目，而是颁发给近５年来做出重大科技成就的科学家个人或团队。与传统每年一评的三大奖相比，新奖项获奖数量大幅减少，而且两年一评，获奖者没有一分钱奖金。据介绍，新奖项只是荣誉性质的奖励，和评估日常工作并不挂钩。过去，在中科院的许多研究所，把获得科学奖励的多少作为衡量科研工作成绩重要指标的现象比较普遍。改变这个风气也正是取消三大奖的初衷之一。中科院副院长施尔畏表示：“不能再让科学家把获奖作为科研的产出目标，得多少奖和写多少论文，都不应该是科学工作的目标。”
中国科学要走在世界前列需要强化学者的内在科研动机。我们认为强化学者的内在科研动机要从三方面入手：培养一种价值观，涵养一种精神，建立一种制度。
首先是培养一种价值观——在全民族中建立起一种科学的价值观。价值观念中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是关于价值的定位意识。现实中价值有各种各样许许多多，其中哪一种最重要？当各种不同价值相比较和权衡时，用什么来换算、折算它们？当不同质的价值不可兼得时，如何取舍？在这些问题上，人们总会现实地形成一种选择。不论一个普通人还是一个科研工作者，其价值观念都是社会的产物，要受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受一定群体中人们共识的影响。因此，某些价值观念往往具有群体性，往往为一个民族、一个阶级、阶层、群体所共有，而不是个别现象。
在西方曾有人把人的价值分为三大类：认知的、评价的和道德的。在其所代表的文化的视界内，人生的认知价值是第一位的，人只有认识世界才能征服世界，只有征服世界才能证实人自身作为万物之灵的伟大。认识第一，征服第二，伟大第三。在中国古代典籍《左传》上记载的叔孙豹关于人生不朽的一句名言被人们认为是中国读书人的价值追求：“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根据这种流行的价值观，道德人格是第一位的，功成名就是第二位的，认识世界根本不在其中。即便把立言勉强看作认识世界，其也只能是第三位的。“把西方传统的三项人生价值指标和中国传统的三项人生价值指标对应起来看就会发现其中的差别了”。强化中国学者科研的内在动机，必须在我们民族价值体系中提高认识世界的价值地位，必须在我们的价值体系中彻底摒弃学而优则仕的封建观念。
第二是涵养一种精神——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就是人们在科学活动中所具有的意识和态度，它在科学工作者身上会具体表现为信念、意志、责任感和使命感等心理特征。科学精神应该是一种力量，它要能规范和影响人们的行为，要能振奋人们的行为；它要使自己民族成员的行为更积极有力，更有效用——与其他民族相比更具有竞争力，使自己民族的科学发展超过其他民族。科学精神强调事业心和敬业精神，强调坚忍不拔和专心致志，强调在世俗强大诱惑面前，“任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人不堪其忧，而我不减其乐”。这是一种稳定的追求真理的坚强信念。科学是艰难的探索活动，不能靠偶然的侥幸和一时的热情来取得成功。投身科学的人非得有一点献身精神不可。
第三是建立一种制度——建立一种既能激发人们的外在科研动机又把副作用降到最小的科研行为激励机制。现在有许多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如前所述的中国科学院从２００４年起取消延续几十年的评奖制度的做法。现在需要全社会都重视科学工作者科研内在动机培养的问题，需要全社会认真反思、评价一下近年来科研投入制度、立项制度、评估制度、奖励制度等科研管理制度的初衷、目的、成效，特别应认真多方了解、收集、评价其副作用，使我们的科研管理制度能够尽快完善起来。
对于我国科学研究的现状，科技部长徐冠华院士曾指出：
目前我国科学技术的总体水平与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我们科技创新能力在49个主要的国家中居28位，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
据媒体公开报道，我国仅有１５％的学科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而８５％的学科与世界先进水平有较大差距。
在古希腊时期，杰出的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人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即不为任何其它利益而寻求智慧，这是求知的最高境界。他认为“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成说明”。在亚里士多德以及许多与他同时代的学者的这种科学思想影响下，古希腊产生了为真理而探索，为求知而进行学术研究的理想主义科学观。古希腊人倡导的这种精神通过文艺复兴在欧洲复苏而绵延数百年，至今仍是西方理解科学的主导观点，其精髓就是对宇宙万物何以“发生”的惊讶心态和由纯粹好奇心所驱动的探究精神。
到了近代，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曾指出，搞科学的人们的动机常见的有两类：追求智力上的快感和纯粹的功利性。但是，这两类并不是真正投身科学事业的人。因为，对这些人来说，只要有机会，人类活动的任何领域他们都会去干；他们究竟成为工程师、官吏，还是科学家，完全取决于环境。真正投身于科学事业的人是为了对自然和谐与美的追求。“渴望看到这种先定的和谐，是无穷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爱因斯坦的话道出了科学研究的真谛：对科学知识自身的热望和激情是激励科学家探索的最强烈动机，是科学研究者的“第一动力”。而他在科学上的巨大成就，则进一步向世人揭示了科学行动中这种内在动机的巨大作用。历史上和当代的伟大科学家莫不如此。
内在动机指人们对某些活动感兴趣，从活动中得到了满足，因而活动本身成为人们从事该活动的推动力。例如，一些人追求艺术或真理，可以完全不理会世俗的功名利禄。对他们来说，科学探索、艺术创造已经成为内在满足的一种来源。而外在动机是指人们参加某种活动的动力不是基于对此活动本身的兴趣，而是因为外在的奖赏或压力所致。也就是受价值规律指挥，受“看不见的手”指挥。“天下熙熙皆为利趋”即为如此。
在人们的行为中，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都会发挥巨大作用。从事一项重要的国家事业既需要激发人们的内在动机也需要激发人们的外在动机，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都必不可少。不过，当外在动机过强时，外在动机就有可能完全替代原有的内在动机：人们可能由于追求外在的东西——如功名利禄等，反而对自己原来喜欢的活动失去兴趣。可见，金钱名利等虽然是一个很有效的动机诱因，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普遍的动机机制，但是，它并不是万能的，它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它有可能降低人们对工作本身的兴趣。这种现象被社会心理学家称之为“过度辩护效应”。有心理学家通过实验证明，当外在动机过于凸现时，内在动机就可能因此而萎缩。
所以，干一项事业时外部利益驱动和内在信念驱动都是不可缺少的。只有信念驱动，否认利益驱动，就会陷入虚伪和装模作样；只有利益驱动，缺乏信念动力，又会使人陷入短期行为，甚至投机取巧弄虚作假。
由于种种原因，有相当一些人把科研理解成一种赚钱的工具。人们看重的只是消费科学或科学的消费，并不是科学本身。他们想的只是赚钱的技巧，而不是理性的有创造意味的知识。这样科学在价值的、创造的源头上断了根，于是剩下的只是科学的形式。
科技部副部长马颂德指出，科研人员要增加收入，很多时候只能通过申请课题拿提成，“这在改革之初的确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但时间长了，其消极作用开始显现”。他说，虽然美国科技界也有将科研人员收入与项目经费挂钩的现象，但比例不像我国这么高，而欧洲则是完全脱钩的。“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教授不做教授的事，将大多数精力放在课题申请上，剩下的少量时间只能拿来做一点表面文章，为交差少数人甚至不惜弄虚作假”。
现在不少地方设立了评奖及奖励制度。有的省一次会评出一二三等科研奖几十项。有的地方规定获得某一等级奖项者可以上调几级的工资，有的单位规定获得某一等级奖项者可以获得某种称号并得到某种特殊经济待遇。这些在鼓励人们科研积极性的同时，也强化了人们的外在动机，甚至败坏了学术风气。以致一些人在申请课题和评奖时投机钻营、送礼行贿。其达到目的后都洋洋得意于经济上划算，诸如“送礼花３万元，申请下来课题经费５万元，还白捞２万元，合适……”一类小算盘越打越精。这些做法其实和科研毫不搭界，并且还在败坏学术风气，弱化科研的内在动机。
中国有悠久的尊重知识的传统，知识分子普遍被大众解读为社会的良心，而且更主要的是学者往往被看作是社会精英，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被社会关注和仿效。正是他们在影响和决定着民族的发展和未来。社会有理由要求学者们的情操、境界、道德水准更高一些。只图功名利禄者，已经在动力和精力方面棋输一着。几十年前，金岳霖曾经告诫知识分子“不做官”、“不发财”、“有独立的环境”。而这种科学精神，在我们这个民族却是向来羸弱，亟需强化的。
当前的科研奖励制度和立项制度有太多的弊病，其对科学研究的危害至少在两个方面：一是破坏了科研的环境，科研的各种资源被不具备科研兴趣、能力、水平、动机的各层领导者或有活动能力的人们争夺（在项目、设备、成果出版、发表园地等各方面），致使在某些方面，真正搞科研的人所面临的科研环境不是变好而是变坏了。二是败坏了人们的心态，科学研究从探索变成了捞钱，从研究变成了钻营，从献身变成了投机，外在动机过强致使内在动机严重缺失。
有两个动力的总比只有一个动力的要强。学者们普遍缺乏内在动机，这样就难怪中国科学上不去了。
人们对科研内在动机被破坏的危害性已经有所警觉和动作。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国科学院宣布，从２００４年起取消延续几十年的自然科学奖等三大奖项。砍掉三大奖项之后，新设立一项“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果奖”。该奖项不再针对每年的科研项目，而是颁发给近５年来做出重大科技成就的科学家个人或团队。与传统每年一评的三大奖相比，新奖项获奖数量大幅减少，而且两年一评，获奖者没有一分钱奖金。据介绍，新奖项只是荣誉性质的奖励，和评估日常工作并不挂钩。过去，在中科院的许多研究所，把获得科学奖励的多少作为衡量科研工作成绩重要指标的现象比较普遍。改变这个风气也正是取消三大奖的初衷之一。中科院副院长施尔畏表示：“不能再让科学家把获奖作为科研的产出目标，得多少奖和写多少论文，都不应该是科学工作的目标。”
中国科学要走在世界前列需要强化学者的内在科研动机。我们认为强化学者的内在科研动机要从三方面入手：培养一种价值观，涵养一种精神，建立一种制度。
首先是培养一种价值观——在全民族中建立起一种科学的价值观。价值观念中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是关于价值的定位意识。现实中价值有各种各样许许多多，其中哪一种最重要？当各种不同价值相比较和权衡时，用什么来换算、折算它们？当不同质的价值不可兼得时，如何取舍？在这些问题上，人们总会现实地形成一种选择。不论一个普通人还是一个科研工作者，其价值观念都是社会的产物，要受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受一定群体中人们共识的影响。因此，某些价值观念往往具有群体性，往往为一个民族、一个阶级、阶层、群体所共有，而不是个别现象。
在西方曾有人把人的价值分为三大类：认知的、评价的和道德的。在其所代表的文化的视界内，人生的认知价值是第一位的，人只有认识世界才能征服世界，只有征服世界才能证实人自身作为万物之灵的伟大。认识第一，征服第二，伟大第三。在中国古代典籍《左传》上记载的叔孙豹关于人生不朽的一句名言被人们认为是中国读书人的价值追求：“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根据这种流行的价值观，道德人格是第一位的，功成名就是第二位的，认识世界根本不在其中。即便把立言勉强看作认识世界，其也只能是第三位的。“把西方传统的三项人生价值指标和中国传统的三项人生价值指标对应起来看就会发现其中的差别了”。强化中国学者科研的内在动机，必须在我们民族价值体系中提高认识世界的价值地位，必须在我们的价值体系中彻底摒弃学而优则仕的封建观念。
第二是涵养一种精神——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就是人们在科学活动中所具有的意识和态度，它在科学工作者身上会具体表现为信念、意志、责任感和使命感等心理特征。科学精神应该是一种力量，它要能规范和影响人们的行为，要能振奋人们的行为；它要使自己民族成员的行为更积极有力，更有效用——与其他民族相比更具有竞争力，使自己民族的科学发展超过其他民族。科学精神强调事业心和敬业精神，强调坚忍不拔和专心致志，强调在世俗强大诱惑面前，“任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人不堪其忧，而我不减其乐”。这是一种稳定的追求真理的坚强信念。科学是艰难的探索活动，不能靠偶然的侥幸和一时的热情来取得成功。投身科学的人非得有一点献身精神不可。
第三是建立一种制度——建立一种既能激发人们的外在科研动机又把副作用降到最小的科研行为激励机制。现在有许多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如前所述的中国科学院从２００４年起取消延续几十年的评奖制度的做法。现在需要全社会都重视科学工作者科研内在动机培养的问题，需要全社会认真反思、评价一下近年来科研投入制度、立项制度、评估制度、奖励制度等科研管理制度的初衷、目的、成效，特别应认真多方了解、收集、评价其副作用，使我们的科研管理制度能够尽快完善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