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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独立评论》是以胡适为代表的一众文化精英所创办的、发行全国各地乃至欧、美、日、德等国家和地区的刊物，在中国现代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然而，对于这本刊物，世人只知道有胡适，其台下人物黎昔非先生则至今仍鲜为人知。黎昔非于1932年4月应胡适之邀出任《独立评论》的经理人，直至1937年7月25日最后一期《独立评论》出版之后，于7月27日离开北平，与《独立评论》相始终，前后历时5年有余，为此牺牲了在北大研究院的研究生学业，付出了人生中最宝贵的黄金岁月甚至更多。
胡适一生曾先后创办过《努力》、《新月》、《独立评论》、《周论》等。其中《独立评论》存在的时间最长，发行量也最大，最多时达13000份。黎昔非与胡适的师生关系，早在1929年黎昔非转学中国公学大学部文史学系时就已经建立。1931年春，黎昔非考取北京大学研究院的研究生，与转任该校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再次有了师生关系。胡适对他十分信任，将《独立评论》除编辑以外的一切事务委任与他。而黎昔非也没有辜负胡适的信任与厚望，圆满完成了胡适交给的任务，从而使胡适对于《独立评论》的出版发行事务得以实行“无为政治”，胡适对此一再表示非常满意和感谢。《独立评论》创刊三周年时，胡适在他写的《又大一岁了》的纪念文章中说：“在这贺周岁的日子，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孩子还有一位忠心的看护妇。我们创办这刊物的时候，就请黎昔非先生专管发行所的事务。说也惭愧，我是实行我的无为政治的，我在这三年之中，只到过发行所一次！这三年的发行，校对，杂务，全是黎昔非先生一个人支持。”
《独立评论》社有一个专门的、常设的办公机构，在北平后门慈慧殿北月牙胡同2号租来的一处民房里。这里除了装有电话等必需的办公设备之外，还可住宿和用餐，有工作人员昼夜值班，还设有门房。事实上除编辑事务在胡适先生家中进行之外，其他一切事务都是在这个机构和场所处理并完成的。这里是与胡适先生和其他作者，与印刷所、邮局、银行，与全国各地乃至国外的读者、订户和寄售处、代派处进行联系、沟通的一个枢纽。
黎昔非先生从《独立评论》筹备伊始直至停刊为止，都是这个机构的负责人，而且是《独立评论》社中惟一的专职“干部”，是刊物的经理人。这里面的工作人员除了黎昔非和一些基本工作人员之外，在1935年又增加了陈晋祺先生担任会计及校对，章希吕先生也曾几度协助作了一些工作。
《独立评论》的排印、发行，曾一度被张冠李戴地误以为是章希吕先生。这与胡适在1936年5月17日出版的《独立评论》201号上的一篇文章很有关系。胡适在其《独立评论的四周年》一文中说：
我们借这个机会谢谢黎昔非先生和章希吕先生，他们终年勤勤恳恳的管理《独立评论》的发行、校对、印刷的事务。他们对于这个刊物的爱护和勤劳，常常给我们绝大的精神上的鼓舞。
由于胡适先生后来去了台湾等原因，这个问题长久以来并未得到深究而造成误解。其实章希吕的作用是无论如何不能与黎昔非相提并论的。
胡适的学生罗尔纲1993年曾在《社会科学战线》第6期上撰文《谈〈闲话胡适〉》，指出章希吕是于1933年11月19日才到北平胡适家的，并非胡适先生邀请来的，而是上海亚东图书馆派他到胡适家，目的是催胡适编《胡适文存第四集》，取书稿回上海。因为当时章希吕是该馆职员（编辑）。章希吕来到胡适家时，已在《独立评论》创办一年七个月之后,可知章希吕不是主持《独立评论》的负责人。
关于章希吕先生与黎昔非先生哪一位对《独立评论》的贡献更大些，这从黎昔非的日记中便可看出。黎昔非传世的日记计有87篇，第一篇记于“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廿三日，星期日”：
……那管理收费的说是姓余。当我说我是在那里做事时，他似乎有点惊奇。有顷，他说：“我是很高看《独立评论》的。”
“你在那里做什么？”
这，天呀！我说什么好？被他问得没法，我含乎（糊）其辞：
“包办一切，除编辑。”
于是那家伙毫不迟疑的赐给我一个“总管”的头衔……
说得再清楚不过，黎昔非是《独立评论》社除了编辑以外“包办一切”的“总管”，实际上，在《独立评论》的5年岁月中，章希吕与之相关的只有自1935年至1937年之间断断续续的不足二年时间，而且其职责只是限于复校，其他一切事情包括“财务、校对、发行”等均由黎昔非先生“总其成”。另外，从黎昔非写给胡适先生的两张便笺中亦可看出他对《独立评论》所做的工作。其一：
适之先生：第六期报卅五册，照收。送上一期三册，四期五册，七、八期各十册，乞查收。三期已无存书。二、四（期）所存也不过数十册—现在写信问各代派处收回一些，想是可能。寄报的封袋，据沙滩一个铺子说，那种大的每万份二五元，小的二四元。现在打算明天到前门去问问，看看如何。赠阅的，当照寄。敬候早安。学生昔非复上。十一日早。
其二：
适之先生：丁先生的原稿，那天因排字工人不在，没取回。当时即嘱印刷所的杨君保留，如要用，明早取回送上。即问晚安。学生昔非呈复。
杨本贤广告部的价目，附。
由上可见，《独立评论》编辑部的事务工作，主要有赖于黎昔非。当时《独立评论》社日常运作情况大致是这样的：胡适先生“每星期有一晚编辑《独立评论》”，编好之后即送至社中，他们之间“来稿送稿都有工友”。黎昔非先生在其《自传》中对此作了概述：“他们编好送我，我负责付印及校对，复校多由他们。印好后由我负责发行。”由此可知，胡适先生组稿并在家中将稿子编好之后，剩下的工作基本上就是黎昔非先生的了。一个星期之后，一份新出版的《独立评论》就摆在了胡适先生的案头并发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了。
经理《独立评论》的出版发行是一桩极其繁重和紧张的工作。本来，黎昔非的初衷是希望一种半工半读性质的工作，一边工作以维持生活，一边完成自己的研究生论文。但是，这项工作对他的学术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我们现在所能找到的他在30年代留下的一些关于《诗经》、《史》、《汉》的断简残编中，发现其篇末所注均为“早”或“夜”，可见他是在利用早晚工作时间，尽可能做一些研究以弥补所造成的损失。但是，如此重负之下所能挤出的时间毕竟是极为有限的，对于他所追求目标的影响不难想见。于是，黎昔非一再向胡适提出辞职之请，但这一请求始终未能实现，一直迁延至《独立评论》的终结，事实上，胡适是直到1937年夏才批准了黎昔非的申请的，然而就在黎昔非满怀激情地准备重新回到其渴求已久的学术研究工作之时，“七七事变”却打碎了他的梦想。
“七七事变”爆发后，黎昔非回了广东兴宁老家，教了7年中学，经闻一多先生介绍到昆明国立中央医药研究所史地部工作。尽管医药所对于他的研究来说并不对口，研究条件也不尽如人意，但总比家乡的条件好多了。荒废多年之后重又得到研究工作机会的黎昔非如饥似渴，如鱼得水，在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除完成了研究所的任务，编撰了《本草纲目之本草产地考释》三卷之外，又重新开始其钟情已久的《诗经》研究。
从1944年至1945年，黎昔非先后给胡适先生发去三封信函，其主要内容是：一、希望能为介绍一个专业对口的工作单位，以继续他的研究；二、请求为他写一纸证明，即证明他曾有过北大研究院学历，因为此时他已经通过了铨叙部的大学教员资格审查，只需补上这样一纸证明即可获得大学教员的资格了，为此信函中特别声明“此关系于生非常重要”。但是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这三封信函却如石沉大海，再无任何消息，后来与胡适其他的信函一起被存档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黎昔非失去了这最后一个希望，终于不得已而再次返回故乡。
然而事情远未就此结束。黎昔非与胡适及《独立评论》的特殊关系，成为他背负一生的“历史问题”。19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史绍宾的《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一文，公布了一批吴晗致胡适的信件，包括1932年4月24日之信件中提及邀黎昔非先生担任《独立评论》经理人的情况，《人民日报》编者遂将此事加了黑体字的按语：“吴晗能够参与机密，为这个反动刊物推荐‘合适的经理人’，显然已是胡适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一名伙计。”其后，黎昔非先生即被抄家、隔离，被打成“三家村黑帮”“反革命分子”，成了全县第一个被揪斗对象，在受尽三年非人的凌辱和折磨之后含冤辞世。
（作者单位：井冈山大学师范学院）
胡适一生曾先后创办过《努力》、《新月》、《独立评论》、《周论》等。其中《独立评论》存在的时间最长，发行量也最大，最多时达13000份。黎昔非与胡适的师生关系，早在1929年黎昔非转学中国公学大学部文史学系时就已经建立。1931年春，黎昔非考取北京大学研究院的研究生，与转任该校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再次有了师生关系。胡适对他十分信任，将《独立评论》除编辑以外的一切事务委任与他。而黎昔非也没有辜负胡适的信任与厚望，圆满完成了胡适交给的任务，从而使胡适对于《独立评论》的出版发行事务得以实行“无为政治”，胡适对此一再表示非常满意和感谢。《独立评论》创刊三周年时，胡适在他写的《又大一岁了》的纪念文章中说：“在这贺周岁的日子，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孩子还有一位忠心的看护妇。我们创办这刊物的时候，就请黎昔非先生专管发行所的事务。说也惭愧，我是实行我的无为政治的，我在这三年之中，只到过发行所一次！这三年的发行，校对，杂务，全是黎昔非先生一个人支持。”
《独立评论》社有一个专门的、常设的办公机构，在北平后门慈慧殿北月牙胡同2号租来的一处民房里。这里除了装有电话等必需的办公设备之外，还可住宿和用餐，有工作人员昼夜值班，还设有门房。事实上除编辑事务在胡适先生家中进行之外，其他一切事务都是在这个机构和场所处理并完成的。这里是与胡适先生和其他作者，与印刷所、邮局、银行，与全国各地乃至国外的读者、订户和寄售处、代派处进行联系、沟通的一个枢纽。
黎昔非先生从《独立评论》筹备伊始直至停刊为止，都是这个机构的负责人，而且是《独立评论》社中惟一的专职“干部”，是刊物的经理人。这里面的工作人员除了黎昔非和一些基本工作人员之外，在1935年又增加了陈晋祺先生担任会计及校对，章希吕先生也曾几度协助作了一些工作。
《独立评论》的排印、发行，曾一度被张冠李戴地误以为是章希吕先生。这与胡适在1936年5月17日出版的《独立评论》201号上的一篇文章很有关系。胡适在其《独立评论的四周年》一文中说：
我们借这个机会谢谢黎昔非先生和章希吕先生，他们终年勤勤恳恳的管理《独立评论》的发行、校对、印刷的事务。他们对于这个刊物的爱护和勤劳，常常给我们绝大的精神上的鼓舞。
由于胡适先生后来去了台湾等原因，这个问题长久以来并未得到深究而造成误解。其实章希吕的作用是无论如何不能与黎昔非相提并论的。
胡适的学生罗尔纲1993年曾在《社会科学战线》第6期上撰文《谈〈闲话胡适〉》，指出章希吕是于1933年11月19日才到北平胡适家的，并非胡适先生邀请来的，而是上海亚东图书馆派他到胡适家，目的是催胡适编《胡适文存第四集》，取书稿回上海。因为当时章希吕是该馆职员（编辑）。章希吕来到胡适家时，已在《独立评论》创办一年七个月之后,可知章希吕不是主持《独立评论》的负责人。
关于章希吕先生与黎昔非先生哪一位对《独立评论》的贡献更大些，这从黎昔非的日记中便可看出。黎昔非传世的日记计有87篇，第一篇记于“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廿三日，星期日”：
……那管理收费的说是姓余。当我说我是在那里做事时，他似乎有点惊奇。有顷，他说：“我是很高看《独立评论》的。”
“你在那里做什么？”
这，天呀！我说什么好？被他问得没法，我含乎（糊）其辞：
“包办一切，除编辑。”
于是那家伙毫不迟疑的赐给我一个“总管”的头衔……
说得再清楚不过，黎昔非是《独立评论》社除了编辑以外“包办一切”的“总管”，实际上，在《独立评论》的5年岁月中，章希吕与之相关的只有自1935年至1937年之间断断续续的不足二年时间，而且其职责只是限于复校，其他一切事情包括“财务、校对、发行”等均由黎昔非先生“总其成”。另外，从黎昔非写给胡适先生的两张便笺中亦可看出他对《独立评论》所做的工作。其一：
适之先生：第六期报卅五册，照收。送上一期三册，四期五册，七、八期各十册，乞查收。三期已无存书。二、四（期）所存也不过数十册—现在写信问各代派处收回一些，想是可能。寄报的封袋，据沙滩一个铺子说，那种大的每万份二五元，小的二四元。现在打算明天到前门去问问，看看如何。赠阅的，当照寄。敬候早安。学生昔非复上。十一日早。
其二：
适之先生：丁先生的原稿，那天因排字工人不在，没取回。当时即嘱印刷所的杨君保留，如要用，明早取回送上。即问晚安。学生昔非呈复。
杨本贤广告部的价目，附。
由上可见，《独立评论》编辑部的事务工作，主要有赖于黎昔非。当时《独立评论》社日常运作情况大致是这样的：胡适先生“每星期有一晚编辑《独立评论》”，编好之后即送至社中，他们之间“来稿送稿都有工友”。黎昔非先生在其《自传》中对此作了概述：“他们编好送我，我负责付印及校对，复校多由他们。印好后由我负责发行。”由此可知，胡适先生组稿并在家中将稿子编好之后，剩下的工作基本上就是黎昔非先生的了。一个星期之后，一份新出版的《独立评论》就摆在了胡适先生的案头并发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了。
经理《独立评论》的出版发行是一桩极其繁重和紧张的工作。本来，黎昔非的初衷是希望一种半工半读性质的工作，一边工作以维持生活，一边完成自己的研究生论文。但是，这项工作对他的学术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我们现在所能找到的他在30年代留下的一些关于《诗经》、《史》、《汉》的断简残编中，发现其篇末所注均为“早”或“夜”，可见他是在利用早晚工作时间，尽可能做一些研究以弥补所造成的损失。但是，如此重负之下所能挤出的时间毕竟是极为有限的，对于他所追求目标的影响不难想见。于是，黎昔非一再向胡适提出辞职之请，但这一请求始终未能实现，一直迁延至《独立评论》的终结，事实上，胡适是直到1937年夏才批准了黎昔非的申请的，然而就在黎昔非满怀激情地准备重新回到其渴求已久的学术研究工作之时，“七七事变”却打碎了他的梦想。
“七七事变”爆发后，黎昔非回了广东兴宁老家，教了7年中学，经闻一多先生介绍到昆明国立中央医药研究所史地部工作。尽管医药所对于他的研究来说并不对口，研究条件也不尽如人意，但总比家乡的条件好多了。荒废多年之后重又得到研究工作机会的黎昔非如饥似渴，如鱼得水，在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除完成了研究所的任务，编撰了《本草纲目之本草产地考释》三卷之外，又重新开始其钟情已久的《诗经》研究。
从1944年至1945年，黎昔非先后给胡适先生发去三封信函，其主要内容是：一、希望能为介绍一个专业对口的工作单位，以继续他的研究；二、请求为他写一纸证明，即证明他曾有过北大研究院学历，因为此时他已经通过了铨叙部的大学教员资格审查，只需补上这样一纸证明即可获得大学教员的资格了，为此信函中特别声明“此关系于生非常重要”。但是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这三封信函却如石沉大海，再无任何消息，后来与胡适其他的信函一起被存档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黎昔非失去了这最后一个希望，终于不得已而再次返回故乡。
然而事情远未就此结束。黎昔非与胡适及《独立评论》的特殊关系，成为他背负一生的“历史问题”。19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史绍宾的《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一文，公布了一批吴晗致胡适的信件，包括1932年4月24日之信件中提及邀黎昔非先生担任《独立评论》经理人的情况，《人民日报》编者遂将此事加了黑体字的按语：“吴晗能够参与机密，为这个反动刊物推荐‘合适的经理人’，显然已是胡适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一名伙计。”其后，黎昔非先生即被抄家、隔离，被打成“三家村黑帮”“反革命分子”，成了全县第一个被揪斗对象，在受尽三年非人的凌辱和折磨之后含冤辞世。
（作者单位：井冈山大学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