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由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主办，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民进中央参政议政部协办的中国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政策高层论坛于2012年7月7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理事长罗富和出席论坛，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理事长刘川生研究员致欢迎词。刘书记在致辞中指出：中国是个农业国家，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是我国最大的国情，农业、农村、农民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发展农村教育，使广大农民群众及其子女有机会受到良好的教育，是实现教育公平和体现社会公平、公正的重要方面。因此，我们有必要关注、探索、研讨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
一、中国农村教育之现状
正如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唐天标所言，农村教育是中国教育的重点与难点，没有农村教育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也就没有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办好农村教育，是农村的希望之路与光明之路。他认为，解决当下的问题，我们需要“研究”。第一是进一步研究农村投入，比如加强教育经费的投入，以缩小城乡差距；第二是研究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稳定农村教师队伍，完善“免费师范生”政策和“特岗教师”计划等措施；第三是研究村办学校与农村文化的关系。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张维庆以强烈的危机意识号召我们面对改革开放三十年多来所付出的资源、环境和人口的代价，面对发展过程中各种不容忽视的问题。首先是发展的危机——城乡、东西、贫富差距在拉大，社会不公平加深；其次是精神危机——我们失去了信仰，转而崇拜金钱、权力、背景和关系，政府和公共机构的公信力在下降，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也没有良性发展；最后是生态危机。他认为现在教育的问题是城市教育“贵族化”而农村教育“空心化”，因此农村教育已到了需求“顶层设计”的时刻。对此他提出的建议是：第一，中央应尽快召开农村教育工作会议，做好顶层设计，以缩小城乡差别，反思我们教育的凝聚力问题；第二，研制一部由教育部提出，人大制定的农村教育法，以规范当下农村教育政策；第三，反思现在的教育，研究农村教育体制。相比20世纪50年代“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方针，在农村教育与社会结合方面，他直言“现在我们是倒退了而不是进步了”。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专家委员会主任顾明远教授指出：农村教育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80%的小学和70%的初中都在农村。国家一直重视农村教育的建设，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的颁布，就是一项有力的举措。现在的问题是：第一，我国通行的在国务院领导下，各级政府负责，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有待改善。目前省级政府的财政责任尚不明确，没有在农村教育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第二，农村教育不均衡仍是问题。第三，农村教育的质量和水平有待提高。这同时也是教育公平的问题。提升教育质量和公平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有提高了质量才有公平。第四，农村教师队伍在年龄、学科、水平结构上仍不合理，教师工资偏低，教师培训经费不到位。第五，国家应有严格的教师入职资格证书制度，而不能流于形式。第六，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需要重视和解决。
教育部政策研究与法制建设司司长、教育部法制办公室主任孙霄兵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纲要》提出的农村教育政策，包括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在义务教育阶段加快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发展省、地市级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推动农村教育信息化；加大农村的教育投入等。要落实以上几项举措，我们就需要：（1）坚决地行动；（2）集中解决几个问题；（3）要有前瞻性，有长远的眼光和规划；（4）加强宏观、大层面的政策研究；（5）加强监督和检查。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研究员从解读相关政策文本的角度，探讨了国家层面农村教育的政策状况。他认为，保基本、广覆盖的政策已有了较好的进展，但困难仍长期存在，“行百里者半九十”，现在是尤其需要大力加强的阶段。同时，须关注外部环境发生的变化——目前的“三农”问题显然已经不光是农村的问题，而是整个现代化过程中重要的政治举措问题。因为具体状况不一的各地区有不同的需要，所以多样化的政策调整也顺理成章。同时，我们也要反思：有用的、合适的农村教育要以什么为标准？农村教育的尺度是什么？这都需要进一步的思考。
在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教育发展的差距也很大的前提下，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育领导与政策研究所所长吴华教授指出，中国农村内部结构存在差异性，不同类型的农村在教育政策上需要差别对待。首先需要加强省级统筹，同时减少国家强制干预，以鼓励地方创新。其次是消除行政壁垒，鼓励资源共享，激发学校的办学活力。再者是发展民办教育，鼓励公私合作的伙伴关系。最后，他建议建立国家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凭证制度。
教育部国家副总督学兼督导团办公室主任郭振有总结了当前农村教育发展的问题，包括留守儿童的教育情况和基层教师的待遇问题；结构性短缺问题；应试观念强、教育方法陈旧问题；教师成长提高非常困难、科研素养差、教师得到认可难等问题。他建议大幅度提高教师待遇，只有农村能吸引、留住优秀教师，农村教育政策才会生效；建立规范有效、有经费保障的教师培训制度；加强师范生的教育；规范教师管理，明确基层教师的编制和管理，实行聘用和解聘制；确立民主意识，监督检查校长行为。
二、农村教育的具体问题与方法
与会嘉宾还就自己关心和研究的话题，对农村教育方方面面的具体问题进行了细致周密的研讨。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副司长孙文龙就发展职业农民队伍提出几点看法。他对职业农民的界定是：除了传统“农民”的标准外，还应具备进入市场而成为市场主体、职业上有高度稳定性、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三个条件。现在农村劳动力队伍的数量正逐渐萎缩，农业劳动力在减少——尤其是素质较高的部分；年龄和性别结构失衡；素质堪忧，70%以上只有初中以下文化水平；新生代对农村生活不熟悉，对农村缺乏感情，更容易成为打工族。“谁来种地”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大问题，因此，发展起一支能够适应现代规模化、专业化、产业化经营的职业农民队伍尤为必要。他提出四项制度建议：一是发展农民职业教育，可以定向招生，定向培养，教学方式、目的都特化。二是制定农业职业资格证书。三是建立并完善职业农民扶持政策，鼓励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业发展。四是完善职业农民管理制度。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分党委书记兼副部长褚宏启教授在城乡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区分了城乡二元结构的两个维度：传统的空间上的二元结构和城市内部不同身份人群的二元结构。两者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双重二元结构或三元结构。调查显示，城乡教育在学生成绩、作业布置、教学方式等方面都有显著的差别。他认为教育的均衡问题、公平问题，说到底还是质量问题。当下农村教育突出的问题一是教师老龄化，二是职称评定不健全，三是缺乏长效管理机制。对近年来各地实施的教师流动制度，他认为大多流于形式，且这只是权宜之计而非治本之策，关键还是在于农村教师队伍的建设。统计资料表明农村教师培训不足，年轻的农村班主任渐少。因此需要重视教育中的“过程”和硬件以外的资源。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文东茅教授就“寒门难出贵子”这一备受关注和广泛讨论的问题提出了看法。对北京80所高校进行的调查显示，农村学生人数约占23%。其中北京农村学生在北京高校中约占12%，但在985高校中只占1.7%，大多数北京农村孩子去了普通高校。文东茅教授认为高考成绩是一个原因，家庭文化背景是第二个原因；另外，城乡基础教育差别和招生政策，比如招生改革和招生方式多样化大大降低了农村孩子的比例，也是原因。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重点招生名额相对平均地分配给各个中学，211高校需要有单独的政策（比如“N x”政策，x指高校给某地区农村的“特招指标”）。他提出对同样群体要同样对待，对不同的群体要不同对待。现在的城乡差距已经大于民族差距，我们应像对少数民族学生一样对农村孩子实行特殊政策。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史静寰教授也探讨了农村学生在高校中的分布比例问题。她对“农民”的概念作了细致清晰的界定。高校的“农家子弟”可以分为三类：“农户子弟”（户籍标准）、“农村子弟”（居住地标准）、“农民子弟”（父母当中至少有一方从事农业劳动）。三类农家子弟在高校中，尤其是本科生中的比例都很高且呈现上升趋势，但在优质教育资源中不占优势。从就业上看，学生流入城市的冲动和城乡二元分治是农村体制上的制约。所以必须加强城乡一体化和教育改革发展一体化的顶层设计，我们的国土、城市、主体工程区等规划要和经济、教育、人力资源、区域的发展相结合。其中教育可以作为完善城乡一体化的一个积极的途径。
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所长邬志辉教授就国家对农村教师的津贴、补贴和福利制度进行了细致研究。目前农村教师的津贴和补贴等还处于范围不明确、层次不清晰、额度普遍较低的状态。他的建议是：首先对农村教师所在地区的艰苦程度进行科学的量化评估和分档。其次是对学校的艰苦程度进行细致科学的区分，用水、通电、网络、地理环境等都应该作为评估标准。同时边远地区农村教师的津贴标准需要大幅度提高，其经费的承担可采取多种办法。当然，津贴政策中的反腐败问题也须注意。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袁连生教授通过统计指出：近十年来，北京市非户籍流动人口的比重增长迅速；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北京49%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属于非户籍儿童。现在北京市对非户籍儿童进入公立学校的准入规定较严格。目前流动儿童义务教育财政成本主要靠区县承担，而流动人口的贡献是总体性和全市性的，区县很难积极负责流动儿童教育成本，因此市级政府应该负起责任，增加投入。他提出公办学校收费的管理需要加强，政府也应该对流动学生——在农民工子弟学校自费上学的儿童——给予补助。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刘复兴教授关注的是西部农村高中发展的问题。2010到2012年，在对四川、甘肃、贵州、内蒙古四个省份的高中进行调查后发现：县以下办学水平较低，与东部甚至全国平均水平有差距；班级规模较大，高于平均水平；教学活动单一，应试性强；教学方法传统，信息化程度低；学校办学与社区间缺乏互动；入学率和人才培养质量偏低；师资队伍建设滞后，师资结构呈现出纺锤形；校园文化建设比较落后——这都跟经费问题有关。调查结论是教师薪酬制度需要改革，培训制度需要强化，同时教师本身需要增强自身的职业发展规划。他提出未来5到10年提升高中教育的重点应在西部地区。这需要加强财政投入，推进西部农村高中小班化教学，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改善师生关系。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唐鸣教授重点从使用和需求的角度分析了农村校车的问题。在对26个省的247个村，2 561位学生和家长进行了问卷调查与深入访谈后得知：从使用统计来看，农村校车的问题首先是潜在需求高而乘坐人数少。其次是正规程度较低，私人承办的车占多数。再次是废旧车辆仍占相当比例，大约为15%。最后是超载现象严重，约有4成农村校车存在超载问题。目前主要是私立学校、低龄学生在使用校车，但公立学校学生、留守学生、进城务工子弟对校车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因此，前瞻性的、财政和政策的支持就尤为必要。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霓研究员探讨了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的课余生活问题，目前主要是：（1）缺乏心理慰藉，心灵呈现真空状态，这在初中生中尤为严重；（2）课余生活单调贫乏，学校不能开展学生期望的课余活动；（3）课余生活处在无组织、无秩序、无规章、无计划状态；（4）教育行政部门缺乏对儿童课余生活的指导和检查；（5）学校课余生活管理责任分散；（6）面向学生课余生活管理的教师培训体系不完备；（7）缺乏课余生活管理方面的经验总结和交流；（8）专业师资力量不足，素质较差；（9）生活教师严重缺编，素质和待遇都偏低；（10）教师生活和工作压力较大，无暇顾及课余生活；（11）学校场地和设施不具备开展课余活动的条件；（12）学校没有经费来改善寄宿学生的课余活动；（13）课余生活的安全问题没有保障；（14）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无暇他顾。因此他建议多渠道保障教育经费投入的增加，以改善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的课余生活。
北京师范大学财经处处长、教育经济研究所所长杜育红教授就农村学校的标准化建设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现在有很多农村学校连最基本的办学条件都欠缺，甚至无法满足国家公布的底层标准。除此之外，很多最低标准都没有在实践中得到贯彻落实。所以他认为现在标准化建设要抓的第一是达标的问题，第二是缩小差距问题。他建议完善以单个学校为本的标准化办学条件，进一步完善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投入保障的长效机制。 国家督学、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朱小蔓教授关注的是学生心灵的成长，认为这是农村学校教育质量的核心价值取向。由于生产方式的变化和社会变化，由于家庭背景和其导致的人际关系的疏离，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灵成长和人格发展尤其令人担忧。现有学校教育重知识轻情感，因此对中小学校教育质量和教学公平需要更新理解，提出新的诉求。她提出：除了相对容易量化的标准外，对情感心灵的关怀，学校民主化状况，干群、师生间的沟通和理解状况，校园的精神氛围和道德情况等，也应该成为我们评价教学的核心价值取向。既然“人”永远是教育最核心的目标，那么现在是到了加强道德关怀和心灵培养的时候了。
首都师范大学苏尚锋教授对农村教师补充工作的政策选项进行了研讨。农村教育问题的根源和有赖解决的基础都是现代化，它提倡个体自主，也造成资源集中和不平等。因此首先要关注城市教育对农村既排斥又吸引的作用，不要离开城市而谈农村；其次是承认劳动人才流动和分布的客观存在；再次是从制度、身份的重建等方面关注农村教育发展问题。针对具体的“特岗教师”计划，关键是如何留住人才。他提出将来特岗教师的发展方向可有“特聘化”“顶岗化”“在岗化”“一般化”四种趋势。
三、基层的实践及启示
作为本次会议的支持单位，山西省大同市左云县综合技术学校校长马文有办学、创业的经验也为与会者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示。马校长在会上讲述了自己几十年如一日辛勤办学的经历后，着重指出农村教育完全能够办好，关键是各级领导、有能力的校长和教师与自主办学、自主创业和创新人才建设相结合。十几年来，该校师生保持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创办了工厂、农场、农业示范园等产业，对教育、文化、税收等都作出了贡献。对此，张维庆主任称马文有是新中国成立后一位真正的人民教育家，是新中国的陶行知。他认为应重视左云县综合技术学校的经验：体制改革至关重要，没有体制上的大突破，就不可能焕发基层的活力。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卫小春教授报告了山西省多年来按照党和国家的精神关注农村教育的举措和成果。近年来，山西省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率先实现中小学校舍安全全覆盖，完成对1.2万煤矿负责人的学历提升和专业技术培训，完成农村劳动力专业技术培训338万人，公开招聘2 200名特岗教师到贫困地区任教，积极推进城镇学校向农村学校的人员流动。最近几年，山西省政协一直为加强山西农村教育建言献策，并受到山西省委省政府的肯定与支持，包括大力支持民办学校校舍安全的建议、职业中专对口政策、加快推进中等试验区城乡统筹教育、新的扶贫标准下山西农村扶贫开发的建议等。
山西省大同市副市长刘振国提出：（1）农村教育的顶层设计最重要。这要靠国家在体制和机制上科学合理地制定农村教育政策，统筹区域教育发展资源。（2）基层落实是关键，“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必须避免。（3）经济保障最基础。他在基层曾实行过农村学校校舍全覆盖、校长高薪聘用制、职业高中免学费、教师高端培训、孤儿一对一帮扶等保障措施。（4）教师工作条件亟待改善，所以经济投入还须加强。（5）农村教育要弘扬传统文化，加强传统道德建设以避免西方文化的糟粕。
辽宁省教育厅政策法规处副处长邱连波认为，推动农村教育，需要重视这样几个方面。（1）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像其他地方一样，辽宁省出现了农村学生向城镇流动的情况，过去一村一校的教育状况已经需要重新布局。（2）尊重规律，循序渐进，推动农村教育协调健康发展。不应该强求一个标准、一种模式，不搞一厢情愿的跨越；要立足于农村经济和文化基础，尊重差异，因地制宜，避免盲目追求统一化。（3）加强农村教师职业队伍建设，提升他们的职业素质和能力。包括在职培训，促进交流；加快促进引进政策；提高农村教师待遇；提高家庭教育质量等等。
最后，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王佐书教授对本次大会作出总结，同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指出，第一，我们需要认识到教书育人和用人的规律，用来指导工作的路径和方法。第二，当前的社会存在是决定社会政策的核心，对社会问题（比如就业困难、“文凭社会”、贫富差距等）需要深入研究：是什么样的存在决定了什么样的意识。第三，细节决定不了成败，方向比努力更重要。第四，为任何一项事业服务，都须拥有“体系意识”：人人成为体系的部分，体系又为个人服务。第五，处理任何事情都存在可控与不可控的因素，我们立足的是可控的部分，同时注意不可控的部分。第六，应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最复杂的问题，并试图使工作过程最优化。第七，注重“三关三切”，即在关键时期发现关键问题并提出关键决策，所提出的政策要切合客观条件，切实有效且切实可行。第八，任何一个人的工作都是“全人格”参与的过程，因此要培养学生的全人格。第九，感觉到的东西不一定能理解，只有深刻理解之后才能深刻感觉，因此理论研究非常重要。第十，应该建立多样合理的评价体系。
在深入探究农村教育的整体情况后，他又提出具体的主张。第一，主张“三镜干部”，即能够在理论上高瞻远瞩的“望远镜”、在实践中见微知著的“显微镜”、在方法上博采众长的“广角镜”式干部。第二，产业结构升级要求提升农村教育对人才的培养层次。第三，应当善于思考，有思想才有力量。第四，优势与环境是伴生的，所以需要分析研究任何成功例子的环境和条件。第五，学校教育须注重“三材一化”（人才、器材、教材、校园文化）——前三者是“显现课程”，校园文化是“隐蔽课程”，学校要综合运用这两门课程培养学生。第六，经济是基础，故研究教育需要研究如何打好经济基础。第七，留守儿童已经成为“在精神上有一定寄托的孤儿”，他们的教育问题已成为重大的政治问题，所以需要提高高度，转换角度，用政治眼光看待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第八，教师需要培训，他们自身的素质是教学质量的关键。最后，他希望此次信息量大、话题集中、涉及面广的论坛能够发挥应有的影响力，为中国农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作出贡献。
（责任编辑：林静）
一、中国农村教育之现状
正如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唐天标所言，农村教育是中国教育的重点与难点，没有农村教育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也就没有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办好农村教育，是农村的希望之路与光明之路。他认为，解决当下的问题，我们需要“研究”。第一是进一步研究农村投入，比如加强教育经费的投入，以缩小城乡差距；第二是研究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稳定农村教师队伍，完善“免费师范生”政策和“特岗教师”计划等措施；第三是研究村办学校与农村文化的关系。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张维庆以强烈的危机意识号召我们面对改革开放三十年多来所付出的资源、环境和人口的代价，面对发展过程中各种不容忽视的问题。首先是发展的危机——城乡、东西、贫富差距在拉大，社会不公平加深；其次是精神危机——我们失去了信仰，转而崇拜金钱、权力、背景和关系，政府和公共机构的公信力在下降，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也没有良性发展；最后是生态危机。他认为现在教育的问题是城市教育“贵族化”而农村教育“空心化”，因此农村教育已到了需求“顶层设计”的时刻。对此他提出的建议是：第一，中央应尽快召开农村教育工作会议，做好顶层设计，以缩小城乡差别，反思我们教育的凝聚力问题；第二，研制一部由教育部提出，人大制定的农村教育法，以规范当下农村教育政策；第三，反思现在的教育，研究农村教育体制。相比20世纪50年代“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方针，在农村教育与社会结合方面，他直言“现在我们是倒退了而不是进步了”。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专家委员会主任顾明远教授指出：农村教育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80%的小学和70%的初中都在农村。国家一直重视农村教育的建设，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的颁布，就是一项有力的举措。现在的问题是：第一，我国通行的在国务院领导下，各级政府负责，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有待改善。目前省级政府的财政责任尚不明确，没有在农村教育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第二，农村教育不均衡仍是问题。第三，农村教育的质量和水平有待提高。这同时也是教育公平的问题。提升教育质量和公平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有提高了质量才有公平。第四，农村教师队伍在年龄、学科、水平结构上仍不合理，教师工资偏低，教师培训经费不到位。第五，国家应有严格的教师入职资格证书制度，而不能流于形式。第六，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需要重视和解决。
教育部政策研究与法制建设司司长、教育部法制办公室主任孙霄兵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纲要》提出的农村教育政策，包括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在义务教育阶段加快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发展省、地市级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推动农村教育信息化；加大农村的教育投入等。要落实以上几项举措，我们就需要：（1）坚决地行动；（2）集中解决几个问题；（3）要有前瞻性，有长远的眼光和规划；（4）加强宏观、大层面的政策研究；（5）加强监督和检查。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研究员从解读相关政策文本的角度，探讨了国家层面农村教育的政策状况。他认为，保基本、广覆盖的政策已有了较好的进展，但困难仍长期存在，“行百里者半九十”，现在是尤其需要大力加强的阶段。同时，须关注外部环境发生的变化——目前的“三农”问题显然已经不光是农村的问题，而是整个现代化过程中重要的政治举措问题。因为具体状况不一的各地区有不同的需要，所以多样化的政策调整也顺理成章。同时，我们也要反思：有用的、合适的农村教育要以什么为标准？农村教育的尺度是什么？这都需要进一步的思考。
在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教育发展的差距也很大的前提下，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育领导与政策研究所所长吴华教授指出，中国农村内部结构存在差异性，不同类型的农村在教育政策上需要差别对待。首先需要加强省级统筹，同时减少国家强制干预，以鼓励地方创新。其次是消除行政壁垒，鼓励资源共享，激发学校的办学活力。再者是发展民办教育，鼓励公私合作的伙伴关系。最后，他建议建立国家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凭证制度。
教育部国家副总督学兼督导团办公室主任郭振有总结了当前农村教育发展的问题，包括留守儿童的教育情况和基层教师的待遇问题；结构性短缺问题；应试观念强、教育方法陈旧问题；教师成长提高非常困难、科研素养差、教师得到认可难等问题。他建议大幅度提高教师待遇，只有农村能吸引、留住优秀教师，农村教育政策才会生效；建立规范有效、有经费保障的教师培训制度；加强师范生的教育；规范教师管理，明确基层教师的编制和管理，实行聘用和解聘制；确立民主意识，监督检查校长行为。
二、农村教育的具体问题与方法
与会嘉宾还就自己关心和研究的话题，对农村教育方方面面的具体问题进行了细致周密的研讨。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副司长孙文龙就发展职业农民队伍提出几点看法。他对职业农民的界定是：除了传统“农民”的标准外，还应具备进入市场而成为市场主体、职业上有高度稳定性、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三个条件。现在农村劳动力队伍的数量正逐渐萎缩，农业劳动力在减少——尤其是素质较高的部分；年龄和性别结构失衡；素质堪忧，70%以上只有初中以下文化水平；新生代对农村生活不熟悉，对农村缺乏感情，更容易成为打工族。“谁来种地”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大问题，因此，发展起一支能够适应现代规模化、专业化、产业化经营的职业农民队伍尤为必要。他提出四项制度建议：一是发展农民职业教育，可以定向招生，定向培养，教学方式、目的都特化。二是制定农业职业资格证书。三是建立并完善职业农民扶持政策，鼓励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业发展。四是完善职业农民管理制度。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分党委书记兼副部长褚宏启教授在城乡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区分了城乡二元结构的两个维度：传统的空间上的二元结构和城市内部不同身份人群的二元结构。两者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双重二元结构或三元结构。调查显示，城乡教育在学生成绩、作业布置、教学方式等方面都有显著的差别。他认为教育的均衡问题、公平问题，说到底还是质量问题。当下农村教育突出的问题一是教师老龄化，二是职称评定不健全，三是缺乏长效管理机制。对近年来各地实施的教师流动制度，他认为大多流于形式，且这只是权宜之计而非治本之策，关键还是在于农村教师队伍的建设。统计资料表明农村教师培训不足，年轻的农村班主任渐少。因此需要重视教育中的“过程”和硬件以外的资源。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文东茅教授就“寒门难出贵子”这一备受关注和广泛讨论的问题提出了看法。对北京80所高校进行的调查显示，农村学生人数约占23%。其中北京农村学生在北京高校中约占12%，但在985高校中只占1.7%，大多数北京农村孩子去了普通高校。文东茅教授认为高考成绩是一个原因，家庭文化背景是第二个原因；另外，城乡基础教育差别和招生政策，比如招生改革和招生方式多样化大大降低了农村孩子的比例，也是原因。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重点招生名额相对平均地分配给各个中学，211高校需要有单独的政策（比如“N x”政策，x指高校给某地区农村的“特招指标”）。他提出对同样群体要同样对待，对不同的群体要不同对待。现在的城乡差距已经大于民族差距，我们应像对少数民族学生一样对农村孩子实行特殊政策。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史静寰教授也探讨了农村学生在高校中的分布比例问题。她对“农民”的概念作了细致清晰的界定。高校的“农家子弟”可以分为三类：“农户子弟”（户籍标准）、“农村子弟”（居住地标准）、“农民子弟”（父母当中至少有一方从事农业劳动）。三类农家子弟在高校中，尤其是本科生中的比例都很高且呈现上升趋势，但在优质教育资源中不占优势。从就业上看，学生流入城市的冲动和城乡二元分治是农村体制上的制约。所以必须加强城乡一体化和教育改革发展一体化的顶层设计，我们的国土、城市、主体工程区等规划要和经济、教育、人力资源、区域的发展相结合。其中教育可以作为完善城乡一体化的一个积极的途径。
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所长邬志辉教授就国家对农村教师的津贴、补贴和福利制度进行了细致研究。目前农村教师的津贴和补贴等还处于范围不明确、层次不清晰、额度普遍较低的状态。他的建议是：首先对农村教师所在地区的艰苦程度进行科学的量化评估和分档。其次是对学校的艰苦程度进行细致科学的区分，用水、通电、网络、地理环境等都应该作为评估标准。同时边远地区农村教师的津贴标准需要大幅度提高，其经费的承担可采取多种办法。当然，津贴政策中的反腐败问题也须注意。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袁连生教授通过统计指出：近十年来，北京市非户籍流动人口的比重增长迅速；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北京49%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属于非户籍儿童。现在北京市对非户籍儿童进入公立学校的准入规定较严格。目前流动儿童义务教育财政成本主要靠区县承担，而流动人口的贡献是总体性和全市性的，区县很难积极负责流动儿童教育成本，因此市级政府应该负起责任，增加投入。他提出公办学校收费的管理需要加强，政府也应该对流动学生——在农民工子弟学校自费上学的儿童——给予补助。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刘复兴教授关注的是西部农村高中发展的问题。2010到2012年，在对四川、甘肃、贵州、内蒙古四个省份的高中进行调查后发现：县以下办学水平较低，与东部甚至全国平均水平有差距；班级规模较大，高于平均水平；教学活动单一，应试性强；教学方法传统，信息化程度低；学校办学与社区间缺乏互动；入学率和人才培养质量偏低；师资队伍建设滞后，师资结构呈现出纺锤形；校园文化建设比较落后——这都跟经费问题有关。调查结论是教师薪酬制度需要改革，培训制度需要强化，同时教师本身需要增强自身的职业发展规划。他提出未来5到10年提升高中教育的重点应在西部地区。这需要加强财政投入，推进西部农村高中小班化教学，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改善师生关系。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唐鸣教授重点从使用和需求的角度分析了农村校车的问题。在对26个省的247个村，2 561位学生和家长进行了问卷调查与深入访谈后得知：从使用统计来看，农村校车的问题首先是潜在需求高而乘坐人数少。其次是正规程度较低，私人承办的车占多数。再次是废旧车辆仍占相当比例，大约为15%。最后是超载现象严重，约有4成农村校车存在超载问题。目前主要是私立学校、低龄学生在使用校车，但公立学校学生、留守学生、进城务工子弟对校车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因此，前瞻性的、财政和政策的支持就尤为必要。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霓研究员探讨了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的课余生活问题，目前主要是：（1）缺乏心理慰藉，心灵呈现真空状态，这在初中生中尤为严重；（2）课余生活单调贫乏，学校不能开展学生期望的课余活动；（3）课余生活处在无组织、无秩序、无规章、无计划状态；（4）教育行政部门缺乏对儿童课余生活的指导和检查；（5）学校课余生活管理责任分散；（6）面向学生课余生活管理的教师培训体系不完备；（7）缺乏课余生活管理方面的经验总结和交流；（8）专业师资力量不足，素质较差；（9）生活教师严重缺编，素质和待遇都偏低；（10）教师生活和工作压力较大，无暇顾及课余生活；（11）学校场地和设施不具备开展课余活动的条件；（12）学校没有经费来改善寄宿学生的课余活动；（13）课余生活的安全问题没有保障；（14）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无暇他顾。因此他建议多渠道保障教育经费投入的增加，以改善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的课余生活。
北京师范大学财经处处长、教育经济研究所所长杜育红教授就农村学校的标准化建设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现在有很多农村学校连最基本的办学条件都欠缺，甚至无法满足国家公布的底层标准。除此之外，很多最低标准都没有在实践中得到贯彻落实。所以他认为现在标准化建设要抓的第一是达标的问题，第二是缩小差距问题。他建议完善以单个学校为本的标准化办学条件，进一步完善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投入保障的长效机制。 国家督学、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朱小蔓教授关注的是学生心灵的成长，认为这是农村学校教育质量的核心价值取向。由于生产方式的变化和社会变化，由于家庭背景和其导致的人际关系的疏离，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灵成长和人格发展尤其令人担忧。现有学校教育重知识轻情感，因此对中小学校教育质量和教学公平需要更新理解，提出新的诉求。她提出：除了相对容易量化的标准外，对情感心灵的关怀，学校民主化状况，干群、师生间的沟通和理解状况，校园的精神氛围和道德情况等，也应该成为我们评价教学的核心价值取向。既然“人”永远是教育最核心的目标，那么现在是到了加强道德关怀和心灵培养的时候了。
首都师范大学苏尚锋教授对农村教师补充工作的政策选项进行了研讨。农村教育问题的根源和有赖解决的基础都是现代化，它提倡个体自主，也造成资源集中和不平等。因此首先要关注城市教育对农村既排斥又吸引的作用，不要离开城市而谈农村；其次是承认劳动人才流动和分布的客观存在；再次是从制度、身份的重建等方面关注农村教育发展问题。针对具体的“特岗教师”计划，关键是如何留住人才。他提出将来特岗教师的发展方向可有“特聘化”“顶岗化”“在岗化”“一般化”四种趋势。
三、基层的实践及启示
作为本次会议的支持单位，山西省大同市左云县综合技术学校校长马文有办学、创业的经验也为与会者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示。马校长在会上讲述了自己几十年如一日辛勤办学的经历后，着重指出农村教育完全能够办好，关键是各级领导、有能力的校长和教师与自主办学、自主创业和创新人才建设相结合。十几年来，该校师生保持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创办了工厂、农场、农业示范园等产业，对教育、文化、税收等都作出了贡献。对此，张维庆主任称马文有是新中国成立后一位真正的人民教育家，是新中国的陶行知。他认为应重视左云县综合技术学校的经验：体制改革至关重要，没有体制上的大突破，就不可能焕发基层的活力。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卫小春教授报告了山西省多年来按照党和国家的精神关注农村教育的举措和成果。近年来，山西省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率先实现中小学校舍安全全覆盖，完成对1.2万煤矿负责人的学历提升和专业技术培训，完成农村劳动力专业技术培训338万人，公开招聘2 200名特岗教师到贫困地区任教，积极推进城镇学校向农村学校的人员流动。最近几年，山西省政协一直为加强山西农村教育建言献策，并受到山西省委省政府的肯定与支持，包括大力支持民办学校校舍安全的建议、职业中专对口政策、加快推进中等试验区城乡统筹教育、新的扶贫标准下山西农村扶贫开发的建议等。
山西省大同市副市长刘振国提出：（1）农村教育的顶层设计最重要。这要靠国家在体制和机制上科学合理地制定农村教育政策，统筹区域教育发展资源。（2）基层落实是关键，“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必须避免。（3）经济保障最基础。他在基层曾实行过农村学校校舍全覆盖、校长高薪聘用制、职业高中免学费、教师高端培训、孤儿一对一帮扶等保障措施。（4）教师工作条件亟待改善，所以经济投入还须加强。（5）农村教育要弘扬传统文化，加强传统道德建设以避免西方文化的糟粕。
辽宁省教育厅政策法规处副处长邱连波认为，推动农村教育，需要重视这样几个方面。（1）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像其他地方一样，辽宁省出现了农村学生向城镇流动的情况，过去一村一校的教育状况已经需要重新布局。（2）尊重规律，循序渐进，推动农村教育协调健康发展。不应该强求一个标准、一种模式，不搞一厢情愿的跨越；要立足于农村经济和文化基础，尊重差异，因地制宜，避免盲目追求统一化。（3）加强农村教师职业队伍建设，提升他们的职业素质和能力。包括在职培训，促进交流；加快促进引进政策；提高农村教师待遇；提高家庭教育质量等等。
最后，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王佐书教授对本次大会作出总结，同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指出，第一，我们需要认识到教书育人和用人的规律，用来指导工作的路径和方法。第二，当前的社会存在是决定社会政策的核心，对社会问题（比如就业困难、“文凭社会”、贫富差距等）需要深入研究：是什么样的存在决定了什么样的意识。第三，细节决定不了成败，方向比努力更重要。第四，为任何一项事业服务，都须拥有“体系意识”：人人成为体系的部分，体系又为个人服务。第五，处理任何事情都存在可控与不可控的因素，我们立足的是可控的部分，同时注意不可控的部分。第六，应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最复杂的问题，并试图使工作过程最优化。第七，注重“三关三切”，即在关键时期发现关键问题并提出关键决策，所提出的政策要切合客观条件，切实有效且切实可行。第八，任何一个人的工作都是“全人格”参与的过程，因此要培养学生的全人格。第九，感觉到的东西不一定能理解，只有深刻理解之后才能深刻感觉，因此理论研究非常重要。第十，应该建立多样合理的评价体系。
在深入探究农村教育的整体情况后，他又提出具体的主张。第一，主张“三镜干部”，即能够在理论上高瞻远瞩的“望远镜”、在实践中见微知著的“显微镜”、在方法上博采众长的“广角镜”式干部。第二，产业结构升级要求提升农村教育对人才的培养层次。第三，应当善于思考，有思想才有力量。第四，优势与环境是伴生的，所以需要分析研究任何成功例子的环境和条件。第五，学校教育须注重“三材一化”（人才、器材、教材、校园文化）——前三者是“显现课程”，校园文化是“隐蔽课程”，学校要综合运用这两门课程培养学生。第六，经济是基础，故研究教育需要研究如何打好经济基础。第七，留守儿童已经成为“在精神上有一定寄托的孤儿”，他们的教育问题已成为重大的政治问题，所以需要提高高度，转换角度，用政治眼光看待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第八，教师需要培训，他们自身的素质是教学质量的关键。最后，他希望此次信息量大、话题集中、涉及面广的论坛能够发挥应有的影响力，为中国农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作出贡献。
（责任编辑：林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