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以来，国歌被看成是民族的号角，国家的精神体现，它和国旗、国徽一起，象征着国家主权和尊严。国歌的出现是近代以来国际交往增多、民族意识觉醒的产物。一般认为，世界上最早的国歌产生于1568年，那是荷兰人民在抗击西班牙统治的侵略和压迫时产生的战斗进行曲《威廉·凡骚》。以后各国相继制定国歌。法国的国歌《马赛曲》，诞生在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中；美国的国歌《闪亮的星条旗》，诞生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流传世界的《国际歌》，则曾是前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国歌。
　　我国在晚清以前，历朝历代均没有国歌。究其原因，主要是统治者以天下为国，视周围国家为“蛮夷胡奴”，根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民族观念，因此也就没有产生国歌的环境。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对外交往礼仪的需要，清朝的一些开明官员认识到国歌的重要性，于是向清政府提出制定国乐的建议。从现有的资料看，曾纪泽可能是我国最早尝试制作国乐并向清政府提出建议的人。约在1880年，当时出使英、法、俄的出使大臣曾纪泽，曾谱写了一首名叫《普天乐》的歌曲，在海外当作国歌来演奏，以为应急之需，他还以此上奏朝廷，要求制定国歌，但未被采纳。此歌词、谱曲虽然都没能流传下来，但也算是大清国的第一首国歌。
　　1896年，清政府派遣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作为外交特使赴西欧和俄罗斯访问。在欢迎仪式上，主方要演奏中国的国歌。仓促之间，李鸿章只好派人临时找了一首唐朝诗人王建的绝句诗加以改编，配以宫廷古曲，作为国歌临时使用。这首歌的歌词为：“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云车驾六龙。”因为李鸿章最早使用此曲，后改称《李中堂乐》。此后的近十年间，清政府在与他国交往以及国内大典中，都袭用这首歌曲。但因此歌在许多人看来是御用文人的陈词滥调，所以它并没有取得正式国歌的法统地位。
　　1906年，大清帝国陆军部成立，谱制了一首陆军军歌《颂龙旗》。其歌词为：“于斯万年，亚东大帝国！山岳纵横独立帜，江河漫延文明波；四百兆民神明胄，地大物产博，扬我黄龙帝国徽，唱我帝国歌！”虽说是军歌，但因它激扬高亢，在一段时期内权当国歌用过。
　　国歌是一个民族时代的呼声。庚子（1900年）以后，面对着日益深重的民族屈辱，要求制定国歌振奋民族精神的要求日益增加。1906年，考察宪政大臣载泽在日本接见雅精音乐会的留学生时，曾勉励他们“激扬忠义，陶淑性情，毋负立会之宗旨，仅以为娱乐之用”。希望他们在乐理方面“讨论益精，他日归国定国乐，修古文明之时，此尤所厚望于诸君矣”。明确向他们传达了朝廷要制定国歌的想法。
　　1910年，礼部左参议曹广权上奏请求制定国歌：“各国皆有专定国乐，极致钦崇，遇亲贵游历，公使筵宴，皆自奏其国乐，又必奏公使等本国国乐，皆肃立起敬。睦友邦以劳宾客，尊国体以壮声容，礼仪甚盛。”希望朝廷“饬使臣搜集乐谱礼节，并召海内知音之士审订厘正国乐”。礼部议复此事，同样表示，“今梯航四集，使命常通，樽俎之间非凯奏国乐不足以壮声容而敦情谊，是国乐之亟需编制，固时势之不得不然”。朝廷准其所议，命礼部会同典礼院、外务部拟定国乐编制办法。1911年6月20日，礼部会奏《拟订国乐办法》，“窃以为我国朝会燕飨所用乐章，典丽皇，允宜奉为楷则。至各国国乐，定义制音，类皆别具本原，自未可舍己从人，轻盛典。所有应定国乐，拟请由臣等延聘通才及诸习音乐人员，参酌古今中外乐制，详慎审订，编制专章，奏请钦定颁行”。本着此精神，礼部委托京师大学堂京剧专家溥侗（道光帝长子奕伟之孙）编曲。溥侗依据康熙和乾隆时所谱的皇室颂歌，略为改编；歌词则是大翻译家严复填写。严复作词的这首国歌名为《巩金瓯》，其词曰：“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喜同胞，清时幸遭。真熙，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
　　1911年10月4日，清政府发布上谕，认为“我国国乐，义取和平，词无夸饰，足以英日辉映，增光坛坫矣。着即定为国乐，一体遵行”。同时，清政府又在《内阁官报》上公布，以后各种国内事务及外交活动均以新定国乐演奏。于是，《巩金瓯》便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首正式的国歌。
　　所谓“巩金瓯”，为巩固国家江山社稷之意，希望大清国在上苍的保佑下，永固长久。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6天后，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随即土崩瓦解，尚未传唱的大清国国歌便成为了它的挽歌。
　　
　　（作者单位：山东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