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允铄所著《华夏意匠》，是一部有独特见解的书。它不是纵向的、以时代为经的“史”，而是建筑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剖面，通过对这些剖面的细致分析，来探讨蕴含其中的艺术匠心。
　　木结构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根本特点。中国人是怎样作出这一选择的？本书明确地指出：“一本西方的建筑史其实就是一本神庙和教堂的建筑史，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这是中国建筑的发展和西方建筑的发展有原则性分别的基本原因。它涉及到古代一个民族对建筑的基本观念要求，一个以‘人’为中心，一个以‘神’为中心，也就是‘人本’‘神本’‘物本’的文化概念。‘神’和‘物’都是永恒的，‘人’却是‘暂时’的，在不同的价值观念下自然产生不同的选择态度和方法。在整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人坚持木结构的建筑原则与此有很大关系。”(33页)可以说，这是抓住了中国古代建筑设计思想的根本。这其实，也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抓住这一根本，再去分析中国古典建筑的一般设计原理，一切也就都变得容易理解了。比如，平面布局中程序的安排是中国古典建筑设计艺术的灵魂。它强调基本印象的积累在人的思想感情上所产生的感染力，而把对景象大小强弱次序的安排作为表达完美意念的重要手段，并用以控制人在建筑群中运动时所得到的感受。因此，中国虽然不缺少建造高层建筑的能力(建于一○六五年的山西应县木塔高二百一十英尺，而建于一一七四年的意大利比萨斜塔高不过一百五十英尺三英寸)，但却很少拔地耸天的建筑形象，就是因为中国古典建筑不是强制地把人的目光引向无穷的高度，而是尽量自然地引导人在建筑群中缓缓移动，通过数量的增加达到扩大平面规模的目的，而给人以壮阔、宏丽的感觉。这种创作方法就是一种基于“人本主义”而产生的指导思想——考虑“人”在其中的感受更重于“物”本身的自我表现。
　　再如，在中国古典建筑的形象上和构件上，都缺少直线。不管是斗拱、雀替、驼峰还是屋顶、柱子，它们的演变历史都是一个从“直”到“曲”的过程。究其原因，恐怕也在于直线给人们的感受大体是单纯、明快、确定无疑，而缺少柔和、婉曲的感情色彩。于是，中国古典建筑虽然在整体布局上采用了带有直线因素的矩形平面，但却在单体建筑的形象和构件上大量运用了曲线，以此来灌注一种亲切、平和的感情因素。即使在庄严肃穆的故宫太和殿前，也要设计一弯弓形的金水河，显示出美丽舒展的弧线。这不仅与西方古典建筑中突出体量的高大，强调直立、高峻的神秘感和园林建筑中的几何形构图迥然不同，即与近邻日本也是相异的。日本建筑多以中国为蓝本，但它在汲取的同时，又进行了改造。日本园林就更多地体现了淡泊、冷峻的哲理化、宗教化倾向，而不似中国的园林布置，虽然贯穿了道家以自然为本的思想，却依然是充满了人情味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因为，中国古典建筑设计的根本思想是使人赏心娱目，始终是以“人”为出发点的。
　　作者在书中特别指出，中国古典建筑设计很早就普遍采用了“模数化”和“标准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优点。由此带来的直接好处便是建筑工期短，收效快，大大节省了人力和物力。中国宫室建筑的速度之快，是西方古典建筑所不能望其项背的。这对于我们进行现代建筑的设计，也是值得借鉴的重要经验之一。但是我却因此联想到，这是否同时也成为一个很大的缺点了呢？它是不是造成了中国古代建筑千年来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因素呢？宋代李诫所著的《营造法式》一书把一切建筑制度规范得那样准确，那样条理分明，以致后人只须依此照章办理就可以了。那么，想象力和创造力也就无从发挥，甚至可以说，“模数化”和“标准化”所带来的消极因素——沿袭和模仿的弊病，恐怕至今还在束缚着我们的设计思想！
　　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几乎对每一种建筑形制及有重要意义的构件都进行了寻流溯源的考证和分析，并从发展的脉络中寻绎出其共同的美学基础和设计匠心。这就使他的著作不只是一般建筑理论的阐述，而是展开了一部多层次、多侧面的中国文化史。还不仅仅如此，作者又每将西方古典建筑及现代建筑中体现的设计思想来与之比并，从而展示出两种文化的异同，因此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发人深思。另外，书中所附的插图内容丰富，布置精当，并配以精美的封面，更使人于捧读之时，倍生赏爱之心。
　　不过我觉得，作者似乎对民居也应作一些阐述，哪怕是简略的介绍也好。各地民居建筑不受条条框框的制约，表现手法有着充分的自由，因而更加灵活多变，它对官式建筑的作用和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华夏意匠》，李允铄编著，(香港)广角镜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三月初版，一九八四年一月再版，港币4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