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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本位时代,经济萧条了,政府不会去管。但现代社会经不起萧条,现代社会“怕疼”。正是这种“怕疼”,造成了经济的大起大落。
中国经济在经过了十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人似乎已经习惯了GDP在10%以上的高比例增长。然而,从2008年四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长开始放缓,以至于政府拿出4万亿元来刺激经济,并将2009年的经济目标定为“保8”。对于经济的大起大落,我认为,最大的原因是金本位的消失。现在,只要经济出现问题,政府就会拿出货币投向市场。等经济好转并出现繁荣后,下一次经济萧条又会出现。
中国经济:大起大落的火山口
经济萧条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萧条之前有一波繁荣。中国经济有自己的周期,世界金融危机只是随机出现的一个冲击。这些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讲,宏观调控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但起落的幅度还是很大。自1998年到2008年的十年间,中国经济经历了两个起落周期。
1998年,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拉动经济。当时,中国的措施与现在没有太大不同:发行大量国债,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给经济体注入流动性。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出口发展很快,还调整了体制,大量的国有企业重组。国内的需求和供给也在增加,中国经济开始高速增长。五年以后,中国就变成了经济增长偏快。
2004年,宏观决策面临一个挑战,是调整国内的政策还是出口的政策?如果人民币汇率不变,出口就降不下去,那就调整国内的政策,抑制产能过剩。江苏铁本钢铁公司就在这个时候出事了。内需不足的时候,常州市政府鼓励铁本投资,违规修了6座高炉。2004年,国务院工作组介入调查,铁本除了违规修高炉,还有偷税漏税等问题,结果铁本的老板戴国芳进了监狱。但是,宏观调控没能抑制产能过剩,2004年,中国的钢产量约为2亿吨,到2008年大概5亿吨,市场还在,钢价一直没有下降。直到2008年10月,钢价才降下去,所以,现在国家制定了钢铁产业振兴规划。
尽管打压了国内一些企业,经济过热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中国的出口仍然增长很快,形成巨额顺差。中国实行外汇管制,外汇进入中国必须经央行换成人民币流通。于是,中国人每赚1美元,就有8元人民币进入市场。从2000年起,每年都有几千亿美元进入中国,市场发生了变化。央行的钱给了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再贷给企业,企业再还给银行。就这样,到2007年,中国流动性过剩了,开始通货膨胀。股市升温,一年半之内,从1000点涨到了6000点,房价翻了好几倍。连普洱茶都涨出天价。2007年,身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国,GDP增长了13%。查阅《千年世界经济史》,从公元400年以后,从来没有这样的现象出现。
外汇顺差进入中国,换成人民币进入国内循环,在央行又变成中央银行外汇资产。外汇储备少了难受,多了也难受,国家和人是一样的,能力与财富要匹配。中国有很多外汇,却没有投资能力。当年,日本、韩国的投资都是血本无归的。中国买了很多美国国债,然后就被套进去了,美元一有风波,中国整个外汇储备的资产价格就跟着大起大落。
2008年初,随着外部市场的疲软,中国出口首先受影响,接着,股市下跌,房地产价格下跌。2008年底,金融危机来了。
大起大落的罪魁祸首
经济增长只有三个来源,第一,通过增加投入带动产出增加,增加劳动力、扩大资本,扩大土地开采,这是所谓外延式经济发展。第二,让投入要素之间的比例发生变化,就是经济效率得到改善。第三,就是增加货币。货币量本身就可能变成经济变动的来源。
事实上,增加货币是最危险的一种推动,会带来大起大落的就是过量的货币。2004年开始的经济过热,大量的外汇涌入是很重要的原因。
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保8”不会有太大的难度。2008年,中国的GDP是30万亿元,增长8%,增加了2.4万亿元。2009、2010两年,中国要动用4万亿财政资金拉动经济,拉动2.4万亿没有问题。从GDP结算来看,以中央电视台的办公楼为例,建这个楼,就有GDP的增长,后来又烧了,烧了以后再建,GDP还要发生一个数量增长。200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肯定比美国、日本、欧洲都要快,但是,质量并不高。一直以来,中国对高速度太依赖了。问题是,中国究竟要不要以经济大起大落为代价,换取高速增长,中国能否承受得起。
2009年1月,只有17个工作日,中国的银行业放出1.6万亿元贷款,股市已经出现了一些变化。“所有的救市措施,不过是为下一次萧条做准备”,这绝不是耸人听闻。
经济起落的最大原因是金本位(金本位制就是以黄金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消失。在金银本位时代,很少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经济危机不像现在这么严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就形成了一种理论,就是货币推动。政府为了财政的需要,超发了货币,扩大了信用。过量的货币流进了市场,造成了流动性泛滥,通货膨胀。金本位时代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当过量的货币进入市场的时候,它们不是像水一样流到经济当中去。通货膨胀的过程非常像蜂蜜式的慢流,不是那么流畅,会在某一领域流的时间长一点,然后再流向其他领域。在真实世界里,如果这团蜂蜜流向了房地产,房地产价格就涨起来了;流向钢铁,钢铁就涨起来了。这个力量会在冥冥之中完成收入分配,重要的是,这个力量在微观上会引起人们预期的变化,即所谓的贪婪之心。它会改变一个预期——我看好它我就放钱,如果很多人也看好也都放钱,它就真变好了,价格就上来了。
然后,货币凝聚到某些领域以后,会改变世界,很多人会把自己的积蓄用于投资。投资会带来所谓的收益,预期好,人会把大量资金用于投资,企业家会盲目地扩大再生产。慢慢形成过剩的生产能力,跟需求之间脱节。这个脱节程度开始不知道,因为在整体看好的情况下,人们都恍恍惚惚在泡沫当中生活。但是,任何一个偶然因素,比如,2008年初中国出口下降,都会把这个预期打破,然后经济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来。
最初,由于货币太多改变了预期,预期改变以后的行为,这个过程就是经济周期的形成过程。所以,很多经济学家非常准确地把大萧条叫做通货膨胀引起的萧条。
政府怕疼,不得不救
在金本位时代,经济萧条了,政府不会去管;但是现在不同,现代社会经不起萧条,现代社会“怕疼”。正是这种“怕疼”,造成了经济的大起大落。
现在,金融危机来了,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要采取行动救经济。但是,不管你主观怎么想,客观上就在准备,放更多的钱出去,政府会有更多赤字。政府赤字最后怎么解决?首先就是多收税。但是,税收太多,企业投资就会减少,企业也没有热情再好好改善。一般情况下,伴随政府很高的赤字,马上就会出现一波通货膨胀。但是政府没办法。
这一次,美国有120个经济学家给总统写信,反对经济刺激计划。他们认为,企业犯了错误为什么要让纳税人负责。但是,政治家要面对社会压力,他要选举,需要选票,他不能放着大萧条不管。
经济好比一个人,大繁荣和大萧条都是病,救市措施就是药。事实上,现代所有的医学科技没有显著降低死亡率,就是为人减少疼痛。人类的生活好了以后,就尤其怕疼,他用很贵的药,花钱只为减少疼痛。经济就很像这个过程。
以美国为例,美国从上世纪20年代有大繁荣,然后一直大起大落,政府一轮一轮救,最后就是1933年的大萧条。大萧条以后,用的都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经济增长率在很短的时间内推起来,但是,就业的回升比经济增长慢得多。美国的就业一直不行,到1938年、1939年,美国参加了“二战”,才消化了那波二十年繁荣带来的调整。通过“二战”,美国才把上一波货币推动的后果消化完,然后很快就忘掉疼,继续货币推动。
除了经济学家,人人都喜欢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初期,企业有业绩,工人有工资。现在很多人批评凯恩斯主义,其实凯恩斯主义是被政治家选出来的,世界怕疼,这个不疼的药方才被选出来,奥地利学派开的药方会疼,所以没人理。凯恩斯主义其实很务实。现在,世界没办法回到金本位时代,就让政府主动扩大财政开支。民众也好,各国政府也好,大家都怕疼,大家都不愿意面对自己做错了的事情,这就是现代社会一个蛮大的挑战。(摘自:《新财经》2009年第6期 编辑:张小玲)
点评:周其仁教授对经济大起大落的原因分析令人信服、引人深思。此外,如今的世界经济日益成为一个共同体,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多,经济波动的概率也随之增加,如果经济学对经济前景缺乏准确的预见性,政府无法不“怕疼”─因为经济问题最终是社会问题,经济陷入大起大落的恶性循环便似乎有点宿命的意味。
中国经济在经过了十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人似乎已经习惯了GDP在10%以上的高比例增长。然而,从2008年四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长开始放缓,以至于政府拿出4万亿元来刺激经济,并将2009年的经济目标定为“保8”。对于经济的大起大落,我认为,最大的原因是金本位的消失。现在,只要经济出现问题,政府就会拿出货币投向市场。等经济好转并出现繁荣后,下一次经济萧条又会出现。
中国经济:大起大落的火山口
经济萧条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萧条之前有一波繁荣。中国经济有自己的周期,世界金融危机只是随机出现的一个冲击。这些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讲,宏观调控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但起落的幅度还是很大。自1998年到2008年的十年间,中国经济经历了两个起落周期。
1998年,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拉动经济。当时,中国的措施与现在没有太大不同:发行大量国债,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给经济体注入流动性。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出口发展很快,还调整了体制,大量的国有企业重组。国内的需求和供给也在增加,中国经济开始高速增长。五年以后,中国就变成了经济增长偏快。
2004年,宏观决策面临一个挑战,是调整国内的政策还是出口的政策?如果人民币汇率不变,出口就降不下去,那就调整国内的政策,抑制产能过剩。江苏铁本钢铁公司就在这个时候出事了。内需不足的时候,常州市政府鼓励铁本投资,违规修了6座高炉。2004年,国务院工作组介入调查,铁本除了违规修高炉,还有偷税漏税等问题,结果铁本的老板戴国芳进了监狱。但是,宏观调控没能抑制产能过剩,2004年,中国的钢产量约为2亿吨,到2008年大概5亿吨,市场还在,钢价一直没有下降。直到2008年10月,钢价才降下去,所以,现在国家制定了钢铁产业振兴规划。
尽管打压了国内一些企业,经济过热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中国的出口仍然增长很快,形成巨额顺差。中国实行外汇管制,外汇进入中国必须经央行换成人民币流通。于是,中国人每赚1美元,就有8元人民币进入市场。从2000年起,每年都有几千亿美元进入中国,市场发生了变化。央行的钱给了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再贷给企业,企业再还给银行。就这样,到2007年,中国流动性过剩了,开始通货膨胀。股市升温,一年半之内,从1000点涨到了6000点,房价翻了好几倍。连普洱茶都涨出天价。2007年,身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国,GDP增长了13%。查阅《千年世界经济史》,从公元400年以后,从来没有这样的现象出现。
外汇顺差进入中国,换成人民币进入国内循环,在央行又变成中央银行外汇资产。外汇储备少了难受,多了也难受,国家和人是一样的,能力与财富要匹配。中国有很多外汇,却没有投资能力。当年,日本、韩国的投资都是血本无归的。中国买了很多美国国债,然后就被套进去了,美元一有风波,中国整个外汇储备的资产价格就跟着大起大落。
2008年初,随着外部市场的疲软,中国出口首先受影响,接着,股市下跌,房地产价格下跌。2008年底,金融危机来了。
大起大落的罪魁祸首
经济增长只有三个来源,第一,通过增加投入带动产出增加,增加劳动力、扩大资本,扩大土地开采,这是所谓外延式经济发展。第二,让投入要素之间的比例发生变化,就是经济效率得到改善。第三,就是增加货币。货币量本身就可能变成经济变动的来源。
事实上,增加货币是最危险的一种推动,会带来大起大落的就是过量的货币。2004年开始的经济过热,大量的外汇涌入是很重要的原因。
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保8”不会有太大的难度。2008年,中国的GDP是30万亿元,增长8%,增加了2.4万亿元。2009、2010两年,中国要动用4万亿财政资金拉动经济,拉动2.4万亿没有问题。从GDP结算来看,以中央电视台的办公楼为例,建这个楼,就有GDP的增长,后来又烧了,烧了以后再建,GDP还要发生一个数量增长。200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肯定比美国、日本、欧洲都要快,但是,质量并不高。一直以来,中国对高速度太依赖了。问题是,中国究竟要不要以经济大起大落为代价,换取高速增长,中国能否承受得起。
2009年1月,只有17个工作日,中国的银行业放出1.6万亿元贷款,股市已经出现了一些变化。“所有的救市措施,不过是为下一次萧条做准备”,这绝不是耸人听闻。
经济起落的最大原因是金本位(金本位制就是以黄金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消失。在金银本位时代,很少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经济危机不像现在这么严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就形成了一种理论,就是货币推动。政府为了财政的需要,超发了货币,扩大了信用。过量的货币流进了市场,造成了流动性泛滥,通货膨胀。金本位时代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当过量的货币进入市场的时候,它们不是像水一样流到经济当中去。通货膨胀的过程非常像蜂蜜式的慢流,不是那么流畅,会在某一领域流的时间长一点,然后再流向其他领域。在真实世界里,如果这团蜂蜜流向了房地产,房地产价格就涨起来了;流向钢铁,钢铁就涨起来了。这个力量会在冥冥之中完成收入分配,重要的是,这个力量在微观上会引起人们预期的变化,即所谓的贪婪之心。它会改变一个预期——我看好它我就放钱,如果很多人也看好也都放钱,它就真变好了,价格就上来了。
然后,货币凝聚到某些领域以后,会改变世界,很多人会把自己的积蓄用于投资。投资会带来所谓的收益,预期好,人会把大量资金用于投资,企业家会盲目地扩大再生产。慢慢形成过剩的生产能力,跟需求之间脱节。这个脱节程度开始不知道,因为在整体看好的情况下,人们都恍恍惚惚在泡沫当中生活。但是,任何一个偶然因素,比如,2008年初中国出口下降,都会把这个预期打破,然后经济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来。
最初,由于货币太多改变了预期,预期改变以后的行为,这个过程就是经济周期的形成过程。所以,很多经济学家非常准确地把大萧条叫做通货膨胀引起的萧条。
政府怕疼,不得不救
在金本位时代,经济萧条了,政府不会去管;但是现在不同,现代社会经不起萧条,现代社会“怕疼”。正是这种“怕疼”,造成了经济的大起大落。
现在,金融危机来了,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要采取行动救经济。但是,不管你主观怎么想,客观上就在准备,放更多的钱出去,政府会有更多赤字。政府赤字最后怎么解决?首先就是多收税。但是,税收太多,企业投资就会减少,企业也没有热情再好好改善。一般情况下,伴随政府很高的赤字,马上就会出现一波通货膨胀。但是政府没办法。
这一次,美国有120个经济学家给总统写信,反对经济刺激计划。他们认为,企业犯了错误为什么要让纳税人负责。但是,政治家要面对社会压力,他要选举,需要选票,他不能放着大萧条不管。
经济好比一个人,大繁荣和大萧条都是病,救市措施就是药。事实上,现代所有的医学科技没有显著降低死亡率,就是为人减少疼痛。人类的生活好了以后,就尤其怕疼,他用很贵的药,花钱只为减少疼痛。经济就很像这个过程。
以美国为例,美国从上世纪20年代有大繁荣,然后一直大起大落,政府一轮一轮救,最后就是1933年的大萧条。大萧条以后,用的都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经济增长率在很短的时间内推起来,但是,就业的回升比经济增长慢得多。美国的就业一直不行,到1938年、1939年,美国参加了“二战”,才消化了那波二十年繁荣带来的调整。通过“二战”,美国才把上一波货币推动的后果消化完,然后很快就忘掉疼,继续货币推动。
除了经济学家,人人都喜欢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初期,企业有业绩,工人有工资。现在很多人批评凯恩斯主义,其实凯恩斯主义是被政治家选出来的,世界怕疼,这个不疼的药方才被选出来,奥地利学派开的药方会疼,所以没人理。凯恩斯主义其实很务实。现在,世界没办法回到金本位时代,就让政府主动扩大财政开支。民众也好,各国政府也好,大家都怕疼,大家都不愿意面对自己做错了的事情,这就是现代社会一个蛮大的挑战。(摘自:《新财经》2009年第6期 编辑:张小玲)
点评:周其仁教授对经济大起大落的原因分析令人信服、引人深思。此外,如今的世界经济日益成为一个共同体,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多,经济波动的概率也随之增加,如果经济学对经济前景缺乏准确的预见性,政府无法不“怕疼”─因为经济问题最终是社会问题,经济陷入大起大落的恶性循环便似乎有点宿命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