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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也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众所周知陈独秀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党的前五任总书记（委员长），也是辛亥革命的急先锋，可殊不知，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陈独秀先生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的时候，他正在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任上，于广东进行艰难的新教育改革。原来，陈独秀这样一位在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政治、思想、文化领袖，还是一位教育改革家，对中国的教育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而其全力以赴的、专职的教育改革思考和实践，应当就是在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期间。
1920年10月，陈炯明率部攻占广州，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1月，陈炯明邀请陈独秀出任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学预科校长。陈独秀接到邀请后，向陈炯明提出了应聘的3个条件：“（一）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二）以广东全省收入十分之一拨充教育经费；（三）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之学说作同一之趋势。”12月，陈炯明电促陈独秀，“并保证决以全省收入十分之一以上为教育经费”。陈独秀接电后决定接受聘任，他安排好上海方面的工作，由李汉俊代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书记。1920年12月17日陈独秀由上海动身，20日到达广州，下榻大东酒店，不久移居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十一号，开始了他的广东新教育改革之旅。
那么，什么是新教育呢？新教育，陈独秀又称之为“真教育”，和旧教育进行对比，陈独秀认为新教育是客观的，教育主义是社会的，教授方法是启发的；而旧教育是主观的，教育主义是个人的，教授方法是教训的。陈独秀指出新教育有两个特点：一是主义和方法都和旧教育完全不同；二是效力大过旧教育。陈独秀认为西洋文明是处于中国文明之上的，中国的教育“方之欧美，犹未及万一。即此万一之萌芽，其成分十之八，仍属科举之变相”，是“伪教育”，若以“东洋式的伪教育”而求竞进，将不可得，因此必须取法西洋的“真教育”。“真教育”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是启发的而非灌输的；是世俗的而非神圣的，是直观的而非幻想的；是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
他说：“农学生只知道读讲义，未曾种一亩地给农民看；工学生只知道在讲堂上画图，未曾在机械上应用化学上供给实业界的需要；学矿物的记了许多外国名词，见了本地的动植物茫然不解；学经济学的懂得一些理论，抄下一些外国经济的统计，对于本地的经济状况毫无所知……一切教育都建设在社会底需要上面，不建设在造成个人的伟大底上面；无论设立农工何项学校以及农工学校何种科目，都必须适应学校所在地社会的需要以及产业交通原料各种状况。即以广东教育论，广州附近丝业颇盛，即应设立蚕桑学校；潮惠富于海物及渔业，即应设立水产学校；北江多森林，即应设立森林学校；倘然把森林学校设在惠潮沿海地方，水产学校设在北江，那便违反了社会需要的原则，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了。”
新、旧教育在教授方法上也截然不同，陈独秀认为“旧教育是教学生应当如何如何，不应当如何如何，完全是教训的意味，不问学生理会不理会，总是这样教训下去”，是先生教学生。“新教育是要研究学生何以如何如何，何以不如何如何，怎样才能够使学生如何如何，怎样才能够使学生不如何如何，完全是启发的意味，是很要虚心去研究儿童心理，注重受教育者之反应”，是学生教先生。
按照新的教授方法，陈独秀认为当其时的学校里有许多学科要大加改革，他特别强调了几个学科门类，例如：
伦理：“伦理这科是教人应当如何如何，不应当如何如何，完全是教训式教育底代表，完全是没有效果的……教训式的伦理科应该废除。在游戏体操以及对人接物时，采用实际的训练方法，使儿童感觉道德之必要，使儿童道德的本能渐渐发展，这才真是伦理教育。”
历史：“历史教员拿着一本历史教科书，走上讲台，口中念念有词，什么蚩尤、黄帝、唐尧、虞舜、夏、商、周，小学生听了，真莫名其妙；惟有死记几个名词，备先生考问，毫无益处，毫无趣味；还不若叫他们去看戏，指着那个红花脸是黄帝那个黑花脸是蚩尤，他们倒还有点兴趣。所以历史一科在小学校应该废去；就是教历史，也只可以教最小范围的乡土史。”
地理：“天天向小学生说什么伦敦、巴黎、柏林、北京、青海，他们懂得是什么？所以小学校只能教乡土地理……因为发展小儿观物推理力底程序，只能够由已知推到未知，很难有凭空超越的机会”，通过身边的乡土地理教学，学生得了实际的观察方法，他们一出学校，便会自己推广到沿途所见及四面八方。“这种实际观察的教授方法，比教学生死读教科书怎么样？比教学生死记一些无从养成小儿实际观察力的地名怎么样？”
理科：“理科各科目不用说更是要注重实物经验的了，但是小学的理科还要注重乡土的教材，各省的物产不同，各省小学的教材便不能一样。”
唱歌：“唱歌是发育儿童美的感想；合唱比单唱好听，可以养成儿童共同协作的精神；按节拍比不按节拍好听，可以养成儿童遵守规律的习惯。惟选用歌词不可文雅，哥哥妹妹，小猫小狗，树著花，蝴蝶飞，这些眼前事象都是歌词的好材料。现在有许多小学的唱歌中，填满了国家、人群、社会、互助、平等、自由、博爱、牺牲，种种抽象名词，这班人对于小学教育完全是门外汉，完全是迷信教训式的教育之结果。”
在广东，陈独秀提出了新教育改革的三大纲领：（一）未成年教育即中小学教育、幼稚园等，分期使其普及。（二）成年教育即补习教育与社会教育，凡补习学校、图书馆、博物院、剧场、戏院、音乐、一般宣传和特殊宣传皆包括在内。（三）专门教育即以工业教育为主，除高等专门学校及大学工科外，以设立甲种工业学校，普及乙种工业学校为目的。陈独秀认为永久的教育根基是在未成年教育，而当其时中国是落后的农业国，要发展民族经济和工业文明，尤以成年的社会教育为最要，同时努力普及工业教育。
陈独秀在广东的新教育改革，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一）宣讲他的新教育思想，是谓新教育启蒙。仅在1921年1月间，他就演讲了《新教育是什么？》《社会主义批评》《教育与社会》《中学生之将来》《工学生与劳动运动》《如何才是正当的人生》《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等多场，这些演说词先后发表在《广东群报》《新青年》上。（二）十分重视教育法规和教育计划制定。陈独秀任职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期间，曾制订《广东省教育委员会组织法》《全省学校系统图》和《每年教育经费核算表》等。（三）开办工人夜校。主要开办了“机器工人夜校”和“理发工会工人夜校”等，为了使“工人有求知识的地方”。（四）首创中学男女同校，开广东现代中学新风貌之先河。（五）创办“注音字母教导团”，培养中小学国文教师百余人。开办“俄语学校”，由俄人米诺尔及其夫人任教。（六）着手筹建西南大学、市民大学、编译局、通俗图书馆、幼稚园等。
陈独秀在广东的言行，广泛地涉及到教育改革、军队改革、青年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解放、文化建设、人生追求以及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等，引起了广东封建顽固保守势力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强烈不满和诋毁，包括省议会的一些议员、教育界的学阀、政客、孔教徒、守旧派、基督徒等封建顽固派和极左的无政府主义者，对陈独秀都惶恐不已，从各个方面发动了“驱陈运动”， 他们还把陈独秀的名字改为“陈独兽”或“陈毒蝎”。以至于陈炯明在一次宴会上问陈独秀：“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果真有此事？”陈独秀答道：“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因为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由此可见，当时守旧势力污蔑陈独秀 “讨父”“仇孝”“公妻”“妇女国有”等谣言何等猖獗。
对于封建顽固保守势力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污蔑，陈独秀深感气忿和无奈。1921年3月18日，陈独秀不得不在《广东群报》上辟谣，正告造谣污蔑者：“采取磊落光明的态度；即或不能，也不应该因政治上之感情，迁怒于教育界，并且以稍有常识者所不信的谣言污及教育界之个人，说是‘禽兽学说’，说是‘滔天祸水’，说是‘广东之惨象’，这种政客作用真可谓异想天开；我奉劝你们不必如此倒行逆施向精神上永远绝对失败的路上走。”
据上海社科院任建树先生考证：除了无耻的谣言，在教育工作方面，陈独秀感到最棘手的还是权限和经费的问题。这两条在陈独秀来粤之前原是约定好了的，但侵犯教育行政权的事仍有发生。5月中旬，廉州中学校长辞职，广东省钦廉善后处擅自委任某人接任，且竟然得到了省署的同意。关于筹办大学预科及第一师范，虽然已开出预算，择定地点，但经费未能如期照发，诸事搁置。陈独秀感到在这种情况下，“若留恋不去，拥此虚名，不独无以对粤人，且无以对自己，故顿萌退志”。同时，上海方面，李汉俊等人于5月间派包惠僧来广州，要他回沪主持党的工作。1921年7月，中共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推举陈独秀为中共中央书记。于是，陈独秀决定回上海。
1921年9月中旬，陈独秀以治病请假为名离开广州，回上海专做党的工作。10月，他正式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
（作者系陈独秀研究网主编）
1920年10月，陈炯明率部攻占广州，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1月，陈炯明邀请陈独秀出任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学预科校长。陈独秀接到邀请后，向陈炯明提出了应聘的3个条件：“（一）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二）以广东全省收入十分之一拨充教育经费；（三）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之学说作同一之趋势。”12月，陈炯明电促陈独秀，“并保证决以全省收入十分之一以上为教育经费”。陈独秀接电后决定接受聘任，他安排好上海方面的工作，由李汉俊代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书记。1920年12月17日陈独秀由上海动身，20日到达广州，下榻大东酒店，不久移居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十一号，开始了他的广东新教育改革之旅。
那么，什么是新教育呢？新教育，陈独秀又称之为“真教育”，和旧教育进行对比，陈独秀认为新教育是客观的，教育主义是社会的，教授方法是启发的；而旧教育是主观的，教育主义是个人的，教授方法是教训的。陈独秀指出新教育有两个特点：一是主义和方法都和旧教育完全不同；二是效力大过旧教育。陈独秀认为西洋文明是处于中国文明之上的，中国的教育“方之欧美，犹未及万一。即此万一之萌芽，其成分十之八，仍属科举之变相”，是“伪教育”，若以“东洋式的伪教育”而求竞进，将不可得，因此必须取法西洋的“真教育”。“真教育”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是启发的而非灌输的；是世俗的而非神圣的，是直观的而非幻想的；是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
他说：“农学生只知道读讲义，未曾种一亩地给农民看；工学生只知道在讲堂上画图，未曾在机械上应用化学上供给实业界的需要；学矿物的记了许多外国名词，见了本地的动植物茫然不解；学经济学的懂得一些理论，抄下一些外国经济的统计，对于本地的经济状况毫无所知……一切教育都建设在社会底需要上面，不建设在造成个人的伟大底上面；无论设立农工何项学校以及农工学校何种科目，都必须适应学校所在地社会的需要以及产业交通原料各种状况。即以广东教育论，广州附近丝业颇盛，即应设立蚕桑学校；潮惠富于海物及渔业，即应设立水产学校；北江多森林，即应设立森林学校；倘然把森林学校设在惠潮沿海地方，水产学校设在北江，那便违反了社会需要的原则，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了。”
新、旧教育在教授方法上也截然不同，陈独秀认为“旧教育是教学生应当如何如何，不应当如何如何，完全是教训的意味，不问学生理会不理会，总是这样教训下去”，是先生教学生。“新教育是要研究学生何以如何如何，何以不如何如何，怎样才能够使学生如何如何，怎样才能够使学生不如何如何，完全是启发的意味，是很要虚心去研究儿童心理，注重受教育者之反应”，是学生教先生。
按照新的教授方法，陈独秀认为当其时的学校里有许多学科要大加改革，他特别强调了几个学科门类，例如：
伦理：“伦理这科是教人应当如何如何，不应当如何如何，完全是教训式教育底代表，完全是没有效果的……教训式的伦理科应该废除。在游戏体操以及对人接物时，采用实际的训练方法，使儿童感觉道德之必要，使儿童道德的本能渐渐发展，这才真是伦理教育。”
历史：“历史教员拿着一本历史教科书，走上讲台，口中念念有词，什么蚩尤、黄帝、唐尧、虞舜、夏、商、周，小学生听了，真莫名其妙；惟有死记几个名词，备先生考问，毫无益处，毫无趣味；还不若叫他们去看戏，指着那个红花脸是黄帝那个黑花脸是蚩尤，他们倒还有点兴趣。所以历史一科在小学校应该废去；就是教历史，也只可以教最小范围的乡土史。”
地理：“天天向小学生说什么伦敦、巴黎、柏林、北京、青海，他们懂得是什么？所以小学校只能教乡土地理……因为发展小儿观物推理力底程序，只能够由已知推到未知，很难有凭空超越的机会”，通过身边的乡土地理教学，学生得了实际的观察方法，他们一出学校，便会自己推广到沿途所见及四面八方。“这种实际观察的教授方法，比教学生死读教科书怎么样？比教学生死记一些无从养成小儿实际观察力的地名怎么样？”
理科：“理科各科目不用说更是要注重实物经验的了，但是小学的理科还要注重乡土的教材，各省的物产不同，各省小学的教材便不能一样。”
唱歌：“唱歌是发育儿童美的感想；合唱比单唱好听，可以养成儿童共同协作的精神；按节拍比不按节拍好听，可以养成儿童遵守规律的习惯。惟选用歌词不可文雅，哥哥妹妹，小猫小狗，树著花，蝴蝶飞，这些眼前事象都是歌词的好材料。现在有许多小学的唱歌中，填满了国家、人群、社会、互助、平等、自由、博爱、牺牲，种种抽象名词，这班人对于小学教育完全是门外汉，完全是迷信教训式的教育之结果。”
在广东，陈独秀提出了新教育改革的三大纲领：（一）未成年教育即中小学教育、幼稚园等，分期使其普及。（二）成年教育即补习教育与社会教育，凡补习学校、图书馆、博物院、剧场、戏院、音乐、一般宣传和特殊宣传皆包括在内。（三）专门教育即以工业教育为主，除高等专门学校及大学工科外，以设立甲种工业学校，普及乙种工业学校为目的。陈独秀认为永久的教育根基是在未成年教育，而当其时中国是落后的农业国，要发展民族经济和工业文明，尤以成年的社会教育为最要，同时努力普及工业教育。
陈独秀在广东的新教育改革，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一）宣讲他的新教育思想，是谓新教育启蒙。仅在1921年1月间，他就演讲了《新教育是什么？》《社会主义批评》《教育与社会》《中学生之将来》《工学生与劳动运动》《如何才是正当的人生》《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等多场，这些演说词先后发表在《广东群报》《新青年》上。（二）十分重视教育法规和教育计划制定。陈独秀任职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期间，曾制订《广东省教育委员会组织法》《全省学校系统图》和《每年教育经费核算表》等。（三）开办工人夜校。主要开办了“机器工人夜校”和“理发工会工人夜校”等，为了使“工人有求知识的地方”。（四）首创中学男女同校，开广东现代中学新风貌之先河。（五）创办“注音字母教导团”，培养中小学国文教师百余人。开办“俄语学校”，由俄人米诺尔及其夫人任教。（六）着手筹建西南大学、市民大学、编译局、通俗图书馆、幼稚园等。
陈独秀在广东的言行，广泛地涉及到教育改革、军队改革、青年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解放、文化建设、人生追求以及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等，引起了广东封建顽固保守势力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强烈不满和诋毁，包括省议会的一些议员、教育界的学阀、政客、孔教徒、守旧派、基督徒等封建顽固派和极左的无政府主义者，对陈独秀都惶恐不已，从各个方面发动了“驱陈运动”， 他们还把陈独秀的名字改为“陈独兽”或“陈毒蝎”。以至于陈炯明在一次宴会上问陈独秀：“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果真有此事？”陈独秀答道：“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因为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由此可见，当时守旧势力污蔑陈独秀 “讨父”“仇孝”“公妻”“妇女国有”等谣言何等猖獗。
对于封建顽固保守势力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污蔑，陈独秀深感气忿和无奈。1921年3月18日，陈独秀不得不在《广东群报》上辟谣，正告造谣污蔑者：“采取磊落光明的态度；即或不能，也不应该因政治上之感情，迁怒于教育界，并且以稍有常识者所不信的谣言污及教育界之个人，说是‘禽兽学说’，说是‘滔天祸水’，说是‘广东之惨象’，这种政客作用真可谓异想天开；我奉劝你们不必如此倒行逆施向精神上永远绝对失败的路上走。”
据上海社科院任建树先生考证：除了无耻的谣言，在教育工作方面，陈独秀感到最棘手的还是权限和经费的问题。这两条在陈独秀来粤之前原是约定好了的，但侵犯教育行政权的事仍有发生。5月中旬，廉州中学校长辞职，广东省钦廉善后处擅自委任某人接任，且竟然得到了省署的同意。关于筹办大学预科及第一师范，虽然已开出预算，择定地点，但经费未能如期照发，诸事搁置。陈独秀感到在这种情况下，“若留恋不去，拥此虚名，不独无以对粤人，且无以对自己，故顿萌退志”。同时，上海方面，李汉俊等人于5月间派包惠僧来广州，要他回沪主持党的工作。1921年7月，中共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推举陈独秀为中共中央书记。于是，陈独秀决定回上海。
1921年9月中旬，陈独秀以治病请假为名离开广州，回上海专做党的工作。10月，他正式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
（作者系陈独秀研究网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