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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4月6日，在河南永城裴桥镇万楼村，新四军四师十二旅三十四团一营的一、二连为了完成掩护旅部和主力转移的任务，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顽军展开了殊死搏斗，终因寡不敌众，仅当场壮烈牺牲的指战员就有124名（其中包括被俘后牺牲的两人），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战歌。
70多年过去了，由于一营是笔者父亲曾战斗过的部队，又是新四军四师损失最严重的部队之一，且至今仍有近百名烈士的英名无从知晓，因此笔者对万楼战斗一直特别关注。近年来，笔者翻阅了有关资料，既了解到新四军四师及中共永城市委党史研究室对万楼战斗的评述，又阅读了当年亲历者一营二连指导员翟宝树、团卫生队队长刘晏明、团警卫班班长吕凯风、十二旅司令部指导员刘刚、十二旅代旅长饶子健以及知情者团供应处处长任秀生、二营四连副连长孟昭贤、一营三连王在选等老前辈的回忆录。一场战斗众说纷纭，更使笔者对万楼战斗产生了强烈的探究欲望。于是，笔者从2011年开始追寻和考证，庆幸的是寻访到尚健在的翟宝树、刘晏明、吕凯风等3位亲历者。本文根据考证的结论，试图再现那段悲壮的战斗及战后的故事。
万楼激战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日伪军频繁“扫荡”，国民党顽军也以7倍于我的兵力，向新四军四师猖狂进攻，妄图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在日、伪、顽军联合夹击下，新四军面临的斗争形势骤然恶化。
2月中旬，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部开始向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全面进攻。新四军第四师被迫自卫还击，由此开始了极其艰苦的“三个月反顽斗争”。4月1日，顽军北渡涡河占领涡北一带。新四军第四师第十二旅在代旅长饶子健、政委赖毅的率领下，转战于永（城）南、涡（阳）北地区，在敌四面包围中打游击，以阻击顽军及土顽。
当时，四师十二旅辖三十四、三十五团。三十四团共有3个营，其中，一营一、二连一直跟随张永远团长带领的部分团机关行动，一营三连由十二旅政治部主任刘作孚带领在涡北龙山、石弓山一带打游击。
4月4日，十二旅旅部进驻永城裴桥镇万楼村。5日夜，三十四团各营奉命追歼顽军未果，返回永城西南的书案店和万楼一带分散宿营。6日晨7时许，三十四团部分机关率一营一、二连在离万楼约1公里的小村庄梁晏楼刚刚宿营，便接到瞭望哨和骑兵侦察员报告：顽骑兵及土顽从书案店向东运动，向万楼方向包抄而来。饶子健也接到报告，他见敌众我寡，不宜恋战，遂向三十四团下达命令：令一营坚守万楼，阻击围击十二旅旅部的敌人，掩护旅部撤退后再相机撤出战斗。三十四团团长张永远率部分团机关及一营一、二连迅速从梁晏楼前往旅部驻地万楼。饶子健还在万楼东门外小树林中向一营营长卢敦裕、教导员董黎军交代了任务。
当一营跑步进入万楼时，十二旅旅部机关正从东寨门撤离万楼。此时，敌人已向万楼西、南、北三面包抄而来。一营一连前卫排排长项广义率全排在西寨门外向接近万楼的一股敌军射击，迟滞其前进，后迅速撤入西寨门。张永远团长安排团特务连在东寨门外附近活动以确保交通沟（又称抗日沟）的通畅，并同卢营长进村察看地形，布置任务。团部分机关人员也进入万楼。当团卫生队到达东门外时，政治处主任刘增奎一边令卫生队队长刘晏明带5名卫生员去西寨门救护伤员，一边组织部分机关人员从东寨门撤离。敌人很快到达东寨门，通信排排长刘继君抱起一挺轻机枪向敌群扫射，并与团部副官李树堂等一些机关人员冲了出去。而当团长张永远、政治处主任刘增奎率警卫班班长吕凯风及机关10多人突出东寨门时，与叛军刘子仁的1个连交上了火，最后只有5人冲了出来。当卫生队队长刘晏明等安置好伤员返回东寨门准备撤离时，万楼已被敌人团团包围，东寨门被迫关闭。
万楼是位于永城西南25公里处的一个小村寨。东西和南北各长500米左右，东西有寨门，四周的土寨墙最低处也有1米以上，寨墙外围有三四米深（水深一两米）的寨壕，东门内路南有个破旧的土坯房，西门内有个小水塘，外围有较深的抗日沟环绕，易守难攻。
这股敌人是骑二军下辖的骑三师一个团、顽二十一师一个团及商丘土顽蒋心亮、夏邑土顽祁炎勋部和叛军刘子仁部约2000人。
当时一营只有两个连的兵力，连同团政治处部分人员、团部医务人员和师部教育参谋等有150多人。参战的排以上干部为：营长卢敦裕、教导员董黎军；一连连长孟广汉、指导员李如琛，排长张玉山、排长徐永平；二连连长赵海斌、副连长张××、指导员翟宝树，一排排长项广义、二排副排长姬庆生。两个连只有4挺轻机枪，步枪多系湖北条、老套筒，捷克式很少，每支枪的子弹40余发，每人4颗手榴弹。
营长卢敦裕迅速在寨子四周部署了兵力：一连坚守万楼的西面，含西北、西南角；二连坚守东面，含东北、东南角；营指挥所设在东北角围墙上的大树下。
上午8时许，顽军在大炮、轻重机枪掩护下向一营阵地发起进攻。一营指战员严守阵地，沉着应战，打死打伤很多敌人，使敌第一次进攻受挫。
3个小时后，旅部顺利撤离到安全地带。敌人追击我主力未成，回过头来把一营一、二连团团围住。顽军的多次进攻都被我打退了。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战斗消耗特别大，尤其是子弹所剩不多了，手榴弹也投完了，有的枪也打坏了。
此时，营首长召集连长、指导员、师部教育参谋韩乐山、团卫生队队长刘晏明在指挥所分析形势。营长指出：敌人利用万楼周围的抗日沟包围着我们，而我们是既无援军又无弹药补充的孤军作战，只能坚守阵地待机突围，要发扬敢于斗争、敢于牺牲的精神。他强调要节省子弹，除特等射手有目标的射击之外，其他人一律停止射击；命令各连到群众家搜集锄头、铡刀和长矛等，做好与敌拼杀的准备；同时决定从东门到东北角之间派几个战士突围出去，与旅、团部取得联系，但几名战士翻墙跳下去后就被敌人发现，突围未能成功。
经过近一天的激烈拼搏，我打死打伤敌数百人，也伤亡了二三十人。下午4时左右，营首长又召开紧急会议。卢营长首先讲明了严峻的形势，接着宣布天黑后突围：以一连为先导，二连压阵，从万楼东南角突围；最后布置突围准备：要把主要兵力集结在东门内。董教导员还提出要作最坏的思想准备，把各种机密文件处理掉，以防失利后暴露机密。干部们随即把携带的文件等统统销毁。 傍晚，敌人也怕天黑后更拿不下万楼，便组织实施了更大规模的进攻，子弹、炮弹如暴雨般倾泻在阵地上，相互间说话都听不清楚。敌人用湿棉被裹在身上，在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的掩护下，硬往寨里冲，最终从西北角一连阵地上突破，双方展开了肉搏战。由于敌我兵力悬殊，许多指战员悲壮地与敌同归于尽，也未能阻挡住顽军攻进西寨门。
敌人沿着战壕向东扑来，指战员们边打边撤，四五十人一起拥向了东寨门。但寨门被关着，且顽军用10多挺机枪集中火力封锁着出口。关键时刻二连四班永城籍班长张绍连一个箭步冲过去把东门打开，而他却中弹当场牺牲。在向外冲杀时，董教导员和警卫员不幸中弹牺牲在寨门旁。大家一起拥出东门，伏在门外的抗日沟里。但门外的敌人已逼近抗日沟，大家又跃出沟往寨门里撤，有的壮烈牺牲，有的负伤倒地，有的依托掩蔽物继续战斗，有的正好闯入敌群，来不及抵抗就被俘了。
此时，敌人越来越多，占领了部分南寨墙，而坚守南面、西南角、东南角的指战员还在继续战斗，与敌人在房框内、院落内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又过了半个多小时后，万楼失守了。教导员董黎军、一连连长孟广汉等122名指战员英勇牺牲。营长卢敦裕等约30人被俘，其中有2人被俘后又牺牲在万楼，即一连指导员李如琛负伤被俘后又被敌人枪杀，团宣传干事戚超身负重伤被俘后牺牲。
团长张永远撤出万楼后，在万楼东北角的一条沟里找到了代旅长饶子健，设法调遣救援部队。因营以下没有无线电台等通信手段，只联系上三营两个连和三十五团一营，可惜他们的子弹打光了，且只靠500多人，想要打破2000多敌人的重重包围是十分困难的。敌人利用万楼外的交通沟，仗着人多火力强，里三层外三层，把万楼围得像铁桶一般。我援军打到离万楼1公里处，再也攻不上去了。张团长还带着5名战士攻占了万楼东1公里处的小苏庄，用号音与一营联系，但已无济于事，万楼已经失守了。
万楼战斗的英烈
万楼战斗当场牺牲了124名指战员，但由于当时基层干部变动频繁，突围前营连干部又烧毁了所有文件，包括人员花名册，致使近百名烈士的英名至今无从知晓。
据幸存者和烈士的战友们回忆，万楼战斗当场牺牲已知姓名的烈士有35人。其中，睢县籍：一连连长孟广汉、指导员李如琛及排长徐永平，二连一排排长项广义、二排副排长姬庆生；永城籍：排长张玉山，二连四班班长张绍连，班长王九斋、刘成金，战士毛德富、王瑞兰、张宝凤、蒋存志、王文章、郝干春、石广品、陈景修、赵洪波、阎怀德、张连成、朱朝彦、乔正杰、苏友模、何长军、高成业、萧祖连、裴传法；不明籍贯：教导员董黎军，团宣传干事戚超，团组织干事吴信儒，团卫生员杨从周、付延荣、刘荣光、张德贵，轻机枪射手项韩。
一营教导员董黎军烈士，河南人，1937年冬赴延安抗大三期学习，1939年4月调到三团一营。
一连连长孟广汉烈士，1894年4月出生于河南睢县长岗集。1938年6月参加睢杞抗日游击队，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使用步枪、驳壳枪各一支，被誉为“双枪连长”，是一营的主力连连长，全团干部学习的榜样。与敌肉搏战时，他举着铡刀从西门一路砍倒好几个敌人，最后带领4名战士从村的南面翻越寨墙，抢占壕沟，试图从沟里向敌人发起小股攻击，但不幸被敌机枪扫射击中，5人全部壮烈牺牲。
一连指导员李如琛烈士，1918年3月出生于河南睢县西陵寺李康河村，1938年3月任西陵寺党支部书记，6月参加睢杞抗日游击队。他擅长做思想政治工作，是全团公认的优秀政工干部，还善于对敌宣传。与敌肉搏战时，他手端刺刀刺向敌人，被敌人团团包围，终因受伤被俘。但他毫不畏惧，质问：“中国人为何要打中国人？”被敌军官枪杀在万楼西地。
二连一排排长项广义烈士，1921年7月16日出生于河南睢县后台胡岗村。1938年6月参加睢杞抗日游击队，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战斗中，他一边向敌人射击，一边高唱革命歌曲，鼓励战士的士气，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二连二排副排长姬庆生烈士，1919年9月出生于河南睢县长岗集大徐楼。1938年6月参加睢杞抗日游击队，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战斗中不幸身负重伤，肠子已露出肚皮外。当医护人员给他包扎时，他仰卧在地上疼痛难忍，用双手托着肠子，对医护人员说：“我不行了，你们不要管我了，快去抢救其他伤员吧！”说话时面色蜡黄，肠子在手中翻动却没流一滴眼泪，最后壮烈牺牲，年仅22岁。
轻机枪射手项韩烈士，射击技巧娴熟，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子弹打完了，他含泪拆毁了机枪，加入到与敌近战格斗的行列，直到壮烈牺牲。
战后的故事
1941年4月6日，村民们发现了身负重伤的营通信班班长彭士军，于是用担架把他抬回部队。
4月7日，万楼村村民将烈士们就地掩埋，挖了3个大坑，没有立碑，也没有留下姓名。也有个别零星埋葬的，一连孟广汉连长和李如琛指导员等6名烈士就被埋葬在万楼南地。据中共永城市委党史研究室2008年出版的《雪涡风云》一书描述，当年万楼参加埋葬烈士的许多群众还活着，他们还清楚地记得烈士的埋葬地点。
5月，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新四军四师损失4000余人，根据地也大部分被敌占领，十二旅三十四团跟随四师撤往津浦路东洪泽湖畔。
得知万楼战斗失利的消息，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雷霆震怒，斥责有关领导组织不力，因为三十四团一营是新四军四师的老底子，是1938年10月组建新四军游击支队时的3个大队之一，是1939年3个主力团之一的“老三团”里战斗力最强、老战士最多的骨干营。他为痛失四师的中坚力量而痛心疾首。
人民没有忘记在万楼战斗中牺牲的烈士。1996年10月1日，中共永城县委修建了“万楼无名烈士墓”，这是迄今豫东最大的无名烈士墓，2013年又筹资100万元人民币重新修整。
据幸存者回忆，万楼战斗被俘指战员约30人，已知姓名的有15人，其中2人被俘后当场在万楼牺牲，后成功逃脱7人。被俘人员有两批，分别由顽骑三师和土顽押解，两批人员双方互不知晓彼此的去向。 被顽骑三师押解的万楼被俘人员去向
被顽骑三师押解的万楼被俘人员的去向是由被俘的二连指导员翟宝树提供的。20世纪90年代，他撰写了《一个少校的回忆》，详细描写了他自己参加战斗、被俘、出逃、归队的9个月经历。
据他说，连同他一起被俘的人员有20余人，他认识的（主要是干部）有11人。11人中，当场牺牲在万楼的有2人，后成功逃脱3人，1人被释放，5人下落不明。被俘的战士没有和干部关押在一起，估计后来都被释放了。
他认识的被俘人员有：营长卢敦裕、四师师部教育参谋韩乐山、一连指导员李如琛、二连连长赵海斌、二连指导员翟宝树、副连长张某（周口人）、团宣传干事戚超和陈钦美（后改名陈其美）、锄奸干事王新成（太康人，后改名冯轶）、团测绘员董培义（杞县人）、姓韩的班长等。
被俘后，他们被集中在万楼南门外一片麦地里，押解他们的是顽骑三师。后来他们被押解至漯河的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司令部，关在市郊五里庙的民宅里。此时，营长卢敦裕和师部教育参谋韩乐山被另行关押；翟宝树、陈钦美、董培义等被作为要犯准备上送西安集中营；其他人被释放，其中就有未暴露身份的团锄奸干事王新成（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航天部干部司司长）。后来，翟宝树等3人被押解至洛阳西宫的国民党宪兵团驻地一个大院内。
翟宝树等人从漯河开始谋划逃跑，后在他的带动下，翟宝树、陈钦美、董培义等在洛阳顺利越狱。而董培义在逃跑途中失散，不知下落。途中翟宝树又被抓壮丁，逃出后，又被抓到国民党川军服役。1942年初，历时9个月才千辛万苦辗转回到党的怀抱，为永城地下党继续工作。1944年8月在新四军四师西征时，加入了四师骑兵团。
营长卢敦裕，又名卢登宇、卢振玉，湖北人，当年30岁左右。参加过长征，曾在红四方面军西路军中任连长。1940年春由新疆返回延安后被派到新四军第六支队。他作战经验丰富，是全营的主心骨。被俘后大义凛然，拒绝敌人的诱降，在漯河五里庙与韩乐山被单独关押，至今下落不明，可能已被敌杀害。
师部教育参谋韩乐山，当年24岁，原在日军服役，是个知识分子，被新四军俘虏后经教育参加了新四军，在四师师部任教育参谋，至今下落不明，恐怕也已被敌杀害。
二连指导员翟宝树，1920年出生于河南永城后翟庄。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贵州省物资局办公室副主任。
团宣传干事陈钦美，安徽宿县临焕集人，新中国成立后曾在贵州地质局工作；二连连长赵海斌，河南人，身负重伤，被敌人用担架抬着，后听说中途逃脱，下落不明。二连张副连长，河南周口人，被俘后下落不明。
被土顽押解的万楼被俘人员去向
被土顽押解的万楼被俘人员的去向是由被俘的团卫生队队长刘晏明提供的。1997年他在新四军四师系列回忆录《抗战在淮北》（第二辑）刊发《英勇悲壮的一页》；2012年8月，他又撰写了《忆万楼战斗》，详细描写了参加战斗、被俘、出逃、归队的经历。
据刘晏明说，连同他一起被俘的有4人：他、卫生班班长孙树中、一连一班班长张传贵及一名龙山籍新战士，4人均成功逃脱。
被俘后，他们被集合在万楼东门外广场。押解他们的是夏邑县土顽的一个连。押解途中，敌排长嫌他们累赘疏于看管。4月6日晚，敌人将大腿负伤的孙树中丢弃在书案店。4月7日上午，敌人押解着刘晏明等3人到达大王集小岳桥。刘晏明3人趁机逃脱，并努力寻找部队。途中龙山籍新战士坚持回了家。刘晏明、张传贵2人于8日找到龙山附近的四师十一旅三十三团团部，9日返回丹城东边的三十四团团部，及时向团政治处主任刘增奎作了汇报。10日上午刘晏明骑马专程到旅部，向代旅长饶子健汇报了万楼战斗和被俘逃脱的经过。而被敌人丢弃的孙树中当夜爬到离书案店南几里地的付圩子，向曾宿营过的房东大娘求救，被收留藏在土地庙里。当附近有我部队活动时，被大娘请人用软床抬着归队。
团卫生队队长刘晏明，1922年出生于河南唐河县。1938年4月参加新四军，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战斗中，他带领团卫生班班长孙树中，卫生员杨从周、付延荣、刘荣光、张德贵救治伤员，因头部负伤被俘。后曾任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训练部部长。
团卫生班班长孙树中，安徽太和县人，1938年入伍，后曾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驻沪办事处主任；一连一班班长张传贵因头部负伤被俘。
由于我党长期存在对待战俘问题的极左倾向和错误观念，这些同志长期遭受不公正的待遇。
万楼战斗距今已70多年了，但仍有近百名烈士至今不知姓名、不知他们的亲人在何方。或许烈士的亲人们至今仍在企望着他们的突然出现，或许已在惦念中度过一生，在绝望中死不瞑目……
笔者父亲孟昭贤是这个营里最早的成员，一、二连有一大批同他朝夕相处、浴血奋战的亲密战友。他因1940年调到二营，没有参加万楼战斗。战后，他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悲痛欲绝，一生都惦念着这些战友。新中国成立后，他利用各种方法寻找烈士们的家人，曾找到孟广汉的女儿，告知她父亲牺牲的情况，帮助更正了烈士证中“1942年牺牲在杞县瓦岗寨战斗”的错误。
2011年，笔者收到91岁的翟宝树叔叔的一封信。他托笔者寻找烈士的亲人，告诉他们烈士的安葬地在万楼。
为了实现笔者父亲和前辈们的心愿，笔者2011年开始寻找睢县籍烈士的英名、事迹和亲人，陆续找到了4位烈士的亲人。然而，随着多位万楼战斗幸存者的离世，寻找烈士英名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这成为人们今日的遗憾。
70多年过去了，由于一营是笔者父亲曾战斗过的部队，又是新四军四师损失最严重的部队之一，且至今仍有近百名烈士的英名无从知晓，因此笔者对万楼战斗一直特别关注。近年来，笔者翻阅了有关资料，既了解到新四军四师及中共永城市委党史研究室对万楼战斗的评述，又阅读了当年亲历者一营二连指导员翟宝树、团卫生队队长刘晏明、团警卫班班长吕凯风、十二旅司令部指导员刘刚、十二旅代旅长饶子健以及知情者团供应处处长任秀生、二营四连副连长孟昭贤、一营三连王在选等老前辈的回忆录。一场战斗众说纷纭，更使笔者对万楼战斗产生了强烈的探究欲望。于是，笔者从2011年开始追寻和考证，庆幸的是寻访到尚健在的翟宝树、刘晏明、吕凯风等3位亲历者。本文根据考证的结论，试图再现那段悲壮的战斗及战后的故事。
万楼激战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日伪军频繁“扫荡”，国民党顽军也以7倍于我的兵力，向新四军四师猖狂进攻，妄图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在日、伪、顽军联合夹击下，新四军面临的斗争形势骤然恶化。
2月中旬，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部开始向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全面进攻。新四军第四师被迫自卫还击，由此开始了极其艰苦的“三个月反顽斗争”。4月1日，顽军北渡涡河占领涡北一带。新四军第四师第十二旅在代旅长饶子健、政委赖毅的率领下，转战于永（城）南、涡（阳）北地区，在敌四面包围中打游击，以阻击顽军及土顽。
当时，四师十二旅辖三十四、三十五团。三十四团共有3个营，其中，一营一、二连一直跟随张永远团长带领的部分团机关行动，一营三连由十二旅政治部主任刘作孚带领在涡北龙山、石弓山一带打游击。
4月4日，十二旅旅部进驻永城裴桥镇万楼村。5日夜，三十四团各营奉命追歼顽军未果，返回永城西南的书案店和万楼一带分散宿营。6日晨7时许，三十四团部分机关率一营一、二连在离万楼约1公里的小村庄梁晏楼刚刚宿营，便接到瞭望哨和骑兵侦察员报告：顽骑兵及土顽从书案店向东运动，向万楼方向包抄而来。饶子健也接到报告，他见敌众我寡，不宜恋战，遂向三十四团下达命令：令一营坚守万楼，阻击围击十二旅旅部的敌人，掩护旅部撤退后再相机撤出战斗。三十四团团长张永远率部分团机关及一营一、二连迅速从梁晏楼前往旅部驻地万楼。饶子健还在万楼东门外小树林中向一营营长卢敦裕、教导员董黎军交代了任务。
当一营跑步进入万楼时，十二旅旅部机关正从东寨门撤离万楼。此时，敌人已向万楼西、南、北三面包抄而来。一营一连前卫排排长项广义率全排在西寨门外向接近万楼的一股敌军射击，迟滞其前进，后迅速撤入西寨门。张永远团长安排团特务连在东寨门外附近活动以确保交通沟（又称抗日沟）的通畅，并同卢营长进村察看地形，布置任务。团部分机关人员也进入万楼。当团卫生队到达东门外时，政治处主任刘增奎一边令卫生队队长刘晏明带5名卫生员去西寨门救护伤员，一边组织部分机关人员从东寨门撤离。敌人很快到达东寨门，通信排排长刘继君抱起一挺轻机枪向敌群扫射，并与团部副官李树堂等一些机关人员冲了出去。而当团长张永远、政治处主任刘增奎率警卫班班长吕凯风及机关10多人突出东寨门时，与叛军刘子仁的1个连交上了火，最后只有5人冲了出来。当卫生队队长刘晏明等安置好伤员返回东寨门准备撤离时，万楼已被敌人团团包围，东寨门被迫关闭。
万楼是位于永城西南25公里处的一个小村寨。东西和南北各长500米左右，东西有寨门，四周的土寨墙最低处也有1米以上，寨墙外围有三四米深（水深一两米）的寨壕，东门内路南有个破旧的土坯房，西门内有个小水塘，外围有较深的抗日沟环绕，易守难攻。
这股敌人是骑二军下辖的骑三师一个团、顽二十一师一个团及商丘土顽蒋心亮、夏邑土顽祁炎勋部和叛军刘子仁部约2000人。
当时一营只有两个连的兵力，连同团政治处部分人员、团部医务人员和师部教育参谋等有150多人。参战的排以上干部为：营长卢敦裕、教导员董黎军；一连连长孟广汉、指导员李如琛，排长张玉山、排长徐永平；二连连长赵海斌、副连长张××、指导员翟宝树，一排排长项广义、二排副排长姬庆生。两个连只有4挺轻机枪，步枪多系湖北条、老套筒，捷克式很少，每支枪的子弹40余发，每人4颗手榴弹。
营长卢敦裕迅速在寨子四周部署了兵力：一连坚守万楼的西面，含西北、西南角；二连坚守东面，含东北、东南角；营指挥所设在东北角围墙上的大树下。
上午8时许，顽军在大炮、轻重机枪掩护下向一营阵地发起进攻。一营指战员严守阵地，沉着应战，打死打伤很多敌人，使敌第一次进攻受挫。
3个小时后，旅部顺利撤离到安全地带。敌人追击我主力未成，回过头来把一营一、二连团团围住。顽军的多次进攻都被我打退了。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战斗消耗特别大，尤其是子弹所剩不多了，手榴弹也投完了，有的枪也打坏了。
此时，营首长召集连长、指导员、师部教育参谋韩乐山、团卫生队队长刘晏明在指挥所分析形势。营长指出：敌人利用万楼周围的抗日沟包围着我们，而我们是既无援军又无弹药补充的孤军作战，只能坚守阵地待机突围，要发扬敢于斗争、敢于牺牲的精神。他强调要节省子弹，除特等射手有目标的射击之外，其他人一律停止射击；命令各连到群众家搜集锄头、铡刀和长矛等，做好与敌拼杀的准备；同时决定从东门到东北角之间派几个战士突围出去，与旅、团部取得联系，但几名战士翻墙跳下去后就被敌人发现，突围未能成功。
经过近一天的激烈拼搏，我打死打伤敌数百人，也伤亡了二三十人。下午4时左右，营首长又召开紧急会议。卢营长首先讲明了严峻的形势，接着宣布天黑后突围：以一连为先导，二连压阵，从万楼东南角突围；最后布置突围准备：要把主要兵力集结在东门内。董教导员还提出要作最坏的思想准备，把各种机密文件处理掉，以防失利后暴露机密。干部们随即把携带的文件等统统销毁。 傍晚，敌人也怕天黑后更拿不下万楼，便组织实施了更大规模的进攻，子弹、炮弹如暴雨般倾泻在阵地上，相互间说话都听不清楚。敌人用湿棉被裹在身上，在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的掩护下，硬往寨里冲，最终从西北角一连阵地上突破，双方展开了肉搏战。由于敌我兵力悬殊，许多指战员悲壮地与敌同归于尽，也未能阻挡住顽军攻进西寨门。
敌人沿着战壕向东扑来，指战员们边打边撤，四五十人一起拥向了东寨门。但寨门被关着，且顽军用10多挺机枪集中火力封锁着出口。关键时刻二连四班永城籍班长张绍连一个箭步冲过去把东门打开，而他却中弹当场牺牲。在向外冲杀时，董教导员和警卫员不幸中弹牺牲在寨门旁。大家一起拥出东门，伏在门外的抗日沟里。但门外的敌人已逼近抗日沟，大家又跃出沟往寨门里撤，有的壮烈牺牲，有的负伤倒地，有的依托掩蔽物继续战斗，有的正好闯入敌群，来不及抵抗就被俘了。
此时，敌人越来越多，占领了部分南寨墙，而坚守南面、西南角、东南角的指战员还在继续战斗，与敌人在房框内、院落内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又过了半个多小时后，万楼失守了。教导员董黎军、一连连长孟广汉等122名指战员英勇牺牲。营长卢敦裕等约30人被俘，其中有2人被俘后又牺牲在万楼，即一连指导员李如琛负伤被俘后又被敌人枪杀，团宣传干事戚超身负重伤被俘后牺牲。
团长张永远撤出万楼后，在万楼东北角的一条沟里找到了代旅长饶子健，设法调遣救援部队。因营以下没有无线电台等通信手段，只联系上三营两个连和三十五团一营，可惜他们的子弹打光了，且只靠500多人，想要打破2000多敌人的重重包围是十分困难的。敌人利用万楼外的交通沟，仗着人多火力强，里三层外三层，把万楼围得像铁桶一般。我援军打到离万楼1公里处，再也攻不上去了。张团长还带着5名战士攻占了万楼东1公里处的小苏庄，用号音与一营联系，但已无济于事，万楼已经失守了。
万楼战斗的英烈
万楼战斗当场牺牲了124名指战员，但由于当时基层干部变动频繁，突围前营连干部又烧毁了所有文件，包括人员花名册，致使近百名烈士的英名至今无从知晓。
据幸存者和烈士的战友们回忆，万楼战斗当场牺牲已知姓名的烈士有35人。其中，睢县籍：一连连长孟广汉、指导员李如琛及排长徐永平，二连一排排长项广义、二排副排长姬庆生；永城籍：排长张玉山，二连四班班长张绍连，班长王九斋、刘成金，战士毛德富、王瑞兰、张宝凤、蒋存志、王文章、郝干春、石广品、陈景修、赵洪波、阎怀德、张连成、朱朝彦、乔正杰、苏友模、何长军、高成业、萧祖连、裴传法；不明籍贯：教导员董黎军，团宣传干事戚超，团组织干事吴信儒，团卫生员杨从周、付延荣、刘荣光、张德贵，轻机枪射手项韩。
一营教导员董黎军烈士，河南人，1937年冬赴延安抗大三期学习，1939年4月调到三团一营。
一连连长孟广汉烈士，1894年4月出生于河南睢县长岗集。1938年6月参加睢杞抗日游击队，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使用步枪、驳壳枪各一支，被誉为“双枪连长”，是一营的主力连连长，全团干部学习的榜样。与敌肉搏战时，他举着铡刀从西门一路砍倒好几个敌人，最后带领4名战士从村的南面翻越寨墙，抢占壕沟，试图从沟里向敌人发起小股攻击，但不幸被敌机枪扫射击中，5人全部壮烈牺牲。
一连指导员李如琛烈士，1918年3月出生于河南睢县西陵寺李康河村，1938年3月任西陵寺党支部书记，6月参加睢杞抗日游击队。他擅长做思想政治工作，是全团公认的优秀政工干部，还善于对敌宣传。与敌肉搏战时，他手端刺刀刺向敌人，被敌人团团包围，终因受伤被俘。但他毫不畏惧，质问：“中国人为何要打中国人？”被敌军官枪杀在万楼西地。
二连一排排长项广义烈士，1921年7月16日出生于河南睢县后台胡岗村。1938年6月参加睢杞抗日游击队，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战斗中，他一边向敌人射击，一边高唱革命歌曲，鼓励战士的士气，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二连二排副排长姬庆生烈士，1919年9月出生于河南睢县长岗集大徐楼。1938年6月参加睢杞抗日游击队，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战斗中不幸身负重伤，肠子已露出肚皮外。当医护人员给他包扎时，他仰卧在地上疼痛难忍，用双手托着肠子，对医护人员说：“我不行了，你们不要管我了，快去抢救其他伤员吧！”说话时面色蜡黄，肠子在手中翻动却没流一滴眼泪，最后壮烈牺牲，年仅22岁。
轻机枪射手项韩烈士，射击技巧娴熟，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子弹打完了，他含泪拆毁了机枪，加入到与敌近战格斗的行列，直到壮烈牺牲。
战后的故事
1941年4月6日，村民们发现了身负重伤的营通信班班长彭士军，于是用担架把他抬回部队。
4月7日，万楼村村民将烈士们就地掩埋，挖了3个大坑，没有立碑，也没有留下姓名。也有个别零星埋葬的，一连孟广汉连长和李如琛指导员等6名烈士就被埋葬在万楼南地。据中共永城市委党史研究室2008年出版的《雪涡风云》一书描述，当年万楼参加埋葬烈士的许多群众还活着，他们还清楚地记得烈士的埋葬地点。
5月，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新四军四师损失4000余人，根据地也大部分被敌占领，十二旅三十四团跟随四师撤往津浦路东洪泽湖畔。
得知万楼战斗失利的消息，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雷霆震怒，斥责有关领导组织不力，因为三十四团一营是新四军四师的老底子，是1938年10月组建新四军游击支队时的3个大队之一，是1939年3个主力团之一的“老三团”里战斗力最强、老战士最多的骨干营。他为痛失四师的中坚力量而痛心疾首。
人民没有忘记在万楼战斗中牺牲的烈士。1996年10月1日，中共永城县委修建了“万楼无名烈士墓”，这是迄今豫东最大的无名烈士墓，2013年又筹资100万元人民币重新修整。
据幸存者回忆，万楼战斗被俘指战员约30人，已知姓名的有15人，其中2人被俘后当场在万楼牺牲，后成功逃脱7人。被俘人员有两批，分别由顽骑三师和土顽押解，两批人员双方互不知晓彼此的去向。 被顽骑三师押解的万楼被俘人员去向
被顽骑三师押解的万楼被俘人员的去向是由被俘的二连指导员翟宝树提供的。20世纪90年代，他撰写了《一个少校的回忆》，详细描写了他自己参加战斗、被俘、出逃、归队的9个月经历。
据他说，连同他一起被俘的人员有20余人，他认识的（主要是干部）有11人。11人中，当场牺牲在万楼的有2人，后成功逃脱3人，1人被释放，5人下落不明。被俘的战士没有和干部关押在一起，估计后来都被释放了。
他认识的被俘人员有：营长卢敦裕、四师师部教育参谋韩乐山、一连指导员李如琛、二连连长赵海斌、二连指导员翟宝树、副连长张某（周口人）、团宣传干事戚超和陈钦美（后改名陈其美）、锄奸干事王新成（太康人，后改名冯轶）、团测绘员董培义（杞县人）、姓韩的班长等。
被俘后，他们被集中在万楼南门外一片麦地里，押解他们的是顽骑三师。后来他们被押解至漯河的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司令部，关在市郊五里庙的民宅里。此时，营长卢敦裕和师部教育参谋韩乐山被另行关押；翟宝树、陈钦美、董培义等被作为要犯准备上送西安集中营；其他人被释放，其中就有未暴露身份的团锄奸干事王新成（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航天部干部司司长）。后来，翟宝树等3人被押解至洛阳西宫的国民党宪兵团驻地一个大院内。
翟宝树等人从漯河开始谋划逃跑，后在他的带动下，翟宝树、陈钦美、董培义等在洛阳顺利越狱。而董培义在逃跑途中失散，不知下落。途中翟宝树又被抓壮丁，逃出后，又被抓到国民党川军服役。1942年初，历时9个月才千辛万苦辗转回到党的怀抱，为永城地下党继续工作。1944年8月在新四军四师西征时，加入了四师骑兵团。
营长卢敦裕，又名卢登宇、卢振玉，湖北人，当年30岁左右。参加过长征，曾在红四方面军西路军中任连长。1940年春由新疆返回延安后被派到新四军第六支队。他作战经验丰富，是全营的主心骨。被俘后大义凛然，拒绝敌人的诱降，在漯河五里庙与韩乐山被单独关押，至今下落不明，可能已被敌杀害。
师部教育参谋韩乐山，当年24岁，原在日军服役，是个知识分子，被新四军俘虏后经教育参加了新四军，在四师师部任教育参谋，至今下落不明，恐怕也已被敌杀害。
二连指导员翟宝树，1920年出生于河南永城后翟庄。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贵州省物资局办公室副主任。
团宣传干事陈钦美，安徽宿县临焕集人，新中国成立后曾在贵州地质局工作；二连连长赵海斌，河南人，身负重伤，被敌人用担架抬着，后听说中途逃脱，下落不明。二连张副连长，河南周口人，被俘后下落不明。
被土顽押解的万楼被俘人员去向
被土顽押解的万楼被俘人员的去向是由被俘的团卫生队队长刘晏明提供的。1997年他在新四军四师系列回忆录《抗战在淮北》（第二辑）刊发《英勇悲壮的一页》；2012年8月，他又撰写了《忆万楼战斗》，详细描写了参加战斗、被俘、出逃、归队的经历。
据刘晏明说，连同他一起被俘的有4人：他、卫生班班长孙树中、一连一班班长张传贵及一名龙山籍新战士，4人均成功逃脱。
被俘后，他们被集合在万楼东门外广场。押解他们的是夏邑县土顽的一个连。押解途中，敌排长嫌他们累赘疏于看管。4月6日晚，敌人将大腿负伤的孙树中丢弃在书案店。4月7日上午，敌人押解着刘晏明等3人到达大王集小岳桥。刘晏明3人趁机逃脱，并努力寻找部队。途中龙山籍新战士坚持回了家。刘晏明、张传贵2人于8日找到龙山附近的四师十一旅三十三团团部，9日返回丹城东边的三十四团团部，及时向团政治处主任刘增奎作了汇报。10日上午刘晏明骑马专程到旅部，向代旅长饶子健汇报了万楼战斗和被俘逃脱的经过。而被敌人丢弃的孙树中当夜爬到离书案店南几里地的付圩子，向曾宿营过的房东大娘求救，被收留藏在土地庙里。当附近有我部队活动时，被大娘请人用软床抬着归队。
团卫生队队长刘晏明，1922年出生于河南唐河县。1938年4月参加新四军，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战斗中，他带领团卫生班班长孙树中，卫生员杨从周、付延荣、刘荣光、张德贵救治伤员，因头部负伤被俘。后曾任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训练部部长。
团卫生班班长孙树中，安徽太和县人，1938年入伍，后曾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驻沪办事处主任；一连一班班长张传贵因头部负伤被俘。
由于我党长期存在对待战俘问题的极左倾向和错误观念，这些同志长期遭受不公正的待遇。
万楼战斗距今已70多年了，但仍有近百名烈士至今不知姓名、不知他们的亲人在何方。或许烈士的亲人们至今仍在企望着他们的突然出现，或许已在惦念中度过一生，在绝望中死不瞑目……
笔者父亲孟昭贤是这个营里最早的成员，一、二连有一大批同他朝夕相处、浴血奋战的亲密战友。他因1940年调到二营，没有参加万楼战斗。战后，他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悲痛欲绝，一生都惦念着这些战友。新中国成立后，他利用各种方法寻找烈士们的家人，曾找到孟广汉的女儿，告知她父亲牺牲的情况，帮助更正了烈士证中“1942年牺牲在杞县瓦岗寨战斗”的错误。
2011年，笔者收到91岁的翟宝树叔叔的一封信。他托笔者寻找烈士的亲人，告诉他们烈士的安葬地在万楼。
为了实现笔者父亲和前辈们的心愿，笔者2011年开始寻找睢县籍烈士的英名、事迹和亲人，陆续找到了4位烈士的亲人。然而，随着多位万楼战斗幸存者的离世，寻找烈士英名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这成为人们今日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