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据时期，日本水利工程师八田与一参与了多项台湾的水利建设，台湾的稻米产量因而大增。近年来，台日有关方面、民间社团，以及八田与一的后人，每年都为八田与一举办盛大的追思会。2017年4月间，位于台南市乌山头水库的八田与一铜像遭人故意破壞，台南市文化局与台南警方成立专案小组侦办，并且立即安排修复铜像，该铜像已于五月初修复完毕。破坏铜像，若不考虑其民事法律责任，至多构成《台湾刑法》第354条毁损器物罪（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罚金）。
　　殖民统治的伤害
　　八田与一曾经在台湾负责设计与监修水利工程不假，惟其对台湾之贡献，是否确如绿营人士所言，则值得进一步了解。学者戚嘉林引用当年的数据指出，1920年台湾的稻米年产量为69.2万吨，1938年稻米的年产量增至140.2万吨；不过蹊跷的是，当时的台湾人口增加了53%，平均的稻米消费量却减少了23%，而甘薯的消费量，却多了38.1%。换言之，台湾兴修水利工程后所增产的稻米，并不是给台湾人食用的，绝大部分都运至了日本“内地”。1940年至1945年太平洋战争期间，台湾甚至实施了米粮配给制。日本学者矢内原忠雄就表示，当时的台湾农民“无产化的程度日益加甚”。
　　八田与一所监修的嘉南大圳完工后，水权自然由日本官僚控制，日本政府一方面限定唯有顺民才有用水的资格外，同时还强迫嘉南大圳灌溉所及之处的农民必须“改稻为蔗”；如果农民拒绝改种甘蔗，那么就切断水源，让农民们连稻米也种不成。甘蔗一旦成熟，只允许卖给台糖株式会社，蔗糖的价格乃由日本人控制的台糖株式会社单方决定。当时日本人在台湾所开设的排名前五位的制糖公司，其一年的总利润就是修建嘉南大圳十年总工程费的1.4倍。
　　1945年日本战败后，台湾重回祖国怀抱，无论是蒋介石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时期，还是蒋经国主政时期，在台湾都大兴水利。台湾在日据时代的中后期，佃农受地主盘剥极为严重，佃农必须将每年栽种所获全数上缴地主。当时的佃农的家庭，连喝上一碗白粥都嫌奢侈。蒋介石与中国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从1949年开始，在台湾陆续制订了一系列的土地改革法律，并且坚决推行。正是由于土地改革，台湾农民长期受地主压榨的悲惨命运得到改变，生活也获得了很大改善。
　　然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代表着日本殖民政权的八田与一的铜像被破坏，绿营人士就深感愤慨与不舍，绿营政客更是大做文章；然而，对于同样是发生在台南市的推倒孙中山铜像事件（2014年），以及大规模的破坏蒋介石铜像现象，绿营政客与绿营人士，却似乎有着喜闻乐见的反应。诚然，两蒋执政时期，台湾乃威权体制，确有部分老百姓遭到白色恐怖的影响，甚至是受难，但是这与日本殖民台湾所造成的伤害相比，完全是不可以道里计，一些人糊涂到让人不敢相信。
　　策略性的历史误导
　　台湾当前对日本所存有的一种“普遍性”理解的友好心态，并不是从日本战败撤离台湾后就存在的。台湾一位学者十分深刻地指出，从上世纪90年代李登辉掌权后，基于李登辉个人的意识形态，以及台湾所处的地缘政治的现实考虑，台湾当局开始与日本右翼势力中的反中派密切交往。李登辉属于战前世代的台湾人，这群台湾人中有一部分人深受皇民化教育影响；他们与同一世代的日本人拥有许多共同或重叠的文化记忆。这种文化记忆，一直是维系与沟通台日两地情感的一种载体。这种情感不仅存在于李登辉世代，也经由代际相传，一定程度地延续到了后代的年轻人身上，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台湾年轻人在观赏电影《海角七号》时，会深有感触，但是没有这样文化记忆的人，却难以产生共鸣。
　　李登辉和以丸山真男（东京大学教授，号称战后日本影响力最大的政治学家）为中心的所谓“岩波自由人”或“战后民主派”知识集团，共享着一套语言。而“战后民主派”正是形塑日本战后民间主流论坛的关键力量。台湾方面，实际上一直存在着与日本主流社会的交往机会与选择空间，根本不必取悦日本右翼分子所抱持的“殖民地肯定论”。然而，本来此一具有多元的认识可能性，却被台独分子有意识地利用，并且逐步将之引导至台独势力与日本右翼势力意识形态结盟的单一方向。台湾的绿营政客，眼见有政治利益可图，也积极地与之隔海唱和。
　　所谓的“殖民地肯定论”，被台独分子以极为机巧的方式，刻意将战前世代的一群台湾人对日本所遗留的亲日感情（闽南语语境的“日本精神”），以移花接木的方式诠释成日本右翼民族主义所表述的“日本精神”，并由此导出肯定日本殖民统治的结论，从而建构出了台独与日本右翼结盟的意识形态基础。
　　日本右翼小林善纪的漫画书《台湾论》公然美化日本殖民统治，正是运用此一策略，直接与“教科书修改之会”的日本新右翼相互利用，以剪裁、简化等方式，“重新创造”了殖民地时期的历史意识形态。此一策略性的历史误导，通过有计划的通俗历史著作的传播，在台湾与日本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遗憾的是，台湾的一部分知识人即便清楚的认识到“殖民地肯定论”极其荒谬，却对于日本据台期间的殖民议题始终保持缄默。而这些人，最终也都被收编进入了日本右翼民族主义所设定的论述架构中。笔者推测，由于政治行动者，向来都不可能采取一种真正客观与带有批判性色彩的政治态度，因此，许多台湾政客明知某些论述存有诸多瑕疵或谬误，但仍然全盘接受，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一己之私。
　　余英时在2014年9月份，在台湾接受《天下》杂志采访时表示，民进党想要去中国化，那不可能，因为你自己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你怎么去？最基本的，你语言就去不掉。民主要容忍，现在民进党有很多地方是学以前的国民党，是把以前国民党用的办法再搞一遍，不过现在是我（民进党），不是它（国民党）。台湾社会的民主，出了问题，就在这里。这些人只有历史立场，但却没有历史知识，以个人的局部经验，或情感，取代了历史原貌，成为了评价过去与现在的根据。
　　扭曲的台日关系
　　根据日本学者驹込武（京都大学教授）的研究可知，台湾在被日本殖民之后，明治政府向日本帝国议会提出了“关于应实施于台湾之法令的法律案”，赋予了台湾“总督”可以制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律令”）之权力，这样的授权，显然是违背了日本宪法的基本原则。日本议会中有人对此提出质疑，但是日本政府的回答却极其暧昧。日本人以不被欧美国家殖民为其国策，但是对于朝鲜与台湾地区，却将其定位为殖民地。和“六三法”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的“三一法”于1906年出台，此乃以五年为期的时限立法。台湾地区、朝鲜，均不属于（日本）“内地”；1920年代末期以后，日本在正式场合上皆使用“外地”一词。诚如日本学者中村哲所指，这些用语是欲盖弥彰；事实上，所谓的“外地”，就是帝国所统治的“殖民地”，就是colony。 　　帝国主义者，对于几百年以来的殖民历史，并没有真正进行深刻的反省，这当然与种族主义作祟有关；在刚刚结束的2017年法国大选，其中有一位极右翼候选人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就对法国的殖民历史抱持着一定程度的肯定态度。日本人对自己的殖民历史，可以说是从未进行真正的反省，但其原因与西方社会不完全相同。
　　根据学者尚会鹏的研究可知，日本社会可以称之为是“缘人社会”，也就是说，日本人的人际关系宛如一个长链条，每个人都是这个链条上的一个环结，对上尊崇、服从，并得到庇护；对下保护、支配，并得到尊崇。日本社会所强调的这种纵向人际关系，使得日本人具有强烈的等级意识，对自己的位置十分敏感；先辈、后辈的序列，在日本社会里面，扮演着重要角色。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946）在《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中指出，日本人信奉“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信念，这是根据其社会经验所培育的生活准则；日本人不仅易于按照“亲子模式”处理人際关系，也倾向于依此处理国际关系。
　　18世纪的日本儒家学者之所以那么在意用在中国的“大”（明）与“中”（国）两字，或许可以说明日本此前对于中国文化居于领先地位是肯定的。在战前，日本人认识到德国与法国的优越的法律制度，所以学习法律者，多到德国与法国留学。在国力增强后，认为日本理所当然的站到了东亚的顶峰位置，这也是日本以亲子关系为架构的一种秩序表现；二战之后，日本人承认美国处于等级制的最高位置，所以在学习现代化法律的路径上，除了基于同为大陆法系国家的原因，必须继续向德、法等国取经外，也对位居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的法律，投注了很大的心力来学习。莫看日本人今日对美国俯首称臣；若是有朝一日，日本的实力超越美国，日本人将立即重新理解日美的历史与关系。
　　笔者相信，没有一个脑筋正常的人，会否认帝国主义带有深刻的种族主义性格。日本的殖民官僚与欧洲的殖民官僚一样，都是某种丧失了正当性的支配体制与意识形态的产物。远渡重洋来台的八田与一，并不特别邪恶，也不特别英明，他只是日本派来的一个技术官僚，完成日本政府要求他在殖民地完成的工作而已。台湾有许多专业知识人，因为各种原因不愿意对日本殖民台湾所造成的伤害表态；信仰现实主义的政客，则是踊跃地抛弃了知识与道德的考量，将一部分战前世代台湾人的亲日感情，导向了“殖民地肯定论”，既迎合了日本人的心理，也迎合了台湾岛内政客的利益取向，同时还愚弄了许多不明究里的绿营支持者。
　　荒谬的“殖民肯定论”，终是站不住脚的。“过剩的历史意识，过少的历史知识”，完全可以作为当前台日之间扭曲关系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