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傅惟慈先生结缘，是七八年前的事了。
　　当时《南方人物周刊》最后一页的“怀念”栏目由我编辑。2005年9月梅绍武先生病逝后，副主编杨子惦记着约人写篇纪念文章。梅先生是梅兰芳之子，也是著名的翻译家，把纳博科夫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他妻子屠珍女士也是著名翻译家。哈米特的《瘦子》就是二人合译的。
　　我给梅先生的老友李文俊先生（福克纳最重要的中文译者）打电话。李先生說，梅先生去世没多久他写过文章，没必要重复。但他可以介绍一位跟梅先生也很熟的老友给我。李先生所说的“老友”，便是傅惟慈先生了。
　　傅先生爽快地答应了我的约稿，语气中透着老北京的爽朗——想来李先生已跟他打过招呼了。我趁便向他表达了个人的敬意——我读过他不少译著，受益匪浅，尤其喜欢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格林的《权力与荣耀》。傅先生似乎有一点意外，听得出来他很高兴，他原以为爱读外国文学的年轻人已经很少了。
　　傅先生又说，格林的小说他个人最喜欢的是《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格林在自传《逃避之路》中说，他本人喜欢的并不是最受读者爱戴的《问题的核心》，而是《荣誉领事》和《随姨妈旅行》）。我不揣冒昧地说，国内已有的格林译本中《布赖顿硬糖》令人读不下去。傅先生表示赞同：“第一句就错了！”并说他的学生姚锦清有个比较好的译本，他会在校改后交给上海译文出版社。
　　后来读了傅先生的文集《牌戏人生》，才知道1981年10月他曾和格林在伦敦会面。此前，他还在以出产棒糖闻名的布莱顿住过两天，像小说中的海尔一样，站在皇宫码头眺望大海，在古堡广场上的一家小饭馆吃午饭……“在书本里探索了二十余年格林创造的奇妙的国土后，我已经踏上了其中一个小小的角落了。”傅先生告诉格林，中国已经有人译出《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但尚未出版。（这个“有人”应该指他本人。傅先生回忆同格林会面的文章发表于1982年春，彼时他可能还不确定翻译这类书会不会带来麻烦。译稿同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译者署名“傅涛涛”，这是他孩子的名字。200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版，改回本名傅惟慈。）
　　没过多久，傅先生如约寄来一封邮件。里头除了怀念梅先生的文章，还附上一本《月亮和六便士》，装在一个干净的书袋里。稿子是手写的，字迹清晰而秀逸。我小心翼翼录入电脑中，又仔细查对了几遍，发在2006年9月下旬那期杂志，并给傅先生寄去了邮件（除了当期杂志，还有4月下旬的一期。此前，恺蒂新译的格林作品《我自己的世界：梦之笔记》于台湾出版，她写了介绍文章，以《与格林同梦》为名发在了杂志的“书与人”栏目）。
　　不想几天后接到傅先生电话，问我为何迟迟不发稿件（想来是邮递迟误的结果）。我解释了一下，并表示再寄一次也无妨。直到傅先生告诉我，两次寄的样刊先后送到，我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暗想，看来老先生的性子还是有些急呵。
　　此后，我们偶尔会通个电话。有一次在淘碟时见到卡罗尔·里德1949年拍摄的《第三个人》，多买了一张，给傅先生寄去，心想他虽译过格林这个名篇，但却未必看过电影。
　　2008年，译林出版社推出容纳了格林5部作品的一个集子，收入了傅先生所译的《问题的核心》，也收入了恺蒂所译的《我自己的世界》。
　　再过两年，我的职务由编辑转成了记者。未了的夙愿是做一个翻译家系列访谈，头一个想到的是傅先生。在电话中跟他约定，10月下旬时去拜访他。

　　当时杂志社对出差成本控制极严。27日上的火车，28日到北京，30日就又踏上归途。到酒店之后，在电话中跟傅先生确认了拜访时间。老先生有午睡的习惯，我们约在了下午3点半。29日上午先去清华国学研究院采访了主编《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刘东老师。下午如约来到四根柏胡同傅府。
　　傅先生直接把我领进了他的卧室。那是一个不算很大的房间，摆下一张床、一个书架、一张小桌子，已经令人感觉局促。傅先生坦言不喜欢采访，最好是像朋友一样闲聊，但当我把录音笔搁在小桌子上时，他还是默许了。
　　他送了我两本格林小说译著：《一支出卖的枪》和《布赖顿棒糖》——Brighton Rock是当地流行的一种30厘米长的薄荷味棒棒糖，译为“硬糖”是不准确的。让我吃惊的是他一开始就说自己已经不想再搞翻译。一则他原本就不算用功的人，二则当初他搞翻译是不甘心做机器上的齿轮，总被外力推动。翻译虽然只是文字游戏，却也需要一点独立思考和创造性。他想借此夺回一点点人的自由和尊严。
　　对于文学，傅先生似乎失去了一直怀有的在我想象中依然炽烈的感情。他倒是很真诚地向我推荐刚读过的一本书：《赵俪生高昭一回忆录》。在他看来这对比他稍微年长、共同经历大半个世纪的夫妇，才真活明白了；他们写下的文字才真有力量。他还向我介绍了他认为值得采访的人——协和医院一位热心公益的医生。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是不是傅先生主动提起了生死这个话题。我说上午采访刘东老师，他还引了宋人张载那句“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傅先生问我是哪几个字，并取出一个小本子。他说他喜欢陶渊明的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为他写下那句出自《西铭》的话时，我留意到本子上还有些他自己抄录的关于生死的只言片语，猛然省悟，傅先生已经进入生命的某一个阶段。对他而言这不是一个观点，而是时刻要面对的真问题了。我不知道他是否真能“不喜亦不惧”、“无复独多虑”，只是隐约感觉他心中仍有疑惑。
　　聊了大约3个小时，傅先生留我吃晚饭。他和老伴吃得很少，却特意让保姆做了一大碗炖肉。那是他年轻时钟爱的食物，我们的口味不只在文学方面相近。但在我心里却有种异样的感觉，似乎模模糊糊认知到某种新东西，说不上来是什么。有个念头却坚定了：好好陪前辈聊聊天，或许比采访更重要。
　　回到广州后，我没整理那天下午的录音，仿佛是在遵守不写稿的默契。倒是买了赵俪生先生的另一本书《桑榆集》，寄给了傅先生。现在想来我是直译了他那句“不喜欢采访”的话，假如“意译”又会如何？
　　昨天得知傅先生辞世，翻来覆去怎么也找不到那段录音。或许这也是冥冥之中有天意。
　　傅先生译过钱德勒的小说《高窗》。最后一章有这样一段文字：“看着这家人的房子逐渐从我视线中消失，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好像写了一首诗，写得很好，可是我又把它丢了，以后也永远不会再记起我写的是什么了。”丢了，其实也没什么。
　　傅先生喜欢尼赫鲁的比喻：“人生如牌戏，发给你的牌代表决定论，如何玩手中的牌却是自由意志。”如今他打完了最后一手牌，祝愿这位爱远行的人一路上“不喜亦不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