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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党报;历史进路;媒体融合;守正创新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报党刊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和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主阵地，历经百年探索与推进，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笔宝贵财富。本文通过简单梳理百年党报的历史进路，重点分析新时期党报发展面临的新挑战与新问题，从而探究党报未来改革发展的新走向。
一、党报百年发展的历史进路
（一）1921—1949年不断探索阶段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就十分注重新闻宣传工作。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中，就对党的宣传工作作了系列规定，明确表明党内报刊的创办“不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1]。1922年9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第一份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刊，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等先后担任主编，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先后参与编务或撰写重要政论、通信、时评[2]，主要评述时事，宣传党的政治主张。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在广州重新创刊，瞿秋白任主编，该刊以研究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问题为主旨。[3]1923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前锋》在上海创刊，瞿秋白任主编，向警予、张太雷、蔡和森、毛泽东等曾为该刊写稿，该刊侧重于国内外政治经济的系统研究和评论。1923年6月，中共三届一中全会决定创办一份不定期的刊物，以此形成“党内问题讨论及发表正式的决议案、报告等之机关”[4]，11月10日，《中国共产党党报》创刊，具有党内工作简报性质，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内按层级发放的党内机关报。[5]1925年6月4日，为指导“五卅”运动，中国共产党创办了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瞿秋白任主编。1926年9月，《中央通讯》（又称《中央政治通讯》）在武汉创刊，主要任务为“公布中央的政策、决议、重要的政治消息;登载各地重要的报告;登载一般党员对党的决策和其他问题的意见”[6]。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十分重视地方报刊的宣传阵地建设，如《中州评论》（1925.8）、《战士》（1925.12）等地方机关报先后在不同地区创刊。
土地革命时期，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党报的重要创刊地，如《布尔塞维克》（1927）、《红旗》（1928）、《党的建设》（1931）多份报纸在上海创刊，但遗憾的是，办报运动持续时间短暂。党报在国统区内的活动遭到国民党的打击与限制，致使党报创办的重心由城市向农村转移。在1931年11月瑞金革命根据地成立之后，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之前，党报在农村得到了繁荣发展。该时期的代表报纸有《红色中华》（1931），它成为指导苏区人民进行苏维埃政權建设的交流枢纽。与此同时，《湘赣红旗》（1931）、《共产党》（1933）、《苏维埃》（1933）等地方报刊不断创办。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办报经验得到进一步发展。虽然在国统区创办的《新华日报》（1938）受到钳制与阻挠，但它仍发挥着对外传播共产党思想的重要作用。同时，党在敌后根据地的办报规模得到了空前发展，在1927年到1939年期间，党在国统区外的区域创办了700多份的抗日报刊[7]，1941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毛泽东经常为该报撰稿，并修改社论。同年7月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报纸杂志的指示》，指出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报党刊数量、种类不断增加，为战时宣传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存在分工杂糅、质量较差的问题。[8]1942年《解放日报》的成功改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与报刊理论的成熟。
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军事宣传与土地改革宣传，1948年毛泽东发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主要围绕无产阶级党报如何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展开，标志着我党对无产阶级党报性质、作用、任务、文风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认识成熟。[9]
（二）1949—1978年逐渐转型阶段
1949年8月1日，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转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建设以《人民日报》为中心，各大行政区、省、直辖市党报党刊为主体的报刊系统。[10]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明确《人民日报》的定位、分工事宜，明确其读者主要为干部和先进群众，内容为报道国内国际主要时事、思想、政策情况等。[11]《人民日报》迅速发展为新中国第一大报，面向全国，联系群众，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重要报刊。
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56年，党的新闻事业面临着由革命党办报向执政党办报转变的现实需要，这一时期对党报工作进行了积极探索：一是改进报纸工作，加强报纸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能力[12];二是借鉴苏联的报刊经验。1949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关于全国报纸经理会议的报告》，讨论解决报纸的纸张与耗材问题。[13]1950年3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在北京召开全国新闻工作会议，讨论关于改进报纸等工作，胡乔木强调报刊宣传要为生产建设服务，报社具有调查、研究、监察的作用。[14]同年4月1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阐明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大意义、正确的立场态度和应该遵循的重要原则。[15]除此之外，《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关于各报应保守国家机密的指示》《关于报纸实行企业化经营情况的通报》《全国报纸杂志登记暂行办法草案》等文件陆续出台，为党报的转型提供了制度保障。
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在扩大报道范围、提倡自由讨论、创新新闻文风等方面进行改革。自1957年开始，党的新闻事业进入了曲折发展时期。
（三）1978—2021年回归本位阶段
改革开放时期，随着党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工作，党报也发生了系列改变。市场化不断催生党报创新发展的新路径，学界也逐步对新闻定义、商品属性以及信息观念等展开研究，党报开始逐渐由自上而下的宣传媒介向新闻本位转变，这种转变引发了新一轮的办报高潮。同时商业化、企业化的报刊在20世纪末期展开了部分兼并，形成了初步的报业集团，资本涌入报刊市场，新闻事业展现出蓬勃生机。[16]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随着党报的发展不断丰富，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新形势、新问题、新常态，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既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和伟大实践的产物，是我党面向新时代作出的深刻回答。其中关于加强和改进新闻輿论工作的新阐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闻舆论工作中的生动体现和具体要求，为党报的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二、新时期党报发展面临的挑战
从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指导、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到中央政治局以“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为主题进行集体学习;从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4年9月印发《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到2020年9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17]，媒体融合作为国家战略，推动各媒体积极投身融合发展实践，不断创新媒体理念和媒体形态，积极探索转型突破，在提升新闻舆论工作的有效性方面取得了不俗成绩。但是，也不难发现，实际效果与应然状态有所差距。究其原因，主要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传统的观念障碍有待突破
在众多传统媒体单位内部，无论是从高层决策人员构成、骨干成员数量和普通员工规模，还是从组织架构、制度设计、收入占比来看，传统媒体元素都占据主导地位。[18]这些因素虽然能够保持传统媒体的某些优势，但是也存在着思维定势、工作惯性和路径依赖等问题。具体而言，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念问题：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存在“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重传统媒体而轻新兴媒体，或者轻传统媒体而重新兴媒体;不将生产要素和媒介资源进行重组而是简单叠加，造成简单的“相加”而非真正的“相融”等。这些固有理念和做法都妨碍了媒体融合的真正实现。
（二）混合型传播模式有待改进
传统媒体长时期适应的单向传播模式，使其在功能上对宣传、指令、传播的侧重明显，而忽略了服务、互动、效果等方面，传播内容和传播形式存在模式化、单一性、生硬性的特征。传播渠道与平台已成为目前传统媒体转型的一大短板。如传统党报为打通互联网平台所创办的客户端，因缺少社交分发和数据算法的支撑，出现日活跃用户少、用户参与消极等问题。虽然党报在积极推动自身生产方式转型，不断向以“参与、对话、社区化”的社交媒体进军，但传播形态和平台分发的变革并不意味着好的传播效果，网络化语态仅是年轻化信息内容的“外衣”，有些传统党媒在深层上的价值观与网络用户存在隔阂，社交化的传播模式也存在“旧瓶装新酒”的问题，难以构建与用户的共通意义空间，与抢占互联网先机的商业媒体相比缺乏竞争力。
（三）受众的触媒黏性有待增强
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普及与迅速发展，受众的触媒习惯和信息接受模式也发生了变化。脱离“阐释时代”、进入“图像时代”的年青一代，尤其是信息获取具有圈层化特征的Z时代（特指出生在1995—2010年之间的一代）热衷于娱乐化、个性化、多样化的信息内容。党报作为党重要的思想舆论阵地，因其定位严肃，使得对青年受众具有一定的弱连接性。从党报的读者结构来看，政府机关干部、事业单位干部人群比重占比超过了80%，中老年群体是党报的主要读者群体。[19]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不断提高，中老年用户群体也逐渐向移动互联网迁移，对当今和未来党报发展格局变化带来巨大挑战。传统党媒虽大多开办“两微一端”、进驻短视频社交平台，但存在着用户难以从内容中找到需求、难以有效进行互动反馈的现象，用户价值稀缺更容易导致用户流失。如何吸引年轻用户、留住中老年用户、挖掘用户价值，实现与有效用户连接、增强受众触媒黏性是新时代党媒融合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话语权把控力有待提升
新媒体时代形成的“大舆论场”具有自发突发、公开多元、冲突难控、匿名无界等特征。[20]在复杂的舆论生态格局下，党报更应发挥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及时、科学、客观地引导舆论，以主流声音传递主流价值、凝聚共识。但是，当下议程设置方式已逐渐由政府—媒体—公众的单向模式转变为多元的双向模式，党报舆论话语权分散，舆论引导力不足。[21]一方面，新媒体给党报带来冲击，打破了原有的信源优势，注意力经济红利分流党报受众，流量、广告、人才的差距拉大，甚至抢先党报设置议题，各方话语权博弈导致社会舆情泛滥无序。另一方面，网络用户思想多元催生了民间舆论场的圈层化，多个圈层中舆论领袖的兴起，使得党报的舆论话语权受到多方分散，成为在深入新媒体市场、进行深度融合之路上的阻碍，严重削弱了党报话语权。
（五）经营管理制度有待改革
与新兴媒体相比，传统党报内外部经营管理制度成为桎梏党报媒体融合的结构性因素。从外部管理制度来看，审批制、行业管理制、主管主办制、属地管理制四大外围制度造成了传媒市场的割裂[22]，与新兴媒体所要求的灵活性、开放性、自主性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从内部管理制度来看，21世纪初我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浪潮，开始传媒行业的市场化转企改制，释放传媒生产潜能。然而，我国党报集团市场化道路走得并不彻底，有大量经营性传媒至今仍是“事业身份，企业化管理”，已经转企的传媒单位存在改制不到位、不彻底的情况。在进军市场格局已基本形成的新兴媒体市场过程中，党报的内外部经营管理制度是进行深度融合、占领互联网新闻阵地的结构性障碍。
三、党报未来发展的守正与创新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实施全媒体传播工程，做强新型主流媒体，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作出重要部署，这也为党报未来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在顶层设计和政策的推动下，党报未来应当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前提下守正创新，探索聚合传播新生态，实现从“叠加”到“融合”、从“破题”到“破局”的边界重构与深度融合，不断提升党报主流价值的影响力。 互联网时代，信息呈爆炸式增长，但是优质的新闻内容仍然稀缺，与商业化、市场化、投资性的网络媒体相比，“内容”是党报最核心的竞争优势，有方向、有维度地深耕内容建设是党报未来发展的关键。因此，应切实增强全媒体内容生产能力，在满足受众对信息碎片化、娱乐化和情感化需要的同时，不断拓展党媒出品新闻内容影响力的版图。
无技术，不融合。对“万物皆媒”的传媒生态来说，新闻生产、信息分发、用户接收等都与技术息息相关。媒体智能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人工智能、5G、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使信息场域发生变化。党报应在清晰认知技术本质、合理应用技术优势的基础上，用好信息技术革命成果，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充分利用新兴技术调整规制范式，探寻共识再造方式，打造差异化新型媒体集群，强化技术赋能，着力打造“智慧媒体”，加快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的步伐，提升先进技术与全新舆论格局的匹配度。建立“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的运营模式，强化产品思维，在内容生产过程中冲破传统单向式的作业模式藩篱，积极与互联网和市场连接，在扩大自身专业优势的基础上扩充盈利模式，积极拓展“媒体+教育、+金融、+体育、+大旅游、+大健康、+大文创”等垂直领域项目，拓展新兴产业，使之成为集团整体收入增长的“第三极”，壮大整体经济实力。[23]
同时还要以全媒体人才为依托，打造高素质新闻舆论队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才是媒体竞争的关键和发展优势。高素质人才是媒体的核心竞争力，坚持“一专多能”的全媒体人才建设方向，既要用好人才“存量”，又要激活人才“增量”，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新闻舆论队伍是党报进行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环节。另外，开展多层次人才培养，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机构合作实现人才培养的优势互补。
[本文为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20年度项目“新型网络社群中青年群体的舆论正面引导机制研究（XW20201）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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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8：505.
[4]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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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11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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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课题组.在历史的长河中引航：建党95周年党报发展历程述评[J].青年记者，2016（19）：28-32.
[11]胡乔木.新闻总署发布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1950年）[EB/OL].https：//new.zlck.com/rmrb/news/UWYB00C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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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朱鸿军.走出结构性困境：媒体融合深层次路径探寻的一种思路[J].新闻记者，2019（3）：39-44.
[23]姚宏.探索符合自身实际发展模式做好“十四五”媒体深融大文章[J].城市党报研究，2021（4）：14-18.
（作者单位：邢祥，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邹妤珂，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陈琳琳，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编校：王志昭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报党刊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和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主阵地，历经百年探索与推进，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笔宝贵财富。本文通过简单梳理百年党报的历史进路，重点分析新时期党报发展面临的新挑战与新问题，从而探究党报未来改革发展的新走向。
一、党报百年发展的历史进路
（一）1921—1949年不断探索阶段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就十分注重新闻宣传工作。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中，就对党的宣传工作作了系列规定，明确表明党内报刊的创办“不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1]。1922年9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第一份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刊，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等先后担任主编，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先后参与编务或撰写重要政论、通信、时评[2]，主要评述时事，宣传党的政治主张。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在广州重新创刊，瞿秋白任主编，该刊以研究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问题为主旨。[3]1923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前锋》在上海创刊，瞿秋白任主编，向警予、张太雷、蔡和森、毛泽东等曾为该刊写稿，该刊侧重于国内外政治经济的系统研究和评论。1923年6月，中共三届一中全会决定创办一份不定期的刊物，以此形成“党内问题讨论及发表正式的决议案、报告等之机关”[4]，11月10日，《中国共产党党报》创刊，具有党内工作简报性质，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内按层级发放的党内机关报。[5]1925年6月4日，为指导“五卅”运动，中国共产党创办了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瞿秋白任主编。1926年9月，《中央通讯》（又称《中央政治通讯》）在武汉创刊，主要任务为“公布中央的政策、决议、重要的政治消息;登载各地重要的报告;登载一般党员对党的决策和其他问题的意见”[6]。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十分重视地方报刊的宣传阵地建设，如《中州评论》（1925.8）、《战士》（1925.12）等地方机关报先后在不同地区创刊。
土地革命时期，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党报的重要创刊地，如《布尔塞维克》（1927）、《红旗》（1928）、《党的建设》（1931）多份报纸在上海创刊，但遗憾的是，办报运动持续时间短暂。党报在国统区内的活动遭到国民党的打击与限制，致使党报创办的重心由城市向农村转移。在1931年11月瑞金革命根据地成立之后，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之前，党报在农村得到了繁荣发展。该时期的代表报纸有《红色中华》（1931），它成为指导苏区人民进行苏维埃政權建设的交流枢纽。与此同时，《湘赣红旗》（1931）、《共产党》（1933）、《苏维埃》（1933）等地方报刊不断创办。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办报经验得到进一步发展。虽然在国统区创办的《新华日报》（1938）受到钳制与阻挠，但它仍发挥着对外传播共产党思想的重要作用。同时，党在敌后根据地的办报规模得到了空前发展，在1927年到1939年期间，党在国统区外的区域创办了700多份的抗日报刊[7]，1941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毛泽东经常为该报撰稿，并修改社论。同年7月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报纸杂志的指示》，指出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报党刊数量、种类不断增加，为战时宣传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存在分工杂糅、质量较差的问题。[8]1942年《解放日报》的成功改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与报刊理论的成熟。
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军事宣传与土地改革宣传，1948年毛泽东发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主要围绕无产阶级党报如何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展开，标志着我党对无产阶级党报性质、作用、任务、文风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认识成熟。[9]
（二）1949—1978年逐渐转型阶段
1949年8月1日，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转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建设以《人民日报》为中心，各大行政区、省、直辖市党报党刊为主体的报刊系统。[10]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明确《人民日报》的定位、分工事宜，明确其读者主要为干部和先进群众，内容为报道国内国际主要时事、思想、政策情况等。[11]《人民日报》迅速发展为新中国第一大报，面向全国，联系群众，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重要报刊。
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56年，党的新闻事业面临着由革命党办报向执政党办报转变的现实需要，这一时期对党报工作进行了积极探索：一是改进报纸工作，加强报纸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能力[12];二是借鉴苏联的报刊经验。1949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关于全国报纸经理会议的报告》，讨论解决报纸的纸张与耗材问题。[13]1950年3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在北京召开全国新闻工作会议，讨论关于改进报纸等工作，胡乔木强调报刊宣传要为生产建设服务，报社具有调查、研究、监察的作用。[14]同年4月1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阐明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大意义、正确的立场态度和应该遵循的重要原则。[15]除此之外，《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关于各报应保守国家机密的指示》《关于报纸实行企业化经营情况的通报》《全国报纸杂志登记暂行办法草案》等文件陆续出台，为党报的转型提供了制度保障。
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在扩大报道范围、提倡自由讨论、创新新闻文风等方面进行改革。自1957年开始，党的新闻事业进入了曲折发展时期。
（三）1978—2021年回归本位阶段
改革开放时期，随着党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工作，党报也发生了系列改变。市场化不断催生党报创新发展的新路径，学界也逐步对新闻定义、商品属性以及信息观念等展开研究，党报开始逐渐由自上而下的宣传媒介向新闻本位转变，这种转变引发了新一轮的办报高潮。同时商业化、企业化的报刊在20世纪末期展开了部分兼并，形成了初步的报业集团，资本涌入报刊市场，新闻事业展现出蓬勃生机。[16]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随着党报的发展不断丰富，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新形势、新问题、新常态，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既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和伟大实践的产物，是我党面向新时代作出的深刻回答。其中关于加强和改进新闻輿论工作的新阐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闻舆论工作中的生动体现和具体要求，为党报的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二、新时期党报发展面临的挑战
从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指导、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到中央政治局以“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为主题进行集体学习;从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4年9月印发《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到2020年9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17]，媒体融合作为国家战略，推动各媒体积极投身融合发展实践，不断创新媒体理念和媒体形态，积极探索转型突破，在提升新闻舆论工作的有效性方面取得了不俗成绩。但是，也不难发现，实际效果与应然状态有所差距。究其原因，主要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传统的观念障碍有待突破
在众多传统媒体单位内部，无论是从高层决策人员构成、骨干成员数量和普通员工规模，还是从组织架构、制度设计、收入占比来看，传统媒体元素都占据主导地位。[18]这些因素虽然能够保持传统媒体的某些优势，但是也存在着思维定势、工作惯性和路径依赖等问题。具体而言，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念问题：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存在“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重传统媒体而轻新兴媒体，或者轻传统媒体而重新兴媒体;不将生产要素和媒介资源进行重组而是简单叠加，造成简单的“相加”而非真正的“相融”等。这些固有理念和做法都妨碍了媒体融合的真正实现。
（二）混合型传播模式有待改进
传统媒体长时期适应的单向传播模式，使其在功能上对宣传、指令、传播的侧重明显，而忽略了服务、互动、效果等方面，传播内容和传播形式存在模式化、单一性、生硬性的特征。传播渠道与平台已成为目前传统媒体转型的一大短板。如传统党报为打通互联网平台所创办的客户端，因缺少社交分发和数据算法的支撑，出现日活跃用户少、用户参与消极等问题。虽然党报在积极推动自身生产方式转型，不断向以“参与、对话、社区化”的社交媒体进军，但传播形态和平台分发的变革并不意味着好的传播效果，网络化语态仅是年轻化信息内容的“外衣”，有些传统党媒在深层上的价值观与网络用户存在隔阂，社交化的传播模式也存在“旧瓶装新酒”的问题，难以构建与用户的共通意义空间，与抢占互联网先机的商业媒体相比缺乏竞争力。
（三）受众的触媒黏性有待增强
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普及与迅速发展，受众的触媒习惯和信息接受模式也发生了变化。脱离“阐释时代”、进入“图像时代”的年青一代，尤其是信息获取具有圈层化特征的Z时代（特指出生在1995—2010年之间的一代）热衷于娱乐化、个性化、多样化的信息内容。党报作为党重要的思想舆论阵地，因其定位严肃，使得对青年受众具有一定的弱连接性。从党报的读者结构来看，政府机关干部、事业单位干部人群比重占比超过了80%，中老年群体是党报的主要读者群体。[19]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不断提高，中老年用户群体也逐渐向移动互联网迁移，对当今和未来党报发展格局变化带来巨大挑战。传统党媒虽大多开办“两微一端”、进驻短视频社交平台，但存在着用户难以从内容中找到需求、难以有效进行互动反馈的现象，用户价值稀缺更容易导致用户流失。如何吸引年轻用户、留住中老年用户、挖掘用户价值，实现与有效用户连接、增强受众触媒黏性是新时代党媒融合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话语权把控力有待提升
新媒体时代形成的“大舆论场”具有自发突发、公开多元、冲突难控、匿名无界等特征。[20]在复杂的舆论生态格局下，党报更应发挥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及时、科学、客观地引导舆论，以主流声音传递主流价值、凝聚共识。但是，当下议程设置方式已逐渐由政府—媒体—公众的单向模式转变为多元的双向模式，党报舆论话语权分散，舆论引导力不足。[21]一方面，新媒体给党报带来冲击，打破了原有的信源优势，注意力经济红利分流党报受众，流量、广告、人才的差距拉大，甚至抢先党报设置议题，各方话语权博弈导致社会舆情泛滥无序。另一方面，网络用户思想多元催生了民间舆论场的圈层化，多个圈层中舆论领袖的兴起，使得党报的舆论话语权受到多方分散，成为在深入新媒体市场、进行深度融合之路上的阻碍，严重削弱了党报话语权。
（五）经营管理制度有待改革
与新兴媒体相比，传统党报内外部经营管理制度成为桎梏党报媒体融合的结构性因素。从外部管理制度来看，审批制、行业管理制、主管主办制、属地管理制四大外围制度造成了传媒市场的割裂[22]，与新兴媒体所要求的灵活性、开放性、自主性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从内部管理制度来看，21世纪初我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浪潮，开始传媒行业的市场化转企改制，释放传媒生产潜能。然而，我国党报集团市场化道路走得并不彻底，有大量经营性传媒至今仍是“事业身份，企业化管理”，已经转企的传媒单位存在改制不到位、不彻底的情况。在进军市场格局已基本形成的新兴媒体市场过程中，党报的内外部经营管理制度是进行深度融合、占领互联网新闻阵地的结构性障碍。
三、党报未来发展的守正与创新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实施全媒体传播工程，做强新型主流媒体，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作出重要部署，这也为党报未来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在顶层设计和政策的推动下，党报未来应当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前提下守正创新，探索聚合传播新生态，实现从“叠加”到“融合”、从“破题”到“破局”的边界重构与深度融合，不断提升党报主流价值的影响力。 互联网时代，信息呈爆炸式增长，但是优质的新闻内容仍然稀缺，与商业化、市场化、投资性的网络媒体相比，“内容”是党报最核心的竞争优势，有方向、有维度地深耕内容建设是党报未来发展的关键。因此，应切实增强全媒体内容生产能力，在满足受众对信息碎片化、娱乐化和情感化需要的同时，不断拓展党媒出品新闻内容影响力的版图。
无技术，不融合。对“万物皆媒”的传媒生态来说，新闻生产、信息分发、用户接收等都与技术息息相关。媒体智能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人工智能、5G、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使信息场域发生变化。党报应在清晰认知技术本质、合理应用技术优势的基础上，用好信息技术革命成果，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充分利用新兴技术调整规制范式，探寻共识再造方式，打造差异化新型媒体集群，强化技术赋能，着力打造“智慧媒体”，加快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的步伐，提升先进技术与全新舆论格局的匹配度。建立“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的运营模式，强化产品思维，在内容生产过程中冲破传统单向式的作业模式藩篱，积极与互联网和市场连接，在扩大自身专业优势的基础上扩充盈利模式，积极拓展“媒体+教育、+金融、+体育、+大旅游、+大健康、+大文创”等垂直领域项目，拓展新兴产业，使之成为集团整体收入增长的“第三极”，壮大整体经济实力。[23]
同时还要以全媒体人才为依托，打造高素质新闻舆论队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才是媒体竞争的关键和发展优势。高素质人才是媒体的核心竞争力，坚持“一专多能”的全媒体人才建设方向，既要用好人才“存量”，又要激活人才“增量”，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新闻舆论队伍是党报进行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环节。另外，开展多层次人才培养，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机构合作实现人才培养的优势互补。
[本文为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20年度项目“新型网络社群中青年群体的舆论正面引导机制研究（XW2020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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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邢祥，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邹妤珂，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陈琳琳，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编校：王志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