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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先秦保护生态的事迹很多，“里革断罟”、景公探雀鷇等就是其中典型的事例。它所蕴涵的生态保护，以及重视宣传、重视建立法制保护自然生态等观念，在生态保护方面为后世子孙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 先秦 生态保护制度 启示
生态环境是人类文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对于生活在天地间的人类来说至关重要，它关系到人类文明的发展大计。人们应该研究由天地组成的生态环境，从研究天、研究地当中获得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借鉴。
尤其是在人类社会进入二十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环境危机的日益加剧，一向对自然无限制地索取的人们，转而开始对自己的自然生态观进行深刻的反思。在反思中，专家学者们认真考察了各国历史，期冀在人类历史文明的时空中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其中一些人士将思考的目光投向了我国文明之源的先秦时期。先秦时期的学者们的生态伦理思想所具有的开创性与典型性，以及重视宣传、重视建立法制保护自然生态等观念，在生态保护方面为后世子孙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一、重视生态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
一种思想，要实现它的内在价值，将它的作用发扬光大，离开了教育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生态保护的思想也是如此。所以，先秦时人重视宣传教育。先秦经典典籍，如《论语》、《孟子》、《周礼》、《礼记》、《管子》等都曾作为古代的教材，对当世和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历代都有保护生态的事例，“里革断罟”就是其中典型的实例。
《国语·鲁语上》记载：
宣公夏滥于泗渊，里革（鲁太史冠）断其罟而弃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蛰发，水虞于是乎讲罛罶，取名鱼，登川禽，而尝之寝庙，行诸国，助宣气也。鸟兽孕，水虫成，兽虞于是乎禁罝罗，矠鱼鳖，以为夏犒，助生阜也。鸟兽成，水虫孕，水虞于是乎禁罝，设阱鄂，以实庙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泽不伐夭，鱼禁鲲鲕，兽长麑夭？鸟翼鷇卵，虫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训也。今鱼方别孕，不教鱼长，又行罣罟，贪无艺也。”公闻之曰：“吾过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无忘谂。”师存侍，曰：“藏罟不如置里革于侧之不忘也。”
这则“里革断罟匡君”叙述的是，某年夏天，鲁宣公到泗水河边撒网捕鱼，大夫里革出来干涉，说鲁宣公的做法违反了祖训古制。根据祖先规定的制度，“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１］，即在每年的夏天鱼类生长繁殖的时节，人们不能到河里捕捞。由于宣公在不适当的时间打鱼，太史里革对他进行批评，并毁坏他用的渔网，然后把它扔掉。里革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按照传统习惯，捕鱼、狩猎是要遵循一定原则的。在春夏之季“鸟兽孕，水虫成”必须禁止渔猎，以利鱼鳖鸟兽的繁殖生长。宣公夏滥于泗渊，正值“鱼方别孕”，在禁渔期打鱼，违犯了古制。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里革劝说宣公合理利用生物资源，要遵照“古训”教导，而不应该在鱼类生长繁殖的季节用网大肆地捕捞。从这个具体的例子当中，明显可以看出，在我国古代，合理地利用生物资源确实是很早就被人们注意到的一项工作，而且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生物保护思想深入人心。否则里革先生就不敢发出如此大胆的言行而不担心后果。值得庆幸的是，鲁宣公不但接受了批评，而且引以为戒，遂成一段美谈。
这个故事中所蕴涵的生态保护意识，在生物保护方面为后世子孙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值得人们深思。
二、重视舆论监督的作用
先秦人不但重视宣传，而且重视监督，重视制度的执行。从晏子见景公“探雀鷇”的故事中就可窥一斑。
晏子长于言辞和说理，善用戏谑的方式解决问题，《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五》：
景公探雀鷇，鷇弱，反之。晏子闻之，不待时而见景公。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何为者也？”公曰：“吾探雀鷇，鷇弱，故反之。”晏子选巡、北面再拜而贺曰：“吾君有圣王之道矣！”公曰：“寡人探雀鷇，鷇弱，故反之，其当圣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对曰：“君探雀鷇，鷇弱，反之，是长幼也。吾君仁爱，曾禽兽之加焉，而况于人乎！此圣王之道也。”
“晏子闻之，不待时而见景公”，晏子听说这件事后，迫不及待要见景公，体现了时人对这件事的严重关注。景公因为“探雀鷇”，见到晏子竟“汗出惕然”，也体现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宣传教育使保护生态的观念深入人心，所以景公深感惭愧。其次是监督观念根深蒂固。只要是做了错事，就会有人站出来批评。而犯错误的人也意识到自己会遭到指责，因而不待别人开口已经“汗出惕然”。这样的事例出现在等级森严的时代，我们不得不说中华民族有着良好的宣传教育传统，值得后人发扬光大。
先秦时人的监督不仅表现在当面指责过失，而且会记载入史册，重视从舆论方面监督生态保护的执行。他们打破了以往传统上的为尊者讳的惯例，将违反制度的国王写进史书。如《左传·隐公五年》记载：“五年春，（隐）公将如棠矢（观）鱼者。”此事在当时认为是不合礼法的，而且去的地方太远，后来还被记录于《春秋》中告诫后人：“公矢鱼于棠，非礼也，且言远地也。”隐公去观看捕鱼，是个委婉的说法，实际上就是要利用捕鱼业来扩大自己的财政收入，把捕鱼业也归于自己权力的直接控制之下。《国语·周语上》讲：“昔尧临民以五。”即尧五年一巡守，说的大概是每五年都去各部落要一次贡赋，反映的是国家结构尚未形成时的原始状态。上古统治者巡守，名义上是看望百姓黎民，其实都是有求而往。鲁隐公计划远游，这次跑这么远，也类似于巡守以捕捞更多的鱼，而绝非仅有看捕鱼的爱好。《左传》记载了鲁隐公违反生态保护的事情，既从舆论上监督了当时君王不要再犯此类的错误，宣传了生态环保的意识，又给后人以警示。
三、重视提倡和奖励植树造林
教育的另一方面要注意鼓励奖赏保护生态的行为，提倡和奖励植树造林。西周时代，统治者就专门设立了管理林业的官员。人们从那时起就对生态环境开始有了明确的认识，提倡植树造林，鼓励人们用行动来保护生态环境。当时，中央政府设有天官大冢宰和地官大司徒，森林管理的政策和法令是他们的职责之一；下有“林衡”、“山虞”等官吏，分别负责森林的日常巡视和管理。同时，还制定了森林保护的政策和法令，其主要内容有：
其一，“令万民时斩材，有期日”［2］。郑玄注：“时斩材，斩材之时也。有期日，出入有日数；为久尽物。”［3］砍伐树木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防止过度砍伐。
其二，“窃木者有刑罚”［4］，偷伐林木者要给以刑罚处理来警示后人。
其三，“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阴木”。又云“邦工入山林而抡材，不禁”是也。其非是所禁之处，春、秋亦得取之，故云：“春、秋之斩木不入禁。”［5］在规定的不同砍伐季节里，只准砍伐某些特定的林木。
另外，大力提倡植树造林。当时有国营行道树，就是在国家经营的道路两旁，要植树；封疆社林，就是在各诸侯封国的边境四周植树造林护国；城郭沟池林，在城池的护城河旁种树护城；坟墓纪念树，严格按等级在坟墓旁种植不同种类的树种来保护土壤；另外还像《诗经》中所说那样：“园有桃”、“园有棘”［6］，广植经济林木。《管子》中载有管仲向齐桓公提出的建议：“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7］这是说，国家要对植树造林的优秀者给予优厚的奖金奖励。另外，管仲将国家的地势特点、土壤性质做出仔细的分析，提出了科学植树的要求，他要求利用房前屋后种桑麻，城墙周围种荆棘，以固城防。防洪大堤上错落种植灌木、杨树和柏树，防止泥土流失，保护堤坝的安全。限制入山林砍伐的时间，重视植被防火问题，奖励植树造林有功者。
四、重视从法规、法律方面来保护生态环境
早在殷商之时，就有了禁止在街道上倾倒垃圾，防止破坏生态环境的规定，并视破坏行为为犯罪，与《汉谟拉比法典》有着相似的内容。《韩非子》说：“殷之法，弃灰于道者断手。”［8］西周《伐崇令》是我国较早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法令，而且极为严厉，它规定：“毋坏屋，毋填井，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对保护野生动物而进行处罚的最严厉的立法。《管子》也提道：“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后物，虽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9］管子在解释“七法”之一的“则”的含义时，认为“则”是指万物均有而不变的东西，即规律。他提出要“根究”民众、鸟兽、草木生长繁殖的规律，否则就谈不上立法定制。这是严谨的科学态度，也只有用这种科学的态度立法，才可能是有成效的。上文中“修火宪”就是制定防火法令，这是保护生态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管子》中保护森林的言论很多（如七法、主政篇）。管子还制定了严厉的刑法如：“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１0］可见，管子保护山林川泽的法令是非常严厉的，保护环境必须以法律的手段来实施才可能得到有效的执行。
先秦时期，保护自然生态的最大成绩是秦国人取得的。1975年12月，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简《秦律·田律》体现了秦国人在保护生态方面对法律的重视。《秦律·田律》：“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壅堤水。不复月，毋敢业草为灰，取生荔，麛（卵）鷇，毋……毒鱼鳌，置肼罔（网），到七月而纵之。唯不幸死而伐绾（棺）享（椁）者，是不用时。”大意是说，春天二月，禁止烧草作肥料，不准采伐刚萌芽的植物或猎取幼兽。不准毒鱼和设置陷阱和网捕捉鸟兽，直至七月份才解除禁令。只有突然死亡的人需用棺木可以不受上述时限的约定。“邑之紤皂及它禁苑者，麛时毋敢将犬以之田。百姓犬入禁苑中而不追兽及捕兽者，勿敢杀；其追兽及捕兽者，杀之。河（何）禁所杀犬，皆完入公。其他禁苑杀者，食其肉而入皮。”［１1］总的来说，春二月到七月这段时间是生态保护的重要时期，因为它不单是动植物的生长、繁荣期，也是自然生态资源的最蓬勃发展的增长期，当然要以条例规则来特别强调生态资源在该时间段的保护期。另外，这些条例还注意到了用不同的方式解决不同情况的问题，是它又一大闪光点：“百姓犬入禁苑中而不追兽及捕兽者，勿敢杀。”犬没有对其他动物构成威胁，所以不该被杀。“其追兽及捕兽者，杀之。”犬如果对其他动物构成了威胁，可将其杀死。秦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改法为律，奠定了中国封建法律体系的基础，对后世影响深远。更可贵的是，秦国人把生态保护列入法律规范当中，确立了它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从现实的情况看，为了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不仅要提倡尊重生态规律，进行生态道德建设，而且要进行生态立法，通过生态规律、生态道德的培养，使人们自觉地爱护自然、保护自然；通过生态立法，严格规范人们的行为，严厉惩罚偷猎和捕杀稀有、濒临绝灭的动植物物种者；通过道德的、法律的双重手段来保护生物种群和物种的繁衍，保护地球的整个生态系统，保护人类自身的生存，为人类建造一个美好的家园。
先秦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给予了我们许多建设现代社会的有益启示。然而，同时我们也应明白一个事实，先秦的生态伦理思想毕竟有它的时代局限性，它是当时农业文明的产物，不可避免受到历史的限制，并未达到科学的水平，还不能称得上是最完善的生态智慧。对待先秦诸家的生态伦理思想有其自身的历史局限性，我们应对其有科学合理的认识，继承发扬“天人合一”中的生态思想精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剔除其在论证中所包含的某些宗教迷信思想和神秘主义，把“天”还原为真正的自然。在今天科学的背景下，对待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只要我们结合现代科学文明，对其加以新的诠释，与中西方的分析理性地进行互补和融合，进行创造性的转换，以使这种朴素的生态伦理思想升华为完善完美的生态智慧，给人类拯救环境危机提供科学而合理的思想资源，那么，它对维护生态平衡，保证二十一世纪人类的美好生活，将会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将给人类的发展带来更加美好的希望。
参考文献：
［1］逸周书·大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63.
［2］周礼·山虞［M］.北京：中华书局，1992：145.
［3］［汉］郑玄.周礼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38.
［4］周礼·地官［M］.北京：中华书局，1992：201.
［5］周礼·山虞［M］.北京：中华书局，1992：103.
［6］诗经·魏风·园有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05.
［7］管子·山权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09.
［8］韩非子·内储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73.
［9］管子·七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10.
［10］管子·地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0.
［11］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田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72.
关键词： 先秦 生态保护制度 启示
生态环境是人类文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对于生活在天地间的人类来说至关重要，它关系到人类文明的发展大计。人们应该研究由天地组成的生态环境，从研究天、研究地当中获得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借鉴。
尤其是在人类社会进入二十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环境危机的日益加剧，一向对自然无限制地索取的人们，转而开始对自己的自然生态观进行深刻的反思。在反思中，专家学者们认真考察了各国历史，期冀在人类历史文明的时空中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其中一些人士将思考的目光投向了我国文明之源的先秦时期。先秦时期的学者们的生态伦理思想所具有的开创性与典型性，以及重视宣传、重视建立法制保护自然生态等观念，在生态保护方面为后世子孙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一、重视生态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
一种思想，要实现它的内在价值，将它的作用发扬光大，离开了教育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生态保护的思想也是如此。所以，先秦时人重视宣传教育。先秦经典典籍，如《论语》、《孟子》、《周礼》、《礼记》、《管子》等都曾作为古代的教材，对当世和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历代都有保护生态的事例，“里革断罟”就是其中典型的实例。
《国语·鲁语上》记载：
宣公夏滥于泗渊，里革（鲁太史冠）断其罟而弃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蛰发，水虞于是乎讲罛罶，取名鱼，登川禽，而尝之寝庙，行诸国，助宣气也。鸟兽孕，水虫成，兽虞于是乎禁罝罗，矠鱼鳖，以为夏犒，助生阜也。鸟兽成，水虫孕，水虞于是乎禁罝，设阱鄂，以实庙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泽不伐夭，鱼禁鲲鲕，兽长麑夭？鸟翼鷇卵，虫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训也。今鱼方别孕，不教鱼长，又行罣罟，贪无艺也。”公闻之曰：“吾过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无忘谂。”师存侍，曰：“藏罟不如置里革于侧之不忘也。”
这则“里革断罟匡君”叙述的是，某年夏天，鲁宣公到泗水河边撒网捕鱼，大夫里革出来干涉，说鲁宣公的做法违反了祖训古制。根据祖先规定的制度，“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１］，即在每年的夏天鱼类生长繁殖的时节，人们不能到河里捕捞。由于宣公在不适当的时间打鱼，太史里革对他进行批评，并毁坏他用的渔网，然后把它扔掉。里革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按照传统习惯，捕鱼、狩猎是要遵循一定原则的。在春夏之季“鸟兽孕，水虫成”必须禁止渔猎，以利鱼鳖鸟兽的繁殖生长。宣公夏滥于泗渊，正值“鱼方别孕”，在禁渔期打鱼，违犯了古制。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里革劝说宣公合理利用生物资源，要遵照“古训”教导，而不应该在鱼类生长繁殖的季节用网大肆地捕捞。从这个具体的例子当中，明显可以看出，在我国古代，合理地利用生物资源确实是很早就被人们注意到的一项工作，而且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生物保护思想深入人心。否则里革先生就不敢发出如此大胆的言行而不担心后果。值得庆幸的是，鲁宣公不但接受了批评，而且引以为戒，遂成一段美谈。
这个故事中所蕴涵的生态保护意识，在生物保护方面为后世子孙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值得人们深思。
二、重视舆论监督的作用
先秦人不但重视宣传，而且重视监督，重视制度的执行。从晏子见景公“探雀鷇”的故事中就可窥一斑。
晏子长于言辞和说理，善用戏谑的方式解决问题，《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五》：
景公探雀鷇，鷇弱，反之。晏子闻之，不待时而见景公。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何为者也？”公曰：“吾探雀鷇，鷇弱，故反之。”晏子选巡、北面再拜而贺曰：“吾君有圣王之道矣！”公曰：“寡人探雀鷇，鷇弱，故反之，其当圣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对曰：“君探雀鷇，鷇弱，反之，是长幼也。吾君仁爱，曾禽兽之加焉，而况于人乎！此圣王之道也。”
“晏子闻之，不待时而见景公”，晏子听说这件事后，迫不及待要见景公，体现了时人对这件事的严重关注。景公因为“探雀鷇”，见到晏子竟“汗出惕然”，也体现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宣传教育使保护生态的观念深入人心，所以景公深感惭愧。其次是监督观念根深蒂固。只要是做了错事，就会有人站出来批评。而犯错误的人也意识到自己会遭到指责，因而不待别人开口已经“汗出惕然”。这样的事例出现在等级森严的时代，我们不得不说中华民族有着良好的宣传教育传统，值得后人发扬光大。
先秦时人的监督不仅表现在当面指责过失，而且会记载入史册，重视从舆论方面监督生态保护的执行。他们打破了以往传统上的为尊者讳的惯例，将违反制度的国王写进史书。如《左传·隐公五年》记载：“五年春，（隐）公将如棠矢（观）鱼者。”此事在当时认为是不合礼法的，而且去的地方太远，后来还被记录于《春秋》中告诫后人：“公矢鱼于棠，非礼也，且言远地也。”隐公去观看捕鱼，是个委婉的说法，实际上就是要利用捕鱼业来扩大自己的财政收入，把捕鱼业也归于自己权力的直接控制之下。《国语·周语上》讲：“昔尧临民以五。”即尧五年一巡守，说的大概是每五年都去各部落要一次贡赋，反映的是国家结构尚未形成时的原始状态。上古统治者巡守，名义上是看望百姓黎民，其实都是有求而往。鲁隐公计划远游，这次跑这么远，也类似于巡守以捕捞更多的鱼，而绝非仅有看捕鱼的爱好。《左传》记载了鲁隐公违反生态保护的事情，既从舆论上监督了当时君王不要再犯此类的错误，宣传了生态环保的意识，又给后人以警示。
三、重视提倡和奖励植树造林
教育的另一方面要注意鼓励奖赏保护生态的行为，提倡和奖励植树造林。西周时代，统治者就专门设立了管理林业的官员。人们从那时起就对生态环境开始有了明确的认识，提倡植树造林，鼓励人们用行动来保护生态环境。当时，中央政府设有天官大冢宰和地官大司徒，森林管理的政策和法令是他们的职责之一；下有“林衡”、“山虞”等官吏，分别负责森林的日常巡视和管理。同时，还制定了森林保护的政策和法令，其主要内容有：
其一，“令万民时斩材，有期日”［2］。郑玄注：“时斩材，斩材之时也。有期日，出入有日数；为久尽物。”［3］砍伐树木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防止过度砍伐。
其二，“窃木者有刑罚”［4］，偷伐林木者要给以刑罚处理来警示后人。
其三，“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阴木”。又云“邦工入山林而抡材，不禁”是也。其非是所禁之处，春、秋亦得取之，故云：“春、秋之斩木不入禁。”［5］在规定的不同砍伐季节里，只准砍伐某些特定的林木。
另外，大力提倡植树造林。当时有国营行道树，就是在国家经营的道路两旁，要植树；封疆社林，就是在各诸侯封国的边境四周植树造林护国；城郭沟池林，在城池的护城河旁种树护城；坟墓纪念树，严格按等级在坟墓旁种植不同种类的树种来保护土壤；另外还像《诗经》中所说那样：“园有桃”、“园有棘”［6］，广植经济林木。《管子》中载有管仲向齐桓公提出的建议：“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7］这是说，国家要对植树造林的优秀者给予优厚的奖金奖励。另外，管仲将国家的地势特点、土壤性质做出仔细的分析，提出了科学植树的要求，他要求利用房前屋后种桑麻，城墙周围种荆棘，以固城防。防洪大堤上错落种植灌木、杨树和柏树，防止泥土流失，保护堤坝的安全。限制入山林砍伐的时间，重视植被防火问题，奖励植树造林有功者。
四、重视从法规、法律方面来保护生态环境
早在殷商之时，就有了禁止在街道上倾倒垃圾，防止破坏生态环境的规定，并视破坏行为为犯罪，与《汉谟拉比法典》有着相似的内容。《韩非子》说：“殷之法，弃灰于道者断手。”［8］西周《伐崇令》是我国较早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法令，而且极为严厉，它规定：“毋坏屋，毋填井，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对保护野生动物而进行处罚的最严厉的立法。《管子》也提道：“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后物，虽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9］管子在解释“七法”之一的“则”的含义时，认为“则”是指万物均有而不变的东西，即规律。他提出要“根究”民众、鸟兽、草木生长繁殖的规律，否则就谈不上立法定制。这是严谨的科学态度，也只有用这种科学的态度立法，才可能是有成效的。上文中“修火宪”就是制定防火法令，这是保护生态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管子》中保护森林的言论很多（如七法、主政篇）。管子还制定了严厉的刑法如：“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１0］可见，管子保护山林川泽的法令是非常严厉的，保护环境必须以法律的手段来实施才可能得到有效的执行。
先秦时期，保护自然生态的最大成绩是秦国人取得的。1975年12月，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简《秦律·田律》体现了秦国人在保护生态方面对法律的重视。《秦律·田律》：“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壅堤水。不复月，毋敢业草为灰，取生荔，麛（卵）鷇，毋……毒鱼鳌，置肼罔（网），到七月而纵之。唯不幸死而伐绾（棺）享（椁）者，是不用时。”大意是说，春天二月，禁止烧草作肥料，不准采伐刚萌芽的植物或猎取幼兽。不准毒鱼和设置陷阱和网捕捉鸟兽，直至七月份才解除禁令。只有突然死亡的人需用棺木可以不受上述时限的约定。“邑之紤皂及它禁苑者，麛时毋敢将犬以之田。百姓犬入禁苑中而不追兽及捕兽者，勿敢杀；其追兽及捕兽者，杀之。河（何）禁所杀犬，皆完入公。其他禁苑杀者，食其肉而入皮。”［１1］总的来说，春二月到七月这段时间是生态保护的重要时期，因为它不单是动植物的生长、繁荣期，也是自然生态资源的最蓬勃发展的增长期，当然要以条例规则来特别强调生态资源在该时间段的保护期。另外，这些条例还注意到了用不同的方式解决不同情况的问题，是它又一大闪光点：“百姓犬入禁苑中而不追兽及捕兽者，勿敢杀。”犬没有对其他动物构成威胁，所以不该被杀。“其追兽及捕兽者，杀之。”犬如果对其他动物构成了威胁，可将其杀死。秦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改法为律，奠定了中国封建法律体系的基础，对后世影响深远。更可贵的是，秦国人把生态保护列入法律规范当中，确立了它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从现实的情况看，为了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不仅要提倡尊重生态规律，进行生态道德建设，而且要进行生态立法，通过生态规律、生态道德的培养，使人们自觉地爱护自然、保护自然；通过生态立法，严格规范人们的行为，严厉惩罚偷猎和捕杀稀有、濒临绝灭的动植物物种者；通过道德的、法律的双重手段来保护生物种群和物种的繁衍，保护地球的整个生态系统，保护人类自身的生存，为人类建造一个美好的家园。
先秦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给予了我们许多建设现代社会的有益启示。然而，同时我们也应明白一个事实，先秦的生态伦理思想毕竟有它的时代局限性，它是当时农业文明的产物，不可避免受到历史的限制，并未达到科学的水平，还不能称得上是最完善的生态智慧。对待先秦诸家的生态伦理思想有其自身的历史局限性，我们应对其有科学合理的认识，继承发扬“天人合一”中的生态思想精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剔除其在论证中所包含的某些宗教迷信思想和神秘主义，把“天”还原为真正的自然。在今天科学的背景下，对待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只要我们结合现代科学文明，对其加以新的诠释，与中西方的分析理性地进行互补和融合，进行创造性的转换，以使这种朴素的生态伦理思想升华为完善完美的生态智慧，给人类拯救环境危机提供科学而合理的思想资源，那么，它对维护生态平衡，保证二十一世纪人类的美好生活，将会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将给人类的发展带来更加美好的希望。
参考文献：
［1］逸周书·大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63.
［2］周礼·山虞［M］.北京：中华书局，1992：145.
［3］［汉］郑玄.周礼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38.
［4］周礼·地官［M］.北京：中华书局，1992：201.
［5］周礼·山虞［M］.北京：中华书局，1992：103.
［6］诗经·魏风·园有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05.
［7］管子·山权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09.
［8］韩非子·内储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73.
［9］管子·七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10.
［10］管子·地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0.
［11］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田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