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西方文化重“实”，那么，东方文化则往往偏重于“名”，所谓“名正则言顺”是也。对新时期商业文化的提倡和培育，一些国人便打出“儒商”的名号，且得到社会上不少人的认同，至于“儒商”的“儒”，究竟与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和文化形态的传统儒学有无冲突，本质有何区别等，却乏人探究了。
　　古人创造汉字真是煞费苦心。“儒”的汉字结构，由“人”与“需”两部分组成，谓“人之需”也。不过，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儒学实乃是应和着封建社会政治和经济之需而存在，而“独尊”和发展的。比如历代封建统治者都严格奉行“重本（农）抑末（商）”的基本国策，儒家所主张的非功利主义的利义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耻言利”等，自是这一“既定方针”的思想保证。儒学的创始人孔子，在继承传统阴阳相济的中和思想基础上，提出了“中庸”这一哲学概念。中庸之道其内涵的“守常”、“不易”思想，实际上正迎合了维护封建“君、父、臣、子”纲常礼教的需要，在思维模式上陷入了封闭保守，妄自尊大，在行为准则上造成了拘泥常规，胆小谨慎，其文化人格缺乏积极进取、个性张扬的创新精神。至于儒家宣扬的“半部《论语》治天下”，即通过伦理的个体“正心”、“修身”，达到“齐家、治国”的政治理念，则不啻为封建社会“家天下”或曰人治提供了理论基础。凡此种种，试问：昔之“儒”与今之“商”，又怎能匹配和谐，相融相济呢？
　　诚然，儒学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亦有其兼收并蓄自我发展乃至阳刚的一面；但做为今天的商业文化，即便非得冠以“儒”的名号，亦须彻底否定传统儒学的那套利义观。倘若为商者冲不破传统儒学的思想罗网，焉能挟锋逞锐于当今风云商场？
　　其实，回头看看我国古代商业文化，虽不无传统儒学的影响，但亦往往以“商”为重，且鲜明显示着不同的地域特色和商业文化个性。比如“守信不欺”固然是山西商帮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但在其商业活动中，投资土地，创办票号，并善于利用官僚权力互相交易牟取暴利，却也令人不能不对晋商刮目相看——至于后来的那位孔祥熙，借助于蒋介石的强大势力，干脆集官僚与资本于一身，不啻“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广东商业文化则素有“致仕经商”的传统，即做官退休之后投入商界，再求发展，难怪时下的广东人乃信奉“商本位”，而不像内地不少地方的人仍孜孜求其“官本位”了。陕西商帮的一大特色，是具有勇敢冒险精神，能吃苦耐劳，其贸易足迹，经常远离家门，深入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川蜀等边远蛮荒地区，甚至以长途贩马为生计。今日陕西商人，在外地成大气候者不乏其人，在本地却似乎难有发展，往往将“地盘”拱手让于南方商贾，个中文化氛围或投资环境，颇值得人咀嚼和反思。
　　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应尽快扭转社会上一些人通过腐败、偷税漏税、走私贩黄（毒）、商业欺诈、伪劣假冒、肆意侵犯劳动者权益之类非法手段，或欺行霸市、权色攻关等不规范行为牟取暴利的现象，建立健全公平、公正、健康有序的市场竞争机制和其运行体系。因此，提高经营素质，建立一支真正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企业家队伍，是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这样，呼唤新时期的商业文化，也就十分重要了。我国今天的商业文化，应当在善于吸纳传统文化精神的基础上，更加关注现实的需要和时代的发展。比如爱国情怀、忧患意识、民本思想、唯贤是举、诚信义勇、义利兼顾、保持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乃至糅入孙、吴用兵之道等，皆可吸而纳之，以便丰盈摇曳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商业文化——至于名号，就称之为儒商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