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一天，就看到了一条骇人听闻的新闻：2018年12月31日晚18时许，湖南衡南县三塘镇发生一起凶杀案，两人死亡。杀人嫌犯正是死者的儿子、13岁男孩小罗。因为家庭琐事，此人将父母先后锤杀，然后逃跑。警方随后悬赏3万元征集抓捕线索，1月2日，逃逸的小凶手被抓获。
　　尽管凶徒已落网，但律师说，杀人者可能不会受到刑事处罚。
　　这是短短一个月内湖南发生的第二起未成年人弑母事件！
　　2018年12月初，湖南益阳也发生一起骇人听闻的血案：一名只有12岁的少年持刀杀死自己的母亲。由于未满14周岁，这名弑母的少年已经获释，准备回学校上学。尽管让弑母者回归校园之举引发了其他学生家长的恐慌，但警方的做法无可指摘，完全合乎法律，因为按现行《刑法》相关规定，14周岁以下为无责任能力年龄阶段，换言之，不满14周岁的人不管实施何种犯罪行为，都不负刑事责任。
　　然而，恶少年残忍弑母却免受半点刑罚的事实，让许多人不管在情感上还是理智上都难以接受。因此，很多评论益阳弑母案的网友都认为，应该尽快修订《刑法》，将刑事责任年龄提前。现在，衡南少年锤杀父母一案再次刺痛了人们的神经。

调低刑责年龄的理由

　　我当然也希望14周岁的刑责年龄线降下来，调至12周岁乃至10周岁。原因有三：
　　第一，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建议的最低刑責年龄标准相比，中国现行《刑法》中的刑责年龄是偏大的。按《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建议，12周岁是最低刑责年龄的标准。实际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刑责年龄甚至比12周岁还要低，比如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刑责年龄为8岁;英国将10周岁以下列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在新加坡，7周岁以下才可以完全不负刑事责任;中国香港也是将未满7周岁确定为完全不负刑责年龄。而按中国大陆现行《刑法》，14周岁以下就可以完全不负刑责。
　　第二，在现实生活中，未成年人犯罪已出现明显的低龄化趋势，北京一中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曾发布过一份《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白皮书（2009.6-2017.6）》，指出：“根据8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况看，犯罪年龄低龄化是当前青少年犯罪比较突出的特点”。面对低龄化的犯罪趋势，还坚持将14周岁以下列为完全不负刑责年龄，是不是已不合时宜？
　　第三，现代社会营养充足，少年儿童的生理与心理都要比从前早熟得多，比如衡南那个锤杀父母的少年人，个子高出他母亲一个头了，据说平日就经常殴打智力障碍的母亲，以致他父亲打工从不敢走远。那么，我们还可以天真地认为一名十二三岁的少年“什么都不懂”、“年幼无知”吗？

调低刑责年龄的可能性不大

　　不过，同时我又认为，至少在近期之内，修订《刑法》、修改刑责年龄的可能性并不大。2018年的《南方周末》年终特刊请人“预测”2019年可能会发生的十件事，其中一件是：会不会立法修改刑事责任年龄？我的回答就是：不会。
　　我判断的理由也有三：
　　第一，在法学界，“修改刑责年龄”并未形成多数共识，尽管有一部分法律工作者确实提出应降低刑责年龄，“从14周岁降低至12周岁”;但持反对意见者也很多，比如北京师范大学的宋英辉教授，就坚持反对降低刑责年龄，因为他认为，“光靠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不仅不能有效控制犯罪，而且可能制造出更多严重犯罪行为”。
　　第二，到目前为止，我们仍未看到立法机关有修改刑责年龄方面的立法计划，甚至连“探风球”都未放出一个。虽然2016年“两会”期间，曾有一部分政协委员在讨论校园暴力伤害事件时，提议降低刑责年龄，但同年5月28日，最高检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史卫忠说，“单纯靠刑罚惩罚的办法并不能有效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这一表态，暗示司法部门不会仓促修改刑责年龄。
　　第三，降低刑责年龄的立法，可能会引发更大的纷争。2016年，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盟友曾推动通过一项法案，将刑责年龄从15岁降至9岁。法案的支持者认为，成年人刻意利用15岁以下少年来从事贩运毒品等犯罪行为，修法有利于堵住司法体系的漏洞。但菲律宾的新法案让人权团体深感不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对此表示关切。对于立法者来说，他们需要顾虑修法可能带来的舆论压力与道义压力。因此，我预计中国不大可能会在2019年修订《刑法》，降低刑责年龄。
　　然而，2018年底湖南连续发生的两起少年弑母恶性案件，已经足够让人们思考一个问题：14周岁的刑责年龄划定，真的合适吗？
　　希望我的预测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