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国家的公民，不分职业、教育程度、年龄与种族，他们的行为本来均应受到法律的统一保护，亦应受到法律的统一限制，但中国的现实，常常是他们都受制于“关系”—大家都要“搞关系”。
　　在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搞关系”势在必需。但随全球化和城市化而来的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人们本应不靠“关系”而靠“规则”来打交道。然而让人始料未及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搞关系”之风愈演愈烈，跟之前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搞关系”可以看作是一种重要活动或“产业”，并且它的“投入产出比”有时是惊人的。
　　“搞关系”是一种社会资源的“转移支付”，通常体现为私人钱物与公共资源的交换。 “关系网”是一项巨大的资源，但对它的运用，有时是以损害更多社会成员享受公共服务的机会，以及其正当权益受到侵害为代价的。“搞关系”对当事双方带来的经济效用越高，它所造成的“外部不经济”水平也就越高，社会的净成本或净损害也就越高。
　　“搞关系”者对“关系”的占有人所奉献的代价，不会被社会的其他成员得到，它所造成的是“社会净损失”；而法纪机关对于违法者惩罚所得到的罚款等收益，也很少提供给其他社会成员—即是说：惩罚既有损违法者，而又无益于其他社会成员，这也是人们对于“搞关系”持较宽容、默认态度的一个原因。
　　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政府及有关社会机构所应提供的公共服务的缺失、公民法律意识的淡薄、“拜物”观念的盛行、公务员队伍的纪律松弛、现行体制所带来的权力分配问题，以及公务员的不作为和乱作为等等，都是造成“搞关系”现象的重要原因。
　　“搞关系”对社会造成的损害是无法客观衡量的。它挤占了社会资源，扭曲了公开、公平、公正的社会原则，破坏了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也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威望，并且助长了社会道德日趋颓废的态势。
　　在形形色色的“搞关系”活动中，有多少是法律可以容忍的，而又有多少是应受到惩罚的？这中间存在大面积的“灰色地带”。
　　由于这个“灰色地带”的存在，也就是说，违法可能不受到追究，或追究的成本过大，因此导致个人受到定罪或惩罚的可能性减少，必然导致仿效行为的大量出现，“搞关系”的风气由此而长盛不衰。
　　目前的法律精神是，对法庭判定有“行贿受贿”罪者的惩罚行为足够严厉，但对揭露和认定犯罪的可能性取值很低，对大量轻微违法行为和轻微犯罪的惩罚付之阙如。部分原因是：增加定罪可能会明显占用公共资源，而预期收益不会有立即而明显的增长，因此增加了社会管理成本。
　　仅仅对“搞关系”予以道德谴责是无力的，也是没有用的。“搞关系”者的基本动机，是在一个有着高度相互依赖的社会、经济活动的环境里，每个人都非常需要借助有“熟人社会”特色的“关系网”来行事，也都要盘算收益与成本间的差异。
　　显而易见，只要公开、合法的活动能够达到目的，人们就会减少对不正当“搞关系”等违法乱纪活动的冲动和依赖，而且能够普遍提高遵纪守法意识。
　　有效地发现、揭露和惩罚，由于大大增加了不正当“搞关系”活动的风险，也能减少这类活动的数量。如果违法“搞关系”者所得到的最终收益少于从事正当合法活动的收益，那就是“违法不合算”，从而降低“搞关系”的当事双方违法乱纪的热情，并且也会影响到其他社会成员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