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方的张健老师首先质疑普职比1∶1政策的科学性，认为时异势移，再进一步质疑政府做此决策的正当性;反方的梁卿老师则拒绝相信科学决策的绝对正确性，认为不科学的决策不代表不可行，同时相信在发挥市场调控作用的同时政府的功能不能弱化。两位可谓针锋相对，不过他们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他们在一个问题上的观点却是相同的，即职业教育是不同于普通教育的另一种类型的教育。
　　这种把中等教育二元对立的观点是符合中国现状的，但是否符合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至少美国已经经历了从二元对立到统一的完整过程。十九世纪末，美国没有学校形式的职业教育，1917年后开始发展独立的职业学校;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中等职业教育的主要表现形式不再是学校，而是以课程的形式出现在综合高中。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从双轨制向单轨制的进程是有可能的。
　　美国显然并未取消职业教育，而是创造了一种“泛在”的职业教育，其思想基础就是所谓的“新职业主义”（new vocationalism）：教育不必以就业为直接目的，而以培养青年的职业素养为主要功能。这个主张在今天的中国教育者和民众中应有相当的市场，很多人也希望中国出现泛在的职业教育。江苏一些地方在普通高中开设了周末的职业体验课程，受到了甚至是省级重点中学学生的欢迎。一位教育局长这样说：真想把普通高中那些老师组织起来看看他们的学生是如何热爱学习的。这说明许多人已经反感目前的普通教育模式，渴望有所改变。
　　但在刚刚结束的高考中，人们又表现出了多么狂热的热情，难道他们真的希望一种泛在的职业教育“侵入”普通教育的领地吗？作为一个高中学生家长，我的感觉是人们现在追捧普通教育和高考，并不是因为赞同而是因为别无选择。正因为别无选择，我支持维持一定规模的职业教育，让职业教育来探索高考之外的另一种中国教育的实现形式，让职业教育回答中国教育未来之路可以怎样走。江苏某所中职学校曾尝试过综合高中改革，做法是学生入学后每年都可以不受干预地自由选择参加对口单招还是就业，经过三次选择，最终参加对口单招的约占学生总数的一半。按此推算，如果被给予充分自由，初中毕业生约有四分之一不到的学生会主动选择职业教育，这将导致职业教育规模的大幅缩减，这样的规模将使职业教育真正成为小众的教育，在中国未来教育改革中能够发挥的作用将越来越小。
　　所以对于普职比1∶1政策，我的意见是不必争论，我们该争论的是如何把职业教育真正办好。张健老师所担心的教育选择权、梁卿老师所主张的“系统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完全可以通过丰富职业教育办学功能、办学形式来实现。想象一下，学生进入职业学校后可以自由选择升学或就业通道，可以自由选择普适性或岗位针对性的职业教育课程，可以选择先读书再工作或先工作再读书，招生时是否1∶1还重要吗？目前的实际情况是，自从中职学校开始了“3 4项目”（中职与本科衔接的项目）后，招生吸引力确实得到了放大。如果中职学校能在其他方面取得突破，中职招生的“逆袭”不是没有可能。
　　所以，我建议把决策的事情交给官员们去做，职业教育界人士还是研究如何把职业教育办得更好，而不是把招生看作头等大事。
　　 （作者单位：江苏理工学院）
　　（本期“问题讨论”得到微信平台“职业教育新思维”的大力支持，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