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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识分子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优秀传统，具体表现为追求言论自由，批判不公正不合理现象，推动社会进步和思想解放。“文人论政”曾引起广泛讨论，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支撑知识分子参与新闻场域中“游戏”的动力，是基于“文人论政”的历史使命感。近年来，“文人论政”又重新在新闻界活跃起来，并试图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为我国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文人论政”的优秀传统延续至今，它所带来的启示对当今新闻实践具有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文人论政；新闻场；幻象；新闻实践；启示
康德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中有著名的论断：“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而我所理解的对自己理性的公开运用，则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可以说，某种意义上，“文人论政”就是知识分子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同时带有启蒙色彩。在历史的坐标系中审视，我们就可以发现，“文人论政”深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士人忧患意识和“治国、平天下”的家国理想影响，并在近代社会变革、民族危机和思想启蒙中进一步弘扬。
自我国近现代报业发展以来，王韬、梁启超、李大钊、邹韬奋、张季鸾等知识分子，都用实际表现生动诠释了“文人论政”。然而，“文人论政”也有着历史局限性。《百年孤独》的作者、著名作家马尔克斯在对知识分子进行评析时，曾说：“知识分子是一种古怪的动物，他总是把先入为主的理论置于现实之上并不顾一切地让现实服从他的理论。这就是知识分子在各个领域尤其是政治方面非常让人怀疑的原因。”马尔克斯的论断是一种隐喻，说明逐渐成为社会和政治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的知识分子，在政治场和新闻场的角力中、在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中、在无力和抱负之间艰难前行。
值得注意的是，“文人论政”也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下一度消隐，但近年来又重新在新闻界中活跃起来。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历史背景下，“文人论政”的重新活跃格外引人关注。问题是，尤其在我国正在全面深化改革、建设法治社会的历史关口，“文人论政”对新闻实践、尤其探寻新闻改革有怎样的意义？这是本文试图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一、“文人论政”的主要表现和产生原因
香港城市大学教授李金铨在《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一书中评析道：“现代中国报刊历史很短，一百多年前始由西方传教士引进，新闻教育则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从美国移植到中国。百年以降，中国报刊的主要角色是救亡图存，其三部曲是启蒙、革命与追求国家现代化。这些角色结合了中国土大夫传统及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形成一种鲜明的‘文人论政’风格。”这段精当的评论，恰如其分地指出了“文人论政”的历史演变和主要特征。
“文人论政”见诸文字可以追溯到张季鸾先生。1941年，张季鸾先生在《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中国报原则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民国以来中国报也有商业化的趋向，但程度还很浅。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这也许是“文人论政”这一词汇的最早来源。“文人论政”四个字精辟地概括了中国报业百年发展的主要特点。所谓“文人”，封建时代叫“士大夫”、“书生”，现代叫知识分子（包括任职新闻界的知识分子），构成了“论政”的主体。所谓“文人论政”，就是知识分子以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倾注到文字当中，通过在报刊公开发表言论引导舆论，进而指引国家的走向。
事实上，“文人论政”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深深植根于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中。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有清议的传统，“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品评人物，议论时政。正如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所指出，“中国有过一个强烈而确有感召力的传统，每个儒生都有直言反对坏政府的道义责任。”在漫长的封建时期，无数知识分子敢言直谏，仗义执言，因此不惜殉身，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铮铮风骨。从魏征、范仲淹、黄宗羲，到东林、复社诸君子就史不绝书。体现百年新闻史基本面貌的“文人论政”有着令人感佩的精神源头，由此构成了这一绚丽多姿、有别于世界各国的新闻传播特有现象。
在国家和民族面临危急存亡之际，近现代知识分子在报纸上表达自己的强烈爱国诉求，将有限的力量汇入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中。文章报国、以言论政，成为知识分子热切追求的价值理想和勇于担当的使命责任，也成为近现代以来“文人论政”的滥觞和主要表现。
二、新闻场中“文人论政”的幻象
1996年，布尔迪厄在法国巴黎一台电视讲座上侃侃而谈，并将讲稿整理为名著《关于电视》出版。在这本体现他思想的著作中，布尔迪厄在提出了媒介场（Media Field）的概念。新闻场是媒介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应用布氏理论，将新闻业看作一个场域，而且认为新闻业这个场域高度受制于其他场域，尤其是政治场域。英国学者尼克·寇骓进一步指出，新闻场域与其说是一个新闻业的场域，不如说是新闻与政治融合的场域。
在如此错综复杂的场域中活动，知识分子的艰难处境可想而知。进入新闻场的近现代一个个知识分子，有感于国破家亡，热切地借助现代报刊这种传播工具，针砭时弊，救国救民。但是，在政治场强有力的制约下，他们往往有心无力，甚至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对于个体而言，生命只有一次，死亡意味着失去施展抱负和才华的机会。为何知识分子“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里必须借用布尔迪厄的理论，分析“文人论政”幻象。
“幻象（illusio）”一词，是布尔迪厄场域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源自拉丁语的“ludus”，意思为游戏。在布尔迪厄看来，卷入游戏的游戏者彼此敌对，有时甚至残酷无情，但只有在他们都对游戏及其胜负关键深信不疑，达成共识时，这一切才有可能发生。从布尔迪厄的理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分析：1.游戏其实就是场域中的竞争，玩游戏的过程就是竞争的过程，必须决出胜负，一争高下；2.游戏的开展有着确定的规则，但是参与者凭着自己的主观意愿，自愿选择接受或不接受；3.不接受规则的游戏者，有可能接受惩罚或是被放逐于场域之外，不能继续参与游戏。 “文人论政”是一个幻象，也是新闻场中竞争激烈的“游戏”。支撑知识分子继续这一“游戏”的基本动力，就是“文人论政”精神。知识分子以生命为代价，其精神动力在于他们相信新闻场内的竞争意义不可估量，在这场游戏中的胜出者可以占据大众舆论的制高点，并因扭转大局、改变无数人的命运而青史留名。对于他们而言，“文人论政”代表的是骄傲的士大夫“清议”风骨。知识分子坚定不移地相信，他们既承续了传统士大夫担当大任的使命感，又不同于传统文人的依附身份，自觉、勇敢地适应时代变迁，是社会变革的先行者。知识分子在政治势力的压制下寻找自我话语的空间，创办报刊阐发变革思想、启蒙大众，使救亡思想、国家意识、民族观念成为共识，感召了社会公众，满足了近现代历史的需要。为了这样崇高的理想，作为新闻场中的行动者，知识分子奋力挣脱政治势力的桎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艰难摸索前行。
他们的探索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的底层“游戏者”在竞争胜出之后，很有可能成为新的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布尔迪厄曾经谈到三种不同的场域策略类型：保守、继承、颠覆。在游戏中胜出的竞争者无疑会采取颠覆的策略，制定新的游戏规则。正是这个幻象，如同鲜明的理想，指引着无数的知识分子前仆后继投身到新闻场中。
三、“文人论政”对新闻改革的启示
“文人论政”作为优秀传统，深深地影响并改变着我国新闻界的方方面面。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文人论政”对当今新闻改革具有很深刻的启示。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看：
1.以舆论监督社会。萨义德提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意见，就是不同的意见。我们应当鼓励知识分子大胆地说出自己的不同意见。”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民族的灵魂，代表着民族精神发展的方向。他们监督国家权力，促进社会变革，这种以舆论监督社会的信念，正是“文人论政”传承的基础。知识分子应该在报刊上指陈时弊，揭露一切不合理现象。我国新闻媒体应该坚持党的领导，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正确行使舆论监督，成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有力推动者。
2.富有责任感，勇于担当。知识分子秉承“文人论政”精神，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精神，有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历史责任感。他们既不依傍权势，也不屈从流俗，无私无畏，独立作出判断。新闻媒体既承载着各种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丰富信息，同时承载重要的社会责任。每一个新闻人都应该固守客观的立场，坚持发出正义的声音，坚守报人的职责。
3.感人至深的爱国情怀。从王韬、梁启超到张季鸾、王芸生，他们身上都有着浓烈的爱国情感。无论时世如何变化，他们深入骨髓的民族感情从未改变过。他们强烈的爱国心值得现在的新闻人学习。张季鸾说：文人一无权，二无钱，有的只是一颗忠心和一只秃笔。一言以概之，“文人论政”就是为国家鼓与呼。由此，我们认识到，只有把自己的爱国热情体现在字里行间，在新闻实践中表达出浓烈的爱国之情，才无愧于这个时代所赋予新闻人的使命和责任。
四、结语
在推动社会进步上，知识分子是一支特别重要的力量。历史上，知识分子就富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优秀传统，他们也每每在历史转折关头发挥关键作用。如今，转型期矛盾复杂、问题多样，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需要知识分子用“文人论政”的精神，以开阔的视野、专业的素养、远大的情怀，为大众析事明理、为社会指导方向、为发展建言献策。
南宋诗人杨万里有一首诗：“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万山的重重叠压、阻挠并不能使一条小溪屈服；相反，到了山脚尽处，那种水流滚滚向前的景象是那么激动人心！这就是知识分子“文人论政”的坚定信念。“文人论政”的精神至今仍散发着迷人的光芒。读史明鉴，我们每一个知识分子，每一个新闻人，应该更好地激发责任感，认真思考专业的信仰和新闻的理想并落实到实践中。
【关键词】文人论政；新闻场；幻象；新闻实践；启示
康德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中有著名的论断：“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而我所理解的对自己理性的公开运用，则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可以说，某种意义上，“文人论政”就是知识分子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同时带有启蒙色彩。在历史的坐标系中审视，我们就可以发现，“文人论政”深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士人忧患意识和“治国、平天下”的家国理想影响，并在近代社会变革、民族危机和思想启蒙中进一步弘扬。
自我国近现代报业发展以来，王韬、梁启超、李大钊、邹韬奋、张季鸾等知识分子，都用实际表现生动诠释了“文人论政”。然而，“文人论政”也有着历史局限性。《百年孤独》的作者、著名作家马尔克斯在对知识分子进行评析时，曾说：“知识分子是一种古怪的动物，他总是把先入为主的理论置于现实之上并不顾一切地让现实服从他的理论。这就是知识分子在各个领域尤其是政治方面非常让人怀疑的原因。”马尔克斯的论断是一种隐喻，说明逐渐成为社会和政治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的知识分子，在政治场和新闻场的角力中、在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中、在无力和抱负之间艰难前行。
值得注意的是，“文人论政”也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下一度消隐，但近年来又重新在新闻界中活跃起来。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历史背景下，“文人论政”的重新活跃格外引人关注。问题是，尤其在我国正在全面深化改革、建设法治社会的历史关口，“文人论政”对新闻实践、尤其探寻新闻改革有怎样的意义？这是本文试图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一、“文人论政”的主要表现和产生原因
香港城市大学教授李金铨在《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一书中评析道：“现代中国报刊历史很短，一百多年前始由西方传教士引进，新闻教育则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从美国移植到中国。百年以降，中国报刊的主要角色是救亡图存，其三部曲是启蒙、革命与追求国家现代化。这些角色结合了中国土大夫传统及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形成一种鲜明的‘文人论政’风格。”这段精当的评论，恰如其分地指出了“文人论政”的历史演变和主要特征。
“文人论政”见诸文字可以追溯到张季鸾先生。1941年，张季鸾先生在《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中国报原则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民国以来中国报也有商业化的趋向，但程度还很浅。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这也许是“文人论政”这一词汇的最早来源。“文人论政”四个字精辟地概括了中国报业百年发展的主要特点。所谓“文人”，封建时代叫“士大夫”、“书生”，现代叫知识分子（包括任职新闻界的知识分子），构成了“论政”的主体。所谓“文人论政”，就是知识分子以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倾注到文字当中，通过在报刊公开发表言论引导舆论，进而指引国家的走向。
事实上，“文人论政”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深深植根于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中。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有清议的传统，“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品评人物，议论时政。正如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所指出，“中国有过一个强烈而确有感召力的传统，每个儒生都有直言反对坏政府的道义责任。”在漫长的封建时期，无数知识分子敢言直谏，仗义执言，因此不惜殉身，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铮铮风骨。从魏征、范仲淹、黄宗羲，到东林、复社诸君子就史不绝书。体现百年新闻史基本面貌的“文人论政”有着令人感佩的精神源头，由此构成了这一绚丽多姿、有别于世界各国的新闻传播特有现象。
在国家和民族面临危急存亡之际，近现代知识分子在报纸上表达自己的强烈爱国诉求，将有限的力量汇入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中。文章报国、以言论政，成为知识分子热切追求的价值理想和勇于担当的使命责任，也成为近现代以来“文人论政”的滥觞和主要表现。
二、新闻场中“文人论政”的幻象
1996年，布尔迪厄在法国巴黎一台电视讲座上侃侃而谈，并将讲稿整理为名著《关于电视》出版。在这本体现他思想的著作中，布尔迪厄在提出了媒介场（Media Field）的概念。新闻场是媒介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应用布氏理论，将新闻业看作一个场域，而且认为新闻业这个场域高度受制于其他场域，尤其是政治场域。英国学者尼克·寇骓进一步指出，新闻场域与其说是一个新闻业的场域，不如说是新闻与政治融合的场域。
在如此错综复杂的场域中活动，知识分子的艰难处境可想而知。进入新闻场的近现代一个个知识分子，有感于国破家亡，热切地借助现代报刊这种传播工具，针砭时弊，救国救民。但是，在政治场强有力的制约下，他们往往有心无力，甚至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对于个体而言，生命只有一次，死亡意味着失去施展抱负和才华的机会。为何知识分子“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里必须借用布尔迪厄的理论，分析“文人论政”幻象。
“幻象（illusio）”一词，是布尔迪厄场域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源自拉丁语的“ludus”，意思为游戏。在布尔迪厄看来，卷入游戏的游戏者彼此敌对，有时甚至残酷无情，但只有在他们都对游戏及其胜负关键深信不疑，达成共识时，这一切才有可能发生。从布尔迪厄的理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分析：1.游戏其实就是场域中的竞争，玩游戏的过程就是竞争的过程，必须决出胜负，一争高下；2.游戏的开展有着确定的规则，但是参与者凭着自己的主观意愿，自愿选择接受或不接受；3.不接受规则的游戏者，有可能接受惩罚或是被放逐于场域之外，不能继续参与游戏。 “文人论政”是一个幻象，也是新闻场中竞争激烈的“游戏”。支撑知识分子继续这一“游戏”的基本动力，就是“文人论政”精神。知识分子以生命为代价，其精神动力在于他们相信新闻场内的竞争意义不可估量，在这场游戏中的胜出者可以占据大众舆论的制高点，并因扭转大局、改变无数人的命运而青史留名。对于他们而言，“文人论政”代表的是骄傲的士大夫“清议”风骨。知识分子坚定不移地相信，他们既承续了传统士大夫担当大任的使命感，又不同于传统文人的依附身份，自觉、勇敢地适应时代变迁，是社会变革的先行者。知识分子在政治势力的压制下寻找自我话语的空间，创办报刊阐发变革思想、启蒙大众，使救亡思想、国家意识、民族观念成为共识，感召了社会公众，满足了近现代历史的需要。为了这样崇高的理想，作为新闻场中的行动者，知识分子奋力挣脱政治势力的桎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艰难摸索前行。
他们的探索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的底层“游戏者”在竞争胜出之后，很有可能成为新的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布尔迪厄曾经谈到三种不同的场域策略类型：保守、继承、颠覆。在游戏中胜出的竞争者无疑会采取颠覆的策略，制定新的游戏规则。正是这个幻象，如同鲜明的理想，指引着无数的知识分子前仆后继投身到新闻场中。
三、“文人论政”对新闻改革的启示
“文人论政”作为优秀传统，深深地影响并改变着我国新闻界的方方面面。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文人论政”对当今新闻改革具有很深刻的启示。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看：
1.以舆论监督社会。萨义德提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意见，就是不同的意见。我们应当鼓励知识分子大胆地说出自己的不同意见。”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民族的灵魂，代表着民族精神发展的方向。他们监督国家权力，促进社会变革，这种以舆论监督社会的信念，正是“文人论政”传承的基础。知识分子应该在报刊上指陈时弊，揭露一切不合理现象。我国新闻媒体应该坚持党的领导，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正确行使舆论监督，成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有力推动者。
2.富有责任感，勇于担当。知识分子秉承“文人论政”精神，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精神，有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历史责任感。他们既不依傍权势，也不屈从流俗，无私无畏，独立作出判断。新闻媒体既承载着各种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丰富信息，同时承载重要的社会责任。每一个新闻人都应该固守客观的立场，坚持发出正义的声音，坚守报人的职责。
3.感人至深的爱国情怀。从王韬、梁启超到张季鸾、王芸生，他们身上都有着浓烈的爱国情感。无论时世如何变化，他们深入骨髓的民族感情从未改变过。他们强烈的爱国心值得现在的新闻人学习。张季鸾说：文人一无权，二无钱，有的只是一颗忠心和一只秃笔。一言以概之，“文人论政”就是为国家鼓与呼。由此，我们认识到，只有把自己的爱国热情体现在字里行间，在新闻实践中表达出浓烈的爱国之情，才无愧于这个时代所赋予新闻人的使命和责任。
四、结语
在推动社会进步上，知识分子是一支特别重要的力量。历史上，知识分子就富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优秀传统，他们也每每在历史转折关头发挥关键作用。如今，转型期矛盾复杂、问题多样，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需要知识分子用“文人论政”的精神，以开阔的视野、专业的素养、远大的情怀，为大众析事明理、为社会指导方向、为发展建言献策。
南宋诗人杨万里有一首诗：“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万山的重重叠压、阻挠并不能使一条小溪屈服；相反，到了山脚尽处，那种水流滚滚向前的景象是那么激动人心！这就是知识分子“文人论政”的坚定信念。“文人论政”的精神至今仍散发着迷人的光芒。读史明鉴，我们每一个知识分子，每一个新闻人，应该更好地激发责任感，认真思考专业的信仰和新闻的理想并落实到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