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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典小说《水浒传》中，有多处提到沧州“小旋风”柴进家祖传的一个特殊物什——“丹书铁券”。据书中描写，柴家因为持有“丹书铁券”，才享有着某种特权：“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先朝曾敕丹书铁券，但有做下不是的人，停藏在家，无人敢搜”；“我家也是龙子龙孙，放着丹书铁券，谁敢不敬？”书中所提的“丹书铁券”是什么？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威力？
“丹书铁券”的源流
“丹书铁券”是古代帝王颁授给功臣、重臣的一种特权信物，又称“丹书铁契”，也即民间叙事中所说的“免死牌”“免死金牌”。帝王颁授“丹书铁券”的制度始于汉高祖刘邦。刘邦本是秦朝的一介亭长（掌治安的小官），适逢秦末乱世，趁机而起，征战多年，登上皇帝之位。建汉之初，刘邦为了巩固政权，对那些曾经助他登上帝位的元勋，特赐“丹书铁契”以作褒奖。即史书中所载的“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将皇帝与功臣的信誓用丹砂涂写在铁券上，装进金盒子里，藏于用石头建成的宗庙内，以示郑重。
“丹书铁券”出现于西汉，但“丹书铁券”的前身——古人“剖符作誓”的信用形式则在西汉之前即已存在。“符”是“符节”，“誓”即“盟誓”。符节是封建帝王传达命令、征调兵将以及应用于其他事务的一种信用凭证，材质有金、铜、玉、角、竹、木、铅等。一般是将符节中分为二，双方各执一半，用时合验，以证真伪。根据符节的用途不同，其形也异：如用以驿传邮递的铜马节，用以调兵遣将的铜虎节，用以征免税收的铜竹节，其他还有牛、鸾、燕等造型。盟誓则是古人订盟立约的一种仪式：歃血为盟，对天盟誓，然后将记录盟辞的盟书与牺牲埋入地下，如有违背，犹如此牲。
东汉时，易“丹书铁契”之名为“丹书铁券”，并一直沿用了下来。北魏时，孝文帝经常为宗亲、近臣颁授铁券，甚至还出现了大臣向皇帝乞求铁券、以作护身之符的现象；隋唐时，帝王颁授“丹书铁券”已成惯制，其范围涉及开国功勋、中兴大臣、民族首领，甚或宠臣、内宦也被授予“丹书铁券”；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从后周柴家手中谋得皇位，为了安抚民心，下旨厚待柴氏子孙，赐柴氏“丹书铁券”，即使柴氏后人犯罪也不得加刑。这也是小说《水浒传》中柴进家“丹书铁券”的历史依据。
明初，朱元璋创建了历史上最完备的铁券制度，从法律上规范了“丹书铁券”的颁授对象，明晰了“丹书铁券”的权限范围。如其颁授对象，仅限于立有军功，被封为公、侯、伯的勋臣。洪武三年（1370年），李善长、徐达、李文忠等34人获公爵、侯爵封号，并被赐予“金书铁券”。朱棣从侄子手中夺得皇位后，曾为邱福等26位“靖难”功臣颁授铁券。明中后期，仍不时有功臣及其后裔获赐铁券。明末，崇祯皇帝还曾给大宦官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颁赐铁券。清代，“丹书铁券”制度被废止。
“丹书铁券”的形制
之所以称“丹书铁券”，是因为早期的铁券是以朱砂填涂其上的文字。“丹”即丹砂、朱砂，用朱砂填涂文字，可使颜色纯正，又能使色彩经久不褪；以铁为券（契据），取其坚固、久存之意。在后世，也用白银或黄金填嵌铁券上的文字，以示尊贵与郑重。如南朝梁时以白银填字，称为“银券”；北魏时以黄金填字，称为“金券”。
造型上，唐之前的铁券其形如覆瓦；唐之后的铁券其状如筒瓦。内容上，铁券的凸面上刻有受赐者的履历、功绩与封号，凹面则镌有免罪、减禄的具体内容。铁券分左右两块，左券颁给功臣，右券藏于内府，遇到特殊情况，将两券合在一起以验真伪。
青海省档案馆收藏的李文铁券，外形呈半弧形覆瓦状，左右长37.5厘米，上下宽21.2厘米，厚0.25厘米，重1300克，凸面为正面，镌刻有明英宗诰命制文，每字约1平方厘米，阴文嵌金，全文从右至左竖向排列，共206字，颜体正楷，记录了李文的战功及获赐的封赠。铁券凹面正中镌有“若犯死罪，禄米全不支给”10字，竖排一行，左上角刻一“右”字。
明代对铁券的尺寸还做了详细的规定。明代铁券分为七等，其中公爵分为二等，侯爵分为三等，伯爵分为二等。各等铁券大小不一，最大的公爵一等铁券高一尺，宽一尺六寸五分；其他各等铁券，大致是每等在高和宽两方面都递减五分；最小的伯爵二等铁券高七寸，宽一尺二寸五分。
“丹书铁券”的权限
铁券的券文是以皇帝名义刻上的敕文。唐代之前的铁券，券文较为简单，并无定制；从唐代开始，铁券上的文字已呈明显的格式化。从文献记述与铁券实物上来看，唐代至明代的铁券券文，大致包括如下4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记录颁赐铁券的日期，颁赐对象的姓名、官爵、邑地；二是记载被赐者对朝廷的功勋业绩；三是皇帝赐予的特权内容，如免死次数等；四是皇帝的圣言。有时，券文上还有如违此誓，“天不盖，地不载，国祚倾危”的誓言，以示信用。根据不同朝代的法律规定，持有铁券的功臣、重臣及其后代子孙，可以享有皇帝赐予的诸多特权。
从文献记述上看，汉代的铁券只是一种身份与荣誉的象征，其上并无免罪条文，持券者触犯刑律也难得赦免。最晚在南北朝时期，铁券开始具有“免死”功能。早期铁券免死次数大多在3次以下；从北魏至唐代，免死次数不断增加，多者达7～10次；唐代后期，受赐铁券者的子孙还可以凭铁券免死1～3次。
为了有效地遏制铁券的特权，明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诏令工部铸铁榜，以成文的形式对铁券的特权进行了限定，对功臣免死的次数也明显减少，最多的是魏国公徐达，也仅有3次免死机会，大多数公侯都在3次以下。明代法律规定，如功臣过世，其子孙须将祖上的铁券与内务府所藏铁券勘验、核对，定其功过，从而决定其爵位能否世袭或降除。
“丹书铁券”的存世
历史上，各朝皇帝颁授的铁券不少，但存世的却极为有限。目前而言，确知的大约有5件：唐昭宗乾宁四年（897年）颁赐给吴越国王钱镠的铁券，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明英宗正统五年（1440年）颁赐给会川伯赵安的铁券，现藏于甘肃省渭源县文化馆；明英宗天顺二年 （1458年）颁赐给高阳伯李文的铁券，现藏于青海省档案馆；明宪宗成化年间颁赐给保国公朱永的两件铁券，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在这5件传世的铁券中，传承最久远的是唐昭宗赐予吴越王钱镠的铁券，已有千余年历史。钱镠，字具美（或作巨美），小字婆留，杭州临安人，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创建者。钱镠在唐末随董昌镇压农民起义，累迁至镇海节度使，后击败董昌，占据两浙十三州，先后被中原王朝封为越王、吴王、吴越王。896年，唐昭宗嘉奖钱镠讨伐董昌功绩，特颁赐铁券。
钱镠铁券形如覆瓦状，纵29.8厘米，横52厘米，厚2.41厘米，重约6.6千克，上嵌金字350个，正文25行，每行14字，全文端楷甚工，上面的金字多有剥落。铁券上记载的主要内容是被赐者征讨董昌的功绩，因其战功卓著，所以“卿恕九死，子孙三死”（即皇帝可免钱镠9次死罪，可免其子孙3次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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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书铁券”有时也并不是那么管用。据《旧五代史》记载，五代时的大将朱友谦在协助后唐庄宗消灭后梁的过程中有过大功，庄宗曾亲手“赐之铁券”，并在其上写道：朱氏及其后代如有不测或麻烦，可以凭此券“恕死罪”。但后来有人在庄宗面前诬陷朱氏，庄宗偏信谗言，“疑其有异心”，竟秘密派人将朱氏“满门抄斩”。朱妻临刑前拿出庄宗所赐的“丹书铁券”求饶，但仍“惨死于屠刀之下”。可见，“丹书铁券”虽是皇帝所发，但是否有效、能不能被承认并兑现原先许下的诺言和保证，最后还是得根据皇帝的意愿来决定。
【责任编辑】王 凯
“丹书铁券”的源流
“丹书铁券”是古代帝王颁授给功臣、重臣的一种特权信物，又称“丹书铁契”，也即民间叙事中所说的“免死牌”“免死金牌”。帝王颁授“丹书铁券”的制度始于汉高祖刘邦。刘邦本是秦朝的一介亭长（掌治安的小官），适逢秦末乱世，趁机而起，征战多年，登上皇帝之位。建汉之初，刘邦为了巩固政权，对那些曾经助他登上帝位的元勋，特赐“丹书铁契”以作褒奖。即史书中所载的“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将皇帝与功臣的信誓用丹砂涂写在铁券上，装进金盒子里，藏于用石头建成的宗庙内，以示郑重。
“丹书铁券”出现于西汉，但“丹书铁券”的前身——古人“剖符作誓”的信用形式则在西汉之前即已存在。“符”是“符节”，“誓”即“盟誓”。符节是封建帝王传达命令、征调兵将以及应用于其他事务的一种信用凭证，材质有金、铜、玉、角、竹、木、铅等。一般是将符节中分为二，双方各执一半，用时合验，以证真伪。根据符节的用途不同，其形也异：如用以驿传邮递的铜马节，用以调兵遣将的铜虎节，用以征免税收的铜竹节，其他还有牛、鸾、燕等造型。盟誓则是古人订盟立约的一种仪式：歃血为盟，对天盟誓，然后将记录盟辞的盟书与牺牲埋入地下，如有违背，犹如此牲。
东汉时，易“丹书铁契”之名为“丹书铁券”，并一直沿用了下来。北魏时，孝文帝经常为宗亲、近臣颁授铁券，甚至还出现了大臣向皇帝乞求铁券、以作护身之符的现象；隋唐时，帝王颁授“丹书铁券”已成惯制，其范围涉及开国功勋、中兴大臣、民族首领，甚或宠臣、内宦也被授予“丹书铁券”；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从后周柴家手中谋得皇位，为了安抚民心，下旨厚待柴氏子孙，赐柴氏“丹书铁券”，即使柴氏后人犯罪也不得加刑。这也是小说《水浒传》中柴进家“丹书铁券”的历史依据。
明初，朱元璋创建了历史上最完备的铁券制度，从法律上规范了“丹书铁券”的颁授对象，明晰了“丹书铁券”的权限范围。如其颁授对象，仅限于立有军功，被封为公、侯、伯的勋臣。洪武三年（1370年），李善长、徐达、李文忠等34人获公爵、侯爵封号，并被赐予“金书铁券”。朱棣从侄子手中夺得皇位后，曾为邱福等26位“靖难”功臣颁授铁券。明中后期，仍不时有功臣及其后裔获赐铁券。明末，崇祯皇帝还曾给大宦官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颁赐铁券。清代，“丹书铁券”制度被废止。
“丹书铁券”的形制
之所以称“丹书铁券”，是因为早期的铁券是以朱砂填涂其上的文字。“丹”即丹砂、朱砂，用朱砂填涂文字，可使颜色纯正，又能使色彩经久不褪；以铁为券（契据），取其坚固、久存之意。在后世，也用白银或黄金填嵌铁券上的文字，以示尊贵与郑重。如南朝梁时以白银填字，称为“银券”；北魏时以黄金填字，称为“金券”。
造型上，唐之前的铁券其形如覆瓦；唐之后的铁券其状如筒瓦。内容上，铁券的凸面上刻有受赐者的履历、功绩与封号，凹面则镌有免罪、减禄的具体内容。铁券分左右两块，左券颁给功臣，右券藏于内府，遇到特殊情况，将两券合在一起以验真伪。
青海省档案馆收藏的李文铁券，外形呈半弧形覆瓦状，左右长37.5厘米，上下宽21.2厘米，厚0.25厘米，重1300克，凸面为正面，镌刻有明英宗诰命制文，每字约1平方厘米，阴文嵌金，全文从右至左竖向排列，共206字，颜体正楷，记录了李文的战功及获赐的封赠。铁券凹面正中镌有“若犯死罪，禄米全不支给”10字，竖排一行，左上角刻一“右”字。
明代对铁券的尺寸还做了详细的规定。明代铁券分为七等，其中公爵分为二等，侯爵分为三等，伯爵分为二等。各等铁券大小不一，最大的公爵一等铁券高一尺，宽一尺六寸五分；其他各等铁券，大致是每等在高和宽两方面都递减五分；最小的伯爵二等铁券高七寸，宽一尺二寸五分。
“丹书铁券”的权限
铁券的券文是以皇帝名义刻上的敕文。唐代之前的铁券，券文较为简单，并无定制；从唐代开始，铁券上的文字已呈明显的格式化。从文献记述与铁券实物上来看，唐代至明代的铁券券文，大致包括如下4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记录颁赐铁券的日期，颁赐对象的姓名、官爵、邑地；二是记载被赐者对朝廷的功勋业绩；三是皇帝赐予的特权内容，如免死次数等；四是皇帝的圣言。有时，券文上还有如违此誓，“天不盖，地不载，国祚倾危”的誓言，以示信用。根据不同朝代的法律规定，持有铁券的功臣、重臣及其后代子孙，可以享有皇帝赐予的诸多特权。
从文献记述上看，汉代的铁券只是一种身份与荣誉的象征，其上并无免罪条文，持券者触犯刑律也难得赦免。最晚在南北朝时期，铁券开始具有“免死”功能。早期铁券免死次数大多在3次以下；从北魏至唐代，免死次数不断增加，多者达7～10次；唐代后期，受赐铁券者的子孙还可以凭铁券免死1～3次。
为了有效地遏制铁券的特权，明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诏令工部铸铁榜，以成文的形式对铁券的特权进行了限定，对功臣免死的次数也明显减少，最多的是魏国公徐达，也仅有3次免死机会，大多数公侯都在3次以下。明代法律规定，如功臣过世，其子孙须将祖上的铁券与内务府所藏铁券勘验、核对，定其功过，从而决定其爵位能否世袭或降除。
“丹书铁券”的存世
历史上，各朝皇帝颁授的铁券不少，但存世的却极为有限。目前而言，确知的大约有5件：唐昭宗乾宁四年（897年）颁赐给吴越国王钱镠的铁券，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明英宗正统五年（1440年）颁赐给会川伯赵安的铁券，现藏于甘肃省渭源县文化馆；明英宗天顺二年 （1458年）颁赐给高阳伯李文的铁券，现藏于青海省档案馆；明宪宗成化年间颁赐给保国公朱永的两件铁券，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在这5件传世的铁券中，传承最久远的是唐昭宗赐予吴越王钱镠的铁券，已有千余年历史。钱镠，字具美（或作巨美），小字婆留，杭州临安人，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创建者。钱镠在唐末随董昌镇压农民起义，累迁至镇海节度使，后击败董昌，占据两浙十三州，先后被中原王朝封为越王、吴王、吴越王。896年，唐昭宗嘉奖钱镠讨伐董昌功绩，特颁赐铁券。
钱镠铁券形如覆瓦状，纵29.8厘米，横52厘米，厚2.41厘米，重约6.6千克，上嵌金字350个，正文25行，每行14字，全文端楷甚工，上面的金字多有剥落。铁券上记载的主要内容是被赐者征讨董昌的功绩，因其战功卓著，所以“卿恕九死，子孙三死”（即皇帝可免钱镠9次死罪，可免其子孙3次死罪）。
链接2
“丹书铁券”有时也并不是那么管用。据《旧五代史》记载，五代时的大将朱友谦在协助后唐庄宗消灭后梁的过程中有过大功，庄宗曾亲手“赐之铁券”，并在其上写道：朱氏及其后代如有不测或麻烦，可以凭此券“恕死罪”。但后来有人在庄宗面前诬陷朱氏，庄宗偏信谗言，“疑其有异心”，竟秘密派人将朱氏“满门抄斩”。朱妻临刑前拿出庄宗所赐的“丹书铁券”求饶，但仍“惨死于屠刀之下”。可见，“丹书铁券”虽是皇帝所发，但是否有效、能不能被承认并兑现原先许下的诺言和保证，最后还是得根据皇帝的意愿来决定。
【责任编辑】王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