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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文化中期，光荣绽放的庙底沟时期，是中国史前“天下观”形成的时期，也应是史前“中原”观念形成的时期。
彩陶一直是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最绚丽的符號，而近10多年的考古新发现，则为我们认识那段花样年华提供了更翔实而生动的材料。
豫西灵宝是庙底沟时期的核心地带。灵宝铸鼎原周围的系统聚落调查显示，在庙底沟时期，聚落数量从仰韶早期的13处增加到19处，而聚落总面积则从44万平方米增加到近190万平方米。更引人注目的是，这19处聚落的面积呈现出明显的等级分化，最大的北阳平遗址面积近100万平方米，次一级的中心性聚落西坡遗址面积40多万平方米，而小型遗址面积只有几万平方米。这种三级区域等级结构的出现是社会复杂化的重要证据。聚落规模的爆炸式增长和聚落等级结构的出现是整个庙底沟时代的特征。在伊洛盆地，巩义境内的聚落调查显示，与仰韶早期相比，庙底沟时期遗址数量从2处增加到10处，遗址总面积从1.7万平方米增长到46万平方米，出现了面积达20万平方米的中心性聚落。在黄河以北的垣曲盆地，遗址数量从仰韶早期的8处增长到20处，遗址总面积从约25万平方米增长到近110万平方米，出现了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中心性聚落。
对中心性聚落灵宝西坡遗址核心部位的5次发掘和对整个遗址的系统钻探使我们得以更近距离地观察庙底沟社会复杂化的详情。遗址中心位置很可能存在一个没有任何建筑的广场，广场的四角都有大型半地穴房屋。西北、西南和东南角的房屋已经发掘：西北角的F105室内面积约200平方米，外有回廊，占地面积达500余平方米；西南角的F106室内面积约240平方米，东南角的F108室内面积160余平方米。三座房屋的门道均大体指向中心广场。这些房屋的建筑过程相当复杂，主要包括：1)挖掘半地穴，2)沿地穴内壁挖一周柱槽，3)在槽内立柱，将柱槽填平夯实，4)依托立柱和半地穴内壁夯打出一周墙体，也可以说是室内平台，5)完成整个房屋木结构和房顶的铺设，6)完成火塘和门道的修造，7)用特制的泥土和料礓石粉铺设地面，8)将地面和夯打墙体(可能还有柱子)涂成红色。据马萧林的估算，仅挖成F105的半地穴就要3000多个日工，即100个劳力工作一个月。如果算上砍伐、搬运和加工木材，制备铺设地面的各种泥和料礓石等等，工程量就更大。5000多年以前的西坡居民鱼贯进入狭长的门道，眼前豁然开朗，面对的是200多平方米的红色大厅，他们在里面从事什么活动已经不得而知，但这些房屋特殊的位置、浩大的工程，都表明它们不是一般的居址，可能是公共活动场所，可能是特殊人物的“宫殿”，也可能二者兼备一无论如何，都可以作为社会复杂化的标志。
西坡墓地的发掘为庙底沟社会复杂化的图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细节。已经发现的34座墓葬等级差别明显，但耐人寻味的是，差别似乎主要表现在墓葬的规模。最大的墓葬M27墓口面积达17平方米，在同时期墓葬中无出其右；该墓还全部以掺杂了各种植物枝叶的泥填埋，墓室上覆盖有木板和麻布；但随葬品相当简陋，唯一显示身份的是一对大口缸。对墓主下腹部土样的显微观察发现，其中包含大量寄生虫卵，表明墓主吃的猪肉比其他人都要多。
大聚落、大房址和缺乏奢侈品的大墓葬构成了庙底沟社会复杂化的三“大”特征。庙底沟社会上层似乎主要是通过组织大规模的公共活动(其中包括消费猪肉的各种宴饮活动)、而不是靠拥有奢侈品来树立威望，获得和维护其权力。
庙底沟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史前史的转折期，中国各主要文化区几乎同步上演着飞跃式的发展。在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出现大型墓葬，山东泰安大汶口墓地M2005随葬品共计104件，包括陶器58件及石器、骨器、象牙器、獐牙、猪头骨和牛头骨等。在长江下游，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现祭坛、积石圈和大型墓葬，最新发掘出的07M23出土随葬品330件，包括玉器200件，石器97件和陶器31件，绿松石器1件等，其中包括长72厘米，重达88公斤的玉猪。江苏张家港市东山村遗址发现目前崧泽文化的最高规格墓葬，其中M90随葬品50多件，包括5件大型石钺、2件大型石锛和19件玉器。在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的发展达到顶峰，出现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群，在方圆50平方公里的“圣地”内，集中分布着祭坛、冢墓和“女神庙”，大型墓葬“维玉为葬”。
与上述各地区的同步发展具有同样重大意义的是地区间交流规模的加强和交流内涵的深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远距离“社会上层交流网”的建立。各地区新涌现出的社会上层有一种前无古人的踌躇满志，他们朝气蓬勃，为了巩固其权力，充满了创造力和探索精神。建立社会上层交流网是其重要的“领导策略”(leadership strategy)。在这一交流网中交流的不是一般物品，而是标示世俗和宗教权力及地位的特殊用品，还包括宇宙观、天文历法、礼仪和巫术等各种当时最先进也最神秘、只有社会上层才能掌握的知识。这其实是世界各地早期领导者们的共同策略，西方学者对此有精彩的研究，指出通过建立交流网络，各地的社会上层可以获得本地民众难以得到的外来稀有物品和知识，使其更加超凡脱俗，凌驾于本地民众之上。交流的具体方式往往包括直接的上层人员往来。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公元前3500年左右，中国主要史前文化区的社会上层之间，已经建立起了这种交流网络。牛河梁和凌家滩相隔1000公里以上，陶器风格差异很大，但玉器从形态到制作理念有惊人的相似，同样以龟、猪和鸟的象形或抽象的造型为载体，表达着近似的原始宇宙观。西坡和江苏张家港东山村的最新发现表明，大口缸是另一种上层交流的重要物证。这种特殊的“大器”在豫西、海岱和长江下游的公元前3500左右的大型墓葬中均有出土，各地出土的器物很可能是本地制作，但形态相似，摆放位置相似，很可能反映了一种通过交流形成的相似的社会上层葬仪。庙底沟风格彩陶纹样的传播是当时的文化整合风潮最亮丽的标志，这种强有力的辐射应该是以多种形式完成的，社会上层交流可能是其中之一。根据目前的资料，大汶口文化墓地中，出土庙底沟风格彩陶的多为大型墓。例如：山东邹县野店M47，出土随葬品68件，为墓地中最富裕墓之一；大汶口墓地M1014和M1018也都是出土象牙发饰和数十件随葬品的大墓。值得注意的是，大汶口墓地大型墓M2005中有用黄色胶泥涂抹墓坑四壁和底部以及二层台侧壁的现象，与西坡墓地用泥封盖墓室甚至填埋整个墓圹的做法颇为相似。这些迹象表明大汶口和庙底沟的社会上层间有着特殊的联系。随着研究的深入，相信我们可以辨识出更多上层交流的证据。 中国各史前文化区间的交流早已经存在，但在上述各地区文化飞跃式发展、社会复杂化程度明显加剧、新的社会上层闪亮登场的背景下，地区间的交流也有了质的变化，各地区在以社会上层交流网为核心的密切而深入的交流中，逐渐形成并共享着相似的文化精粹，在自觉和不自觉间已经渐渐形成一个整体——中国史前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正在形成。苏秉琦倡导的“区系类型”模式常以“全牛”比喻这一整体，严文明提出的“重瓣花朵”模式则以花喻之。庙底沟所处的时代正是我们可以辨认出全牛的时期，也正是重瓣鲜花盛开的时期。张光直更加直接，把这一整体称作“中国交互作用圈”，他指出：“到了约公元前4000年，我们就看见了一个会持续一千多年的有力的程序的开始，那就是这些文化彼此密切联系起来，而且它们有了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这些成分把它们带入了一个大的文化网，网内的文化相似性在质量上说比网外的为大。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便了解了为什么这些文化要在一起来叙述：不但它们的位置在今天的中国的境界之内，而且因为它们便是最初的中国。”
“最初的中国”喷薄而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形成的程序强力启动，这是真正划时代的盛事，与后来最早的“王朝”或西方定义的“国家”的出现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庙底沟社会发展与时代同步，以绚丽的彩陶为中国史前文化一体化提供了影响力最深远也最亮丽的纽带，以独特的社会复杂化方式为中华文明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基因，成为苏秉琦所称的中华文明的“直根系”。
踊跃参与着区域间交流的社会精英们是否认识到了交互作用圈的存在呢?答案多半是肯定的，也就是说，最初的“天下观”很可能与“中国交互作用圈”同时诞生。周游各地，见多识广的精英们很可能在构思勾画着他们的“山海经”和“九州图”，并将其作为新的高级知识传授给后代。有了“天下”，就有了天下之中，也就有了赵辉提出的“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公元前2500年以后的龙山时代，“中原地区出现了几支亲缘性很强的地方文化，分别为关中地区的客省庄二期文化、豫西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豫北冀南的后冈二期文化、豫东地区的造律台文化以及局限在晋南襄汾盆地里的陶寺文化。它们面貌相近，彼此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结成一个巨大的考古学文化丛体，可以统称为‘中原龙山文化’。这个文化丛体占据了史前农业文化经济区的中心，紧靠它的周边，环绕着山东龙山、湖北石家河等地方文化，再以外，则是那些长期滞留在采集渔猎经济的区域文化。至此，考古学文化意义上的‘以中原为中心’的态势已经形成。”
庙底沟时代的辉煌过后，中国史前时代进入剧烈的动荡整合期，逐鹿中原的大戏开始上演，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等重要角色纷纷登场，中国第一个王朝呼之欲出。
(责任编辑：孙秀丽)
彩陶一直是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最绚丽的符號，而近10多年的考古新发现，则为我们认识那段花样年华提供了更翔实而生动的材料。
豫西灵宝是庙底沟时期的核心地带。灵宝铸鼎原周围的系统聚落调查显示，在庙底沟时期，聚落数量从仰韶早期的13处增加到19处，而聚落总面积则从44万平方米增加到近190万平方米。更引人注目的是，这19处聚落的面积呈现出明显的等级分化，最大的北阳平遗址面积近100万平方米，次一级的中心性聚落西坡遗址面积40多万平方米，而小型遗址面积只有几万平方米。这种三级区域等级结构的出现是社会复杂化的重要证据。聚落规模的爆炸式增长和聚落等级结构的出现是整个庙底沟时代的特征。在伊洛盆地，巩义境内的聚落调查显示，与仰韶早期相比，庙底沟时期遗址数量从2处增加到10处，遗址总面积从1.7万平方米增长到46万平方米，出现了面积达20万平方米的中心性聚落。在黄河以北的垣曲盆地，遗址数量从仰韶早期的8处增长到20处，遗址总面积从约25万平方米增长到近110万平方米，出现了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中心性聚落。
对中心性聚落灵宝西坡遗址核心部位的5次发掘和对整个遗址的系统钻探使我们得以更近距离地观察庙底沟社会复杂化的详情。遗址中心位置很可能存在一个没有任何建筑的广场，广场的四角都有大型半地穴房屋。西北、西南和东南角的房屋已经发掘：西北角的F105室内面积约200平方米，外有回廊，占地面积达500余平方米；西南角的F106室内面积约240平方米，东南角的F108室内面积160余平方米。三座房屋的门道均大体指向中心广场。这些房屋的建筑过程相当复杂，主要包括：1)挖掘半地穴，2)沿地穴内壁挖一周柱槽，3)在槽内立柱，将柱槽填平夯实，4)依托立柱和半地穴内壁夯打出一周墙体，也可以说是室内平台，5)完成整个房屋木结构和房顶的铺设，6)完成火塘和门道的修造，7)用特制的泥土和料礓石粉铺设地面，8)将地面和夯打墙体(可能还有柱子)涂成红色。据马萧林的估算，仅挖成F105的半地穴就要3000多个日工，即100个劳力工作一个月。如果算上砍伐、搬运和加工木材，制备铺设地面的各种泥和料礓石等等，工程量就更大。5000多年以前的西坡居民鱼贯进入狭长的门道，眼前豁然开朗，面对的是200多平方米的红色大厅，他们在里面从事什么活动已经不得而知，但这些房屋特殊的位置、浩大的工程，都表明它们不是一般的居址，可能是公共活动场所，可能是特殊人物的“宫殿”，也可能二者兼备一无论如何，都可以作为社会复杂化的标志。
西坡墓地的发掘为庙底沟社会复杂化的图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细节。已经发现的34座墓葬等级差别明显，但耐人寻味的是，差别似乎主要表现在墓葬的规模。最大的墓葬M27墓口面积达17平方米，在同时期墓葬中无出其右；该墓还全部以掺杂了各种植物枝叶的泥填埋，墓室上覆盖有木板和麻布；但随葬品相当简陋，唯一显示身份的是一对大口缸。对墓主下腹部土样的显微观察发现，其中包含大量寄生虫卵，表明墓主吃的猪肉比其他人都要多。
大聚落、大房址和缺乏奢侈品的大墓葬构成了庙底沟社会复杂化的三“大”特征。庙底沟社会上层似乎主要是通过组织大规模的公共活动(其中包括消费猪肉的各种宴饮活动)、而不是靠拥有奢侈品来树立威望，获得和维护其权力。
庙底沟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史前史的转折期，中国各主要文化区几乎同步上演着飞跃式的发展。在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出现大型墓葬，山东泰安大汶口墓地M2005随葬品共计104件，包括陶器58件及石器、骨器、象牙器、獐牙、猪头骨和牛头骨等。在长江下游，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现祭坛、积石圈和大型墓葬，最新发掘出的07M23出土随葬品330件，包括玉器200件，石器97件和陶器31件，绿松石器1件等，其中包括长72厘米，重达88公斤的玉猪。江苏张家港市东山村遗址发现目前崧泽文化的最高规格墓葬，其中M90随葬品50多件，包括5件大型石钺、2件大型石锛和19件玉器。在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的发展达到顶峰，出现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群，在方圆50平方公里的“圣地”内，集中分布着祭坛、冢墓和“女神庙”，大型墓葬“维玉为葬”。
与上述各地区的同步发展具有同样重大意义的是地区间交流规模的加强和交流内涵的深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远距离“社会上层交流网”的建立。各地区新涌现出的社会上层有一种前无古人的踌躇满志，他们朝气蓬勃，为了巩固其权力，充满了创造力和探索精神。建立社会上层交流网是其重要的“领导策略”(leadership strategy)。在这一交流网中交流的不是一般物品，而是标示世俗和宗教权力及地位的特殊用品，还包括宇宙观、天文历法、礼仪和巫术等各种当时最先进也最神秘、只有社会上层才能掌握的知识。这其实是世界各地早期领导者们的共同策略，西方学者对此有精彩的研究，指出通过建立交流网络，各地的社会上层可以获得本地民众难以得到的外来稀有物品和知识，使其更加超凡脱俗，凌驾于本地民众之上。交流的具体方式往往包括直接的上层人员往来。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公元前3500年左右，中国主要史前文化区的社会上层之间，已经建立起了这种交流网络。牛河梁和凌家滩相隔1000公里以上，陶器风格差异很大，但玉器从形态到制作理念有惊人的相似，同样以龟、猪和鸟的象形或抽象的造型为载体，表达着近似的原始宇宙观。西坡和江苏张家港东山村的最新发现表明，大口缸是另一种上层交流的重要物证。这种特殊的“大器”在豫西、海岱和长江下游的公元前3500左右的大型墓葬中均有出土，各地出土的器物很可能是本地制作，但形态相似，摆放位置相似，很可能反映了一种通过交流形成的相似的社会上层葬仪。庙底沟风格彩陶纹样的传播是当时的文化整合风潮最亮丽的标志，这种强有力的辐射应该是以多种形式完成的，社会上层交流可能是其中之一。根据目前的资料，大汶口文化墓地中，出土庙底沟风格彩陶的多为大型墓。例如：山东邹县野店M47，出土随葬品68件，为墓地中最富裕墓之一；大汶口墓地M1014和M1018也都是出土象牙发饰和数十件随葬品的大墓。值得注意的是，大汶口墓地大型墓M2005中有用黄色胶泥涂抹墓坑四壁和底部以及二层台侧壁的现象，与西坡墓地用泥封盖墓室甚至填埋整个墓圹的做法颇为相似。这些迹象表明大汶口和庙底沟的社会上层间有着特殊的联系。随着研究的深入，相信我们可以辨识出更多上层交流的证据。 中国各史前文化区间的交流早已经存在，但在上述各地区文化飞跃式发展、社会复杂化程度明显加剧、新的社会上层闪亮登场的背景下，地区间的交流也有了质的变化，各地区在以社会上层交流网为核心的密切而深入的交流中，逐渐形成并共享着相似的文化精粹，在自觉和不自觉间已经渐渐形成一个整体——中国史前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正在形成。苏秉琦倡导的“区系类型”模式常以“全牛”比喻这一整体，严文明提出的“重瓣花朵”模式则以花喻之。庙底沟所处的时代正是我们可以辨认出全牛的时期，也正是重瓣鲜花盛开的时期。张光直更加直接，把这一整体称作“中国交互作用圈”，他指出：“到了约公元前4000年，我们就看见了一个会持续一千多年的有力的程序的开始，那就是这些文化彼此密切联系起来，而且它们有了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这些成分把它们带入了一个大的文化网，网内的文化相似性在质量上说比网外的为大。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便了解了为什么这些文化要在一起来叙述：不但它们的位置在今天的中国的境界之内，而且因为它们便是最初的中国。”
“最初的中国”喷薄而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形成的程序强力启动，这是真正划时代的盛事，与后来最早的“王朝”或西方定义的“国家”的出现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庙底沟社会发展与时代同步，以绚丽的彩陶为中国史前文化一体化提供了影响力最深远也最亮丽的纽带，以独特的社会复杂化方式为中华文明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基因，成为苏秉琦所称的中华文明的“直根系”。
踊跃参与着区域间交流的社会精英们是否认识到了交互作用圈的存在呢?答案多半是肯定的，也就是说，最初的“天下观”很可能与“中国交互作用圈”同时诞生。周游各地，见多识广的精英们很可能在构思勾画着他们的“山海经”和“九州图”，并将其作为新的高级知识传授给后代。有了“天下”，就有了天下之中，也就有了赵辉提出的“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公元前2500年以后的龙山时代，“中原地区出现了几支亲缘性很强的地方文化，分别为关中地区的客省庄二期文化、豫西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豫北冀南的后冈二期文化、豫东地区的造律台文化以及局限在晋南襄汾盆地里的陶寺文化。它们面貌相近，彼此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结成一个巨大的考古学文化丛体，可以统称为‘中原龙山文化’。这个文化丛体占据了史前农业文化经济区的中心，紧靠它的周边，环绕着山东龙山、湖北石家河等地方文化，再以外，则是那些长期滞留在采集渔猎经济的区域文化。至此，考古学文化意义上的‘以中原为中心’的态势已经形成。”
庙底沟时代的辉煌过后，中国史前时代进入剧烈的动荡整合期，逐鹿中原的大戏开始上演，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等重要角色纷纷登场，中国第一个王朝呼之欲出。
(责任编辑：孙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