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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醋栗》作为契诃夫“短篇三部曲”的第二篇，在叙述手法、人物形象和作品主题等方面都体现了与《套中人》的相互参照，深化了作者社会批判的主题思想，进一步奠定了“短篇三部曲”的艺术模式。
关键词：契诃夫；“短篇三部曲”；对照；艺术模式
作者简介：王子玉（1975-），女，湖南新邵人，黔南民族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从事外国文学教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9--03
安东·契诃夫的《醋栗》发表于1898年8月的《俄罗斯思想》第8期，和《套中人》及之后的《关于爱情》构成了“短篇三部曲”。首篇《套中人》因其中塑造的别里科夫形象和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刻反思深受读者的关注，后来在我国尤其引起巨大反响。仅隔一个月后发表的《醋栗》无论是在叙述手法、人物形象、作品主题上都形成了与《套中人》的对照，进一步深化了"短篇三部曲“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共同模式。
《醋栗》中兽医伊万·伊万内奇和中学教师布尔金再次外出打猎，为避雨来到索菲诺村的地主阿廖信家中，伊万·伊万内奇向布尔金和主人讲述了他的弟弟——尼古拉·伊万内奇的故事。一个在乡间度过童年，少时温和善良的人后来在卑微单调的小公务员生活中造就了他的“故园梦”?——买一座种有醋栗的庄园度过晚年。为了这个理想，他省吃俭用，过着乞丐式的生活。甚至为了钱，娶了个又老又丑的老寡妇。最后，他终于如愿以偿，住进了按自己方案规划的庄园。对周边农民自诩为地主老爷，含着幸福的眼泪吃上了自家栽种的醋栗果实。篇末作者借伊万·伊万内奇之口，激烈鞭挞了这种庸俗狭隘、与世隔离的“幸福生活”，希望人们看到弱小者的苦难和不幸，积极行动起来去改变现状。
一、猎人同伴讲故事——故事套故事的叙事模式
《醋栗》开头，两位猎人在索菲诺村附近的田野中穿行视野开阔，可以望见高岗、河岸、远处村庄的风车，两人生出对这片田野的满腔热爱，心想“这个地方多么辽阔，多么美丽啊”。这和《套中人》结尾部分相似，布尔金走出堆房，赞叹“多好的月色”，接下来描绘了一幅乡村月夜景色，突出了田野的开阔和沉静。作者巧妙地借景抒情，为叙述人的感情思想定下基调，借此来表达自己对作品中主人公畸形生活的厌恶和抨击。
为避雨的这两位猎人赶到了附近的索菲诺村，小说在这里引入了对地主阿廖欣的介绍，对他劳作的磨坊、居住的小楼以及他款待客人在浴棚洗澡的情形做了较为详细的描写。看似与《醋栗》的故事主题没有直接联系，但阿廖欣却是短篇三部曲中下一篇《关于爱情》的主角，他的出现在谋篇布局中起到了上下勾连的作用。同样的，对两位猎人相关境况的描述在《醋栗》中很少，基本集中在《套中人》的首尾部分：“伊万·伊万内奇是一个又高又廋的老人，留着挺长的唇髭”，住在城郊的一个养马场上；而布尔金是“一个矮胖的男子，头顶全秃了，留着一把黑胡子，差不多齐到腰上”，每年夏天都在当地做客，很熟悉这一地区。两人的外貌气质形成了一定的反差。在讲述故事内核即别里科夫事迹的过程中，两人相关的感慨、议论也很好地反映了两人的思想面貌，例如布尔金就自认为是“有思想的、极其正派的人，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教育”。在《套中人》中，对讲述的人、事，相较于叙述人布尔金，伊万·伊万内奇感触更大，以至不能入眠，从而为《醋栗》中叙述人强烈的思想感情倾向奠定了基础。
承接《套中人》结尾部分遗留的待讲故事余音，《醋栗》的故事内核比较全面地勾勒了主人公尼古拉·伊万内奇大半生异化的过程：從十九岁在税务局工作到退休后白发苍苍，经历了由谨小慎微的小职员逐渐蜕变成守财奴、刻薄鬼，到退休后满足于自己的庄园生活，得意于以贵族老爷的口吻训斥农民，评议时政。而在《套中人》中，别里科夫在中学任教十五年，同事布尔金对他的描绘比较集中于他生命最后阶段的恋爱事件与死亡，他的套子性格已然定型，至于他的出身与早年经历，以及是否对他的性格产生影响我们不得而知。相较于布尔金之于别里科夫的同事关系，由于《醋栗》的叙述人是尼古拉·伊万内奇的哥哥，对他倍加熟悉了解，甚至出于亲情很喜欢他，所以对他个人气质和精神生活的沉沦也就更为痛心疾首。
故事讲述完毕后，小说结尾的大故事外壳部分，伊万·伊万内奇恳请主人阿廖欣要摆脱这种庸俗狭隘、精神麻木的“幸福生活”，去追求更高的生活目标。不过遗憾的是，对方干了一天农活困倦得很，只想听点有趣的事，可能没有真正弄懂这个故事的教益所在。而同伴布尔金也没有太大反响，三个人陷入沉默，后来各自回房安歇。布尔金由于闻到伊万·伊万内奇烟斗的焦味，很久不能入睡。小说末句“雨点通宵抽打着窗上的玻璃”暗示一声不响，蒙头上床的伊万·伊万内奇也不得安眠，呼应了《套中人》结尾伊万·伊万内奇睡前辗转反侧，起身吸烟。
小说的叙事手法充分体现了契诃夫后期中短篇小说成熟的艺术特点，首先是情节的淡化，作者多着重描绘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现象，人物的思想变化和性格发展，都有其相应的生活基础，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其次是契诃夫独特的抒情艺术，他善于在适当的时机和场合，把抒情巧妙的安排在作品的充分描写中，或借景抒情，或巧发议论，含蓄简练地表达自己的态度。最后是“短篇三部曲”特有的大故事套叠小故事的叙述方式，虽非契诃夫首创，但他巧妙地将其与带有自己风格的描写、抒情、议论融为一体。
二、叙述搭档——伊万·伊万内奇与布尔金
《醋栗》的叙述人伊万·伊万内奇在讲述他弟弟的故事时，也讲述了自己的家世与早年经历，“家父奇姆沙-基马莱斯基本是少年兵，可是后来他升上去，做了军官，给我们留下世袭的贵族身份和一份小小的田产。他死后，那份小田产抵了帐”。他本人学技术行业，做了兽医，受过教育，能引用普希金的诗，属于当时的平民知识分子阶层。从小说中被称为老人及其他描写看，他此时大约六十上下，阅历丰富。由于小时生活在乡下，他谈及在乡下的童年生活，“只要人一辈子钓过一次鲈鱼，或者在秋天见过一次鸫鸟南飞，瞧着它们在晴朗而凉快的日子里怎样成群地飞过村庄，那他就再也不能做一个城里人，他会一直到死都苦苦地盼望自由的生活”。与弟弟尼古拉不同，他对乡村生活的热爱不是基于靠金钱可以获得的庄园土地，而是鱼跃鸟飞，无拘无束，精神自由的自然环境，这也是他喜爱与友人外出打猎借此亲近自然的重要原因。 伊万·伊万内奇，对他所生活的沙俄内地小城市庸俗狭隘、保守停滞、充斥铜臭的氛围深为不满。在《套中人》中，别里科夫的故事引起了他对这种社会现状及形成根源的反思。对讲述人布尔金从别里科夫延伸议论到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另外还有多少这种套中人活着，将来也不知道会有多少”， 伊万·伊万内奇加以肯定“问题就在这儿”，也就是“有思想的正派人，既读屠格涅夫，又读谢德林，还读勃科尔等等，可是他们却屈服，容忍这种事”。他感触地谈到城里大多数人墨守成规的日常生活也是一种无形的套子。更深刻的是，他进一步指出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却“忍受侮辱和委屈，不敢公开说你跟正直的人和自由的人站在一起”，无非是为了保全自己那一份生活温饱，他甚至呐喊“不能照这样生活下去”。他的呼吁没有获得同伴布尔金的回应，相反他认为伊万·伊万内奇“扯到别的题目上去了”。《套中人》和《醋栗》两位叙述人两相对比，布尔金要年轻一些，是位中学教师，也具有相当的自由思想和对现实的不满，但他对现实的厌恶和反抗显得不如伊万·伊万内奇深，这种对比反差一直延续到《醋栗》中。
伊万·伊万内奇在《醋栗》中强烈的感慨不仅仅限于自己弟弟精神生活的沦落，还进一步推及自己，剖析自己，认为自己某种程度上也是“幸福而满足的人”，自己过去也容忍了这种生活方式的存在，他希望大家不要再坐等这种生活慢慢改变，而要起来抗争去迅速改变它。他悲叹自己年老，“不适宜做斗争了”，“甚至不会憎恨人了”，“只能满心地悲伤，生气，烦恼”，“要是我再年轻点就好了”。可是比他年轻的布尔金和阿廖欣对他的故事和感慨都不感兴趣。作者在结尾部分描写客厅墙上挂着的将军太太们的画像好像活人，觉得乏味，不感兴趣，想听“高雅的人和女人的事”， 似乎也象征着相关的人群对此漠不关心，像伊万·伊万内奇样有深刻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当时孤独无助的处境，临睡前，伊万·伊万内奇“主啊，饶恕我们这些罪人吧”的祈祷，强化了他无能为力的负罪感和孤独感。伊万·伊万内奇的反思和呼吁很大程度上也是作者契诃夫的现实困境和心灵呼吁。
三、精神家园的异化——醋栗和套子
《醋栗》的主人公尼古拉·伊万内奇原本是个温和善良的人，枯燥单调的小公务员生活使他怀念幼时的乡村生活，并逐渐演变出明确的生活理想——在临河或临湖的地方买个小庄园。他的蜕变也就始于在脑子中萌发了攒钱买庄园的念头，他常画田庄的草图，每回他的草图都离不了这几样东西：“（甲）主人的正房，（乙）仆人的下房，（丙）菜园，（丁）醋栗”。他终于在自己的庄园中吃上了自己栽种的醋栗，获得了人生最大的满足与幸福，但这种庸俗狭隘 “幸福”追求把人变成动物。小说对尼古拉·伊万内奇后来的肖像描写，突出了类似猪的不堪形态：“他老了，胖了，皮肉松弛，他的脸颊、鼻子、嘴唇，全都往前拱出去，眼看就要跟猪那样咕咕叫着钻进被子里去了。”不仅如此，他养的狗，雇的厨娘也都胖得像猪，这种漫画式的夸张描写高度概括了一个人精神生活的堕落。作者偏爱这种描写手法，在1898年同年发表的《姚内奇》中，斯达儿采夫医生蜕变为贪财的庸人，其外化标志也是逐渐发胖，最后满身脂肪，呼吸困难，甚至连身边的小厮也变得脑满肥肠。
那个物色了五年的庄园其实也不复旧日的田园风光，没有尼古拉·伊万内奇早时脑海里描摹的幽径花卉、池塘果园小鸭，却坐落在造砖厂和烧骨工场旁边，流经的河水被污染得颜色跟咖啡一样。自家栽种的醋栗，尼古拉·伊万内奇觉得非常好吃，狼吞虎咽地不住品尝和赞叹，而实际上，那些醋栗又硬又酸。对此，叙述人的评价“我们喜欢使人高興的谎话，胜过喜欢许许多多的真理”， 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所谓回归自然的幸福生活的虚假性。相应地，这位“祖父是农民、父亲是兵”的“往日那个畏畏缩缩的、可怜的文官”也虚妄地以“我们这些贵族”自居，“当初在税务局里自己甚至不敢有自己的见解，现在说起话来却没有一句不是真理，而且总是用大臣的口气”谈论如何管教老百姓，终日与邻里打官司维护自己的利益。
与《套中人》中苍白瘦小、畏畏缩缩、时刻畏惧一切的别里科夫相比，此时的尼古拉·伊万内奇苍老肥胖，心安理得，甚至有一点目空一切的气势。经过恋爱事件后的一系列乱子，别里科夫终于神情愉快地躺进了棺材，再不被现实生活刺激所惊吓；而尼古拉·伊万内奇也摆脱了城里卑微的小公务员生活，成为吃着自家醋栗的地主老爷，两个人某种意义上都实现了自己的终极理想，但这是以个人正常精神活动完全沦丧的代价获得的。以人性中最可贵的感情经历——爱情为例，别里科夫在生命中一度算是对女性有了爱慕之心，受人撺掇也起了结婚的念头，但是他不仅不能“拿掉他的套鞋和雨伞”，最终还因这种不符他本性的行为送了命；尼古拉·伊万内奇根本就谈不上有对异性的任何感情，他娶又老又丑的寡妇做妻子的目的就是为了占有对方的财产，他守财奴似的生活方式三年就把对方折磨至死，对此却毫不愧疚。精神恐惧与金钱渴望都可以彻底摧毁普通人的精神家园，使其异化成害怕新生活的“套中人”或是只有物质生活的“庄园主”，这两个人物在外形、性格上看似形成鲜明的对照反差，实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他们性格的异化共同源于专制的封建体制和庸俗的小市民生活氛围。
四、社会批判的最强音——不能再照这样生活下去了！
俄罗斯文学有关注“小人物”的传统，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大师笔下诞生了一系列“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形象，并对他们倾注了同情与怜悯。契诃夫从早期创作的名篇《一个文官之死》、《胖子与瘦子》、《变色龙》等起，就着力暴露小人物在权力面前的奴性表现，呼唤没有受到异化的人性尊严，作家对这种带有奴性心理的小人物的批判多于同情。进入19世纪90年代，特别自库页岛之行归来后，契诃夫的小说逐渐改变了不问政治的倾向，明显加强了社会批判的力度。对这种小人物的奴性心理的探索也由外到内，由现象上升到对俄国民族性格、文化心理根源性的剖析。在晚年的日记中契诃夫写到“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像我们俄罗斯这样，人们受到权威的如此压制，俄罗斯人受到世世代代奴性的贬损，害怕自由……我们被奴颜婢膝和虚伪折磨得太惨了。”契诃夫深刻地看到专制体制的高压和拥有生杀大权的威权只不过是这种奴役产生的外部原因，而渗透到每个人骨子里的自私冷漠，满足于一己的物质生活利益，对别人的苦难不幸漠不关心，才是这种精神奴役产生的内在根源。 《套中人》中布尔金评价学校的太太们想撮合别里科夫科瓦连科的婚事时评价说“在我们内地，由于闲得无聊的缘故，什么事没做出来过，多少不必要的蠢事啊！这是因为必要的事大家却根本不做”。故事的最后别里科夫死了，他又感慨“可是一个星期还没过完，生活又过得跟先前一样的严峻、无聊、杂乱了”。在种种无聊的套子中消磨一辈子会生出无数的别里科夫，但“必要的事”大家何以不做，当然有沙皇政府的专制高压的白色恐怖统治的原因，人人自危，害怕禍及自己，所以忍受压迫，苟延残喘。到了《醋栗》中，作者将批判的锋芒进一步触及到俄国国民的劣根性：“强者骄横而懒惰，弱者无知而且跟牲畜那样生活着”。尼古拉·伊万内奇拉满足于自己此时的老爷身份，在重大节日拿出酒来请附近的农民喝，喝醉了的人就跟他叩头，尽管平时他们也受他训斥，甚至控告，借叙述人伊万·伊万内奇之口，作者评论道：“生活只要变得好一点，吃得饱，喝得足，闲着不做事，就会在俄罗斯人身上培养出顶顶骄横的自大。”
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描写了农民巴霍姆因为攫取更多的土地的贪欲送了命，死后下葬他的墓穴“从他的头到双足正好占用了三俄尺土地。”契诃夫曾经反用其意，发表过议论“死人才需要三俄尺土地，而活人需要的是整个地球，作家尤其这样。”《醋栗》中叙述人伊万·伊万内奇几乎重复了作者的原话，“人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个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够发挥他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精神生活宽广自由的人，他生活的意义和目标“就绝不是我们自己的幸福，而是比这更伟大更合理的东西”。作者的这种看法很显然是要人们改变这种基于奴性心理，甘于自己“幸福”生活，漠视弱小苦难不幸的不公社会现实。《套中人》及《醋栗》中伊万·伊万内奇的呼吁“不能再照这样生活下去了”应该是契诃夫创作中社会批判的最强音。
参考文献：
[1]契诃夫短篇小说选[M].汝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2]忧伤及其他——契诃夫作品选[M].鲁迅 等 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
[3]我爱这片天空——契诃夫评传[M].童道明 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
[4]新讲台学者教授讲析新版中学语文名篇[M].赵桂莲 等 著.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关键词：契诃夫；“短篇三部曲”；对照；艺术模式
作者简介：王子玉（1975-），女，湖南新邵人，黔南民族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从事外国文学教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9--03
安东·契诃夫的《醋栗》发表于1898年8月的《俄罗斯思想》第8期，和《套中人》及之后的《关于爱情》构成了“短篇三部曲”。首篇《套中人》因其中塑造的别里科夫形象和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刻反思深受读者的关注，后来在我国尤其引起巨大反响。仅隔一个月后发表的《醋栗》无论是在叙述手法、人物形象、作品主题上都形成了与《套中人》的对照，进一步深化了"短篇三部曲“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共同模式。
《醋栗》中兽医伊万·伊万内奇和中学教师布尔金再次外出打猎，为避雨来到索菲诺村的地主阿廖信家中，伊万·伊万内奇向布尔金和主人讲述了他的弟弟——尼古拉·伊万内奇的故事。一个在乡间度过童年，少时温和善良的人后来在卑微单调的小公务员生活中造就了他的“故园梦”?——买一座种有醋栗的庄园度过晚年。为了这个理想，他省吃俭用，过着乞丐式的生活。甚至为了钱，娶了个又老又丑的老寡妇。最后，他终于如愿以偿，住进了按自己方案规划的庄园。对周边农民自诩为地主老爷，含着幸福的眼泪吃上了自家栽种的醋栗果实。篇末作者借伊万·伊万内奇之口，激烈鞭挞了这种庸俗狭隘、与世隔离的“幸福生活”，希望人们看到弱小者的苦难和不幸，积极行动起来去改变现状。
一、猎人同伴讲故事——故事套故事的叙事模式
《醋栗》开头，两位猎人在索菲诺村附近的田野中穿行视野开阔，可以望见高岗、河岸、远处村庄的风车，两人生出对这片田野的满腔热爱，心想“这个地方多么辽阔，多么美丽啊”。这和《套中人》结尾部分相似，布尔金走出堆房，赞叹“多好的月色”，接下来描绘了一幅乡村月夜景色，突出了田野的开阔和沉静。作者巧妙地借景抒情，为叙述人的感情思想定下基调，借此来表达自己对作品中主人公畸形生活的厌恶和抨击。
为避雨的这两位猎人赶到了附近的索菲诺村，小说在这里引入了对地主阿廖欣的介绍，对他劳作的磨坊、居住的小楼以及他款待客人在浴棚洗澡的情形做了较为详细的描写。看似与《醋栗》的故事主题没有直接联系，但阿廖欣却是短篇三部曲中下一篇《关于爱情》的主角，他的出现在谋篇布局中起到了上下勾连的作用。同样的，对两位猎人相关境况的描述在《醋栗》中很少，基本集中在《套中人》的首尾部分：“伊万·伊万内奇是一个又高又廋的老人，留着挺长的唇髭”，住在城郊的一个养马场上；而布尔金是“一个矮胖的男子，头顶全秃了，留着一把黑胡子，差不多齐到腰上”，每年夏天都在当地做客，很熟悉这一地区。两人的外貌气质形成了一定的反差。在讲述故事内核即别里科夫事迹的过程中，两人相关的感慨、议论也很好地反映了两人的思想面貌，例如布尔金就自认为是“有思想的、极其正派的人，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教育”。在《套中人》中，对讲述的人、事，相较于叙述人布尔金，伊万·伊万内奇感触更大，以至不能入眠，从而为《醋栗》中叙述人强烈的思想感情倾向奠定了基础。
承接《套中人》结尾部分遗留的待讲故事余音，《醋栗》的故事内核比较全面地勾勒了主人公尼古拉·伊万内奇大半生异化的过程：從十九岁在税务局工作到退休后白发苍苍，经历了由谨小慎微的小职员逐渐蜕变成守财奴、刻薄鬼，到退休后满足于自己的庄园生活，得意于以贵族老爷的口吻训斥农民，评议时政。而在《套中人》中，别里科夫在中学任教十五年，同事布尔金对他的描绘比较集中于他生命最后阶段的恋爱事件与死亡，他的套子性格已然定型，至于他的出身与早年经历，以及是否对他的性格产生影响我们不得而知。相较于布尔金之于别里科夫的同事关系，由于《醋栗》的叙述人是尼古拉·伊万内奇的哥哥，对他倍加熟悉了解，甚至出于亲情很喜欢他，所以对他个人气质和精神生活的沉沦也就更为痛心疾首。
故事讲述完毕后，小说结尾的大故事外壳部分，伊万·伊万内奇恳请主人阿廖欣要摆脱这种庸俗狭隘、精神麻木的“幸福生活”，去追求更高的生活目标。不过遗憾的是，对方干了一天农活困倦得很，只想听点有趣的事，可能没有真正弄懂这个故事的教益所在。而同伴布尔金也没有太大反响，三个人陷入沉默，后来各自回房安歇。布尔金由于闻到伊万·伊万内奇烟斗的焦味，很久不能入睡。小说末句“雨点通宵抽打着窗上的玻璃”暗示一声不响，蒙头上床的伊万·伊万内奇也不得安眠，呼应了《套中人》结尾伊万·伊万内奇睡前辗转反侧，起身吸烟。
小说的叙事手法充分体现了契诃夫后期中短篇小说成熟的艺术特点，首先是情节的淡化，作者多着重描绘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现象，人物的思想变化和性格发展，都有其相应的生活基础，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其次是契诃夫独特的抒情艺术，他善于在适当的时机和场合，把抒情巧妙的安排在作品的充分描写中，或借景抒情，或巧发议论，含蓄简练地表达自己的态度。最后是“短篇三部曲”特有的大故事套叠小故事的叙述方式，虽非契诃夫首创，但他巧妙地将其与带有自己风格的描写、抒情、议论融为一体。
二、叙述搭档——伊万·伊万内奇与布尔金
《醋栗》的叙述人伊万·伊万内奇在讲述他弟弟的故事时，也讲述了自己的家世与早年经历，“家父奇姆沙-基马莱斯基本是少年兵，可是后来他升上去，做了军官，给我们留下世袭的贵族身份和一份小小的田产。他死后，那份小田产抵了帐”。他本人学技术行业，做了兽医，受过教育，能引用普希金的诗，属于当时的平民知识分子阶层。从小说中被称为老人及其他描写看，他此时大约六十上下，阅历丰富。由于小时生活在乡下，他谈及在乡下的童年生活，“只要人一辈子钓过一次鲈鱼，或者在秋天见过一次鸫鸟南飞，瞧着它们在晴朗而凉快的日子里怎样成群地飞过村庄，那他就再也不能做一个城里人，他会一直到死都苦苦地盼望自由的生活”。与弟弟尼古拉不同，他对乡村生活的热爱不是基于靠金钱可以获得的庄园土地，而是鱼跃鸟飞，无拘无束，精神自由的自然环境，这也是他喜爱与友人外出打猎借此亲近自然的重要原因。 伊万·伊万内奇，对他所生活的沙俄内地小城市庸俗狭隘、保守停滞、充斥铜臭的氛围深为不满。在《套中人》中，别里科夫的故事引起了他对这种社会现状及形成根源的反思。对讲述人布尔金从别里科夫延伸议论到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另外还有多少这种套中人活着，将来也不知道会有多少”， 伊万·伊万内奇加以肯定“问题就在这儿”，也就是“有思想的正派人，既读屠格涅夫，又读谢德林，还读勃科尔等等，可是他们却屈服，容忍这种事”。他感触地谈到城里大多数人墨守成规的日常生活也是一种无形的套子。更深刻的是，他进一步指出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却“忍受侮辱和委屈，不敢公开说你跟正直的人和自由的人站在一起”，无非是为了保全自己那一份生活温饱，他甚至呐喊“不能照这样生活下去”。他的呼吁没有获得同伴布尔金的回应，相反他认为伊万·伊万内奇“扯到别的题目上去了”。《套中人》和《醋栗》两位叙述人两相对比，布尔金要年轻一些，是位中学教师，也具有相当的自由思想和对现实的不满，但他对现实的厌恶和反抗显得不如伊万·伊万内奇深，这种对比反差一直延续到《醋栗》中。
伊万·伊万内奇在《醋栗》中强烈的感慨不仅仅限于自己弟弟精神生活的沦落，还进一步推及自己，剖析自己，认为自己某种程度上也是“幸福而满足的人”，自己过去也容忍了这种生活方式的存在，他希望大家不要再坐等这种生活慢慢改变，而要起来抗争去迅速改变它。他悲叹自己年老，“不适宜做斗争了”，“甚至不会憎恨人了”，“只能满心地悲伤，生气，烦恼”，“要是我再年轻点就好了”。可是比他年轻的布尔金和阿廖欣对他的故事和感慨都不感兴趣。作者在结尾部分描写客厅墙上挂着的将军太太们的画像好像活人，觉得乏味，不感兴趣，想听“高雅的人和女人的事”， 似乎也象征着相关的人群对此漠不关心，像伊万·伊万内奇样有深刻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当时孤独无助的处境，临睡前，伊万·伊万内奇“主啊，饶恕我们这些罪人吧”的祈祷，强化了他无能为力的负罪感和孤独感。伊万·伊万内奇的反思和呼吁很大程度上也是作者契诃夫的现实困境和心灵呼吁。
三、精神家园的异化——醋栗和套子
《醋栗》的主人公尼古拉·伊万内奇原本是个温和善良的人，枯燥单调的小公务员生活使他怀念幼时的乡村生活，并逐渐演变出明确的生活理想——在临河或临湖的地方买个小庄园。他的蜕变也就始于在脑子中萌发了攒钱买庄园的念头，他常画田庄的草图，每回他的草图都离不了这几样东西：“（甲）主人的正房，（乙）仆人的下房，（丙）菜园，（丁）醋栗”。他终于在自己的庄园中吃上了自己栽种的醋栗，获得了人生最大的满足与幸福，但这种庸俗狭隘 “幸福”追求把人变成动物。小说对尼古拉·伊万内奇后来的肖像描写，突出了类似猪的不堪形态：“他老了，胖了，皮肉松弛，他的脸颊、鼻子、嘴唇，全都往前拱出去，眼看就要跟猪那样咕咕叫着钻进被子里去了。”不仅如此，他养的狗，雇的厨娘也都胖得像猪，这种漫画式的夸张描写高度概括了一个人精神生活的堕落。作者偏爱这种描写手法，在1898年同年发表的《姚内奇》中，斯达儿采夫医生蜕变为贪财的庸人，其外化标志也是逐渐发胖，最后满身脂肪，呼吸困难，甚至连身边的小厮也变得脑满肥肠。
那个物色了五年的庄园其实也不复旧日的田园风光，没有尼古拉·伊万内奇早时脑海里描摹的幽径花卉、池塘果园小鸭，却坐落在造砖厂和烧骨工场旁边，流经的河水被污染得颜色跟咖啡一样。自家栽种的醋栗，尼古拉·伊万内奇觉得非常好吃，狼吞虎咽地不住品尝和赞叹，而实际上，那些醋栗又硬又酸。对此，叙述人的评价“我们喜欢使人高興的谎话，胜过喜欢许许多多的真理”， 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所谓回归自然的幸福生活的虚假性。相应地，这位“祖父是农民、父亲是兵”的“往日那个畏畏缩缩的、可怜的文官”也虚妄地以“我们这些贵族”自居，“当初在税务局里自己甚至不敢有自己的见解，现在说起话来却没有一句不是真理，而且总是用大臣的口气”谈论如何管教老百姓，终日与邻里打官司维护自己的利益。
与《套中人》中苍白瘦小、畏畏缩缩、时刻畏惧一切的别里科夫相比，此时的尼古拉·伊万内奇苍老肥胖，心安理得，甚至有一点目空一切的气势。经过恋爱事件后的一系列乱子，别里科夫终于神情愉快地躺进了棺材，再不被现实生活刺激所惊吓；而尼古拉·伊万内奇也摆脱了城里卑微的小公务员生活，成为吃着自家醋栗的地主老爷，两个人某种意义上都实现了自己的终极理想，但这是以个人正常精神活动完全沦丧的代价获得的。以人性中最可贵的感情经历——爱情为例，别里科夫在生命中一度算是对女性有了爱慕之心，受人撺掇也起了结婚的念头，但是他不仅不能“拿掉他的套鞋和雨伞”，最终还因这种不符他本性的行为送了命；尼古拉·伊万内奇根本就谈不上有对异性的任何感情，他娶又老又丑的寡妇做妻子的目的就是为了占有对方的财产，他守财奴似的生活方式三年就把对方折磨至死，对此却毫不愧疚。精神恐惧与金钱渴望都可以彻底摧毁普通人的精神家园，使其异化成害怕新生活的“套中人”或是只有物质生活的“庄园主”，这两个人物在外形、性格上看似形成鲜明的对照反差，实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他们性格的异化共同源于专制的封建体制和庸俗的小市民生活氛围。
四、社会批判的最强音——不能再照这样生活下去了！
俄罗斯文学有关注“小人物”的传统，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大师笔下诞生了一系列“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形象，并对他们倾注了同情与怜悯。契诃夫从早期创作的名篇《一个文官之死》、《胖子与瘦子》、《变色龙》等起，就着力暴露小人物在权力面前的奴性表现，呼唤没有受到异化的人性尊严，作家对这种带有奴性心理的小人物的批判多于同情。进入19世纪90年代，特别自库页岛之行归来后，契诃夫的小说逐渐改变了不问政治的倾向，明显加强了社会批判的力度。对这种小人物的奴性心理的探索也由外到内，由现象上升到对俄国民族性格、文化心理根源性的剖析。在晚年的日记中契诃夫写到“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像我们俄罗斯这样，人们受到权威的如此压制，俄罗斯人受到世世代代奴性的贬损，害怕自由……我们被奴颜婢膝和虚伪折磨得太惨了。”契诃夫深刻地看到专制体制的高压和拥有生杀大权的威权只不过是这种奴役产生的外部原因，而渗透到每个人骨子里的自私冷漠，满足于一己的物质生活利益，对别人的苦难不幸漠不关心，才是这种精神奴役产生的内在根源。 《套中人》中布尔金评价学校的太太们想撮合别里科夫科瓦连科的婚事时评价说“在我们内地，由于闲得无聊的缘故，什么事没做出来过，多少不必要的蠢事啊！这是因为必要的事大家却根本不做”。故事的最后别里科夫死了，他又感慨“可是一个星期还没过完，生活又过得跟先前一样的严峻、无聊、杂乱了”。在种种无聊的套子中消磨一辈子会生出无数的别里科夫，但“必要的事”大家何以不做，当然有沙皇政府的专制高压的白色恐怖统治的原因，人人自危，害怕禍及自己，所以忍受压迫，苟延残喘。到了《醋栗》中，作者将批判的锋芒进一步触及到俄国国民的劣根性：“强者骄横而懒惰，弱者无知而且跟牲畜那样生活着”。尼古拉·伊万内奇拉满足于自己此时的老爷身份，在重大节日拿出酒来请附近的农民喝，喝醉了的人就跟他叩头，尽管平时他们也受他训斥，甚至控告，借叙述人伊万·伊万内奇之口，作者评论道：“生活只要变得好一点，吃得饱，喝得足，闲着不做事，就会在俄罗斯人身上培养出顶顶骄横的自大。”
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描写了农民巴霍姆因为攫取更多的土地的贪欲送了命，死后下葬他的墓穴“从他的头到双足正好占用了三俄尺土地。”契诃夫曾经反用其意，发表过议论“死人才需要三俄尺土地，而活人需要的是整个地球，作家尤其这样。”《醋栗》中叙述人伊万·伊万内奇几乎重复了作者的原话，“人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个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够发挥他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精神生活宽广自由的人，他生活的意义和目标“就绝不是我们自己的幸福，而是比这更伟大更合理的东西”。作者的这种看法很显然是要人们改变这种基于奴性心理，甘于自己“幸福”生活，漠视弱小苦难不幸的不公社会现实。《套中人》及《醋栗》中伊万·伊万内奇的呼吁“不能再照这样生活下去了”应该是契诃夫创作中社会批判的最强音。
参考文献：
[1]契诃夫短篇小说选[M].汝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2]忧伤及其他——契诃夫作品选[M].鲁迅 等 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
[3]我爱这片天空——契诃夫评传[M].童道明 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
[4]新讲台学者教授讲析新版中学语文名篇[M].赵桂莲 等 著.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