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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迎春，男，福建省上杭县人，现供职于福建省上杭县文体广新局，龙岩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福建省作协青年作家委员会副主任。长诗《生命的高度》被列为2005年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中短篇小说发表于《山花》《福建文学》《滇池》等刊物，获福建省百花文艺奖、福建省首届中长篇小说双年榜、福建省优秀文学作品奖等。
到今天为止，院田上官家族已经失踪五人，跨越四十多年遍布三代人。爷爷说，一定是惹怒自然公王，把人抓去了。自然公王是村口供奉的神仙，大家都不相信。但爷爷坚持这样说，一天天地说，奶奶终于开始相信，于是每天都到村口的庙里点长明灯，为上官家族的人赎罪。水口庙隐藏在一片风水林里，飞檐翘角，香火缭绕，供奉着村里的主神——自然公王。奶奶的举动动摇了后辈们的情绪，他们虽然都不表态，却用行动代替恐惧，一个个借故往外走，走得远远的，厦门、福州、深圳、上海、北京……上官家的人遍布全国各大城市，除非过年或死人时回来，平时都不见踪影，和失踪没两样。
一 叔叔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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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失踪的人是叔叔。叔叔的失蹤算不上失踪，更像是死亡。从官方统计上说，只要没见到尸体就不算死亡，只能算作失踪人口。比起死亡，失踪还夹着一丝期盼，一种自欺欺人的幻想。叔叔的失踪就属于这种类型，因此家里的左厢房一直还留着叔叔的房间，连房间的摆设也保持着原样。爷爷说，万一哪天建国回来了，一看房间就知道我们没有忘记他。建国就是叔叔，爷爷生了三男二女，父亲为大，叔叔最小。对于年幼的我来说，叔叔的房间从此成了最恐怖的地方，仿佛那里居住着一个水鬼，蓬头垢面地躲在蚊帐后面。我的想象是有道理的，你听我慢慢说。
不知什么时候，村里建了水电站，大家第一次用上电灯。通电那天，全村都沸腾了，大家都没想到水一冲就能发电，那红红的电灯比火把和煤油灯强多了。我家是第一批用上电灯的，对电的感受比他们更直观、更具体。那时应该我刚上小学吧，或者还没上，总之刚刚懂事，调皮不听话，大人对我没什么办法。家里拉电线装电灯那天，我好奇地跟着电工师傅，什么都拿来玩，觉得那是天下最好玩的玩具。电工师傅吓唬我说：“小鬼，不要乱动哦，小心电死你。”他还指了指手上正要装上去的灯头，特别交代不能将手指伸到里面。我是个人小鬼大的聪明孩子，大人说不我偏喜欢去做，电工师傅的一番话起到非常坏的煽动作用。不过一会儿，电工师傅就把灯头装在了电线上，在半空中晃荡，诱惑着我蠢蠢欲动的心。很快我就偷偷爬到饭桌上，轻松地拽住灯头，兴奋地将中指伸到灯头里。我的动作几乎一气呵成，于是马上招来报应，中指瞬间传来一阵剧痛，犹如被最毒的蜜蜂蛰住，全身发麻。一时间，感觉自己真要死了，痛苦害怕涌来，不知道下一刻还会发生什么。幸好我的中指迅速摆脱了灯头，右手不断地甩动，仿佛这样能减轻触电的痛苦。我不敢声张，怕被爷爷打死。我宁愿电死也不愿被爷爷打，他下手狠，说是以前当过兵，习惯改不过来。我真正知晓了电的厉害，心里却暗暗得意，感到自己竟然可以和电打架，以后还在小伙伴面前炫耀。成年以后，我回顾历次以身试电竟然没有死去，主要还得感谢村里水电站发出的电电压太低。家里的电灯永远是红红的，让我一度以为电灯的亮光就是这种颜色。
比起以身试电，我更愿意炫耀我的叔叔。我常常对小伙伴说，没有我的叔叔，你们家永远都黑咕隆咚，晚上吃饭会把菜夹到鼻孔里去。对于这一点，他们深信不疑。大家都知道我的叔叔是水电站的站长，每天的发电就由他负责。那时太小，以为水电站是我家的，叔叔会发电就像天上的神仙一样厉害。后来我才知道，水电站是公社和村集体建起来的，和我家根本没关系，叔叔的站长一职是爷爷跑了公社一位战友的关系得到的，和叔叔的能力也基本没关系。但小伙伴们都吃我这一套，有什么好吃的都分给我。我高兴的时候，带着他们来到水电站，看叔叔发电，看他像魔术师一样，管理那些大大的水轮机、发电机。水电站里轰隆隆的声音快活地震动着我们的耳膜，感觉水电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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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叔对我好，除了水电站，还经常带我到村里各个角落玩。但有一个地方从不带我去，还交代我千万不要去，那就是村口的风水林。
风水林是院田最美的风景，生长着几十株杉树、松树和樟树，都是上百年的古树，高大挺拔，遮天蔽日，在村口右边的溪岸形成了一片浓密的树林。树林前面是潺潺流过的儒溪，溪水在村口有一条拦河坝，形成了一弧半月形的深潭，我们叫它半月潭。坝上长年漫着清澈的溪水，溪水向下冲刷，成为一条长长的白色水幕。儒溪上方有一座石拱桥，是村里人进出村子的必经之路。溪水、拱桥、老树、神庙，构成院田水口独特的景观。从外面进入村子里的人，走得累了，就坐在风水林边上的树墩上歇歇脚，然后再进村。我的家在村头，风水林在村尾，走路不过十来分钟。叔叔警告我说，水口的风水林不干净，跑进里面阴阴暗暗的，不是有鬼就有怪，不要说去玩，就是在边上歇脚也不行。因此，我和哥哥、姐姐到外面赶圩或走亲戚时，总是一路小跑离开风水林，生怕被鬼怪发现。
风水林里有一座公王庙，说是供奉自然公王的神庙。自然公王是看管山林河道的神，保佑大家平安的神。我从小不喜欢进神庙，觉得那些雕塑的菩萨面目夸张，恐怖吓人，印象中只在成年后去过一次公王庙。那时奶奶已经开始在公王庙点长明灯，天天烧香敬菩萨。那天奶奶感冒发烧，身体不舒服，叫我陪她一起去敬公王。公王庙香火不断，不仅是院田还有来自周边村落的村民也常常前来进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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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叔是读过书的，据说读了高中。不过，那高中的水分太大，大到完全可以下一场绵绵细雨。叔叔读中学的时候，已经到了“文革”中后期，学校陆续恢复了招生，但教学还是半瘫痪状态，最多是半工半读。到他读高中时，干脆整个年段都搬到一座叫信丰山的大山上，耕山开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两年后，叔叔高中毕业，成为家里学历最高的知识分子。爷爷那不安分的心躁动起来，整天想着怎样给叔叔安排出路，还说种田太可惜，不能浪费了宝贵的人才。谁想，爷爷的历史十分复杂，能力也有限。他出身地主家庭，虽然参加过革命，但中途又脱离革命队伍，后来据说暗中帮助过游击队。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境遇时好时坏，就像夏天的天气摇摆不定。这样一来，他有时说话有用，有时说话没人听。也正因为这样，他深谙其中的奥妙，一心想在儿子中培养出有出息的人。他找到大队支部书记，试图让叔叔在村里锻炼锻炼。支部书记姓李，是村里的大姓，不理我们这个上官小姓，于是爷爷的低三下四，没能换回叔叔的一官半职。他又找到大队长，大队长也姓上官，这回总该有用吧？谁想，大队长是文盲，他怕叔叔有文化更年轻，以后将他比下去，夺了大队长的宝座，所以一直态度暧昧，拖而不决。正在爷爷走投无路之际，爷爷的一个战友调到公社革委会当副主任了。副主任一句话，解决了爷爷的难题——让叔叔去村里建水电站的工地负责，水电站建好后就在那里当站长。村里的水电站是公社的，叔叔得了个美差，连大队干部都羡慕得口水直流。 叔叔的站长是孤家寡人，领导员工一肩挑。叔叔怎样管水电站的工地，我一点印象都没有，那时还太小。自懂事起，只记得叔叔管水电站的那些事。叔叔的工作是独一无二的，在村里神圣而不可侵犯。他说没电就没电，他说水电站检修就检修，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今天看来，他的工作十分简单，无非就是发电送电，还承担着村里的碾米任务。那时的水电站都是独立运行的，没有联网，设备也十分简陋。为了提高发电设备的使用年限，发电站每天只发电十四个小时，从上午九点到晚上十一点，白天主要是用于碾米，晚上主要保证照明。大家睡觉的时候，也是发电机休息的时间。不发电的时候叔叔要将水从渠道引向河里，待第二天发电时，叔叔又将堵住的渠道打开，将渠道的缺口堵上。渠道里堵水和引水用的是木板嵌入两端的土办法，一块块木板完全由人工抽取或插入。这项工作成为叔叔每天的工作重点。
我最喜欢站在桥上，看对面半山上叔叔放水。我们村电站的水渠很奇怪，是从我家屋后的山上经过的。院田是山区小盆地，水流落差大，适合建梯级小水电。水渠從河的上游开始一直通向村里，为了保证水位落差，渠道从我家背后穿过，然后不过千米就到了水电站上方。水电站上方是一个大的蓄水池，我们称前池，前池的水高高地冲到电站里面的水轮机，利用水的势能立即转化为电能，输送到村里的每家每户。在距离前池不到二百米的渠道边，有一道放水口。放水口直接通向河里，每当放水的时候就会形成一条美丽的瀑布。读书以后，每当站在桥上看瀑布，就会想起“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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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叔放水是一道美丽的风景。但是按正常的发电规律，我们是看不到放水的，大家只能看到堵水。上午九点钟的堵水没有什么看头，无非就是水流慢慢变小，然后什么水也没有，全部被引到那条高高的渠道上去。当听到“轰——”的一声巨响时，我们知道一天的发电又开始了。只有一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放水，那就是发电用的水轮机出故障。出故障是经常的，因为水轮机总是会被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缠住，不能动弹，只能人下去将杂物清理。于是，叔叔就必须先将水引到河里，停止发电。按理水渠里的水到达前池的时候，有一张很大的铁丝网挡住杂物，但那张铁丝网用不了多久就开始破损，一破损杂物就随着水流冲到水轮机上了。水轮机上的杂物无奇不有，水草是最常见的，还有破棉被、烂衣服，或者已经被水轮机绞死的大蛇、鳗鱼等。每当这时候，水轮机便会发出一声巨大而刺耳的怪响，喘着沉重的粗气，“咣当”一声就停了下来。叔叔知道水轮机被绞住，马上关掉电闸。接着小跑上山，来到渠道的放水口，将水引到河里。
渠道的水流量大，不能一次性放水，必须慢慢放。放水时，人只能站在放水口里，将重重的木板慢慢抽起。每抽掉一块木板，水就增加一部分，于是水流速度越来越快，不断向河流奔去。放水口通道形成的瀑布越来越壮观，声音也越来越响，仿佛能听到水流歌唱的声音，仿佛能惊醒乡村昏睡的公鸡、小狗，一道加入这欢快的合唱中来。我看到瀑布的同时，更多的目光放在叔叔身上，看他将木板一块块抽走。其实我不用看也知道叔叔的每一个动作，因为水的奔腾反衬出叔叔高大的形象，那一刻叔叔在我心中无人能替代。
多年后，我还清晰地记得叔叔放水的每一个动作，它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真切。下水、站立、抽木板……每一个动作都定格成永恒，永远定格在夏天上午的阳光里。
那天，我和一群小伙伴正在桥上嬉戏，忽然看见叔叔走上渠道，向放水口走去。我知道叔叔又去放水了，于是大家停止游戏，一起站在桥上看叔叔放水。只见叔叔来到放水口边沿，伏下身子，右手按在渠道上，身子一跃，跳到了放水口里。他把手放在最上面的木板上，慢慢地抽起，水立即从缝隙中不断涌出流下来，形成一小块瀑布。叔叔像个指挥官，将木板一块块被抽走，瀑布开始汹涌起来，合唱也逐渐雄浑而高亢。然而，意外出现了。当叔叔抽起最后一块木板时，也许速度过快，也许没有站稳，他刚刚将木板抽离的同时，脚下突然被巨大的瀑流冲击。我看见叔叔挥舞着双手，手上抓住的木板掉落到水里，身子趔趄着往前倾斜，只一瞬间人就失去重心，扑倒在水里，随着急速的瀑布往下冲。我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叔叔就不见了踪影。
桥上的大人马上尖叫起来：“糟了！糟了！建国掉下去了！”他一边叫着一边拔腿就跑，向放水口下放的河段跑去。
我呆呆地站在桥上，一动不动。
村子里骚动起来，不断有人叫着：“快！大家快来！建国掉河里了——”
我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仿佛还在想叔叔怎么突然不见了。
直到爷爷、奶奶、父亲、二叔都从家里跑出来，呼天抢地地向河边跑去的时候，我才似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叔叔不见了。
开始有人在河岸寻找，有人下水打捞，有人沿着河岸往下游走去，村子里的人都在寻找叔叔的下落。找了半天，没有人发现叔叔，连个影子都没有，甚至有人问“是不是看错了”。第一个发现的大人发誓说，他看着建国从放水口掉下去的，旁边的小孩子可以做证。大人们看着我，我告诉他们叔叔就是从高高的放水口掉下去的，一下子就不见了。
找寻还在继续，人们开始在河的两岸议论纷纷，试图还原叔叔失足的每一个细节，并猜测叔叔到底掉到哪里了，或者被水冲到哪里去了。没有暴雨，没有大水，清澈的河流里能找的都找了，就是不见叔叔的踪影。村里派了几个人，专门往下游的村子里一边寻找一边探听消息，并交代熟人一旦发现水上有人立即打捞，事后一定包个大红包感谢。于是，四邻八村的都知道上官家的小儿子落水了，至今还在寻找。
日子一天天过去，始终没有叔叔的消息，大家也渐渐感到了疲倦和不耐烦。村里有经验的老人说，即使建国死了，按道理四十八小时过去也该浮起来了，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真是闻所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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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爷爷想起了叔叔出事那天，家里发生的一件怪事。那天早晨，奶奶起来倒柴火灶里的草木灰。草木灰堆放在家里的附属房，当她经过官厅时，发现厅前的大柱子上系了一根长长的红布，分外耀眼。她觉得奇怪，就叫来爷爷。爷爷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问遍家里人，也没有人承认见过这条红布。爷爷把它解下来，交代奶奶扔到垃圾堆。叔叔失踪后好几天，大家才缓过神来，奶奶想起那条红布，问是不是不祥之兆。爷爷狠狠地瞪了眼奶奶，说她是扫帚星，净说不吉利的话。奶奶吓得不敢作声。其实奶奶的话种在了爷爷的心里，他也怀疑红布与家里有什么关系，但作为一家之长，他不会轻易将这些搞乱军心的话传播出去。 爺爷不相信叔叔就这样没了。他坚信叔叔没死，一定是被冲到下游哪个地方，被人救起来，只是暂时还没和家里联系而已。一个星期过去后，村子里的亲房叔伯都不肯再出去寻找，说能想的办法都想了，能找的地方也找了，没必要再浪费时间。他们的潜台词谁都明白，找了那么多天都没找到，接下来就是找到了也肯定是具尸体。可爷爷不肯面对现实，把那些亲房叔伯骂了个遍，然后要求家里的大人轮流出去寻找，没有找到叔叔就不能停止。爷爷是家里的权威，更何况消失的是自己的亲人，大人们自然没话可说，但只要理智一点想，谁都明白叔叔凶多吉少。
寻找工作一直持续到入冬，河水开始枯瘦，河岸的石头都露出大半，叔叔还是没有消息，大人们不声不响地停止了搜寻，爷爷也不得不黯然默认这个严峻的事实。但是他说：“建国总有一天会回来，我们要有信心。”
爷爷不单要家人有信心，还要求别人也有信心。这个别人是叔叔的未婚妻。叔叔被水冲走时，已经订婚，准备冬天举办婚礼。爷爷对叔叔的定位十分高明，体现了一家之长的高瞻远瞩。管理水电站这份工作使叔叔的身价陡然上涨，成为全公社出类拔萃的青年。大家都知道，叔叔管理水电站后，家里的猪都养得肥肥胖胖。原来全村人都要到电站碾米，碾米过程中会落下不少谷糠，这些谷糠都是养猪的好饲料，每天叔叔将它装回家，家里的猪怎么不长得好呢？叔叔到了结婚的年龄，看上了邻村的一位姑娘，她不施粉黛，貌若天仙。爷爷知道后，请媒婆上门提亲，很快就同意了。叔叔和天仙姑娘也情投意合，经常偷偷找借口见面约会，只等婚期一到拜堂成亲。谁料，半路遭遇不测，叔叔被水冲得无影无踪。刚开始天仙姑娘也有情有义，说只要叔叔还活着，就非他不嫁。可是，大半年杳无音信，姑娘哪等得起？于是要求解除婚约，另嫁他人。爷爷怎么会同意？三天两头来到姑娘家，要求姑娘的父母信守承诺，等建国回来。姑娘家被闹得哭笑不得，偷偷在外地找了婆家，嫁得远远的。高大硬朗的爷爷终于撑不住，气得大病一场。
叔叔一晃已经四十年不见了。如果他真的还活着，也应该在某个地方儿孙满堂，安度晚年了吧？可是，他还记得遥远的院田有个姓上官的家吗？
二 姐姐也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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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红布条第二次出现在官厅的时候，爷爷才将以前的传言联系起来。但是在噩运来临之前，爷爷也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
姐姐是在抢救途中失踪的，迄今还是一个谜。姐姐的失踪让爷爷脸面全失，仿佛从此在人前矮了三分，他常常用教训的口吻对父亲说：“我早就说过，女人是祸水，你们就不相信！”父亲自知理亏，不敢还嘴，他知道爷爷说的就是姐姐。我讨厌爷爷这样贬低姐姐，姐姐在我心目中一直是美丽无邪的，即使她被人们认为不光彩。
姐姐是村里公认的大美女，高挑俊俏，结合了父母亲的优点。走在一堆女孩中间，她最显个，高出别人一截，身材窈窕，脸蛋圆润五官精致，具备江南美女的特征。读小学时，老师们就特别喜欢姐姐，上官家的妹子成为全校师生的焦点。姐姐会唱歌，在一位女老师的培养下，还会跳许多舞。有一年“六一”儿童节的联欢会，姐姐穿着白色的裙子，跳了一段《采蘑菇的小姑娘》，成为全村津津乐道的大事。姐姐除了天生丽质、聪慧活泼外，还有父亲的特别疼爱。爷爷重男轻女思想严重，大哥出生后高兴得合不拢嘴，而姐姐出生时，爷爷连看都不正眼看一下，还故意将房间门重重地摔过去。据说姐姐从小到大，他都没有抱过一次。爷爷不爱，父母不能不疼。父亲喜欢女儿，更觉得不能亏待她，自然对姐姐爱护有加。
可惜好景不长，姐姐读完小学后，爷爷死活不让她再读初中了，说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父亲据理力争，爷爷随手抓起门口的扁担就要抡过去。最后，只能以姐姐的辍学收场。
姐姐学习优秀，梦想有一天能走出大山，无法再上初中使她的梦想彻底破灭。但她不死心，常常将《大众电影》《辽宁青年》等杂志翻到烂。她讨厌年复一年的劳作，不像同龄的女孩一样，将干农活作为身价的一种筹码，反而故意让人觉得她是一个娇气的人。她特别爱干净，每天都梳妆得整整齐齐出门，扛把锄头都像在拍戏；干完农活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洗澡，换上干净的衣服。许多人看不惯她，说上官家的妹子是七仙女下凡，什么时候飞回天庭才好。这其实是正话反说，讥笑姐姐把自己当仙女。父亲不恼，心里真是把姐姐当仙女养的，他觉得自己愧对女儿，毁了她的前程。姐姐呢，心里有自己的期盼，自然不会跟村里人一般见识，除了几个要好的女伴，连话都不想跟他们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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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姐姐差了六岁，很显然那是计划生育时代的产物。从小我就是姐姐的跟屁虫，最听她的话，她有什么好吃的也都留给我。姐姐告诫我要好好读书，才能去看外面的世界，不然就一辈子待在村里耕田种地，像爷爷一样榆木脑袋。她还像老师一样，教我拼音和简单的算式，所以一年级起我就是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因了姐姐和我，上官家的孩子在学校里名气很大，那一时期成为会读书的代名词。我也确实没有辜负姐姐的期望，考进大学剥掉谷壳成为一名国家干部。只是，当我有能力帮助姐姐的时候，却再也见不到她了。
姐姐表面上和村里人一样，一日三餐四季劳作，心底里却随时盼望着离开村里。她在默默地等待这个时机。当然，她未必是有意识地策划，也许她自己也没有一个确信，确信自己的未来。可是，当打石的苏生出现的时候，一切都指向那个缥缈的未来，姐姐的眼睛发亮，觉得这是她离开村子的唯一希望。
这个唯一希望就是把自己嫁掉，嫁给打石的外地人苏生。外地人苏生是和一帮打石佬来到村子里的。我们村里人喜欢将男人称为什么佬，与年纪无关。那些人讲着一口谁都听不懂的鸟语，后来知道是闽南话。因为村里要建一座石拱桥，本地无人会建，不知怎么拐弯抹角就找到了闽南的这支工程队。闽南石材多，打石师傅自然也多。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还有闽南的打石师傅来到我们山区。打石佬是多年来唯一进入村里的外地人，而且这些外地人一待就是大半年。大半年的时间，足够发生一些事情。姐姐的事就这样自然而然发生了。 蘇生和打石班的人住在我家闲置的一个小院落。前面讲过，我上官家族上祖是个大户，到爷爷这一代的时候，不知怎的就只剩下爷爷单传，所有房产都成了爷爷的。说是上官家族，其实就是指爷爷一脉下的十多口人。几十间房子松松散散地住着十多口人，村里人嫉妒得要死。如果不是我们家和其他村民有一定距离，估计房子早就被人占掉了。打石班住的不是我们家的正房，据说是相当于古代书院的那部分，一直以来就闲置在那边。打石班既然是为村里的公益事业而来，觉悟高的爷爷理所当然将书院打扫出来让他们居住。高尚的爷爷没想到，这次的决策失误成为千古悔恨，正是他的慷慨促成了苏生和姐姐的恋情。
苏生是打石班子里的一员，和那些虎背熊腰的男人不同，他白白净净，斯斯文文。后来才得知，苏生不是负责开采的石工，而是负责雕刻的技术工。20世纪80年代的建筑，还保留着传统的技法，不如后来那么粗糙和不讲究。一座石拱桥，会涉及一些图案或文字的雕刻，那么打石班里就需要这样的人才。这样看来，苏生是有美术功底的，至于他的雕刻技术是从哪里学的，谁也不知道。而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苏生的举止，特别是他的书卷气，成功吸引了姐姐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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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生符合姐姐对心上人的所有想象，白净斯文，有技术，外地人，还有可能是大地方人。关键的是苏生也喜欢看书，有一次姐姐到院子里喂鸡时，看见苏生一个人在看《美术鉴赏》，立刻就有了好感，故意将鸡赶到他的跟前，引起他的注意。苏生从厚厚的书本中抬起头，发现眼前如清水出芙蓉的美女，眼睛都直了，紧张地站起来，不断用手擦着衣角，什么话也说不出。姐姐看他满脸通红的窘态，吃吃地笑起来，笑得桃花盛开，笑得花枝招展，笑得两人心花怒放。
第二天，姐姐将省吃俭用买下的《大众电影》《辽宁青年》送给苏生看。苏生还书的时候，在《辽宁青年》的扉页夹了一张纸条，上面用工整的柳体字写着“你真美”三个字。姐姐看到这三个字，紧紧抱在胸前，一个晚上没睡着。好不容易新的一天到来，趁着中午打石班的人都在院子里随意地打盹休息，姐姐带来了新一期的《大众电影》，和苏生在大屋后檐的稻草堆里一起看书。苏生手上仍然捧着《美术鉴赏》，姐姐好奇地将它拿过来。她翻开一看，都是世界名画，但好多没穿衣服。她看见了维纳斯光着身子站立在眼前，圆润的乳房光洁挺立，立即羞红了脸，嗔怪地对苏生说：“难怪你那么喜欢看这本书，原来都是没穿衣服的女人！”苏生再一次满脸通红，轻轻争辩道：“这些都是世界名画、著名雕像，不是色情的东西！”姐姐明知理亏，却无法掩饰心里的那股复杂情绪，匆匆将书还给苏生，说：“反正光着身子就不好！”说完就要起身。苏生一听，怕她生气不理他，情急之下拉住了姐姐的手，欲要争辩。谁料姐姐被他一拉，身子倒在他的怀里。两人紧张地抱在一起，完成了并不成功的初吻，就慌乱地离开了稻草堆。
姐姐的世界从此焕发出光彩，她的笑容明显更多了，连走路都不时哼着小曲儿。爷爷是只老狐狸，从姐姐不同寻常的举止中嗅出了异味。他用手杖敲了敲地面，警告父亲看管好姐姐，说看她那一脸风骚样，准是发情了。父亲反感爷爷对姐姐的偏见，就随便应付他。爷爷见父亲的态度如此暧昧，生气得胡子吹上天，气呼呼地回房间了。
随着石拱桥一天天建设，姐姐真希望河流再宽些，石拱桥没个十年八年无法建成。但事实是残酷的，石拱桥的建设已经接近尾声，估计春节前就可以竣工，苏生将离开村子回家过年。苏生也深深地爱上了姐姐，发誓要娶姐姐回闽南。姐姐当然巴不得苏生快些娶自己回家，可是家里人会同意吗，苏生的家里会同意吗？想到爷爷那副嘴脸，姐姐的心情就十分低落。她清楚爷爷虽然不喜欢她，但也一定不会同意她嫁到那么远的地方。在村里，只有名声不好的人，才嫁得远远的。一般的人家，讲究明媒正娶，即使都是泥腿子也要合规合矩地来。石拱桥眼看就要建成，姐姐和苏生都心急如焚，他们的约会更频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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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和苏生终于被爷爷抓了个现行。冬天的稻草堆里，温暖而舒适，两颗被爱情滋润的心经过一场场无休止的争辩后，最后都以和解告终，于是接吻代替争吵，拥抱代表和解，他们在稻草堆上翻滚，紧紧地将对方抱住，试图用最疯狂的方式嵌入对方的身体。突然，身后响起咆哮般的惊雷，他们立刻停止拥抱，扭过头看见爷爷扭曲的老脸和颤抖的胡子。两个惊恐万分的年轻人，趁着爷爷因愤怒而不知所措的空隙，逃命般从稻草堆里窜出，留下爷爷一人在那里呼天抢地。
爷爷为自己的引狼入室大发雷霆，也将父亲骂得狗血喷头。首先他命令将姐姐关起来，再也不能见那个打石佬苏生；其次，他气势汹汹地将打石班子赶走，还要求打石班领班将苏生开除。发生了这样的事，父亲也很生气，觉得女儿丢了上官家的脸，只得遵照爷爷的指令，将姐姐关了禁闭，每天由我送饭菜。苏生却幸运了许多，打石班强调不能开除苏生，因为没有他剩下的雕刻无法完成，只答应管好他，不让他再踏进上官家一步。爷爷再气愤也只能无可奈何，一再严厉交代父亲管好姐姐，在石拱桥建成之前，除非上厕所，否则不能让她迈出房间半步。
相安无事过了一个月，石拱桥终于建成竣工。当最后一块石板放下，家里人都长长地吐了口气，认为风波终于过去了。谁想，桥头庆祝的鞭炮刚放完，就传来姐姐喝农药的消息。真是晴天霹雳！姐姐怎么会喝农药？大家都不敢相信，可当父亲踹开房门，闻到浓浓的农药味，看到倒在地上的姐姐时，一切都被证实。谁也不知道姐姐怎样偷偷拿到了家里放在楼梯下的农药，也幸好母亲那天刚好在家才发现姐姐喝下了农药。人们手忙脚乱地找来一张长长的竹躺椅，用两根竹竿绑起来，做成一条临时的担架，要将昏迷的姐姐抬到乡卫生院。乡卫生院距离院田有十里路，村里选了四位年轻人抬着姐姐，而父亲赶紧先一步跑到乡卫生院，请求医生做好抢救准备。村里人眼看着姐姐被人抬出村，都不明白她为什么非得喝药寻短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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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姐姐喝农药事件中，只有爷爷一个人最清醒。他长叹一声：该来的总是会来。那天早晨，爷爷拉肚子，天灰蒙蒙亮起来往厕所跑。厕所和堆放草木灰的地方相邻，都要经过空荡荡的官厅。由于长年闲置，年久失修，官厅已经失去了作为家族主要聚集场所的功能，反而因为冷清而让人生畏。小时候，我和兄弟姐妹都怕晚上起来上厕所，宁愿憋着也不肯冒险。爷爷上厕所时没发现什么异常，当一身轻松往回走的时候，赫然发现官厅的大柱子上，一条长长的红布耀眼地系在那里，和叔叔失踪那天的情形一模一样。爷爷的心一紧，一种不祥之兆立即涌上脑门。他果断地扯下红布，团起，抓在手心，然后向四周张望。空荡荡的官厅，没有任何人和声响，寂静得让人害怕。他慌张地回到屋里，告诫家人，今天一天都不要上山，不要下河，也不要远离家门。家里人都不知道什么意思，看他神情凝重的样子，又不敢多问。他将家里人都想了个遍，个个都作了详细的交代，唯独忘记了姐姐。不仅是爷爷，大家都没想到待在家里的姐姐会出事。更为蹊跷的是，那瓶农药是什么时候不见的，又怎样到她手里的？大家一片茫然。当然，事情的结局并不仅仅喝农药那么简单，因为姐姐失踪了。 至于后來姐姐怎样失踪的，抬担架的四位年轻人都理不出一点头绪。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抬起姐姐赶路，但毕竟是十里路啊，跑着跑着就慢了下来，特别是山路崎岖不平，不是上坡就是下坡，一不小心还会摔得人仰马翻。他们抬到当风岭隘口时，实在抬不动了，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到旁边不到十米远的一个山泉口喝水。谁料，喝完水回来，担架连人都不见了。这可把他们吓出一身冷汗来，难道是被鬼捉弄了吗？他们左寻右找，就是没有找到姐姐，也没有找到担架。垂头丧气的他们只得兵分两路，一路到卫生院告诉我父亲，一路回村里发动人寻找。找了整整一天，有人回过神来，问打石班的人要苏生，才发现哪里还有苏生？连打石班的人也走得一干二净。再仔细问下去，打石班的人离开村子的时间，正是姐姐被抬去卫生院的前半个小时左右。大家似乎醒悟过来，认为一定是打石班的那帮人抢走了姐姐。
姐姐从此杳无音信，也不知是死是活。据村里的人说，姐姐还活着，并且和苏生结婚生子了。那天确实是被打石班的人抢走，当然姐姐也并非真的喝下了农药。因为这是一场她和苏生策划的阴谋，她将偷藏的农药洒在房间，制造喝农药的假象，然后趁抬担架的人不注意时，神不知鬼不觉地和等候在那里的苏生一起私奔。爷爷相当赞同村里人的意见，认为姐姐欺骗了他和家人，姐姐生来就是害上官家的。
父亲对这样的传言嗤之以鼻，认为是妖言惑众，他一直觉得是自己害死了女儿，断送了她的美好前程，从此郁郁寡欢。后来，当听到哥哥失踪的消息时，他再也无法承受接二连三的打击，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
三 大哥是个空壳人
1
第三个失踪的人是大哥。大哥在一个产煤的小镇上过日子，怎样不见的也没人知道。小镇叫安乡，距离家乡有上百公里，据说那里遍地是煤矿，不挖煤的人随便铲几下就有得烧了。对于我们偏僻落后又没有任何资源的小山村来说，安乡是流传在几代人中的梦想之地，在厦门、深圳繁华之前，它就如山西人走西口一样，是谋生的落脚之地。不过，大哥去安乡的时候，除了上一辈在那里扎根的，很少还会到那里。挖煤毕竟是体力活，而且风险极高，如果不是实在穷，很多人不会选择到那里。刚读完书的后生阿哥老妹，全都奔厦门、深圳去了，谁也不会留在一个过气的小镇。大哥会到安乡，纯粹是因为他老婆那头有一个亲戚在安乡开饭店，投奔他那里作短暂停留，结果一去不复返，在那里落地生根了。
大哥曾经是家族的希望，尤其是爷爷的希望。俗话说爷爷奶奶疼头孙，作为上官家族长孙，大哥寄托着爷爷中兴的梦想。爷爷说，上官家在院田可是赫赫有名的官宦之家，从乾隆皇帝下江南开始，祖上有四代人连续当司马、州同，直到新式科举后家里才渐渐没落。我从小就被他带到后院的大菜园，告诉我那些断壁残垣都是原来的老墙基，以前家里的房子和衙门一样大，雕梁画栋。如果不是遇上了辛亥年的大火，我们家才是真正的豪宅。爷爷生在动荡时期，只顾活命，能守住老本就不错了。爸爸这一辈的人饭都吃不饱，更不用谈读书当官，孩子个个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最小的儿子脑子灵活，指望有个出息，却落了个尸首都不见。大哥的出生，是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据说还带有异象，比如阴天突然放晴，家里那只沉默不语的公鸡连连打鸣，使爷爷对大哥满怀信心。
事实上，大哥也和叔叔一样，头脑灵活，身强力壮。高考失利后，他听从爷爷的建议，当兵去了，据说是个炮兵。20世纪80年代初，炮兵两个字足够有杀伤力，大哥在村里的形象一下变得十分耀眼。那段时间，爷爷喜欢往大桥头、豆腐店里跑，因为那里人多热闹。只要有机会，他准会讲起自己的长孙，在炮兵部队如何有出息，被表扬了，立功了，当班长了……好事一串串，连我们都不知道哪句是真哪句是假，总之在他的口中树立起了大哥光彩夺目的军人形象。
大哥终于从部队退伍回来，从天上掉到了地下。爷爷显然也对此准备不足，整天的自我宣传造势，让他也产生错觉，觉得自己的孙子会有远大前途。孰料说退伍就退伍，没有那套光鲜的军装，孙子也就一普通人。他想套用当年推介叔叔的老办法，但时过境迁，他的老战友们早就退居二线，到乡政府转了一圈，一个人也不认识。他决定独闯龙门，在乡武装部找部长论理，要求安排孙子的工作。武装部长说，每年像他孙子那样退伍的军人至少有五六人，哪里安排得过来？爷爷说他是五老人员，应该给予照顾。部长告诉他，不要说五老人员，就是老革命也没办法照顾，现在乡里自己都发不出工资了，哪里还有办法安置人？说得口干舌燥，爷爷没能得到一丝有希望的答复，他只得悻悻地回到家里。
2
大哥的心思不在院田，他认为院田太小，容不下他充满理想的生活，执意要回海南岛。当然最重要的是，当炮兵的海南岛有他的心上人，据说是一个给部队食堂送蔬菜的姑娘。海南岛让我们充满着无限遐想，我朦胧的意识里，也希望大哥能够到那里去发展。大哥去海南的目的显然与我的期待有差别，他一心想着自己的心上人，躲在房间里不停地写信，然后让我跑到村里唯一的邮筒那儿寄信。除了写信寄信，他还让我每天到供销社的柜台看看有没有他的信件。他的心情和信件完全挂钩，与远方的喜怒哀乐紧紧连在一起。爷爷的方法失效后，作为家长，他同意大哥去一趟海南。
远走海南的前一晚上，爷爷拍了拍大哥的肩膀说：“好男儿志在四方，不要太计较儿女情长。你去了海南，就要在海南闯出个模样来。孙子，爷爷等你胜利归来！”爷爷的一番话像准备已久的祝酒词，更是他破釜沉舟的满心期待。
可惜，大哥并没有像爷爷期待的那样胜利归来，更没有闯荡江湖的经历，不过一个月大哥就垂头丧气地回到院田。大哥回来的原因很简单，心上人有了另外的心上人，很快就要嫁人了。恋爱遭受沉重打击，哪里还有心情闯荡江湖？他终于承认自己是个失败者，哪管得爷爷的老脸往哪儿搁？
有人说，一个人的成熟就是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大哥也不例外，他终于和普通人一样娶妻生子，外加一壶酒。酒是大哥的毒药，自从他灰心地回到院田后，染上了酗酒恶习。父亲母亲对他束手无策，私下说是爷爷惯坏了他。爷爷也不再管大哥的事，我明显感觉爷爷老了许多。自从叔叔、姐姐失踪后，家里就笼罩着一股凝重的氛围，现在大哥又成为酒鬼，爷爷觉得上官家在村里都快抬不起头了。 3
那段时间，爷爷每天都独自来到屋后的菜园，在断墙乱石间寻找什么。我们问他，他也不回应，板着脸噘着嘴，专心地翻这动那。有一天，他悄悄地找到我，要我帮忙一起找寻。他说：“爷爷老眼昏花了，还是你帮我找一找吧。”
“找什么呢？”
“找一个符，应该是竹片做的符。”他好像也不太确定。
“找这个啊，有什么用呢？”
“当然有用，它关系到我们上官家族的命运呢。”
见我不解，爷爷压低声音，悄悄对我讲出了上官家族的秘密。在李姓还没成为院田的大姓前，上官才是村里的第一姓。太爷爷的太爷爷考取功名后，在村里大兴土木，要建一座“九厅十八井，穿心走马楼”的大楼，地点就是现在我们上官家这个位置。建房时地不够宽，于是向村里王姓人购买。由于对方要价太高，一直协商不下，上官家就借助官府的力量，强迫别人同意转卖。也许是上官家风水太好，在村里一支独大，受到不少人的忌妒，在建房时便遭到暗算。建房由外村的一位赵姓师傅总负责，赵姓师傅正好是村里王姓人的亲戚。建房开始后，赵姓师傅说还差一根最重要的木料，必须要用水口的一棵大杉树。于是，家里就交代赵姓师傅花大价钱向种树的李姓人购买，砍伐了那棵杉树。接着在夯墙时，赵姓师傅拿出一张竹片制成符，在公王庙求过后，悄悄放在了土墙里面。你知道吗？这两件事就让我们家遭到厄运。那个赵姓师傅用心狠毒，先是通过砍树得罪自然公王，然后在公王庙祈求我们家族受到惩罚，并把符放在谁也不知道的地方，让咒语一直有效。房屋建成后，上官家族只维持了短短的二十多年就开始走下坡路，人丁不兴，房屋屡遭火灾，现在剩下的屋舍还不到一半。
爷爷给我讲的时候，我已经上大学，对迷信的说法不太相信。我反问爷爷，咒语的事怎么会被发现？爷爷说，关于上官家的咒语，在房子建起来不久就在村里悄悄地传开，只有上官家不知情。后来，家里连续两次失火，村里同情上官家的人偷偷将咒语的事告诉给我们家。只可惜，我们家在官场上顺风顺水，认为这是别人忌妒中伤的说法，不以为意。后来，兵荒马乱，改朝换代，大家的命运都发生了大变化，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哪里還记得咒语的事？可是，两次的红布条事件，上官家的屡遭不测，让爷爷想起了传说中的咒语，于是天天到菜园来找竹符，希望能摆脱咒语。
听了爷爷的讲述，我也感到毛骨悚然。于是大三那年暑假，我花了整整一个半月的时间，寻找房屋里的竹符，可一无所获。回到学校后，在图书馆浩瀚的资料里，试图解开关于民间咒语的谜团，也没有什么准确的案例，大都含糊不清，传奇多于科学。无奈，我只能暂时将咒语的事压在心底。
4
大哥对生活的不满终于找到了发泄口。在我的印象里，他至少和乡里的干部起过三次冲突，每次都将他们打得落荒而逃。据说派出所的一个民警叫王道，最怕见到大哥，大哥却越发不放过他。原来王道个子矮小，不知怎么就进了公安队伍。那时候基层派出所警力有限，常常一个人就出警，对办案民警是一种考验。一次，大哥喝醉了在村委闹事。王道去处理，结果惹得大哥兴奋起来，和王道对着干。王道哪里是大哥的对手？只好拔腿就跑。大哥蹬鼻子上脸，反而一路穷追。于是两人上演了环院田村赛跑的奇特景象，王道吓得没命地跑，小小的步伐像风火轮快速地转动，大哥个子高步伐大，好几次差点抓着他。最后，大哥酒性上来，倒在猪栏门前呼呼大睡，这场闹剧才作罢。事后，大哥还向人夸口说：“他有王道，我有亡命，怕什么？”
据爷爷说，上官家世代善良，从未做过恶事，即使家财万贯的时候也不狂妄，没想到大哥将上官家的形象全部毁掉了。毁掉形象的大哥仍然是大哥，他还是要过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是由一连串实际的行动支撑起来的，但大哥雄心未泯，看不起芝麻小事，因此连小事都做不好。他干得好的只有一件事，生孩子。结婚一年后，生下一个胖小子，给上官家带来了小小的喜悦。因为家里好久没什么喜事，这件事就成为大事，长辈们更愿意将它视作大哥成熟的标志。接着，第二年又生下一个女儿。女儿刚生下来，乡计生办的人就来了，说是大哥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要罚款，要抓大嫂去结扎。那时候农村实行的政策，是夫妇如果第一胎生下的是男孩，那么就只能生一胎，如果第一胎生下的是女孩，那还可以再生一胎，除此就算违反计划生育。大哥没有第一胎生下女孩，所以再生第二胎自然就违法了。
计生办来抓大嫂去结扎那天，我刚好在家。天蒙蒙亮，门外就响起剧烈的“砰砰”响声，一阵比一阵重。我们都吓坏了，还是大哥胆子大，他一边大声骂着一边睡眼蒙眬地打开大门。结果门还没完全打开，外面就闯进一群人，叫嚷着大哥的名字。有人认出大哥，就要上前抓他。幸亏大哥当过兵，马上意识到不对劲，赶紧从旁边抄起一条板凳，靠到墙角边，不让人接近。
这时，爷爷、父亲和母亲都被惊醒起来，赶紧跑到大哥旁边保护他。计生办的人叫大哥交罚款，并要求大嫂马上去县医院结扎。大家终于明白这伙人的来历，爷爷和父亲开始向他们求情。大哥倒镇定自若，他说可以，让他进房间拿钱，带老婆出来。计生办的人同意了，让大哥进去。一群人在厅里等大哥拿钱出来。
不一会儿，大哥从房间出来，大家的目光都投向他。大哥并没有拿钱，也没有带大嫂，反而手里多了一把匕首。没错，是匕首，我曾经见过，大哥退伍时偷偷从部队带回来的军用匕首。明晃晃的匕首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大哥的目光充满杀气。他站在门口，将房门关紧，握紧匕首，刀尖向外与身体呈直角状，大声对着计生办的人喊道：“来呀，来拿钱啊！”
厅里死一般静寂，没有人回答。
大哥走向他们，每一步都缓慢而坚定，匕首直挺挺地在前面开路，刀尖犹如长满牙齿，随时准备扑向人群咬出猩红的鲜血。人群开始骚动，最前面的人开始后退，后面的人开始踉跄，不知不觉就撤到了门外。
“来呀，来拿钱啊！”
声音在古老的大厅回荡，空气中弥漫着血腥的味道。
没有人应答。人群继续后退，终于全部退到了门外。计生办的人一窝蜂全部散尽，从黄泥路上跑个精光。 大哥站在大厅岿然不动，像一尊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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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早晨彻底改变了大哥的命运。计生办的人走后，家里一大帮人神色更加凝重，商量着接下来怎么办。大哥也深知这种英雄壮举只能抵挡个一时半会儿，接下来计生办的人不会善罢甘休，肯定将卷土重来。简单地讨论过后，还是爷爷拍板，让大哥、大嫂马上离开院田，到外地躲避一段时间。到哪里呢？大嫂说，她有一个姨姨在安乡开饭店，到她那里方便。于是那天上午十一点，大哥大嫂带了一身换洗衣服，就从后山翻到邻乡，搭车前往安乡去了。看着大哥大嫂翻过山头，我们才感到饥肠辘辘，原来早饭还没吃呢。
大哥大嫂顺利到达安乡，并成功躲过计生办的催款和结扎，后来还顺利地生下第三胎：又是一个大胖小子。安乡是个好地方，人多地广，繁华热闹，大哥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于是决定在安乡安营扎寨。我猜想，大哥有更深层的意思，就是向原来的自己告别，重新开始新生活。确实也如此，大哥进入了当地一家小煤矿，大嫂就在她姨姨的饭店当小工，依靠两人不错的收入，真把家给安下来了。第二年，他们就将两个孩子也带到身边，还陆续上了当地的小学。
大哥从此难得回院田，家里人一年也见不到他一次。虽然安乡离院田很近，但明摆着他不想回这个伤心之地。爷爷父亲他们也不追究，只要他能过上好生活就行。难得见大哥，并不意味着见不着，至少我们知道他开始长白头发了，不在矿上做了，儿子都读大学了等等。待到大嫂突然回到院田家中，我们才知道大哥失踪了。
大哥失踪得蹊跷，据大嫂说大哥喝醉了酒，大概从楼上摔下来，留下一摊血，人却不见了。
我们问：“那你呢？”
“我不在现场，当时我正在姨姨的饭店忙着呢。”大嫂一边抽噎着，一边回答我们，“我下班回来，不见了你大哥，只见地上的血都凝成一团暗红色，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可是，我找遍了家里每个角落，也没有看到你大哥。后来，叫来周边的邻居也没找着。再后来，就报了警。可如今一个月了，还是没有一点音信……”
我呆立在屋里，差点晕厥。
6
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主动要求去一趟安乡。现在偌大的上官家，说起来能够抛头露面的只有我了。家里除了老人，其余全部出门去了。幸好我就在县城上班，常常回家看望老人们，不然他们有个头疼脑热都无人照顾。我请了几天假，开车载着大嫂来到安乡。
安乡这些年倒没什么變化，像个繁华落尽皱褶遍布而只剩下脂粉气的过气明星，刮去附着在街道两旁楼房上的污垢，还可以看出当年“小香港”的模样。不过，街上干净了许多，粉尘和煤炭基本不见，人流也少，特别是载煤的重型货车基本不见踪迹。这些年来，省里大力整治小煤窑，整个安乡只剩下一家半死不活的国有煤矿。自从小煤窑关闭后，大哥就失业了。失了业的大哥并没有再找工作，从此游手好闲，又开始醉生梦死的生活。而我们家也从那时起，与大哥基本失去了联系。
我受爷爷的委托，去找过大哥，没见到他，只在他家的饭桌上看到喝剩一半的白酒瓶。大嫂告诉我，孩子们陆续长大，外出读书后就不再回来，都在外地工作，只有过年时回来几天。说起那些侄子侄女，我突然很想念他们，不知他们过得怎样。可是，即使我和他们在某个地方萍水相逢，也不会认出眼前的亲人。骨肉亲情原来就是一场说散就散的游戏，时间的长河冲刷着远去的记忆，无论怎样忧伤，都只剩一曲落日般悲壮的挽歌。
大哥一家在安乡并没有安居，二十多年连个房子也没有，一直租住当地的民房。当我推开大门时，一股陈旧的味道飘过来，我问大嫂多久没在家里住了。大嫂支支吾吾地说，自从大哥出事后，她就不敢在家里住，吃住都在姨姨的饭店。我将房屋走了个遍，这是一幢两层结构的夯土小楼，楼梯是从中间大厅上去。屋内陈设极其简单，除了必备的饭桌、餐具和床铺等，就剩下一台旧电视、电风扇和老式冰箱最值钱。
“孩子们知道吗？”
“知道了，都回来过。那又能怎样？连人都没找到，有什么办法呢？”大嫂无奈地说，“你大哥喝了酒就打人，在他身边哪个孩子不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所以孩子们出去就不想回来，和他的感情也越来越淡。”
家里坐了一会儿，我和大嫂都没什么话说，一时沉默着，场面略显尴尬。突然，大嫂的电话响了，她急忙掏出手机说：“好，好，我就过来。”打完电话，她抱歉地对我说：“姨姨那边人手不够，叫我快回去帮忙。你先在这里坐，等会儿我打电话给你，到店里来吃饭。”我让她快点去，我也到街上随便走走。说完两人走出了家门。
7
大哥家门口有一家零售店，我装作买香烟，顺便向店主问我大哥是否在家。
店主是个中年油腻男，头发浓密，一口黄牙，反问：“酒鬼官？他不是死了吗？”
酒鬼官就是我大哥，我家的上官复姓常常被省略成官姓，我大嫂也说安乡人都叫大哥为酒鬼官。我一惊：“怎么？他死了吗？”
油腻男显得不耐烦，挥挥手，顺便将烟给我：“不见了就是死了，又有血又不见人，哪里还能活着？”
我心情突然难受起来，原来失踪和死是一回事，反正都是从此不相见，要见只有怀念。
顺着街道走，我竟找到了派出所。在派出所，一位民警热情接待了我。他向我详细介绍了大哥失踪的情况，和大嫂说的情况基本相同。他强调，派出所调取了所有监控视频，都没有发现大哥的下落，在家里也没发现什么异常。他突然问我：“你大哥是不是会变把戏？”
我突然想骂人，可理智告诉我不能这样做。我转过头，推开派出所的玻璃门，向外走去。风呼呼地刮着，六月天有点冷。
四 侄女倒是自由人
1
在没有什么大的预兆和暗示下，我的侄女失踪了。算起来，她是上官家族失踪的第四人。
侄女是我二叔的孙女，六岁那年我炒了一桌好菜给她吃后，第二天就由二叔带到深圳他儿子那里了。
二叔这个人和哥哥一样也是个酒鬼。以前人们老是问大哥像谁啊，怎么嗜酒如命？因为我爷爷和父亲都不酗酒，后来才想到像我二叔。估计上官家有喝酒基因，只是爷爷、父亲和我都是属于有节制的类型，而像二叔和哥哥一样放纵起来就成为酒鬼。二叔因为酒，声名狼藉，家里人和村里人从不同地方捡回过他。去赶圩非得在小饭店喝上两杯酒，才踉踉跄跄回家。这一走往往是没法直接回家的，不是滑到了路边的芦苇丛里就是掉到了旁边的水坑里，当然也有倒在路边睡着的时候。好在他不像爷爷那么高大，精瘦精瘦的，认识的人一拉就起来了。更搞笑的是有一年除夕，中午就喝了酒，下午还说要去供销社买鞭炮，结果在回家的时候掉到鱼塘里，差点将人家过年的鱼熏死。因为二叔，上官家欠下好多人情。爷爷说，祖宗三代积下的德都让二叔给抵消了。好在二叔脾气好，不管别人怎样说，也不争辩，属于那种虚心接受坚决不改的类型。 别人可以忍受，家人却无法忍受。二叔生了一个女儿三个儿子，他们一长大就出去打工，然后女的早早嫁掉，男的在外安家。侄女就是我最大堂弟的女儿，小时候因为夫妻两人都要上班，所以送回来让二叔和婶婶抚养。直到要上学了，才由二叔送回深圳读书。
侄女小时候是我的跟屁虫，两三年暑假都是我带到城里和女儿一起玩。女儿比她大两岁，刚好可以一起做伴。我和妻子都挺喜欢她，乖巧嘴甜，叔叔婶婶地叫着，叫得人心都化了。每次女儿要开学，将侄女送回院田，我们都舍不得，担心二叔将她弄丢。只好反复交代父亲母亲帮助照看好侄女，搞得她是我们的女儿一样。
但侄女终究不是自己女儿，她到深圳后就和我们疏离了。说起来还是堂弟夫妻不懂事，一直对我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好像是妒忌，又好像是敌意。因为我和堂弟只差一岁，家里人无论做什么都将两人对比。读书时我成绩比他好。小学毕业我是全校第一名，他是倒数第三名，气得二叔追着他满屋跑，说要打死这个脑子塞满泥巴的小鬼。初中毕业时，我考上县城一中，他复读了两年考上市技校的烧锅炉专业。后来，我大学毕业分配回城里工作，他技校毕业后就到深圳打工去了。在我的光芒照耀下，堂弟暗淡无光，在家族里简直抬不起头来。这种微妙的感觉，只有我们知道，无论如何修复，他的心里总有一道过不去的坎。侄女在深圳，一开始还常常打电话来，后来就渐渐少了，最后基本只剩下过年时的礼节性拜年。
2
我在深圳出差时，去看望过侄女一次。和堂弟电话联系，他告诉我一个很复杂的地址。我搞不清楚，直接打的过去。在密集嘈杂的城中村路口，的士司机告诉我路太小，两边摆摊的太多，进不去，让我自己顺着街道走到尽头便是。我走在杂乱的街头，两边的店家将货物摆到了街道上，蔬菜、肉品、衣服、零食……什么都有，来往的人群行色匆匆，骑摩托车和自行车的人像表演杂技，不断地扭动身子穿梭在行人中间。再往里走，人群开始减少，嬉闹的孩子多起来，不断地有玩疯了的孩子撞上我，“哟”的一声，头也不抬地转过身，继续和伙伴们玩耍。果然，在街道尽头一座神庙旁边，我找到了堂弟居住的那座楼。一座六层楼满是房间的出租屋里，堂弟租了一个小套房，侄女正在家里帮忙做饭。几年不見，侄女已经长成亭亭玉立的姑娘，比她父亲还高，至少有一米六五。我暗暗一算，她都十六岁了。侄女见到我很高兴，但当我问她情况时，心情明显低落下来。
我问侄女在哪里读书。
她说是一所救命中学。
我感觉奇怪，难道是学医的学校吗？
她见我疑惑不解，说救命中学就是指最差的中学，不管学习，能保证安安全全读完毕业就拉倒的地方。
“你原来学习不是挺好的吗，怎么到这样的学校了？”堂弟总是说侄女读的学校如何好，成绩如何优秀，让我误以为侄女真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原来学习也不好，小学读的是民工子弟学校，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打工仔的孩子读不到好学校，能读完书就不错了。”侄女提高声音说。
“原来这样啊。早知道我带你回城里读。”我脱口而出。
侄女向堂弟的方向撇撇嘴，“他哪里会同意？还说宁愿在深圳哭，也不愿回到院田笑。”说着还指指心窝，小声说，“他的心理有问题。”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侄女。以后的故事都是通过零星的信息拼凑起来，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
3
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我坐在办公室里处理公务。办公桌上的一盆绿萝长满新绿，宽大的叶子在阳光下更显得旺盛。门外敲门声响起，原来是一位朋友，现在任我家乡的党委副书记，分管政法工作。
“你这家伙怎么来了？”朋友是个工作狂，肯定不会无事找上门来。
“当然有事找你。你又不是女朋友，哪有那么大魅力吸引我？”
“说吧。”我一边泡茶一边聊着。
“上官小芸是你侄女吧？”
“是啊，怎么啦？”我一惊，手里的茶杯差点掉到地板上。
“你看看吧，列入我们的管控人员名单了。”朋友将手上的一叠材料递给我。
我翻开镇重点管控人员名单，终于在吸毒人员名单里发现了“上官小芸”四个字。
“这是怎么回事？小芸吸毒被抓了吗？”
“这份名单是从全国吸毒人员名单里筛查出来，包括历年来掌握的名单，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分解到各地的。你侄女的户口还在我们镇，所以属于我们监管跟踪的范围。我查了一下，小芸是去年被抓的，属于轻微偶犯，问题不算严重。但现在综治维稳任务很重，每到关键节点就要对重点管控人员进行跟踪。”朋友说，“所以管控小芸这么光荣的任务就由你来帮助我们完成。”
朋友找不到小芸，只能找到我。我是小芸的伯伯，自然不能推卸。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开放，毒品就像苍蝇随时盯上意志薄弱的人，但万万没想到小芸会是其中一个。在我心里，她还是那个声音脆脆地叫着伯伯婶婶的小女孩，被我开心地举过头顶，放在肩上抬，乐得呵呵直笑的小侄女。现在朋友找上门来，事情是板上钉钉的，使我不得不相信。朋友看到我难受的样子，安慰了几句就告辞了。
我将情绪稳了稳，然后打电话给堂弟。堂弟估计正在公司上班，不方便接电话。好不容易熬到休息时间，接到他回的电话。我问小芸的情况。他立刻否认小芸吸毒的事，说那是别人故意中伤的，绝对没这回事。
我生气地说：“老弟，在我面前不要卖弄啦。难道公安局的档案也有错？”
电话那头一阵沉默，算是默认了。
我告诉他找小芸的缘由，要他管好孩子，一旦孩子没学好，多可惜。
堂弟的态度好了些，大致介绍了小芸的情况。他说，小芸高中毕业后就没有再读书，工作也不正经找，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帮同学经常夜不归宿。一次在酒吧他们被毒贩盯上，抽了他们含有毒品的烟，后来就学会吸冰毒。好在毒贩被警察抓获，小芸和她的同学的事才被发现，经过审讯得知小芸仅吸过两次，不算严重。事后，堂弟夫妻对小芸严加管制，小芸也意识到严重性，收敛了许多。在朋友的介绍下，小芸进了东部华侨城的游乐场当引导员，天天按时上下班，再也没有吸过毒。 我松了口气，不幸中的万幸，还算是好消息。在等堂弟回电话的时间里，我脑海里也一直在思考小芸的未来，还想着让她回来，和我们一起吃住，在城里给她找个工作呢。因为我认为小芸会有今天，与堂弟有很大的关系。他文化程度不高，没技术没人脉，在深圳混得不好，对孩子也放任自由。我禁不住责怪堂弟：“小芸的事你有责任，今后一定要管教好啊。”
不想堂弟的反应很激烈，声音很大：“是啊，都是我的责任，哪像你知书达理，女儿又品学兼优？上官家的风水都让你得走了。”
我气得肺都要炸，但和他发作又有什么用。我停了一会儿，不想再交流下去：“小芸现在还好吧？”
“很好啊，现在去菲律宾了。”堂弟的声音还是很大，好像有一丝得意，又有一点解恨的意思。
“什么时候去的菲律宾？去做什么工作？”我再次警惕起来。
“去菲律宾上班啊，电子厂一个月三四万块。你那里没有这样的吧？我们深圳这边好多都去呢。”
“是正规的劳务输出吧？”
“总是正规的吧，交了五六万块呢。”
“嗯，一定要正规的劳务输出公司。那小芸现在上班了吧？”
“刚去不久，上班了。听说不错。”电话里充满着得意，“好了，我要上班了。有什么事再聊吧。”
随后，我将小芸的情况反馈给了朋友，告诉他尽管放心，小芸已去菲律宾，肯定不会影响乡镇的综治维稳。不料，朋友提醒我，一定要注意小芸是不是正规出去的，不要被蛇头卖掉了。现在国内已经发生过多例劳务输出到菲律宾等国家的案件，都通报到乡镇一级了。不过，但愿是多心的。
我再次忧心忡忡。哎，这个小芸真不让人省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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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真没多久，还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接到堂弟焦急的电话，说小芸失联了，怎么也联系不上，和她一起出去的人的电话也打不通。我问怎么回事。他说小芸参加的是非法劳务派遣，实际是由蛇头统一组织偷渡到菲律宾，然后由当地的工厂接收过去。小芸他们确实已经到达菲律宾，但工厂并不像宣传的那样，因为是非法入境，只能在那些地下工厂做黑工，收入也根本没有几万块。去了四五个月，因为太累又要躲避检查，小芸他们不想干了，想回国。可就在这几天，他们的电话都打不通，把国内的家人急死了。
我已经顾不上责怪堂弟，迅速开动脑筋看自己有哪条线能够通向菲律宾。我翻开从小学到大学的同学录，查看手机上几千个联系人，终于在大学同学圈里得到消息，有一位同学正在菲律宾开公司，据说他家的公司还是当地华侨有名的家族公司。我想起来了，这位同学是泉州的，毕业后就出国到他伯父的公司里去了。因为在国外，他和大家的联系并不多，难怪我一时想不起来。因为毕业后就没有见过面，怕太过唐突，我请泉州的同学先帮忙联系好，然后再电话请他帮忙。
同学就是同学，时间再久也不会改变。还不等我开口，他的电话直接打过来。我将情况简单说了一遍，他要我把所知道的人员名单和小芸上班的地址公司名称等信息发给他，他会动用自己的关系，并向大使馆报告，请求帮助查找。
我赶紧叫堂弟将所有信息汇总起来，越详细越好，然后由我传给菲律宾的同学。菲律宾的同学告诉我要有耐心，过一段时间才会有结果。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打电话给父亲，让他到官厅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很快父亲的电话打过来，说那条长长的红布又出现了，系在被截短的大柱子上。我问他什么时候发现的，他说这段时间都没有人经过那里，接到我的电话才去查看，看红布还很新鲜，应该就是这几天的事。我交代父亲，这件事就我们父子俩知道，谁也不能再传出去，特别是千万不能让爷爷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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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待结果的那些天，我天天心神不宁，像丢了魂似的，夜里还做噩梦。心里有一肚子的话没人说，家里的老人不能告诉，朋友之间也不好突然讲起这些，妻子心情十分低落，不敢再影响她的情绪。下班后，我不想回家，也不想见人，常常一个人在单位附近，沿着长长的河堤漫无目的地散步。有一次，走着走着就放声大哭起来，怎么也控制不住。从小芸的失联，我想起了从渠道放水口冲下的二叔、躺在担架上的姐姐、无端消失的大哥，现在又轮到小芸，难道上官家真的被人下了咒语吗？那种荒凉和恐惧在那个黄昏笼罩着我，我像一个孤魂野鬼般游荡在空无一人的河堤，唯有哭声才消解我的痛苦与恐惧。
菲律宾的同学终于传来消息，小芸上班的那家工厂找到了，但小芸他们又被转卖到另外一个地方，同學和大使馆的人追踪到那里，找到了部分人员，却没有小芸。据说小芸和其余三人偷偷跑了，目前还没有找到小芸。
我像泄气的皮球，软软地瘫在沙发上。
同学安慰我说，不着急，他还在继续查找，一旦有消息会第一时间告诉我。他说，只要还在菲律宾，他就有能力找到小芸。他的公司遍布全国，应该没问题。
我只能等着。可至今小芸还是没有消息。
五 爷爷把故事终结
1
第五个失踪的人是爷爷。一个家庭的主角失踪，是十分诡异的事，对于我们来说也十分无奈。爷爷已经将近九十岁了，如果是正常的寿终正寝，我们肯定会按照客家的风俗习惯，隆重地举办一场葬礼。可是，他却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在空气中留下无言的结局。
爷爷消失前，我们家只剩下四个老人，爷爷奶奶和父亲母亲，二叔因为酒精中毒，被他儿子带到福州去了。至于我这一代人，全部都在外地，自然第四代的孩子们也不会回到院田。四个老人守着空荡荡的上官家，只有我每个周末开车回家看望老人。四个老人中，母亲的身体最好，家里家外操持，种菜、洗衣、做饭……她承担了几乎所有的活。父亲自从姐姐出事后就神经衰弱，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只有依靠安眠药助睡，待到哥哥不见时，他已经没有多大的能耐管这些事了。我曾想叫父母亲到城里来居住，顺便治疗父亲的失眠，可是爷爷奶奶没人照顾，始终无法成行。爷爷的身体素质一直不错，人高马大，声如洪钟，年轻时一发火谁也不敢惹，这几年只是走路不如从前，就在村子里逛逛，胃口不错，酒肉穿肠过，中午晚上标配一碗米酒。奶奶就差多了，前年有一次在家中的天井里摔倒，落下病根，身体大不如前。她现在连家门都很少出，坐在沙发上，开着电视机闭着眼专心听电视剧。 家里有一部电话，方便和家里的老人联系。不过我打得少，爷爷用得最多。他可以一天打七八个电话给我，常常搞得我哭笑不得。他的电话分阶段，分主题，分层次，如波浪般不断推进。比如有一段时间，以小时候见到红军为题，讲他父母亲如何给红军编草鞋、送粮食。我一开始还会耐心听，可是没完没了地讲，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对付？只能挂断。可是没多久，电话又打来，说想起某个细节，然后又是好长一段话，恨不得不用换气。直到我不接电话，他才消停几天。等第二波电话袭来的时候，主题变成自己参加革命，怎样打第一枪，怎样和战友捉敌人。就这样没完没了，我只能给他下命令，每次通话不超过三分钟，不然叫电信公司的人停机，不让通电话。爷爷怕我真不让通电话，赶紧答应。
我悄悄给父亲说，管管爷爷，不要让他这么频繁打电话，我都没办法工作了，经常开会的时候、路上开车的时候电话响了，如果不接就一直拨。父亲说：“你爷爷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谁也说不动他，我的话他哪里会听？还不如你这个孙子管用。”我想想倒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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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爷爷不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才开始慌乱起来。原来他早就老年痴呆症了，才会一天打七八个电话，他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记得有一次，我带了一帮朋友回到院田家里。爷爷很高兴，为了体现一家之主的态度，出来给大家倒酒。按照我们客家的规矩，给客人倒酒之前，会叫他们喝一口。爷爷却不，要让客人喝完一杯，然后倒满。客人尊重老人，都答应喝掉。结果爷爷倒满酒后，又叫他要喝掉倒满。客人争辩不过，只好又喝掉。一轮下来，每个客人都喝了好几杯酒。我也不明白爷爷怎么会这样，母亲得知后哈哈大笑，说你爷爷“老颠倒”了。“老颠倒”就是老糊涂的意思，用现在的术语就是老年痴呆症。从那时起，我才明白看上去健健康康的爷爷怎么会有这么多奇怪的举动。
可是最近一年，爷爷的病情显然更严重了，他开始忘记我的电话号码，常常急得团团转，只能依靠父亲给他拨号码。后来，他终于忘记给我打电话这回事，或许连我这个孙子也忘记了。我享受到了久违的清静，却更加担心爷爷。家中四个老人，都已进入风烛残年，在外的兄弟姐妹嘴上说说祝福的话，送上一点钱就万事大吉，只有我在身边压力最大，哪个人也容不得有半点闪失。
爷爷除了老糊涂，身体一直很健康，而且越来越不安分。每天都在村里溜达，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他的身影。他的话少了，老是呵呵地傻笑，还自言自语说些别人不明白的事。他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又被人当作空气一样不存在。村里人都知道，上官爷爷变傻了，可是有福气，再也没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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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事，让我高兴了好一阵子。有一天，我从城里开车回到院田，看到爷爷在村里的豆腐店，于是下车准备将爷爷载回家。爷爷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热腾腾的豆腐，那是他一生最喜欢的食品。我上前打招呼，他看到我高兴得手舞足蹈。突然我看到他手上举着一个小竹片，让他给我看。他警惕地看了看周围，然后神秘地对我说：“孙子，可被我找到了。”他将竹片伸到我面前，我看到一块泛黄的竹片上留着淡淡的墨痕，似乎是一个人的模样，被打了个“X”，旁边是看不清的符号。我心里暗喜，买了三块钱豆腐，拉起爷爷就往家跑。
回到家里，爷爷得意地告诉我这个就是困扰上官家族二百年的咒语，如今被他找到了。他炫耀般向我讲述如何掘地三尺，在一堆乱石土堆中找到这块符，接着他详细地给我讲述符中的寓意，和流传的说法大致相同，都是诅咒家族的凶话。他说，小时候曾在一座废弃的老房子里，捡到一块竹符，因为好奇捡回来给父亲看，结果被臭骂一顿。现在挖到的竹符和以前看到的一样，所以他坚信只要找到竹符，魔咒自然就失效了。我问他：“爷爷，现在怎么办？总不能天天举着个竹符满村跑吧？”爷爷似乎明白过来，果断地对我说：“烧掉它！”我带着爷爷来到屋后的菜园，将竹符烧了个干干净净。
这天晚上，爷爷喝酒的时候，父亲破天荒喝了两杯米酒。第二天起床，父亲说他一觉睡到天亮，好久没有那么踏实地睡过，原来睡觉那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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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像旋转的陀螺一般，在村里转悠，沿着他将近九十年的轨迹行走。终于有一天，陀螺脱轨不知去向，把我们都急坏了。爷爷的走失毫无预兆，完全符合老年痴呆症的特征。据说当天上午，有人还在村部里面的棋牌室里看到过他，也有钓鱼的人看到过他在旁边，但他什么时候走的，每个人说法不一，至于什么时候失踪的也没人说得上来。
一开始是中午没回來吃饭，三个老人没有在意，以为会迟点回来。可是左等右等，就是没等着他回来。父亲和母亲就到村子里找，找到傍晚还是没有看到爷爷的身影。于是，父亲急急忙忙打电话给我。我了解基本情况后，赶紧叫派出所帮忙寻找，随即开车赶回院田。
开车的路上，打了个电话给朋友。现在他是镇里的镇长，他出马容易调动资源帮助寻找。果然，我刚进镇，朋友打电话，叫我到派出所看卡口监控，是否有爷爷的画面。
感谢神一样的卡口监控，我和民警终于在院田村口的监控中发现了爷爷的身影。可爱的爷爷踱着步子慢悠悠地走出村口，往集镇方向走去，和常人无异。我将结果告诉给父亲，叫家里的老人不用在村里找了，都留在家里等候消息。
可是，在接下来的任何卡口监控中都没有爷爷的画面。我和民警反复查看，将查看时间范围不断扩大，都没有爷爷，甚至连相似的也没有。难道爷爷坐飞机走了吗？一想到飞机，我们立即想到，是否坐过往的车辆去了哪里？可是，如果坐车走了，会坐到哪里？我想到，会不会是到我城里的家呢？我打电话叫妻子关注家附近是否有爷爷，或许他在往我家来的方向呢。
妻子找了半天，没有看到爷爷。派出所根据新情况，决定向县公安局汇报，请求各派出所协查，并马上张贴寻人启事，同时通过微信、电视、电台发布消息。当天晚上开始，关于爷爷的寻人启事传遍了全市，特别是微信上铺天盖地的都是“老爷爷，你在哪里”的消息，联系人除了警方就是我，我的电话号码加粗发布。我手里死死攥着手机，生怕错过了关键的电话。我的电话没有消停过，可没有一个是告知情况的，都是朋友同事的关心安慰。我怕他们讲得太久，耽误了知情人提供线索，几句话就挂断了。警方那里倒有不少报警电话，经过核查，都与爷爷无关。 5
我們家在焦虑中度过了第一个晚上，都担心那么大年纪的老人如何熬过黑暗时光。第二天我打电话给兄弟姐妹，叫他们能回来的都回来，找爷爷要紧。我不让老人们出门，先召集了村里关系比较密切的近邻，还有上官家的亲戚朋友，一起到村子周边寻找。我和民警都认为，爷爷行动不便，不可能走多远，至于坐车的可能性也小，即使坐了车现在也应该有人会告知，所以搜寻还是集中在全镇范围。可是，第二天还是一无所获。
第三天，在外地的后辈们都回来了，大家继续搜寻。一个堂弟带来了无人机，专门在可能的山上和废弃的屋子查找。可是，还是没有踪迹。难道爷爷升天啦？可总要有痕迹啊。事实上就是没有，一连七天我们还是没有找到爷爷，实际的搜寻只好停止。我们悲伤地接受爷爷失踪的事实。
我留在家里陪老人们，大家都面面相觑，不知说些什么。爷爷离开后的巨大空白，无人能够填补。一直以来，上官家就是以爷爷为中心，从来没有过权力或威望的转移。他符合担当中心的一切条件，高大强健，有魄力，有决断，霸气十足。反观上官家的第二代，父亲羸弱，二叔酒鬼，三叔早失，无人能担当重任。到第三代，还未成年都散到各地，然后开枝散叶，各顾各家，各管各妈了。爷爷一旦离开，我们都手足无措，显然有种大厦将倾的感觉。虽然上官家族早已是明日黄花，但几十年来毕竟名号还在，还有爷爷这些老人在维系着。只要爷爷这根弦还在，上官家就还在。现在弦一断，还会维持多久？我们都不忍说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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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爷爷的房间时，我意外地发现了一本手写的《院田上官氏家谱》。家谱由两本学生作业簿装订而成，从笔迹来看显然是爷爷写的。我翻开一看，详细记载了上官家是怎样从外地来到院田开基，开基以后又是怎样勤俭持家，耕读传家，出秀才举人，创业维艰。对上官家院田传承的世系用吊线图完整地记载下来，特别是对爷爷以后的上官家人，更是逐一记载，男女都上谱，且连工作、学历都写得清清楚楚。虽然作业簿十分粗糙，但内容翔实厚重，完全就是一部家族史。我不知道爷爷什么时候记的这本家谱，问父亲也说不知道。后来，我从记载家人的下限情况看出了端倪。比如写我的时候，只记到担任住建局总工程师的时候，而后来我还担任了副局长，现在又调任其他岗位。根据这点判断，应该是他狂打电话的那个阶段。难怪他不断地问每个人的情况，特别是在外地的孙子重孙辈，连每个字怎样写都要搞明白。我以为他痴呆症越来越严重，总是以各种理由粗暴地挂断电话。没想到，爷爷是糊涂不痴呆，痴呆不胡说。
直到今天，我们才相信爷爷确实消失了。令人尴尬的是，既无法等待活人回来，又无法对他立碑纪念。父亲说，那叫欲哭无泪，天地大悲。我理解父亲，一辈子活在爷爷的庇护下，可以说舐犊情深，也可以说不争气，但是他们的晚年却是相依为命，已经习惯谁也离不开谁。我请了几个小工，将官厅和荒废的房屋清理干净，特别是截断的大柱子全部扔得远远的。我怕父亲把身体弄垮，就说服母亲放弃田里的农活，把父母带到城里和我一起生活。
哦，忘了告诉你，奶奶在爷爷失踪的第十天，她就过世了。葬礼那天是院田上官家族的最后一次聚会。从此，院田再无上官家族。
补记：在我们闽西客家，有一个风俗，无论是乔迁、婚庆，还是建房封顶、居家做灶，都要挂红，客家语叫“攀红”，娘家或主要亲戚都会送“红”表示祝福。这红就是一条普通的红布，可表达的情义深长。把这些红布横着挂在大门上方和厨房门上的时候，要燃放鞭炮，喜气冲天。宾客同贺同乐，红红火火，喜气洋洋。上官家族的失踪事件，是否与那几根红布条有关，究竟是一股什么力量在主宰着一切，不得而知。
责任编辑 石华鹏
到今天为止，院田上官家族已经失踪五人，跨越四十多年遍布三代人。爷爷说，一定是惹怒自然公王，把人抓去了。自然公王是村口供奉的神仙，大家都不相信。但爷爷坚持这样说，一天天地说，奶奶终于开始相信，于是每天都到村口的庙里点长明灯，为上官家族的人赎罪。水口庙隐藏在一片风水林里，飞檐翘角，香火缭绕，供奉着村里的主神——自然公王。奶奶的举动动摇了后辈们的情绪，他们虽然都不表态，却用行动代替恐惧，一个个借故往外走，走得远远的，厦门、福州、深圳、上海、北京……上官家的人遍布全国各大城市，除非过年或死人时回来，平时都不见踪影，和失踪没两样。
一 叔叔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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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失踪的人是叔叔。叔叔的失蹤算不上失踪，更像是死亡。从官方统计上说，只要没见到尸体就不算死亡，只能算作失踪人口。比起死亡，失踪还夹着一丝期盼，一种自欺欺人的幻想。叔叔的失踪就属于这种类型，因此家里的左厢房一直还留着叔叔的房间，连房间的摆设也保持着原样。爷爷说，万一哪天建国回来了，一看房间就知道我们没有忘记他。建国就是叔叔，爷爷生了三男二女，父亲为大，叔叔最小。对于年幼的我来说，叔叔的房间从此成了最恐怖的地方，仿佛那里居住着一个水鬼，蓬头垢面地躲在蚊帐后面。我的想象是有道理的，你听我慢慢说。
不知什么时候，村里建了水电站，大家第一次用上电灯。通电那天，全村都沸腾了，大家都没想到水一冲就能发电，那红红的电灯比火把和煤油灯强多了。我家是第一批用上电灯的，对电的感受比他们更直观、更具体。那时应该我刚上小学吧，或者还没上，总之刚刚懂事，调皮不听话，大人对我没什么办法。家里拉电线装电灯那天，我好奇地跟着电工师傅，什么都拿来玩，觉得那是天下最好玩的玩具。电工师傅吓唬我说：“小鬼，不要乱动哦，小心电死你。”他还指了指手上正要装上去的灯头，特别交代不能将手指伸到里面。我是个人小鬼大的聪明孩子，大人说不我偏喜欢去做，电工师傅的一番话起到非常坏的煽动作用。不过一会儿，电工师傅就把灯头装在了电线上，在半空中晃荡，诱惑着我蠢蠢欲动的心。很快我就偷偷爬到饭桌上，轻松地拽住灯头，兴奋地将中指伸到灯头里。我的动作几乎一气呵成，于是马上招来报应，中指瞬间传来一阵剧痛，犹如被最毒的蜜蜂蛰住，全身发麻。一时间，感觉自己真要死了，痛苦害怕涌来，不知道下一刻还会发生什么。幸好我的中指迅速摆脱了灯头，右手不断地甩动，仿佛这样能减轻触电的痛苦。我不敢声张，怕被爷爷打死。我宁愿电死也不愿被爷爷打，他下手狠，说是以前当过兵，习惯改不过来。我真正知晓了电的厉害，心里却暗暗得意，感到自己竟然可以和电打架，以后还在小伙伴面前炫耀。成年以后，我回顾历次以身试电竟然没有死去，主要还得感谢村里水电站发出的电电压太低。家里的电灯永远是红红的，让我一度以为电灯的亮光就是这种颜色。
比起以身试电，我更愿意炫耀我的叔叔。我常常对小伙伴说，没有我的叔叔，你们家永远都黑咕隆咚，晚上吃饭会把菜夹到鼻孔里去。对于这一点，他们深信不疑。大家都知道我的叔叔是水电站的站长，每天的发电就由他负责。那时太小，以为水电站是我家的，叔叔会发电就像天上的神仙一样厉害。后来我才知道，水电站是公社和村集体建起来的，和我家根本没关系，叔叔的站长一职是爷爷跑了公社一位战友的关系得到的，和叔叔的能力也基本没关系。但小伙伴们都吃我这一套，有什么好吃的都分给我。我高兴的时候，带着他们来到水电站，看叔叔发电，看他像魔术师一样，管理那些大大的水轮机、发电机。水电站里轰隆隆的声音快活地震动着我们的耳膜，感觉水电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术。
2
叔叔对我好，除了水电站，还经常带我到村里各个角落玩。但有一个地方从不带我去，还交代我千万不要去，那就是村口的风水林。
风水林是院田最美的风景，生长着几十株杉树、松树和樟树，都是上百年的古树，高大挺拔，遮天蔽日，在村口右边的溪岸形成了一片浓密的树林。树林前面是潺潺流过的儒溪，溪水在村口有一条拦河坝，形成了一弧半月形的深潭，我们叫它半月潭。坝上长年漫着清澈的溪水，溪水向下冲刷，成为一条长长的白色水幕。儒溪上方有一座石拱桥，是村里人进出村子的必经之路。溪水、拱桥、老树、神庙，构成院田水口独特的景观。从外面进入村子里的人，走得累了，就坐在风水林边上的树墩上歇歇脚，然后再进村。我的家在村头，风水林在村尾，走路不过十来分钟。叔叔警告我说，水口的风水林不干净，跑进里面阴阴暗暗的，不是有鬼就有怪，不要说去玩，就是在边上歇脚也不行。因此，我和哥哥、姐姐到外面赶圩或走亲戚时，总是一路小跑离开风水林，生怕被鬼怪发现。
风水林里有一座公王庙，说是供奉自然公王的神庙。自然公王是看管山林河道的神，保佑大家平安的神。我从小不喜欢进神庙，觉得那些雕塑的菩萨面目夸张，恐怖吓人，印象中只在成年后去过一次公王庙。那时奶奶已经开始在公王庙点长明灯，天天烧香敬菩萨。那天奶奶感冒发烧，身体不舒服，叫我陪她一起去敬公王。公王庙香火不断，不仅是院田还有来自周边村落的村民也常常前来进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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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叔是读过书的，据说读了高中。不过，那高中的水分太大，大到完全可以下一场绵绵细雨。叔叔读中学的时候，已经到了“文革”中后期，学校陆续恢复了招生，但教学还是半瘫痪状态，最多是半工半读。到他读高中时，干脆整个年段都搬到一座叫信丰山的大山上，耕山开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两年后，叔叔高中毕业，成为家里学历最高的知识分子。爷爷那不安分的心躁动起来，整天想着怎样给叔叔安排出路，还说种田太可惜，不能浪费了宝贵的人才。谁想，爷爷的历史十分复杂，能力也有限。他出身地主家庭，虽然参加过革命，但中途又脱离革命队伍，后来据说暗中帮助过游击队。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境遇时好时坏，就像夏天的天气摇摆不定。这样一来，他有时说话有用，有时说话没人听。也正因为这样，他深谙其中的奥妙，一心想在儿子中培养出有出息的人。他找到大队支部书记，试图让叔叔在村里锻炼锻炼。支部书记姓李，是村里的大姓，不理我们这个上官小姓，于是爷爷的低三下四，没能换回叔叔的一官半职。他又找到大队长，大队长也姓上官，这回总该有用吧？谁想，大队长是文盲，他怕叔叔有文化更年轻，以后将他比下去，夺了大队长的宝座，所以一直态度暧昧，拖而不决。正在爷爷走投无路之际，爷爷的一个战友调到公社革委会当副主任了。副主任一句话，解决了爷爷的难题——让叔叔去村里建水电站的工地负责，水电站建好后就在那里当站长。村里的水电站是公社的，叔叔得了个美差，连大队干部都羡慕得口水直流。 叔叔的站长是孤家寡人，领导员工一肩挑。叔叔怎样管水电站的工地，我一点印象都没有，那时还太小。自懂事起，只记得叔叔管水电站的那些事。叔叔的工作是独一无二的，在村里神圣而不可侵犯。他说没电就没电，他说水电站检修就检修，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今天看来，他的工作十分简单，无非就是发电送电，还承担着村里的碾米任务。那时的水电站都是独立运行的，没有联网，设备也十分简陋。为了提高发电设备的使用年限，发电站每天只发电十四个小时，从上午九点到晚上十一点，白天主要是用于碾米，晚上主要保证照明。大家睡觉的时候，也是发电机休息的时间。不发电的时候叔叔要将水从渠道引向河里，待第二天发电时，叔叔又将堵住的渠道打开，将渠道的缺口堵上。渠道里堵水和引水用的是木板嵌入两端的土办法，一块块木板完全由人工抽取或插入。这项工作成为叔叔每天的工作重点。
我最喜欢站在桥上，看对面半山上叔叔放水。我们村电站的水渠很奇怪，是从我家屋后的山上经过的。院田是山区小盆地，水流落差大，适合建梯级小水电。水渠從河的上游开始一直通向村里，为了保证水位落差，渠道从我家背后穿过，然后不过千米就到了水电站上方。水电站上方是一个大的蓄水池，我们称前池，前池的水高高地冲到电站里面的水轮机，利用水的势能立即转化为电能，输送到村里的每家每户。在距离前池不到二百米的渠道边，有一道放水口。放水口直接通向河里，每当放水的时候就会形成一条美丽的瀑布。读书以后，每当站在桥上看瀑布，就会想起“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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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叔放水是一道美丽的风景。但是按正常的发电规律，我们是看不到放水的，大家只能看到堵水。上午九点钟的堵水没有什么看头，无非就是水流慢慢变小，然后什么水也没有，全部被引到那条高高的渠道上去。当听到“轰——”的一声巨响时，我们知道一天的发电又开始了。只有一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放水，那就是发电用的水轮机出故障。出故障是经常的，因为水轮机总是会被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缠住，不能动弹，只能人下去将杂物清理。于是，叔叔就必须先将水引到河里，停止发电。按理水渠里的水到达前池的时候，有一张很大的铁丝网挡住杂物，但那张铁丝网用不了多久就开始破损，一破损杂物就随着水流冲到水轮机上了。水轮机上的杂物无奇不有，水草是最常见的，还有破棉被、烂衣服，或者已经被水轮机绞死的大蛇、鳗鱼等。每当这时候，水轮机便会发出一声巨大而刺耳的怪响，喘着沉重的粗气，“咣当”一声就停了下来。叔叔知道水轮机被绞住，马上关掉电闸。接着小跑上山，来到渠道的放水口，将水引到河里。
渠道的水流量大，不能一次性放水，必须慢慢放。放水时，人只能站在放水口里，将重重的木板慢慢抽起。每抽掉一块木板，水就增加一部分，于是水流速度越来越快，不断向河流奔去。放水口通道形成的瀑布越来越壮观，声音也越来越响，仿佛能听到水流歌唱的声音，仿佛能惊醒乡村昏睡的公鸡、小狗，一道加入这欢快的合唱中来。我看到瀑布的同时，更多的目光放在叔叔身上，看他将木板一块块抽走。其实我不用看也知道叔叔的每一个动作，因为水的奔腾反衬出叔叔高大的形象，那一刻叔叔在我心中无人能替代。
多年后，我还清晰地记得叔叔放水的每一个动作，它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真切。下水、站立、抽木板……每一个动作都定格成永恒，永远定格在夏天上午的阳光里。
那天，我和一群小伙伴正在桥上嬉戏，忽然看见叔叔走上渠道，向放水口走去。我知道叔叔又去放水了，于是大家停止游戏，一起站在桥上看叔叔放水。只见叔叔来到放水口边沿，伏下身子，右手按在渠道上，身子一跃，跳到了放水口里。他把手放在最上面的木板上，慢慢地抽起，水立即从缝隙中不断涌出流下来，形成一小块瀑布。叔叔像个指挥官，将木板一块块被抽走，瀑布开始汹涌起来，合唱也逐渐雄浑而高亢。然而，意外出现了。当叔叔抽起最后一块木板时，也许速度过快，也许没有站稳，他刚刚将木板抽离的同时，脚下突然被巨大的瀑流冲击。我看见叔叔挥舞着双手，手上抓住的木板掉落到水里，身子趔趄着往前倾斜，只一瞬间人就失去重心，扑倒在水里，随着急速的瀑布往下冲。我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叔叔就不见了踪影。
桥上的大人马上尖叫起来：“糟了！糟了！建国掉下去了！”他一边叫着一边拔腿就跑，向放水口下放的河段跑去。
我呆呆地站在桥上，一动不动。
村子里骚动起来，不断有人叫着：“快！大家快来！建国掉河里了——”
我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仿佛还在想叔叔怎么突然不见了。
直到爷爷、奶奶、父亲、二叔都从家里跑出来，呼天抢地地向河边跑去的时候，我才似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叔叔不见了。
开始有人在河岸寻找，有人下水打捞，有人沿着河岸往下游走去，村子里的人都在寻找叔叔的下落。找了半天，没有人发现叔叔，连个影子都没有，甚至有人问“是不是看错了”。第一个发现的大人发誓说，他看着建国从放水口掉下去的，旁边的小孩子可以做证。大人们看着我，我告诉他们叔叔就是从高高的放水口掉下去的，一下子就不见了。
找寻还在继续，人们开始在河的两岸议论纷纷，试图还原叔叔失足的每一个细节，并猜测叔叔到底掉到哪里了，或者被水冲到哪里去了。没有暴雨，没有大水，清澈的河流里能找的都找了，就是不见叔叔的踪影。村里派了几个人，专门往下游的村子里一边寻找一边探听消息，并交代熟人一旦发现水上有人立即打捞，事后一定包个大红包感谢。于是，四邻八村的都知道上官家的小儿子落水了，至今还在寻找。
日子一天天过去，始终没有叔叔的消息，大家也渐渐感到了疲倦和不耐烦。村里有经验的老人说，即使建国死了，按道理四十八小时过去也该浮起来了，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真是闻所未闻。
5
事后，爷爷想起了叔叔出事那天，家里发生的一件怪事。那天早晨，奶奶起来倒柴火灶里的草木灰。草木灰堆放在家里的附属房，当她经过官厅时，发现厅前的大柱子上系了一根长长的红布，分外耀眼。她觉得奇怪，就叫来爷爷。爷爷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问遍家里人，也没有人承认见过这条红布。爷爷把它解下来，交代奶奶扔到垃圾堆。叔叔失踪后好几天，大家才缓过神来，奶奶想起那条红布，问是不是不祥之兆。爷爷狠狠地瞪了眼奶奶，说她是扫帚星，净说不吉利的话。奶奶吓得不敢作声。其实奶奶的话种在了爷爷的心里，他也怀疑红布与家里有什么关系，但作为一家之长，他不会轻易将这些搞乱军心的话传播出去。 爺爷不相信叔叔就这样没了。他坚信叔叔没死，一定是被冲到下游哪个地方，被人救起来，只是暂时还没和家里联系而已。一个星期过去后，村子里的亲房叔伯都不肯再出去寻找，说能想的办法都想了，能找的地方也找了，没必要再浪费时间。他们的潜台词谁都明白，找了那么多天都没找到，接下来就是找到了也肯定是具尸体。可爷爷不肯面对现实，把那些亲房叔伯骂了个遍，然后要求家里的大人轮流出去寻找，没有找到叔叔就不能停止。爷爷是家里的权威，更何况消失的是自己的亲人，大人们自然没话可说，但只要理智一点想，谁都明白叔叔凶多吉少。
寻找工作一直持续到入冬，河水开始枯瘦，河岸的石头都露出大半，叔叔还是没有消息，大人们不声不响地停止了搜寻，爷爷也不得不黯然默认这个严峻的事实。但是他说：“建国总有一天会回来，我们要有信心。”
爷爷不单要家人有信心，还要求别人也有信心。这个别人是叔叔的未婚妻。叔叔被水冲走时，已经订婚，准备冬天举办婚礼。爷爷对叔叔的定位十分高明，体现了一家之长的高瞻远瞩。管理水电站这份工作使叔叔的身价陡然上涨，成为全公社出类拔萃的青年。大家都知道，叔叔管理水电站后，家里的猪都养得肥肥胖胖。原来全村人都要到电站碾米，碾米过程中会落下不少谷糠，这些谷糠都是养猪的好饲料，每天叔叔将它装回家，家里的猪怎么不长得好呢？叔叔到了结婚的年龄，看上了邻村的一位姑娘，她不施粉黛，貌若天仙。爷爷知道后，请媒婆上门提亲，很快就同意了。叔叔和天仙姑娘也情投意合，经常偷偷找借口见面约会，只等婚期一到拜堂成亲。谁料，半路遭遇不测，叔叔被水冲得无影无踪。刚开始天仙姑娘也有情有义，说只要叔叔还活着，就非他不嫁。可是，大半年杳无音信，姑娘哪等得起？于是要求解除婚约，另嫁他人。爷爷怎么会同意？三天两头来到姑娘家，要求姑娘的父母信守承诺，等建国回来。姑娘家被闹得哭笑不得，偷偷在外地找了婆家，嫁得远远的。高大硬朗的爷爷终于撑不住，气得大病一场。
叔叔一晃已经四十年不见了。如果他真的还活着，也应该在某个地方儿孙满堂，安度晚年了吧？可是，他还记得遥远的院田有个姓上官的家吗？
二 姐姐也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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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红布条第二次出现在官厅的时候，爷爷才将以前的传言联系起来。但是在噩运来临之前，爷爷也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
姐姐是在抢救途中失踪的，迄今还是一个谜。姐姐的失踪让爷爷脸面全失，仿佛从此在人前矮了三分，他常常用教训的口吻对父亲说：“我早就说过，女人是祸水，你们就不相信！”父亲自知理亏，不敢还嘴，他知道爷爷说的就是姐姐。我讨厌爷爷这样贬低姐姐，姐姐在我心目中一直是美丽无邪的，即使她被人们认为不光彩。
姐姐是村里公认的大美女，高挑俊俏，结合了父母亲的优点。走在一堆女孩中间，她最显个，高出别人一截，身材窈窕，脸蛋圆润五官精致，具备江南美女的特征。读小学时，老师们就特别喜欢姐姐，上官家的妹子成为全校师生的焦点。姐姐会唱歌，在一位女老师的培养下，还会跳许多舞。有一年“六一”儿童节的联欢会，姐姐穿着白色的裙子，跳了一段《采蘑菇的小姑娘》，成为全村津津乐道的大事。姐姐除了天生丽质、聪慧活泼外，还有父亲的特别疼爱。爷爷重男轻女思想严重，大哥出生后高兴得合不拢嘴，而姐姐出生时，爷爷连看都不正眼看一下，还故意将房间门重重地摔过去。据说姐姐从小到大，他都没有抱过一次。爷爷不爱，父母不能不疼。父亲喜欢女儿，更觉得不能亏待她，自然对姐姐爱护有加。
可惜好景不长，姐姐读完小学后，爷爷死活不让她再读初中了，说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父亲据理力争，爷爷随手抓起门口的扁担就要抡过去。最后，只能以姐姐的辍学收场。
姐姐学习优秀，梦想有一天能走出大山，无法再上初中使她的梦想彻底破灭。但她不死心，常常将《大众电影》《辽宁青年》等杂志翻到烂。她讨厌年复一年的劳作，不像同龄的女孩一样，将干农活作为身价的一种筹码，反而故意让人觉得她是一个娇气的人。她特别爱干净，每天都梳妆得整整齐齐出门，扛把锄头都像在拍戏；干完农活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洗澡，换上干净的衣服。许多人看不惯她，说上官家的妹子是七仙女下凡，什么时候飞回天庭才好。这其实是正话反说，讥笑姐姐把自己当仙女。父亲不恼，心里真是把姐姐当仙女养的，他觉得自己愧对女儿，毁了她的前程。姐姐呢，心里有自己的期盼，自然不会跟村里人一般见识，除了几个要好的女伴，连话都不想跟他们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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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姐姐差了六岁，很显然那是计划生育时代的产物。从小我就是姐姐的跟屁虫，最听她的话，她有什么好吃的也都留给我。姐姐告诫我要好好读书，才能去看外面的世界，不然就一辈子待在村里耕田种地，像爷爷一样榆木脑袋。她还像老师一样，教我拼音和简单的算式，所以一年级起我就是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因了姐姐和我，上官家的孩子在学校里名气很大，那一时期成为会读书的代名词。我也确实没有辜负姐姐的期望，考进大学剥掉谷壳成为一名国家干部。只是，当我有能力帮助姐姐的时候，却再也见不到她了。
姐姐表面上和村里人一样，一日三餐四季劳作，心底里却随时盼望着离开村里。她在默默地等待这个时机。当然，她未必是有意识地策划，也许她自己也没有一个确信，确信自己的未来。可是，当打石的苏生出现的时候，一切都指向那个缥缈的未来，姐姐的眼睛发亮，觉得这是她离开村子的唯一希望。
这个唯一希望就是把自己嫁掉，嫁给打石的外地人苏生。外地人苏生是和一帮打石佬来到村子里的。我们村里人喜欢将男人称为什么佬，与年纪无关。那些人讲着一口谁都听不懂的鸟语，后来知道是闽南话。因为村里要建一座石拱桥，本地无人会建，不知怎么拐弯抹角就找到了闽南的这支工程队。闽南石材多，打石师傅自然也多。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还有闽南的打石师傅来到我们山区。打石佬是多年来唯一进入村里的外地人，而且这些外地人一待就是大半年。大半年的时间，足够发生一些事情。姐姐的事就这样自然而然发生了。 蘇生和打石班的人住在我家闲置的一个小院落。前面讲过，我上官家族上祖是个大户，到爷爷这一代的时候，不知怎的就只剩下爷爷单传，所有房产都成了爷爷的。说是上官家族，其实就是指爷爷一脉下的十多口人。几十间房子松松散散地住着十多口人，村里人嫉妒得要死。如果不是我们家和其他村民有一定距离，估计房子早就被人占掉了。打石班住的不是我们家的正房，据说是相当于古代书院的那部分，一直以来就闲置在那边。打石班既然是为村里的公益事业而来，觉悟高的爷爷理所当然将书院打扫出来让他们居住。高尚的爷爷没想到，这次的决策失误成为千古悔恨，正是他的慷慨促成了苏生和姐姐的恋情。
苏生是打石班子里的一员，和那些虎背熊腰的男人不同，他白白净净，斯斯文文。后来才得知，苏生不是负责开采的石工，而是负责雕刻的技术工。20世纪80年代的建筑，还保留着传统的技法，不如后来那么粗糙和不讲究。一座石拱桥，会涉及一些图案或文字的雕刻，那么打石班里就需要这样的人才。这样看来，苏生是有美术功底的，至于他的雕刻技术是从哪里学的，谁也不知道。而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苏生的举止，特别是他的书卷气，成功吸引了姐姐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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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生符合姐姐对心上人的所有想象，白净斯文，有技术，外地人，还有可能是大地方人。关键的是苏生也喜欢看书，有一次姐姐到院子里喂鸡时，看见苏生一个人在看《美术鉴赏》，立刻就有了好感，故意将鸡赶到他的跟前，引起他的注意。苏生从厚厚的书本中抬起头，发现眼前如清水出芙蓉的美女，眼睛都直了，紧张地站起来，不断用手擦着衣角，什么话也说不出。姐姐看他满脸通红的窘态，吃吃地笑起来，笑得桃花盛开，笑得花枝招展，笑得两人心花怒放。
第二天，姐姐将省吃俭用买下的《大众电影》《辽宁青年》送给苏生看。苏生还书的时候，在《辽宁青年》的扉页夹了一张纸条，上面用工整的柳体字写着“你真美”三个字。姐姐看到这三个字，紧紧抱在胸前，一个晚上没睡着。好不容易新的一天到来，趁着中午打石班的人都在院子里随意地打盹休息，姐姐带来了新一期的《大众电影》，和苏生在大屋后檐的稻草堆里一起看书。苏生手上仍然捧着《美术鉴赏》，姐姐好奇地将它拿过来。她翻开一看，都是世界名画，但好多没穿衣服。她看见了维纳斯光着身子站立在眼前，圆润的乳房光洁挺立，立即羞红了脸，嗔怪地对苏生说：“难怪你那么喜欢看这本书，原来都是没穿衣服的女人！”苏生再一次满脸通红，轻轻争辩道：“这些都是世界名画、著名雕像，不是色情的东西！”姐姐明知理亏，却无法掩饰心里的那股复杂情绪，匆匆将书还给苏生，说：“反正光着身子就不好！”说完就要起身。苏生一听，怕她生气不理他，情急之下拉住了姐姐的手，欲要争辩。谁料姐姐被他一拉，身子倒在他的怀里。两人紧张地抱在一起，完成了并不成功的初吻，就慌乱地离开了稻草堆。
姐姐的世界从此焕发出光彩，她的笑容明显更多了，连走路都不时哼着小曲儿。爷爷是只老狐狸，从姐姐不同寻常的举止中嗅出了异味。他用手杖敲了敲地面，警告父亲看管好姐姐，说看她那一脸风骚样，准是发情了。父亲反感爷爷对姐姐的偏见，就随便应付他。爷爷见父亲的态度如此暧昧，生气得胡子吹上天，气呼呼地回房间了。
随着石拱桥一天天建设，姐姐真希望河流再宽些，石拱桥没个十年八年无法建成。但事实是残酷的，石拱桥的建设已经接近尾声，估计春节前就可以竣工，苏生将离开村子回家过年。苏生也深深地爱上了姐姐，发誓要娶姐姐回闽南。姐姐当然巴不得苏生快些娶自己回家，可是家里人会同意吗，苏生的家里会同意吗？想到爷爷那副嘴脸，姐姐的心情就十分低落。她清楚爷爷虽然不喜欢她，但也一定不会同意她嫁到那么远的地方。在村里，只有名声不好的人，才嫁得远远的。一般的人家，讲究明媒正娶，即使都是泥腿子也要合规合矩地来。石拱桥眼看就要建成，姐姐和苏生都心急如焚，他们的约会更频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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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和苏生终于被爷爷抓了个现行。冬天的稻草堆里，温暖而舒适，两颗被爱情滋润的心经过一场场无休止的争辩后，最后都以和解告终，于是接吻代替争吵，拥抱代表和解，他们在稻草堆上翻滚，紧紧地将对方抱住，试图用最疯狂的方式嵌入对方的身体。突然，身后响起咆哮般的惊雷，他们立刻停止拥抱，扭过头看见爷爷扭曲的老脸和颤抖的胡子。两个惊恐万分的年轻人，趁着爷爷因愤怒而不知所措的空隙，逃命般从稻草堆里窜出，留下爷爷一人在那里呼天抢地。
爷爷为自己的引狼入室大发雷霆，也将父亲骂得狗血喷头。首先他命令将姐姐关起来，再也不能见那个打石佬苏生；其次，他气势汹汹地将打石班子赶走，还要求打石班领班将苏生开除。发生了这样的事，父亲也很生气，觉得女儿丢了上官家的脸，只得遵照爷爷的指令，将姐姐关了禁闭，每天由我送饭菜。苏生却幸运了许多，打石班强调不能开除苏生，因为没有他剩下的雕刻无法完成，只答应管好他，不让他再踏进上官家一步。爷爷再气愤也只能无可奈何，一再严厉交代父亲管好姐姐，在石拱桥建成之前，除非上厕所，否则不能让她迈出房间半步。
相安无事过了一个月，石拱桥终于建成竣工。当最后一块石板放下，家里人都长长地吐了口气，认为风波终于过去了。谁想，桥头庆祝的鞭炮刚放完，就传来姐姐喝农药的消息。真是晴天霹雳！姐姐怎么会喝农药？大家都不敢相信，可当父亲踹开房门，闻到浓浓的农药味，看到倒在地上的姐姐时，一切都被证实。谁也不知道姐姐怎样偷偷拿到了家里放在楼梯下的农药，也幸好母亲那天刚好在家才发现姐姐喝下了农药。人们手忙脚乱地找来一张长长的竹躺椅，用两根竹竿绑起来，做成一条临时的担架，要将昏迷的姐姐抬到乡卫生院。乡卫生院距离院田有十里路，村里选了四位年轻人抬着姐姐，而父亲赶紧先一步跑到乡卫生院，请求医生做好抢救准备。村里人眼看着姐姐被人抬出村，都不明白她为什么非得喝药寻短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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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姐姐喝农药事件中，只有爷爷一个人最清醒。他长叹一声：该来的总是会来。那天早晨，爷爷拉肚子，天灰蒙蒙亮起来往厕所跑。厕所和堆放草木灰的地方相邻，都要经过空荡荡的官厅。由于长年闲置，年久失修，官厅已经失去了作为家族主要聚集场所的功能，反而因为冷清而让人生畏。小时候，我和兄弟姐妹都怕晚上起来上厕所，宁愿憋着也不肯冒险。爷爷上厕所时没发现什么异常，当一身轻松往回走的时候，赫然发现官厅的大柱子上，一条长长的红布耀眼地系在那里，和叔叔失踪那天的情形一模一样。爷爷的心一紧，一种不祥之兆立即涌上脑门。他果断地扯下红布，团起，抓在手心，然后向四周张望。空荡荡的官厅，没有任何人和声响，寂静得让人害怕。他慌张地回到屋里，告诫家人，今天一天都不要上山，不要下河，也不要远离家门。家里人都不知道什么意思，看他神情凝重的样子，又不敢多问。他将家里人都想了个遍，个个都作了详细的交代，唯独忘记了姐姐。不仅是爷爷，大家都没想到待在家里的姐姐会出事。更为蹊跷的是，那瓶农药是什么时候不见的，又怎样到她手里的？大家一片茫然。当然，事情的结局并不仅仅喝农药那么简单，因为姐姐失踪了。 至于后來姐姐怎样失踪的，抬担架的四位年轻人都理不出一点头绪。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抬起姐姐赶路，但毕竟是十里路啊，跑着跑着就慢了下来，特别是山路崎岖不平，不是上坡就是下坡，一不小心还会摔得人仰马翻。他们抬到当风岭隘口时，实在抬不动了，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到旁边不到十米远的一个山泉口喝水。谁料，喝完水回来，担架连人都不见了。这可把他们吓出一身冷汗来，难道是被鬼捉弄了吗？他们左寻右找，就是没有找到姐姐，也没有找到担架。垂头丧气的他们只得兵分两路，一路到卫生院告诉我父亲，一路回村里发动人寻找。找了整整一天，有人回过神来，问打石班的人要苏生，才发现哪里还有苏生？连打石班的人也走得一干二净。再仔细问下去，打石班的人离开村子的时间，正是姐姐被抬去卫生院的前半个小时左右。大家似乎醒悟过来，认为一定是打石班的那帮人抢走了姐姐。
姐姐从此杳无音信，也不知是死是活。据村里的人说，姐姐还活着，并且和苏生结婚生子了。那天确实是被打石班的人抢走，当然姐姐也并非真的喝下了农药。因为这是一场她和苏生策划的阴谋，她将偷藏的农药洒在房间，制造喝农药的假象，然后趁抬担架的人不注意时，神不知鬼不觉地和等候在那里的苏生一起私奔。爷爷相当赞同村里人的意见，认为姐姐欺骗了他和家人，姐姐生来就是害上官家的。
父亲对这样的传言嗤之以鼻，认为是妖言惑众，他一直觉得是自己害死了女儿，断送了她的美好前程，从此郁郁寡欢。后来，当听到哥哥失踪的消息时，他再也无法承受接二连三的打击，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
三 大哥是个空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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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失踪的人是大哥。大哥在一个产煤的小镇上过日子，怎样不见的也没人知道。小镇叫安乡，距离家乡有上百公里，据说那里遍地是煤矿，不挖煤的人随便铲几下就有得烧了。对于我们偏僻落后又没有任何资源的小山村来说，安乡是流传在几代人中的梦想之地，在厦门、深圳繁华之前，它就如山西人走西口一样，是谋生的落脚之地。不过，大哥去安乡的时候，除了上一辈在那里扎根的，很少还会到那里。挖煤毕竟是体力活，而且风险极高，如果不是实在穷，很多人不会选择到那里。刚读完书的后生阿哥老妹，全都奔厦门、深圳去了，谁也不会留在一个过气的小镇。大哥会到安乡，纯粹是因为他老婆那头有一个亲戚在安乡开饭店，投奔他那里作短暂停留，结果一去不复返，在那里落地生根了。
大哥曾经是家族的希望，尤其是爷爷的希望。俗话说爷爷奶奶疼头孙，作为上官家族长孙，大哥寄托着爷爷中兴的梦想。爷爷说，上官家在院田可是赫赫有名的官宦之家，从乾隆皇帝下江南开始，祖上有四代人连续当司马、州同，直到新式科举后家里才渐渐没落。我从小就被他带到后院的大菜园，告诉我那些断壁残垣都是原来的老墙基，以前家里的房子和衙门一样大，雕梁画栋。如果不是遇上了辛亥年的大火，我们家才是真正的豪宅。爷爷生在动荡时期，只顾活命，能守住老本就不错了。爸爸这一辈的人饭都吃不饱，更不用谈读书当官，孩子个个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最小的儿子脑子灵活，指望有个出息，却落了个尸首都不见。大哥的出生，是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据说还带有异象，比如阴天突然放晴，家里那只沉默不语的公鸡连连打鸣，使爷爷对大哥满怀信心。
事实上，大哥也和叔叔一样，头脑灵活，身强力壮。高考失利后，他听从爷爷的建议，当兵去了，据说是个炮兵。20世纪80年代初，炮兵两个字足够有杀伤力，大哥在村里的形象一下变得十分耀眼。那段时间，爷爷喜欢往大桥头、豆腐店里跑，因为那里人多热闹。只要有机会，他准会讲起自己的长孙，在炮兵部队如何有出息，被表扬了，立功了，当班长了……好事一串串，连我们都不知道哪句是真哪句是假，总之在他的口中树立起了大哥光彩夺目的军人形象。
大哥终于从部队退伍回来，从天上掉到了地下。爷爷显然也对此准备不足，整天的自我宣传造势，让他也产生错觉，觉得自己的孙子会有远大前途。孰料说退伍就退伍，没有那套光鲜的军装，孙子也就一普通人。他想套用当年推介叔叔的老办法，但时过境迁，他的老战友们早就退居二线，到乡政府转了一圈，一个人也不认识。他决定独闯龙门，在乡武装部找部长论理，要求安排孙子的工作。武装部长说，每年像他孙子那样退伍的军人至少有五六人，哪里安排得过来？爷爷说他是五老人员，应该给予照顾。部长告诉他，不要说五老人员，就是老革命也没办法照顾，现在乡里自己都发不出工资了，哪里还有办法安置人？说得口干舌燥，爷爷没能得到一丝有希望的答复，他只得悻悻地回到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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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的心思不在院田，他认为院田太小，容不下他充满理想的生活，执意要回海南岛。当然最重要的是，当炮兵的海南岛有他的心上人，据说是一个给部队食堂送蔬菜的姑娘。海南岛让我们充满着无限遐想，我朦胧的意识里，也希望大哥能够到那里去发展。大哥去海南的目的显然与我的期待有差别，他一心想着自己的心上人，躲在房间里不停地写信，然后让我跑到村里唯一的邮筒那儿寄信。除了写信寄信，他还让我每天到供销社的柜台看看有没有他的信件。他的心情和信件完全挂钩，与远方的喜怒哀乐紧紧连在一起。爷爷的方法失效后，作为家长，他同意大哥去一趟海南。
远走海南的前一晚上，爷爷拍了拍大哥的肩膀说：“好男儿志在四方，不要太计较儿女情长。你去了海南，就要在海南闯出个模样来。孙子，爷爷等你胜利归来！”爷爷的一番话像准备已久的祝酒词，更是他破釜沉舟的满心期待。
可惜，大哥并没有像爷爷期待的那样胜利归来，更没有闯荡江湖的经历，不过一个月大哥就垂头丧气地回到院田。大哥回来的原因很简单，心上人有了另外的心上人，很快就要嫁人了。恋爱遭受沉重打击，哪里还有心情闯荡江湖？他终于承认自己是个失败者，哪管得爷爷的老脸往哪儿搁？
有人说，一个人的成熟就是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大哥也不例外，他终于和普通人一样娶妻生子，外加一壶酒。酒是大哥的毒药，自从他灰心地回到院田后，染上了酗酒恶习。父亲母亲对他束手无策，私下说是爷爷惯坏了他。爷爷也不再管大哥的事，我明显感觉爷爷老了许多。自从叔叔、姐姐失踪后，家里就笼罩着一股凝重的氛围，现在大哥又成为酒鬼，爷爷觉得上官家在村里都快抬不起头了。 3
那段时间，爷爷每天都独自来到屋后的菜园，在断墙乱石间寻找什么。我们问他，他也不回应，板着脸噘着嘴，专心地翻这动那。有一天，他悄悄地找到我，要我帮忙一起找寻。他说：“爷爷老眼昏花了，还是你帮我找一找吧。”
“找什么呢？”
“找一个符，应该是竹片做的符。”他好像也不太确定。
“找这个啊，有什么用呢？”
“当然有用，它关系到我们上官家族的命运呢。”
见我不解，爷爷压低声音，悄悄对我讲出了上官家族的秘密。在李姓还没成为院田的大姓前，上官才是村里的第一姓。太爷爷的太爷爷考取功名后，在村里大兴土木，要建一座“九厅十八井，穿心走马楼”的大楼，地点就是现在我们上官家这个位置。建房时地不够宽，于是向村里王姓人购买。由于对方要价太高，一直协商不下，上官家就借助官府的力量，强迫别人同意转卖。也许是上官家风水太好，在村里一支独大，受到不少人的忌妒，在建房时便遭到暗算。建房由外村的一位赵姓师傅总负责，赵姓师傅正好是村里王姓人的亲戚。建房开始后，赵姓师傅说还差一根最重要的木料，必须要用水口的一棵大杉树。于是，家里就交代赵姓师傅花大价钱向种树的李姓人购买，砍伐了那棵杉树。接着在夯墙时，赵姓师傅拿出一张竹片制成符，在公王庙求过后，悄悄放在了土墙里面。你知道吗？这两件事就让我们家遭到厄运。那个赵姓师傅用心狠毒，先是通过砍树得罪自然公王，然后在公王庙祈求我们家族受到惩罚，并把符放在谁也不知道的地方，让咒语一直有效。房屋建成后，上官家族只维持了短短的二十多年就开始走下坡路，人丁不兴，房屋屡遭火灾，现在剩下的屋舍还不到一半。
爷爷给我讲的时候，我已经上大学，对迷信的说法不太相信。我反问爷爷，咒语的事怎么会被发现？爷爷说，关于上官家的咒语，在房子建起来不久就在村里悄悄地传开，只有上官家不知情。后来，家里连续两次失火，村里同情上官家的人偷偷将咒语的事告诉给我们家。只可惜，我们家在官场上顺风顺水，认为这是别人忌妒中伤的说法，不以为意。后来，兵荒马乱，改朝换代，大家的命运都发生了大变化，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哪里還记得咒语的事？可是，两次的红布条事件，上官家的屡遭不测，让爷爷想起了传说中的咒语，于是天天到菜园来找竹符，希望能摆脱咒语。
听了爷爷的讲述，我也感到毛骨悚然。于是大三那年暑假，我花了整整一个半月的时间，寻找房屋里的竹符，可一无所获。回到学校后，在图书馆浩瀚的资料里，试图解开关于民间咒语的谜团，也没有什么准确的案例，大都含糊不清，传奇多于科学。无奈，我只能暂时将咒语的事压在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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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对生活的不满终于找到了发泄口。在我的印象里，他至少和乡里的干部起过三次冲突，每次都将他们打得落荒而逃。据说派出所的一个民警叫王道，最怕见到大哥，大哥却越发不放过他。原来王道个子矮小，不知怎么就进了公安队伍。那时候基层派出所警力有限，常常一个人就出警，对办案民警是一种考验。一次，大哥喝醉了在村委闹事。王道去处理，结果惹得大哥兴奋起来，和王道对着干。王道哪里是大哥的对手？只好拔腿就跑。大哥蹬鼻子上脸，反而一路穷追。于是两人上演了环院田村赛跑的奇特景象，王道吓得没命地跑，小小的步伐像风火轮快速地转动，大哥个子高步伐大，好几次差点抓着他。最后，大哥酒性上来，倒在猪栏门前呼呼大睡，这场闹剧才作罢。事后，大哥还向人夸口说：“他有王道，我有亡命，怕什么？”
据爷爷说，上官家世代善良，从未做过恶事，即使家财万贯的时候也不狂妄，没想到大哥将上官家的形象全部毁掉了。毁掉形象的大哥仍然是大哥，他还是要过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是由一连串实际的行动支撑起来的，但大哥雄心未泯，看不起芝麻小事，因此连小事都做不好。他干得好的只有一件事，生孩子。结婚一年后，生下一个胖小子，给上官家带来了小小的喜悦。因为家里好久没什么喜事，这件事就成为大事，长辈们更愿意将它视作大哥成熟的标志。接着，第二年又生下一个女儿。女儿刚生下来，乡计生办的人就来了，说是大哥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要罚款，要抓大嫂去结扎。那时候农村实行的政策，是夫妇如果第一胎生下的是男孩，那么就只能生一胎，如果第一胎生下的是女孩，那还可以再生一胎，除此就算违反计划生育。大哥没有第一胎生下女孩，所以再生第二胎自然就违法了。
计生办来抓大嫂去结扎那天，我刚好在家。天蒙蒙亮，门外就响起剧烈的“砰砰”响声，一阵比一阵重。我们都吓坏了，还是大哥胆子大，他一边大声骂着一边睡眼蒙眬地打开大门。结果门还没完全打开，外面就闯进一群人，叫嚷着大哥的名字。有人认出大哥，就要上前抓他。幸亏大哥当过兵，马上意识到不对劲，赶紧从旁边抄起一条板凳，靠到墙角边，不让人接近。
这时，爷爷、父亲和母亲都被惊醒起来，赶紧跑到大哥旁边保护他。计生办的人叫大哥交罚款，并要求大嫂马上去县医院结扎。大家终于明白这伙人的来历，爷爷和父亲开始向他们求情。大哥倒镇定自若，他说可以，让他进房间拿钱，带老婆出来。计生办的人同意了，让大哥进去。一群人在厅里等大哥拿钱出来。
不一会儿，大哥从房间出来，大家的目光都投向他。大哥并没有拿钱，也没有带大嫂，反而手里多了一把匕首。没错，是匕首，我曾经见过，大哥退伍时偷偷从部队带回来的军用匕首。明晃晃的匕首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大哥的目光充满杀气。他站在门口，将房门关紧，握紧匕首，刀尖向外与身体呈直角状，大声对着计生办的人喊道：“来呀，来拿钱啊！”
厅里死一般静寂，没有人回答。
大哥走向他们，每一步都缓慢而坚定，匕首直挺挺地在前面开路，刀尖犹如长满牙齿，随时准备扑向人群咬出猩红的鲜血。人群开始骚动，最前面的人开始后退，后面的人开始踉跄，不知不觉就撤到了门外。
“来呀，来拿钱啊！”
声音在古老的大厅回荡，空气中弥漫着血腥的味道。
没有人应答。人群继续后退，终于全部退到了门外。计生办的人一窝蜂全部散尽，从黄泥路上跑个精光。 大哥站在大厅岿然不动，像一尊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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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早晨彻底改变了大哥的命运。计生办的人走后，家里一大帮人神色更加凝重，商量着接下来怎么办。大哥也深知这种英雄壮举只能抵挡个一时半会儿，接下来计生办的人不会善罢甘休，肯定将卷土重来。简单地讨论过后，还是爷爷拍板，让大哥、大嫂马上离开院田，到外地躲避一段时间。到哪里呢？大嫂说，她有一个姨姨在安乡开饭店，到她那里方便。于是那天上午十一点，大哥大嫂带了一身换洗衣服，就从后山翻到邻乡，搭车前往安乡去了。看着大哥大嫂翻过山头，我们才感到饥肠辘辘，原来早饭还没吃呢。
大哥大嫂顺利到达安乡，并成功躲过计生办的催款和结扎，后来还顺利地生下第三胎：又是一个大胖小子。安乡是个好地方，人多地广，繁华热闹，大哥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于是决定在安乡安营扎寨。我猜想，大哥有更深层的意思，就是向原来的自己告别，重新开始新生活。确实也如此，大哥进入了当地一家小煤矿，大嫂就在她姨姨的饭店当小工，依靠两人不错的收入，真把家给安下来了。第二年，他们就将两个孩子也带到身边，还陆续上了当地的小学。
大哥从此难得回院田，家里人一年也见不到他一次。虽然安乡离院田很近，但明摆着他不想回这个伤心之地。爷爷父亲他们也不追究，只要他能过上好生活就行。难得见大哥，并不意味着见不着，至少我们知道他开始长白头发了，不在矿上做了，儿子都读大学了等等。待到大嫂突然回到院田家中，我们才知道大哥失踪了。
大哥失踪得蹊跷，据大嫂说大哥喝醉了酒，大概从楼上摔下来，留下一摊血，人却不见了。
我们问：“那你呢？”
“我不在现场，当时我正在姨姨的饭店忙着呢。”大嫂一边抽噎着，一边回答我们，“我下班回来，不见了你大哥，只见地上的血都凝成一团暗红色，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可是，我找遍了家里每个角落，也没有看到你大哥。后来，叫来周边的邻居也没找着。再后来，就报了警。可如今一个月了，还是没有一点音信……”
我呆立在屋里，差点晕厥。
6
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主动要求去一趟安乡。现在偌大的上官家，说起来能够抛头露面的只有我了。家里除了老人，其余全部出门去了。幸好我就在县城上班，常常回家看望老人们，不然他们有个头疼脑热都无人照顾。我请了几天假，开车载着大嫂来到安乡。
安乡这些年倒没什么變化，像个繁华落尽皱褶遍布而只剩下脂粉气的过气明星，刮去附着在街道两旁楼房上的污垢，还可以看出当年“小香港”的模样。不过，街上干净了许多，粉尘和煤炭基本不见，人流也少，特别是载煤的重型货车基本不见踪迹。这些年来，省里大力整治小煤窑，整个安乡只剩下一家半死不活的国有煤矿。自从小煤窑关闭后，大哥就失业了。失了业的大哥并没有再找工作，从此游手好闲，又开始醉生梦死的生活。而我们家也从那时起，与大哥基本失去了联系。
我受爷爷的委托，去找过大哥，没见到他，只在他家的饭桌上看到喝剩一半的白酒瓶。大嫂告诉我，孩子们陆续长大，外出读书后就不再回来，都在外地工作，只有过年时回来几天。说起那些侄子侄女，我突然很想念他们，不知他们过得怎样。可是，即使我和他们在某个地方萍水相逢，也不会认出眼前的亲人。骨肉亲情原来就是一场说散就散的游戏，时间的长河冲刷着远去的记忆，无论怎样忧伤，都只剩一曲落日般悲壮的挽歌。
大哥一家在安乡并没有安居，二十多年连个房子也没有，一直租住当地的民房。当我推开大门时，一股陈旧的味道飘过来，我问大嫂多久没在家里住了。大嫂支支吾吾地说，自从大哥出事后，她就不敢在家里住，吃住都在姨姨的饭店。我将房屋走了个遍，这是一幢两层结构的夯土小楼，楼梯是从中间大厅上去。屋内陈设极其简单，除了必备的饭桌、餐具和床铺等，就剩下一台旧电视、电风扇和老式冰箱最值钱。
“孩子们知道吗？”
“知道了，都回来过。那又能怎样？连人都没找到，有什么办法呢？”大嫂无奈地说，“你大哥喝了酒就打人，在他身边哪个孩子不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所以孩子们出去就不想回来，和他的感情也越来越淡。”
家里坐了一会儿，我和大嫂都没什么话说，一时沉默着，场面略显尴尬。突然，大嫂的电话响了，她急忙掏出手机说：“好，好，我就过来。”打完电话，她抱歉地对我说：“姨姨那边人手不够，叫我快回去帮忙。你先在这里坐，等会儿我打电话给你，到店里来吃饭。”我让她快点去，我也到街上随便走走。说完两人走出了家门。
7
大哥家门口有一家零售店，我装作买香烟，顺便向店主问我大哥是否在家。
店主是个中年油腻男，头发浓密，一口黄牙，反问：“酒鬼官？他不是死了吗？”
酒鬼官就是我大哥，我家的上官复姓常常被省略成官姓，我大嫂也说安乡人都叫大哥为酒鬼官。我一惊：“怎么？他死了吗？”
油腻男显得不耐烦，挥挥手，顺便将烟给我：“不见了就是死了，又有血又不见人，哪里还能活着？”
我心情突然难受起来，原来失踪和死是一回事，反正都是从此不相见，要见只有怀念。
顺着街道走，我竟找到了派出所。在派出所，一位民警热情接待了我。他向我详细介绍了大哥失踪的情况，和大嫂说的情况基本相同。他强调，派出所调取了所有监控视频，都没有发现大哥的下落，在家里也没发现什么异常。他突然问我：“你大哥是不是会变把戏？”
我突然想骂人，可理智告诉我不能这样做。我转过头，推开派出所的玻璃门，向外走去。风呼呼地刮着，六月天有点冷。
四 侄女倒是自由人
1
在没有什么大的预兆和暗示下，我的侄女失踪了。算起来，她是上官家族失踪的第四人。
侄女是我二叔的孙女，六岁那年我炒了一桌好菜给她吃后，第二天就由二叔带到深圳他儿子那里了。
二叔这个人和哥哥一样也是个酒鬼。以前人们老是问大哥像谁啊，怎么嗜酒如命？因为我爷爷和父亲都不酗酒，后来才想到像我二叔。估计上官家有喝酒基因，只是爷爷、父亲和我都是属于有节制的类型，而像二叔和哥哥一样放纵起来就成为酒鬼。二叔因为酒，声名狼藉，家里人和村里人从不同地方捡回过他。去赶圩非得在小饭店喝上两杯酒，才踉踉跄跄回家。这一走往往是没法直接回家的，不是滑到了路边的芦苇丛里就是掉到了旁边的水坑里，当然也有倒在路边睡着的时候。好在他不像爷爷那么高大，精瘦精瘦的，认识的人一拉就起来了。更搞笑的是有一年除夕，中午就喝了酒，下午还说要去供销社买鞭炮，结果在回家的时候掉到鱼塘里，差点将人家过年的鱼熏死。因为二叔，上官家欠下好多人情。爷爷说，祖宗三代积下的德都让二叔给抵消了。好在二叔脾气好，不管别人怎样说，也不争辩，属于那种虚心接受坚决不改的类型。 别人可以忍受，家人却无法忍受。二叔生了一个女儿三个儿子，他们一长大就出去打工，然后女的早早嫁掉，男的在外安家。侄女就是我最大堂弟的女儿，小时候因为夫妻两人都要上班，所以送回来让二叔和婶婶抚养。直到要上学了，才由二叔送回深圳读书。
侄女小时候是我的跟屁虫，两三年暑假都是我带到城里和女儿一起玩。女儿比她大两岁，刚好可以一起做伴。我和妻子都挺喜欢她，乖巧嘴甜，叔叔婶婶地叫着，叫得人心都化了。每次女儿要开学，将侄女送回院田，我们都舍不得，担心二叔将她弄丢。只好反复交代父亲母亲帮助照看好侄女，搞得她是我们的女儿一样。
但侄女终究不是自己女儿，她到深圳后就和我们疏离了。说起来还是堂弟夫妻不懂事，一直对我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好像是妒忌，又好像是敌意。因为我和堂弟只差一岁，家里人无论做什么都将两人对比。读书时我成绩比他好。小学毕业我是全校第一名，他是倒数第三名，气得二叔追着他满屋跑，说要打死这个脑子塞满泥巴的小鬼。初中毕业时，我考上县城一中，他复读了两年考上市技校的烧锅炉专业。后来，我大学毕业分配回城里工作，他技校毕业后就到深圳打工去了。在我的光芒照耀下，堂弟暗淡无光，在家族里简直抬不起头来。这种微妙的感觉，只有我们知道，无论如何修复，他的心里总有一道过不去的坎。侄女在深圳，一开始还常常打电话来，后来就渐渐少了，最后基本只剩下过年时的礼节性拜年。
2
我在深圳出差时，去看望过侄女一次。和堂弟电话联系，他告诉我一个很复杂的地址。我搞不清楚，直接打的过去。在密集嘈杂的城中村路口，的士司机告诉我路太小，两边摆摊的太多，进不去，让我自己顺着街道走到尽头便是。我走在杂乱的街头，两边的店家将货物摆到了街道上，蔬菜、肉品、衣服、零食……什么都有，来往的人群行色匆匆，骑摩托车和自行车的人像表演杂技，不断地扭动身子穿梭在行人中间。再往里走，人群开始减少，嬉闹的孩子多起来，不断地有玩疯了的孩子撞上我，“哟”的一声，头也不抬地转过身，继续和伙伴们玩耍。果然，在街道尽头一座神庙旁边，我找到了堂弟居住的那座楼。一座六层楼满是房间的出租屋里，堂弟租了一个小套房，侄女正在家里帮忙做饭。几年不見，侄女已经长成亭亭玉立的姑娘，比她父亲还高，至少有一米六五。我暗暗一算，她都十六岁了。侄女见到我很高兴，但当我问她情况时，心情明显低落下来。
我问侄女在哪里读书。
她说是一所救命中学。
我感觉奇怪，难道是学医的学校吗？
她见我疑惑不解，说救命中学就是指最差的中学，不管学习，能保证安安全全读完毕业就拉倒的地方。
“你原来学习不是挺好的吗，怎么到这样的学校了？”堂弟总是说侄女读的学校如何好，成绩如何优秀，让我误以为侄女真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原来学习也不好，小学读的是民工子弟学校，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打工仔的孩子读不到好学校，能读完书就不错了。”侄女提高声音说。
“原来这样啊。早知道我带你回城里读。”我脱口而出。
侄女向堂弟的方向撇撇嘴，“他哪里会同意？还说宁愿在深圳哭，也不愿回到院田笑。”说着还指指心窝，小声说，“他的心理有问题。”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侄女。以后的故事都是通过零星的信息拼凑起来，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
3
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我坐在办公室里处理公务。办公桌上的一盆绿萝长满新绿，宽大的叶子在阳光下更显得旺盛。门外敲门声响起，原来是一位朋友，现在任我家乡的党委副书记，分管政法工作。
“你这家伙怎么来了？”朋友是个工作狂，肯定不会无事找上门来。
“当然有事找你。你又不是女朋友，哪有那么大魅力吸引我？”
“说吧。”我一边泡茶一边聊着。
“上官小芸是你侄女吧？”
“是啊，怎么啦？”我一惊，手里的茶杯差点掉到地板上。
“你看看吧，列入我们的管控人员名单了。”朋友将手上的一叠材料递给我。
我翻开镇重点管控人员名单，终于在吸毒人员名单里发现了“上官小芸”四个字。
“这是怎么回事？小芸吸毒被抓了吗？”
“这份名单是从全国吸毒人员名单里筛查出来，包括历年来掌握的名单，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分解到各地的。你侄女的户口还在我们镇，所以属于我们监管跟踪的范围。我查了一下，小芸是去年被抓的，属于轻微偶犯，问题不算严重。但现在综治维稳任务很重，每到关键节点就要对重点管控人员进行跟踪。”朋友说，“所以管控小芸这么光荣的任务就由你来帮助我们完成。”
朋友找不到小芸，只能找到我。我是小芸的伯伯，自然不能推卸。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开放，毒品就像苍蝇随时盯上意志薄弱的人，但万万没想到小芸会是其中一个。在我心里，她还是那个声音脆脆地叫着伯伯婶婶的小女孩，被我开心地举过头顶，放在肩上抬，乐得呵呵直笑的小侄女。现在朋友找上门来，事情是板上钉钉的，使我不得不相信。朋友看到我难受的样子，安慰了几句就告辞了。
我将情绪稳了稳，然后打电话给堂弟。堂弟估计正在公司上班，不方便接电话。好不容易熬到休息时间，接到他回的电话。我问小芸的情况。他立刻否认小芸吸毒的事，说那是别人故意中伤的，绝对没这回事。
我生气地说：“老弟，在我面前不要卖弄啦。难道公安局的档案也有错？”
电话那头一阵沉默，算是默认了。
我告诉他找小芸的缘由，要他管好孩子，一旦孩子没学好，多可惜。
堂弟的态度好了些，大致介绍了小芸的情况。他说，小芸高中毕业后就没有再读书，工作也不正经找，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帮同学经常夜不归宿。一次在酒吧他们被毒贩盯上，抽了他们含有毒品的烟，后来就学会吸冰毒。好在毒贩被警察抓获，小芸和她的同学的事才被发现，经过审讯得知小芸仅吸过两次，不算严重。事后，堂弟夫妻对小芸严加管制，小芸也意识到严重性，收敛了许多。在朋友的介绍下，小芸进了东部华侨城的游乐场当引导员，天天按时上下班，再也没有吸过毒。 我松了口气，不幸中的万幸，还算是好消息。在等堂弟回电话的时间里，我脑海里也一直在思考小芸的未来，还想着让她回来，和我们一起吃住，在城里给她找个工作呢。因为我认为小芸会有今天，与堂弟有很大的关系。他文化程度不高，没技术没人脉，在深圳混得不好，对孩子也放任自由。我禁不住责怪堂弟：“小芸的事你有责任，今后一定要管教好啊。”
不想堂弟的反应很激烈，声音很大：“是啊，都是我的责任，哪像你知书达理，女儿又品学兼优？上官家的风水都让你得走了。”
我气得肺都要炸，但和他发作又有什么用。我停了一会儿，不想再交流下去：“小芸现在还好吧？”
“很好啊，现在去菲律宾了。”堂弟的声音还是很大，好像有一丝得意，又有一点解恨的意思。
“什么时候去的菲律宾？去做什么工作？”我再次警惕起来。
“去菲律宾上班啊，电子厂一个月三四万块。你那里没有这样的吧？我们深圳这边好多都去呢。”
“是正规的劳务输出吧？”
“总是正规的吧，交了五六万块呢。”
“嗯，一定要正规的劳务输出公司。那小芸现在上班了吧？”
“刚去不久，上班了。听说不错。”电话里充满着得意，“好了，我要上班了。有什么事再聊吧。”
随后，我将小芸的情况反馈给了朋友，告诉他尽管放心，小芸已去菲律宾，肯定不会影响乡镇的综治维稳。不料，朋友提醒我，一定要注意小芸是不是正规出去的，不要被蛇头卖掉了。现在国内已经发生过多例劳务输出到菲律宾等国家的案件，都通报到乡镇一级了。不过，但愿是多心的。
我再次忧心忡忡。哎，这个小芸真不让人省心啊。
4
果真没多久，还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接到堂弟焦急的电话，说小芸失联了，怎么也联系不上，和她一起出去的人的电话也打不通。我问怎么回事。他说小芸参加的是非法劳务派遣，实际是由蛇头统一组织偷渡到菲律宾，然后由当地的工厂接收过去。小芸他们确实已经到达菲律宾，但工厂并不像宣传的那样，因为是非法入境，只能在那些地下工厂做黑工，收入也根本没有几万块。去了四五个月，因为太累又要躲避检查，小芸他们不想干了，想回国。可就在这几天，他们的电话都打不通，把国内的家人急死了。
我已经顾不上责怪堂弟，迅速开动脑筋看自己有哪条线能够通向菲律宾。我翻开从小学到大学的同学录，查看手机上几千个联系人，终于在大学同学圈里得到消息，有一位同学正在菲律宾开公司，据说他家的公司还是当地华侨有名的家族公司。我想起来了，这位同学是泉州的，毕业后就出国到他伯父的公司里去了。因为在国外，他和大家的联系并不多，难怪我一时想不起来。因为毕业后就没有见过面，怕太过唐突，我请泉州的同学先帮忙联系好，然后再电话请他帮忙。
同学就是同学，时间再久也不会改变。还不等我开口，他的电话直接打过来。我将情况简单说了一遍，他要我把所知道的人员名单和小芸上班的地址公司名称等信息发给他，他会动用自己的关系，并向大使馆报告，请求帮助查找。
我赶紧叫堂弟将所有信息汇总起来，越详细越好，然后由我传给菲律宾的同学。菲律宾的同学告诉我要有耐心，过一段时间才会有结果。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打电话给父亲，让他到官厅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很快父亲的电话打过来，说那条长长的红布又出现了，系在被截短的大柱子上。我问他什么时候发现的，他说这段时间都没有人经过那里，接到我的电话才去查看，看红布还很新鲜，应该就是这几天的事。我交代父亲，这件事就我们父子俩知道，谁也不能再传出去，特别是千万不能让爷爷知道。
5
在等待结果的那些天，我天天心神不宁，像丢了魂似的，夜里还做噩梦。心里有一肚子的话没人说，家里的老人不能告诉，朋友之间也不好突然讲起这些，妻子心情十分低落，不敢再影响她的情绪。下班后，我不想回家，也不想见人，常常一个人在单位附近，沿着长长的河堤漫无目的地散步。有一次，走着走着就放声大哭起来，怎么也控制不住。从小芸的失联，我想起了从渠道放水口冲下的二叔、躺在担架上的姐姐、无端消失的大哥，现在又轮到小芸，难道上官家真的被人下了咒语吗？那种荒凉和恐惧在那个黄昏笼罩着我，我像一个孤魂野鬼般游荡在空无一人的河堤，唯有哭声才消解我的痛苦与恐惧。
菲律宾的同学终于传来消息，小芸上班的那家工厂找到了，但小芸他们又被转卖到另外一个地方，同學和大使馆的人追踪到那里，找到了部分人员，却没有小芸。据说小芸和其余三人偷偷跑了，目前还没有找到小芸。
我像泄气的皮球，软软地瘫在沙发上。
同学安慰我说，不着急，他还在继续查找，一旦有消息会第一时间告诉我。他说，只要还在菲律宾，他就有能力找到小芸。他的公司遍布全国，应该没问题。
我只能等着。可至今小芸还是没有消息。
五 爷爷把故事终结
1
第五个失踪的人是爷爷。一个家庭的主角失踪，是十分诡异的事，对于我们来说也十分无奈。爷爷已经将近九十岁了，如果是正常的寿终正寝，我们肯定会按照客家的风俗习惯，隆重地举办一场葬礼。可是，他却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在空气中留下无言的结局。
爷爷消失前，我们家只剩下四个老人，爷爷奶奶和父亲母亲，二叔因为酒精中毒，被他儿子带到福州去了。至于我这一代人，全部都在外地，自然第四代的孩子们也不会回到院田。四个老人守着空荡荡的上官家，只有我每个周末开车回家看望老人。四个老人中，母亲的身体最好，家里家外操持，种菜、洗衣、做饭……她承担了几乎所有的活。父亲自从姐姐出事后就神经衰弱，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只有依靠安眠药助睡，待到哥哥不见时，他已经没有多大的能耐管这些事了。我曾想叫父母亲到城里来居住，顺便治疗父亲的失眠，可是爷爷奶奶没人照顾，始终无法成行。爷爷的身体素质一直不错，人高马大，声如洪钟，年轻时一发火谁也不敢惹，这几年只是走路不如从前，就在村子里逛逛，胃口不错，酒肉穿肠过，中午晚上标配一碗米酒。奶奶就差多了，前年有一次在家中的天井里摔倒，落下病根，身体大不如前。她现在连家门都很少出，坐在沙发上，开着电视机闭着眼专心听电视剧。 家里有一部电话，方便和家里的老人联系。不过我打得少，爷爷用得最多。他可以一天打七八个电话给我，常常搞得我哭笑不得。他的电话分阶段，分主题，分层次，如波浪般不断推进。比如有一段时间，以小时候见到红军为题，讲他父母亲如何给红军编草鞋、送粮食。我一开始还会耐心听，可是没完没了地讲，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对付？只能挂断。可是没多久，电话又打来，说想起某个细节，然后又是好长一段话，恨不得不用换气。直到我不接电话，他才消停几天。等第二波电话袭来的时候，主题变成自己参加革命，怎样打第一枪，怎样和战友捉敌人。就这样没完没了，我只能给他下命令，每次通话不超过三分钟，不然叫电信公司的人停机，不让通电话。爷爷怕我真不让通电话，赶紧答应。
我悄悄给父亲说，管管爷爷，不要让他这么频繁打电话，我都没办法工作了，经常开会的时候、路上开车的时候电话响了，如果不接就一直拨。父亲说：“你爷爷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谁也说不动他，我的话他哪里会听？还不如你这个孙子管用。”我想想倒也是。
2
当爷爷不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才开始慌乱起来。原来他早就老年痴呆症了，才会一天打七八个电话，他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记得有一次，我带了一帮朋友回到院田家里。爷爷很高兴，为了体现一家之主的态度，出来给大家倒酒。按照我们客家的规矩，给客人倒酒之前，会叫他们喝一口。爷爷却不，要让客人喝完一杯，然后倒满。客人尊重老人，都答应喝掉。结果爷爷倒满酒后，又叫他要喝掉倒满。客人争辩不过，只好又喝掉。一轮下来，每个客人都喝了好几杯酒。我也不明白爷爷怎么会这样，母亲得知后哈哈大笑，说你爷爷“老颠倒”了。“老颠倒”就是老糊涂的意思，用现在的术语就是老年痴呆症。从那时起，我才明白看上去健健康康的爷爷怎么会有这么多奇怪的举动。
可是最近一年，爷爷的病情显然更严重了，他开始忘记我的电话号码，常常急得团团转，只能依靠父亲给他拨号码。后来，他终于忘记给我打电话这回事，或许连我这个孙子也忘记了。我享受到了久违的清静，却更加担心爷爷。家中四个老人，都已进入风烛残年，在外的兄弟姐妹嘴上说说祝福的话，送上一点钱就万事大吉，只有我在身边压力最大，哪个人也容不得有半点闪失。
爷爷除了老糊涂，身体一直很健康，而且越来越不安分。每天都在村里溜达，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他的身影。他的话少了，老是呵呵地傻笑，还自言自语说些别人不明白的事。他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又被人当作空气一样不存在。村里人都知道，上官爷爷变傻了，可是有福气，再也没烦恼。
3
有一件事，让我高兴了好一阵子。有一天，我从城里开车回到院田，看到爷爷在村里的豆腐店，于是下车准备将爷爷载回家。爷爷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热腾腾的豆腐，那是他一生最喜欢的食品。我上前打招呼，他看到我高兴得手舞足蹈。突然我看到他手上举着一个小竹片，让他给我看。他警惕地看了看周围，然后神秘地对我说：“孙子，可被我找到了。”他将竹片伸到我面前，我看到一块泛黄的竹片上留着淡淡的墨痕，似乎是一个人的模样，被打了个“X”，旁边是看不清的符号。我心里暗喜，买了三块钱豆腐，拉起爷爷就往家跑。
回到家里，爷爷得意地告诉我这个就是困扰上官家族二百年的咒语，如今被他找到了。他炫耀般向我讲述如何掘地三尺，在一堆乱石土堆中找到这块符，接着他详细地给我讲述符中的寓意，和流传的说法大致相同，都是诅咒家族的凶话。他说，小时候曾在一座废弃的老房子里，捡到一块竹符，因为好奇捡回来给父亲看，结果被臭骂一顿。现在挖到的竹符和以前看到的一样，所以他坚信只要找到竹符，魔咒自然就失效了。我问他：“爷爷，现在怎么办？总不能天天举着个竹符满村跑吧？”爷爷似乎明白过来，果断地对我说：“烧掉它！”我带着爷爷来到屋后的菜园，将竹符烧了个干干净净。
这天晚上，爷爷喝酒的时候，父亲破天荒喝了两杯米酒。第二天起床，父亲说他一觉睡到天亮，好久没有那么踏实地睡过，原来睡觉那么舒服。
4
爷爷像旋转的陀螺一般，在村里转悠，沿着他将近九十年的轨迹行走。终于有一天，陀螺脱轨不知去向，把我们都急坏了。爷爷的走失毫无预兆，完全符合老年痴呆症的特征。据说当天上午，有人还在村部里面的棋牌室里看到过他，也有钓鱼的人看到过他在旁边，但他什么时候走的，每个人说法不一，至于什么时候失踪的也没人说得上来。
一开始是中午没回來吃饭，三个老人没有在意，以为会迟点回来。可是左等右等，就是没等着他回来。父亲和母亲就到村子里找，找到傍晚还是没有看到爷爷的身影。于是，父亲急急忙忙打电话给我。我了解基本情况后，赶紧叫派出所帮忙寻找，随即开车赶回院田。
开车的路上，打了个电话给朋友。现在他是镇里的镇长，他出马容易调动资源帮助寻找。果然，我刚进镇，朋友打电话，叫我到派出所看卡口监控，是否有爷爷的画面。
感谢神一样的卡口监控，我和民警终于在院田村口的监控中发现了爷爷的身影。可爱的爷爷踱着步子慢悠悠地走出村口，往集镇方向走去，和常人无异。我将结果告诉给父亲，叫家里的老人不用在村里找了，都留在家里等候消息。
可是，在接下来的任何卡口监控中都没有爷爷的画面。我和民警反复查看，将查看时间范围不断扩大，都没有爷爷，甚至连相似的也没有。难道爷爷坐飞机走了吗？一想到飞机，我们立即想到，是否坐过往的车辆去了哪里？可是，如果坐车走了，会坐到哪里？我想到，会不会是到我城里的家呢？我打电话叫妻子关注家附近是否有爷爷，或许他在往我家来的方向呢。
妻子找了半天，没有看到爷爷。派出所根据新情况，决定向县公安局汇报，请求各派出所协查，并马上张贴寻人启事，同时通过微信、电视、电台发布消息。当天晚上开始，关于爷爷的寻人启事传遍了全市，特别是微信上铺天盖地的都是“老爷爷，你在哪里”的消息，联系人除了警方就是我，我的电话号码加粗发布。我手里死死攥着手机，生怕错过了关键的电话。我的电话没有消停过，可没有一个是告知情况的，都是朋友同事的关心安慰。我怕他们讲得太久，耽误了知情人提供线索，几句话就挂断了。警方那里倒有不少报警电话，经过核查，都与爷爷无关。 5
我們家在焦虑中度过了第一个晚上，都担心那么大年纪的老人如何熬过黑暗时光。第二天我打电话给兄弟姐妹，叫他们能回来的都回来，找爷爷要紧。我不让老人们出门，先召集了村里关系比较密切的近邻，还有上官家的亲戚朋友，一起到村子周边寻找。我和民警都认为，爷爷行动不便，不可能走多远，至于坐车的可能性也小，即使坐了车现在也应该有人会告知，所以搜寻还是集中在全镇范围。可是，第二天还是一无所获。
第三天，在外地的后辈们都回来了，大家继续搜寻。一个堂弟带来了无人机，专门在可能的山上和废弃的屋子查找。可是，还是没有踪迹。难道爷爷升天啦？可总要有痕迹啊。事实上就是没有，一连七天我们还是没有找到爷爷，实际的搜寻只好停止。我们悲伤地接受爷爷失踪的事实。
我留在家里陪老人们，大家都面面相觑，不知说些什么。爷爷离开后的巨大空白，无人能够填补。一直以来，上官家就是以爷爷为中心，从来没有过权力或威望的转移。他符合担当中心的一切条件，高大强健，有魄力，有决断，霸气十足。反观上官家的第二代，父亲羸弱，二叔酒鬼，三叔早失，无人能担当重任。到第三代，还未成年都散到各地，然后开枝散叶，各顾各家，各管各妈了。爷爷一旦离开，我们都手足无措，显然有种大厦将倾的感觉。虽然上官家族早已是明日黄花，但几十年来毕竟名号还在，还有爷爷这些老人在维系着。只要爷爷这根弦还在，上官家就还在。现在弦一断，还会维持多久？我们都不忍说出口。
6
在爷爷的房间时，我意外地发现了一本手写的《院田上官氏家谱》。家谱由两本学生作业簿装订而成，从笔迹来看显然是爷爷写的。我翻开一看，详细记载了上官家是怎样从外地来到院田开基，开基以后又是怎样勤俭持家，耕读传家，出秀才举人，创业维艰。对上官家院田传承的世系用吊线图完整地记载下来，特别是对爷爷以后的上官家人，更是逐一记载，男女都上谱，且连工作、学历都写得清清楚楚。虽然作业簿十分粗糙，但内容翔实厚重，完全就是一部家族史。我不知道爷爷什么时候记的这本家谱，问父亲也说不知道。后来，我从记载家人的下限情况看出了端倪。比如写我的时候，只记到担任住建局总工程师的时候，而后来我还担任了副局长，现在又调任其他岗位。根据这点判断，应该是他狂打电话的那个阶段。难怪他不断地问每个人的情况，特别是在外地的孙子重孙辈，连每个字怎样写都要搞明白。我以为他痴呆症越来越严重，总是以各种理由粗暴地挂断电话。没想到，爷爷是糊涂不痴呆，痴呆不胡说。
直到今天，我们才相信爷爷确实消失了。令人尴尬的是，既无法等待活人回来，又无法对他立碑纪念。父亲说，那叫欲哭无泪，天地大悲。我理解父亲，一辈子活在爷爷的庇护下，可以说舐犊情深，也可以说不争气，但是他们的晚年却是相依为命，已经习惯谁也离不开谁。我请了几个小工，将官厅和荒废的房屋清理干净，特别是截断的大柱子全部扔得远远的。我怕父亲把身体弄垮，就说服母亲放弃田里的农活，把父母带到城里和我一起生活。
哦，忘了告诉你，奶奶在爷爷失踪的第十天，她就过世了。葬礼那天是院田上官家族的最后一次聚会。从此，院田再无上官家族。
补记：在我们闽西客家，有一个风俗，无论是乔迁、婚庆，还是建房封顶、居家做灶，都要挂红，客家语叫“攀红”，娘家或主要亲戚都会送“红”表示祝福。这红就是一条普通的红布，可表达的情义深长。把这些红布横着挂在大门上方和厨房门上的时候，要燃放鞭炮，喜气冲天。宾客同贺同乐，红红火火，喜气洋洋。上官家族的失踪事件，是否与那几根红布条有关，究竟是一股什么力量在主宰着一切，不得而知。
责任编辑 石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