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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说过这么句话：谁能正确解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在全世界经济学家中，最有资格正确解释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理所当然是中国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就是其中一个。这些年来，他这位“海归”派学者，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索解决世界上最复杂、最艰深的经济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中国经济问题。
林毅夫档案盘点：
林毅夫，著名经济学家、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有“中国政府经济智囊”之称。1952年10月出生于台湾宜兰。在祖国大陆历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等职，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银行副行长，系全国政协委员。并出任过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中国粮食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常务理事、中国农经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十五”规划咨询委员会常务理事、亚洲开发银行长期战略框架高级顾问组成员、太平洋贸易和发展会议常设领导小组成员、联合国粮农组织亚洲太平洋农业政策网络领导小组成员、联合国粮农组织高级顾问组成员、国际农业科研组织技术顾问组成员、国际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和环境项目领导小组成员、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学术顾问、世界银行顾问等。
为什么是林毅夫
《华尔街日报》1月21日报道，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已提出任命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成为担任该职位的首个非欧美经济学家。以前担任该职位的，大多是世界知名学者，均在欧美著名大学执教。
林毅夫在台湾出生、长大，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硕士班毕业。1979年夏天，27岁的林毅夫在军中服役期间，从金门夹着两个篮球，游了2000米，投奔了祖国大陆。
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顺道到北大发表演讲，北京大学指定正在攻读研究生学位的林毅夫担任舒尔茨的翻译。
林毅夫出色的英语能力及才气赢得了舒尔茨的信任，邀请他到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并亲自担任他的导师。
1987年，归国后的林毅夫开始有针对性地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曾担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1994年创立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至今。从1994年开始，他参与了国家几乎所有重大经济决策的讨论。
有分析人士指出，林毅夫此次获得世行任命，主要是源于他的国际声望，但直接原因在于林毅夫2007年10月31日和11月1日在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做的年度讲演。林毅夫是走上这个世界顶级讲坛的第一位中国学者。
在讲演中，林毅夫以多年来独创的经济理论系统分析了中国经济高速、持续增长的根本原因——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他的观点很让佐利克折服。因此，由他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成了水到渠成之事。
小平头是林毅夫留给人们的一个“标准”印象。温和的微笑背后，林毅夫往往显出一丝羞涩，然而一旦步上演讲台，他却显得激情满怀，常常用异常严谨的逻辑推断，真实而深刻地分析中国发展的事实，预测中国的未来。不论是在中南海，还是在政府高层论坛，亦或在北大的课堂，他最精彩的时刻就是端出“招牌菜”——“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演讲总是在长时间的掌声中结束。如要谈到中国政府的经济智囊人物，不能避而不谈这位“海归”派的经济学者。
台湾明星军官实现神往已久的北大情缘
林毅夫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传奇性的人物，在献身经济学之前，他曾是台湾的一名上尉军官。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林毅夫设法回到祖国大陆，在北京大学攻读完经济学硕士之后，赴美留学，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大师；80年代末，他携妻再次回到祖国内地，开始了漫长的中国经济发展专题研究，带着中国经济案例走上了世界讲坛。
据《家庭周末报》报道，林毅夫原名林正义（一曰“谊”），曾是“台湾明星军官而神秘泅渡到大陆”的。1979年5月16日夜，台湾海峡中的金门岛被沉沉的黑暗笼罩着。台湾陆军金门防卫司令部连长林正义看了一眼约2000米外福建厦门的海岸，跳进了海水中。那一夜，金门全岛紧急大搜索，连夜展开全岛水陆两域地毯式搜索，同时为防泄露军机，立即修订作战计划。一天、两天过去，搜索毫无收获，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大陆方面也没有任何有关林正义的消息。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人间蒸发”了。为免影响军心，金门防卫司令部草草完成了调查，在人尸俱杳的情形下以“失踪”结案。在当年台湾的威权氛围下，家属岂敢质疑，默默收下军方的抚恤金。
据有关报道资料称：1972年初，台湾各报大幅报道台大一年级学生代表会主席、农工系一年级学生林正义，在成功岭寒训期间决心申请转学赴陆军军官学校就读，并立即受到台湾“国防部”的肯定和表扬。在升学主义下的台湾，军校一向多是联考淘汰者的剩余选择，林正义此举无疑为军校招生的低迷行情注射了一针强心剂，此后林正义即成为台湾军方的明星，不时地在各种媒体出现。
1975年，林正义以第二名的成绩自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科毕业，随即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并与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陈女士结婚，一年后考上“国防”公费政大企业管理研究所，于1978年获台湾政大企管硕士，随即返回军中，派赴金门担任“马山连”连长——这个连的位置在马山，是全金门距大陆最近的据点，因而是当时驻守金门的国民党军全师最重要的一个连。
1979年，林正义冒死从金门泅渡，成功地登上了大陆，并改名为“林毅夫”。“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毅夫”，要追求的也是这样一种精神。不久，林毅夫辗转来到北京，最后选择到北京大学学习经济学。他当时的想法是，要为国家富强做出贡献，首先必须了解大陆社会，特别是作为大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在北大经济学系政治经济专业读研究生期间，他刻苦钻研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并开始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进行思考。本来他是抱着熟悉大陆社会生活的目的到北大学习，最终却因此走上了经济学之路。在大陆以经济学家的身份成名后，他从早到晚埋头探索钻研，但不喜欢在媒体上抛头露面，甚至连他台湾出生的背景，似乎都很少有人知道。2002年5月9日，他的父亲林火树去世，林毅夫希望返台奔丧被台方拒绝，为此在海内外华人圈中引起了极大震动。于是，他个人尘封的历史也被台湾媒体解开了。据说，台湾“国防部长”汤曜明说：“（林毅夫）叛逃的事实非常清楚”，表示林毅夫只要回来，就会被逮捕接受调查。最终，林毅夫断了回乡参加父亲葬礼的念头，只是在北京大学里悼念了父亲的亡灵。
林毅夫出生在台湾东北部一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海、交通闭塞、民风淳朴的小县城——宜兰市。谈到自己结缘北大的情怀时，林毅夫说：“第一次听到北京大学的名字是什么时候，已经记不清楚了，也许是小学四五年级上历史课的时候吧！在我的心灵中，北大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学府。但在那个时代和环境里，我根本不可能想象有一天会成为北大的学生，并以当北大的教授为归宿。”
据林毅夫介绍：念初中时，学校有位生于北京、长于北京的地理老师杨先生，到台湾后定居在宜兰市。这位杨先生把枯燥的地理课上得津津有味，在干巴的地理名词间穿插着许多历史典故，他的课让林毅夫了解到许多京城旧闻、北大轶事，从而产生了对风云于“五四”时期的北大学生的无比崇敬。
林毅夫说：“作为台湾的一个学生，我对北大一直是向往的。但我回到祖国大陆是希望能够参加工作。可是我想，如果要想真正地很好地参加工作，我应该对这个社会的问题，包括它的意识形态，包括它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有更深入的了解。在台湾看了一些，但都是经过二手三手的，所以我回到大陆以后，就希望进北京大学，把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发展的背后一些零星的问题搞清楚。于是，我去北大读了3年书。”他燕园3年，正值祖国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起。当时，北大的气氛有点像“五四”时期那样，国门初开，身处中国文化中心的北大学子，充满民族存亡的忧患意识、祖国复兴的强烈愿望，和对各种新思想新学说的迫切求知欲。林毅夫从周围的老师、同学身上，深深地受到了北大传统和精神的感召。
面对香港《亚洲周刊》等杂志的采访，林毅夫道出了投奔大陆的动机:“我回顾了鸦片战争后中国遭受列强欺侮的历史，一直在思考如何尽快使中国变得富强起来。”“尼克松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美建交之后，我越来越意识到中国富强的希望在大陆一边。”“作为一名中国人，要为国家做出贡献，必须去大陆。”在采访中，林毅夫不愿回忆，也不愿多说他的过去，但却将他当年的泅渡行为解释为“以行动说明了自己对台湾及中国前途的看法”。从他的话语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身为一名中国人的自豪感。
“在海峡两边生活的经历，你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曾有记者这样对林毅夫发问。他说：“我家在宜兰，我还记得小时候家里的生活环境。宜兰当时是个比较穷的山区，我小时候总是山边海边到处跑，对山有一种特殊感情。在北京大学，大家都笑我是‘山痴’。每次外出住旅馆，或者在北大分房子，我都问能不能看到山，能够‘开门见山’就比较舒服，比如在北大分房子，我是排在最前面的，可以优先挑，但我挑了一套大家都不愿意要的房子，是一套西向的房子，早晨照不到太阳，下午却日光西照，但是可以看到山。”
心系祖国，为祖国经济学研究奉献心智
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西奥多·W·舒尔茨以及芝加哥大学前副校长、经济系主任盖尔·D·约翰逊，这两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应复旦大学之邀到中国访问，临回美国前舒尔茨教授在北京大学作了一次演讲。由于当时刚刚改革开放，英语基础好、又懂经济学的青年不多，林毅夫因为同时具备了这两个条件，受北京大学经济系指派担任舒尔茨教授演讲的翻译工作，不但出色完成了任务，他的才气也给舒尔茨教授留下了深刻印象。
舒尔茨教授回国后即给北京大学经济系和林毅夫本人写信，盛情邀请他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于是，1982年林毅夫在北京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之后来到了芝加哥大学。当时舒尔茨教授已经退休10年，未再带博士生，林毅夫入学后，舒尔茨教授破例将其招为入门弟子。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是全美高等院校中最好的经济系，云集了一大批大师级经济学家，素以学风严谨、淘汰率高著称。当时，林毅夫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国内经济学教育和国外先进水平差距十分明显，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学习，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面对这种巨大挑战，林毅夫付出了超人的努力，把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习和研究中去，几年间他几乎没有节假日与白天黑夜。勤奋努力使他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学习成绩优异，以4年时间在同时入学的同学中第一个拿到博士学位，而一般人拿到博士学位需要5～7年。他的毕业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教授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在美国留学期间，林毅夫与留在台湾的妻子实现了团聚。
1986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林毅夫到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工作。1987年，他成为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从西方学成归来的经济学家。当时的中国大陆和美国相比，各方面条件都相对较差。国内经济学研究基本处于新旧过渡阶段，十分落后。如果回国，不但不能很方便地了解国际学术动态，与国际学术界交流，甚至在国内连查阅外文文献都十分困难。在这样的学术环境里，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很可能会被湮没。林毅夫对严峻的现实并非不清楚，而且由于他的研究已经引起了美国经济学界的重视，于是有多所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为他提供教职，世界银行也希望他去工作。
然而，与毅然从台湾到大陆一样，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再次支配了他的行动，他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回国效力。古老而又多灾多难的中国更需要真正高水平的经济学家为改革和发展事业提供智力支持。为了能够在国内方便地做研究，回国前夕林毅夫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和费用，收集了30箱英文文献海运回国——与许多回国的人不同，他尽量压缩随身携带的生活用品，而尽可能多地带回学术资料。
林毅夫始终认为，作为中国人，经济学家应该回到自己的祖国，无论是出于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还是从经济研究本身的客观要求出发都是这样。“与国外相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更能够做到理论和中国现实的结合。而且，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到现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经济问题十分复杂，这对经济学理论是个重大挑战。因此，中国特别需要既熟悉国情，又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经济学家。”
回国后，林毅夫先后担任过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和增长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与城乡协调发展研究部副部长。在回国这些年里，他孜孜不倦，勤奋创造，利用自己掌握的分析工具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1991年10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业部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联合成立了“中国农业科技优先序”课题组，当时还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的林毅夫领队负责执行这项历时3年之久的调研工作。他经过精心准备和周密安排，联合课题组奔赴除西藏、台湾以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进行“关于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的问卷调查”和“关于目前我国农业科研与潜力的调查”。这两项调查的顺利完成，为优先序研究的成功提供了最基础的数据资料。随后，课题组进行了“关于用农业科研方式解决目前我国农作物生产中存在的主要技术性制约因素的前景的调查”，以获得对科研成功可能性估计的第一手材料，为评估农业科研项目的经济效益以及优先序的最后确定奠定了基础。
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的黄金时期。国家的发展客观上需要一大批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人去引导社会思潮，影响社会舆论和精神风貌，并对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直接提供智力支持，保证国家的大政方针沿着正确的轨道演进。国家富强、民族复兴需要大批经济人才，中国的重新崛起也为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提供了条件和机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经林毅夫、易纲、海闻、张维迎、张帆和余明德等6人努力，在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教授等支持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于1994年8月宣告成立。研究中心成立的宗旨，是动员国内外社会资源，聚集一批受过现代经济学良好训练的中青年经济学者，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为当代经济学研究做出贡献。
回国后，林毅夫一直兼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副教授，当时他就萌发了创办一个学术机构的想法——这个机构将站在全国经济学界的最前列，遵循国际学术规范，努力推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国际化，并为改革开放大业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当时他和孙来祥等几位北大的年轻教员找到时任校长的丁石孙，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看法。以后林毅夫虽然不断变换工作单位，但是始终没有改变初衷，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在中国创办一所在国际经济学界代表中国学术界的一流研究机构，并朝着这一目标做出了不懈努力。
1993年夏，分别从美国和英国回国参加一个经济学会议的易纲和张维迎，与林毅夫在海南邂逅。他们相互交换了一些看法，共同的理想使他们走到了一块，决定联手创办一个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经济学科研机构和教学机构。于是，几位创办者开始四处奔走，为成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筹备条件，通过各种渠道筹措资金，并奔走于政府相关部门和北京大学。
1994年8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该中心为实体研究机构，林毅夫被任命为中心主任。第二年3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大会隆重举行。世界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和罗伯特·蒙代尔（均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到会祝贺，并作专题学术报告。
初创时，林毅夫与6位教员和3位行政人员挤在北京大学老教学楼的两间半办公室上班，学生来老师去，拥挤不堪。今天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已经兵强马壮，声名鹊起。
1998年5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英之杰”讲座教授基金成立仪式上，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丁石孙激动地说：“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年轻人的梦想能够得以实现。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有自己的梦想和对未来的憧憬，但是，许多人仅仅停留在梦想阶段，很快就忘记了自己的梦想。然而，林毅夫却是一个有了梦想之后努力去实现梦想的人。今天看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办得这么好，感到十分欣慰。”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中国经济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积极参与了中国改革和发展进程，在重大经济问题的讨论中往往居于领先地位，同时在推动北京大学的教育改革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林毅夫说：“作为曾是北大的学生，能为母校的发展略尽微薄之力是义不容辞的。作为这一代中国人，我深深庆幸北大给我这个机会为祖国经济学研究奉献点心智。”
在“比较优势”中把握中国经济的社会脉搏
林毅夫是中国经济学界“海归”派的代表人物，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推动者之一，是用西方主流经济学规范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学的较为成功的学者之一。他治学特别勤奋，具有饱满的学术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在著书立说的同时，他在现代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其研究范式和教学方法，在中国的普及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
在经济学研究方面，林毅夫主张研究对象的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在国内极力倡导一种新的风气，努力推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并提出一是强调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规范化和一致化，二是强调用实证方法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市场化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
2001年6月，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萨克斯应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之邀，在北京大学作了一次演讲。这位经济学大师始终关注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对林毅夫提出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表示欣赏。
林毅夫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作出了严谨的经济学模型。他认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是否能够成功，在于它是否能够发挥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而资源禀赋决定于当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的相对份额。一个共同的规律是：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积累、人均资本拥有量的提高，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源禀赋结构得以提升，主导产业将从劳动密集型逐步转变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上面。中国的改革开放、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奇迹，就是成功地利用了中国劳动力相对价格较低的比较优势，逐步占领了纺织服装、轻工产品、家用电器等国际市场，快速积累资金，逐步实现产业升级。
按照这个理论，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了“后发优势”：充分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用较低的成本引进先进技术，加快技术变迁，加速资本积累，提高人均拥有资本，从而提升中国的资源禀赋，实现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的升级。林毅夫预测，如果中国继续实施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在拥有和平稳定发展机会的环境下，到2030年，中国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
党中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并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和“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到2020年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我国要在2020年达到人均收入3000美元的水平，和2000年相比，国民经济必须再翻两番，也就是，在2000年至2020年这20年间，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必须保持在7%。林毅夫表明：“这样的增长速度，从潜力上讲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一个国家长期的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是技术的不断提升和创新，中国作为一个人均收入只有1000美元的后发国家，在技术创新上有后发优势，可以利用和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很低的引进成本取得新技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从技术潜力上来讲，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
虽然从技术潜力来说，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很大，但是我国作为一个转型中国家，要发挥后发优势，必须克服许多体制和结构上的困难和挑战。林毅夫掐指分析道：一是来自改革方面的挑战。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还没有完成，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银行呆帐、坏帐的比率非常高，地区差距、东西部差距越来越大，国有企业的低效率问题还没有解决。二是来自全球化方面的挑战。加入WTO后，我国必须取消现有的各种非关税贸易壁垒，如配额、数量限制，给予外商国民待遇，允许他们在国内从事生产、批发、零售，也就是除了还保留了17%的关税外，我国将是一个不设防的经济。所以，加入WTO在带来长期发展的机遇时，同时也给我国转型中的经济带来了巨大挑战。三是来自发展方面的挑战。如果到2020年，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为3000美元，农村人口的收入也大致达到这个水平，农村人口在总人口的比重必须从现在的62.3%降低到45%左右。到2020年我国的人口大约是15亿人，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45%左右，即为6.8亿，目前我国农村人口为8.8亿人，也就是说在未来18年大约需要转移出2亿人的农村人口到城市非农产业。但是，我国现在城市的失业率已经到了警戒线，官方公布的数字是4%，但是根据民间及世界银行等机构的调查，已经达到8%。那么我们怎么解决这些转移出来的农民就业呢？这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克服的第三个方面挑战。
如何迎接上述各种挑战？林毅夫说:只有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完成国有企业的改革，才能克服经济转型和全球化的挑战，也只有完成了国有企业的改革，才能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最大限度地为农村人口的转移创造条件，克服发展的挑战。所以，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保证。
林毅夫认为，国有企业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有太多的政策性负担，既然有政策性的负担就会有政策性的亏损，谁应该为政策性的亏损负责呢？当然是政府。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给国有企业政策性的补贴和政策性的优惠。对于解决大型国有企业资本过度密集的战略性政策负担，从理论来说，可以根据国有企业产品和国有企业自身的特性，采用4种不同策略：一是对于其产品是国防上绝对必要，而又不可能从国外取得相应产品的国有企业，尽管其资本密集度高，不符合我国比较优势，但是其产品既然不可缺，也就只能继续依靠财政拨款支持其生产、经营，其实，这类企业的数量不会很多，在任何国家也都只能靠国家财政拨款来维持其生存，在我国自然不会是例外。二是对于那些资本很密集但其产品有很大的国内市场的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和发达国家的同类企业合资，以取得资金、技术，或是直接到国外的资本市场上市融资，来克服我国资本相对短缺，资本价格相对高的比较劣势。三是对于那些资本很密集，而其产品已经没有国内市场，但拥有一批专业技术人员，并在以往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相应管理经验的企业，可以扬长避短，靠其人力资本的优势，转产有很大国内市场、而在技术上又劳动力较为密集、符合我国现阶段比较优势的产品。四是对于那些产品没有国内市场，也没有人力资本优势的国有企业，只能是破产，将其支配的生产要素，重新配置到其他有自生能力的企业。
林毅夫肯定地说：“国有企业改革好了，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出现的金融、地区、城乡差距问题，也就能够得到较好的解决。同时，能够化加入WTO所带来的挑战为进一步发展的机遇，并给非公有民营经济公平的发展机会，增加就业机会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发展的挑战。这样，依靠后发国家的优势，维持平均每年7％的经济增长，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能够实现。”
“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是林毅夫在研究了20世纪后半叶世界经济，尤其是东亚经济的基础上建立的，已为世界经济学界推崇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是中国经济学家对世界的贡献。
“在你看来，在世贸组织框架下，中国企业应该如何走向世界？”林毅夫直言不讳：“总的来讲，中国企业要走向世界，必须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首先，中国经济已经有了产业升级的需要，而且还将加速升级。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原本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的产业，将逐渐变成了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如将它转移到海外比我们的产业发展慢半拍、劳动力比我们便宜的地方发展，它将可以获得第二春，从而延续自己的生命力、竞争力和企业的获利能力。所以，在世贸组织框架下，我们的企业不仅可以在国内进行资源配置，而且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利用其他地方的比较优势继续发展壮大自己。”同时，他认为，到海外投资也是我们扩大市场的一种很好的方式。“中国企业在加入世贸组织框架下会有更好的走出去的机会，中国也会出现资本输出的机会。一般来讲，一个国家人均收入在1000美元以内，基本上没有资本输出，但是在进入1000美元以后，资本输出基本是有出有进，超过2000～3000美元以后输出就会大于进口。中国是个大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一样，有些地区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2000～3000美元，已经具备了资本输出的能力。因此，我们应该积极到海外投资。”
林毅夫告诉记者，中国企业只有发挥比较优势才能走向世界，而且他相信，中国经济必将成长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济学必将大师辈出，而且其中一定有人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他表明：“一个人获诺贝尔奖，是对他到目前为止研究成绩的肯定。每年的获奖者研究领域都有变化，国内的学者没有必要跟风。”
从解决农民增收入手破解“三农”困境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对我国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林毅夫就是从研究中国农业问题开始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的，并以此奠定了他在国际经济学界的学术地位。
2004年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作为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公布，引起海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这意味着农民增收难已成为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的最根本、最突出的问题。而破解“三农”困境，就要从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入手。林毅夫认为城乡差距的问题将会长期存在。“如果说城市的收入水平和农村的收入水平差不多，那农民就不会跑到城里来了。城乡收入差距并不是靠发几个文件就能解决的，要靠长期的经济发展，不断减轻农民负担，不断增加在城市里面就业的机会和条件，才能逐步地解决问题。”
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话题说到时下的“三农”问题，林毅夫情绪激动，他认为应选择合适的城市化道路。“要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把富余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非农产业就业，用城市化带动农村的发展。可是，应以大中城市为主还是以中小城镇为主来提供非农就业机会？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中小城镇难以发展制造业，因为制造业要有竞争力，一方面必须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多发展劳动力密集的产业;一方面要形成产业集群，只有在大中规模的城市才较易形成有足够规模、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产业集群。因此，除非靠近大城市周边，绝大多数的中小城镇不会成为制造业的中心。中小城镇的经济主要是为高度分散的、人口稀疏的广大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流通和农民生活提供服务的商业活动，这样的服务业规模不会太大。”他指出，未来我国的城市发展道路应是一个两级结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出来以后会主要集中于大中城市；在农村地区则散布着星星点点的，提供新增就业量有限的政治和商业中心为功能的小城镇。
有人提出，中国稳定发展的首要问题是让农民富起来，但是农民致富靠土地是天方夜谭。对此，林毅夫说，中国现在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城市居民收入水平跟农民收入水平有很大差距。如果局限在农村里面，只靠一亩半地绝对富不起来，而且这个群体越来越大。这种情况下，如何减少农民？林毅夫表示，农民转移出来之后从生产者变成消费者，真正提高在农村里面的这些农民的收入，把劳动力大量转移出来，就需要城市里的工业化，靠城市里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把全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东部劳动力是最紧张的，东部的工业化比较快，随着工业化的兴起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第三产业也会随之兴旺起来。只靠土地是富不起来的，城市工业化实际上并不妨碍农村劳动力的社会成长。只有城市工业化才能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才能解决农村里面农民的收入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将又一次挽救中国。
他还表示，发展农村教育是解决中国的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的关键，农村人口劳动力素质则关键取决于农村教育水平。“虽然目前中国农村的教育状况还不尽如人意，但是政府已经在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解决这个问题。”“提高农民素质的当务之急，在于确保完成义务教育，再则就是要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目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主要来自农村税费，不足之数由上级政府拨款补助。这几年各地不时有挪用教育经费、拖欠中小学教师工资的事件发生。为此，我建议农村义务教育中的教师工资全部由中央政府财政拨款支付，至少在中西部低收入省份的农村地区率先实行；并扩大对流动人口职业培训的公共财政支出，以降低农村人口流动就业的成本;采取更为开放的政策和措施，鼓励私人或非国有机构投资目前分布极其广泛的农业中专学校、农村职业高中，以对流动就业的青年农民进行职业技术培训。”
“我们知道，按照中央的精神，今后将会有更多的国债资金向农村教育方面转移，您对这一政策取向有何看法？”对此，林毅夫说：“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举措。我们现在围绕的问题就是增加农民收入，而增加农民收入最关键的是减少农民数量，把农民从农业劳动力转变为非农劳动力。而要转变为非农劳动力，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农民进入城市，要面对新的工作、生活环境，如果有一定教育水平的话，就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的环境。”他相信中国农村教育状况在不远的将来会有较大改善。据悉，我国将启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培训250万农村劳动力。
说到如何处理农民进城与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关系，林毅夫指出：“二者并不矛盾。要稳定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和完善土地流转制度，把增加农民收入和发展粮食生产紧密结合，通过优化粮食品种和区域结构，增加科技投入，提高种粮的质量和效益，发展粮食转化和深度加工，让广大农民从发展粮食产业中增加收入。坚持这一方向，进城农民就可以将土地出租，获得进城就业的资金；万一失掉城市工作，还可以返乡务农，这样既有利于农村、农业发展，农民收入增加，又有利于社会稳定。”
林毅夫说，中国最大的市场在农村，如果农村没有相关的基础设施,则难以有现代化的消费。他强调，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农村运动不仅可以解决当前的通货紧缩问题，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还会有相当数量的劳动力在农村务农，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性，全世界的农民，包括美国的农民，都住在自己的农场上，不会住在小城镇里。”林毅夫这样分析：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人口分布情况可能是——农村人口主要居住在村里，以村为基础，从事农业；少量的人口在镇里，从事商业，提供农业生产资料、农产品的集中销售以及农民生活用品的零售服务；剩下的人口集中在大中型城市，从事工、商、服务业。如果这个判断正确，到2020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即使降到45%，仍会有近7亿人，到203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30%，还有5亿人生活在农村，其中绝大部分居住在村里。这部分人的生活也必须现代化，我们才能说是全面建设了小康社会。
林毅夫档案盘点：
林毅夫，著名经济学家、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有“中国政府经济智囊”之称。1952年10月出生于台湾宜兰。在祖国大陆历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等职，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银行副行长，系全国政协委员。并出任过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中国粮食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常务理事、中国农经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十五”规划咨询委员会常务理事、亚洲开发银行长期战略框架高级顾问组成员、太平洋贸易和发展会议常设领导小组成员、联合国粮农组织亚洲太平洋农业政策网络领导小组成员、联合国粮农组织高级顾问组成员、国际农业科研组织技术顾问组成员、国际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和环境项目领导小组成员、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学术顾问、世界银行顾问等。
为什么是林毅夫
《华尔街日报》1月21日报道，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已提出任命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成为担任该职位的首个非欧美经济学家。以前担任该职位的，大多是世界知名学者，均在欧美著名大学执教。
林毅夫在台湾出生、长大，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硕士班毕业。1979年夏天，27岁的林毅夫在军中服役期间，从金门夹着两个篮球，游了2000米，投奔了祖国大陆。
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顺道到北大发表演讲，北京大学指定正在攻读研究生学位的林毅夫担任舒尔茨的翻译。
林毅夫出色的英语能力及才气赢得了舒尔茨的信任，邀请他到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并亲自担任他的导师。
1987年，归国后的林毅夫开始有针对性地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曾担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1994年创立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至今。从1994年开始，他参与了国家几乎所有重大经济决策的讨论。
有分析人士指出，林毅夫此次获得世行任命，主要是源于他的国际声望，但直接原因在于林毅夫2007年10月31日和11月1日在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做的年度讲演。林毅夫是走上这个世界顶级讲坛的第一位中国学者。
在讲演中，林毅夫以多年来独创的经济理论系统分析了中国经济高速、持续增长的根本原因——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他的观点很让佐利克折服。因此，由他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成了水到渠成之事。
小平头是林毅夫留给人们的一个“标准”印象。温和的微笑背后，林毅夫往往显出一丝羞涩，然而一旦步上演讲台，他却显得激情满怀，常常用异常严谨的逻辑推断，真实而深刻地分析中国发展的事实，预测中国的未来。不论是在中南海，还是在政府高层论坛，亦或在北大的课堂，他最精彩的时刻就是端出“招牌菜”——“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演讲总是在长时间的掌声中结束。如要谈到中国政府的经济智囊人物，不能避而不谈这位“海归”派的经济学者。
台湾明星军官实现神往已久的北大情缘
林毅夫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传奇性的人物，在献身经济学之前，他曾是台湾的一名上尉军官。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林毅夫设法回到祖国大陆，在北京大学攻读完经济学硕士之后，赴美留学，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大师；80年代末，他携妻再次回到祖国内地，开始了漫长的中国经济发展专题研究，带着中国经济案例走上了世界讲坛。
据《家庭周末报》报道，林毅夫原名林正义（一曰“谊”），曾是“台湾明星军官而神秘泅渡到大陆”的。1979年5月16日夜，台湾海峡中的金门岛被沉沉的黑暗笼罩着。台湾陆军金门防卫司令部连长林正义看了一眼约2000米外福建厦门的海岸，跳进了海水中。那一夜，金门全岛紧急大搜索，连夜展开全岛水陆两域地毯式搜索，同时为防泄露军机，立即修订作战计划。一天、两天过去，搜索毫无收获，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大陆方面也没有任何有关林正义的消息。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人间蒸发”了。为免影响军心，金门防卫司令部草草完成了调查，在人尸俱杳的情形下以“失踪”结案。在当年台湾的威权氛围下，家属岂敢质疑，默默收下军方的抚恤金。
据有关报道资料称：1972年初，台湾各报大幅报道台大一年级学生代表会主席、农工系一年级学生林正义，在成功岭寒训期间决心申请转学赴陆军军官学校就读，并立即受到台湾“国防部”的肯定和表扬。在升学主义下的台湾，军校一向多是联考淘汰者的剩余选择，林正义此举无疑为军校招生的低迷行情注射了一针强心剂，此后林正义即成为台湾军方的明星，不时地在各种媒体出现。
1975年，林正义以第二名的成绩自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科毕业，随即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并与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陈女士结婚，一年后考上“国防”公费政大企业管理研究所，于1978年获台湾政大企管硕士，随即返回军中，派赴金门担任“马山连”连长——这个连的位置在马山，是全金门距大陆最近的据点，因而是当时驻守金门的国民党军全师最重要的一个连。
1979年，林正义冒死从金门泅渡，成功地登上了大陆，并改名为“林毅夫”。“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毅夫”，要追求的也是这样一种精神。不久，林毅夫辗转来到北京，最后选择到北京大学学习经济学。他当时的想法是，要为国家富强做出贡献，首先必须了解大陆社会，特别是作为大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在北大经济学系政治经济专业读研究生期间，他刻苦钻研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并开始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进行思考。本来他是抱着熟悉大陆社会生活的目的到北大学习，最终却因此走上了经济学之路。在大陆以经济学家的身份成名后，他从早到晚埋头探索钻研，但不喜欢在媒体上抛头露面，甚至连他台湾出生的背景，似乎都很少有人知道。2002年5月9日，他的父亲林火树去世，林毅夫希望返台奔丧被台方拒绝，为此在海内外华人圈中引起了极大震动。于是，他个人尘封的历史也被台湾媒体解开了。据说，台湾“国防部长”汤曜明说：“（林毅夫）叛逃的事实非常清楚”，表示林毅夫只要回来，就会被逮捕接受调查。最终，林毅夫断了回乡参加父亲葬礼的念头，只是在北京大学里悼念了父亲的亡灵。
林毅夫出生在台湾东北部一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海、交通闭塞、民风淳朴的小县城——宜兰市。谈到自己结缘北大的情怀时，林毅夫说：“第一次听到北京大学的名字是什么时候，已经记不清楚了，也许是小学四五年级上历史课的时候吧！在我的心灵中，北大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学府。但在那个时代和环境里，我根本不可能想象有一天会成为北大的学生，并以当北大的教授为归宿。”
据林毅夫介绍：念初中时，学校有位生于北京、长于北京的地理老师杨先生，到台湾后定居在宜兰市。这位杨先生把枯燥的地理课上得津津有味，在干巴的地理名词间穿插着许多历史典故，他的课让林毅夫了解到许多京城旧闻、北大轶事，从而产生了对风云于“五四”时期的北大学生的无比崇敬。
林毅夫说：“作为台湾的一个学生，我对北大一直是向往的。但我回到祖国大陆是希望能够参加工作。可是我想，如果要想真正地很好地参加工作，我应该对这个社会的问题，包括它的意识形态，包括它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有更深入的了解。在台湾看了一些，但都是经过二手三手的，所以我回到大陆以后，就希望进北京大学，把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发展的背后一些零星的问题搞清楚。于是，我去北大读了3年书。”他燕园3年，正值祖国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起。当时，北大的气氛有点像“五四”时期那样，国门初开，身处中国文化中心的北大学子，充满民族存亡的忧患意识、祖国复兴的强烈愿望，和对各种新思想新学说的迫切求知欲。林毅夫从周围的老师、同学身上，深深地受到了北大传统和精神的感召。
面对香港《亚洲周刊》等杂志的采访，林毅夫道出了投奔大陆的动机:“我回顾了鸦片战争后中国遭受列强欺侮的历史，一直在思考如何尽快使中国变得富强起来。”“尼克松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美建交之后，我越来越意识到中国富强的希望在大陆一边。”“作为一名中国人，要为国家做出贡献，必须去大陆。”在采访中，林毅夫不愿回忆，也不愿多说他的过去，但却将他当年的泅渡行为解释为“以行动说明了自己对台湾及中国前途的看法”。从他的话语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身为一名中国人的自豪感。
“在海峡两边生活的经历，你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曾有记者这样对林毅夫发问。他说：“我家在宜兰，我还记得小时候家里的生活环境。宜兰当时是个比较穷的山区，我小时候总是山边海边到处跑，对山有一种特殊感情。在北京大学，大家都笑我是‘山痴’。每次外出住旅馆，或者在北大分房子，我都问能不能看到山，能够‘开门见山’就比较舒服，比如在北大分房子，我是排在最前面的，可以优先挑，但我挑了一套大家都不愿意要的房子，是一套西向的房子，早晨照不到太阳，下午却日光西照，但是可以看到山。”
心系祖国，为祖国经济学研究奉献心智
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西奥多·W·舒尔茨以及芝加哥大学前副校长、经济系主任盖尔·D·约翰逊，这两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应复旦大学之邀到中国访问，临回美国前舒尔茨教授在北京大学作了一次演讲。由于当时刚刚改革开放，英语基础好、又懂经济学的青年不多，林毅夫因为同时具备了这两个条件，受北京大学经济系指派担任舒尔茨教授演讲的翻译工作，不但出色完成了任务，他的才气也给舒尔茨教授留下了深刻印象。
舒尔茨教授回国后即给北京大学经济系和林毅夫本人写信，盛情邀请他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于是，1982年林毅夫在北京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之后来到了芝加哥大学。当时舒尔茨教授已经退休10年，未再带博士生，林毅夫入学后，舒尔茨教授破例将其招为入门弟子。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是全美高等院校中最好的经济系，云集了一大批大师级经济学家，素以学风严谨、淘汰率高著称。当时，林毅夫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国内经济学教育和国外先进水平差距十分明显，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学习，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面对这种巨大挑战，林毅夫付出了超人的努力，把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习和研究中去，几年间他几乎没有节假日与白天黑夜。勤奋努力使他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学习成绩优异，以4年时间在同时入学的同学中第一个拿到博士学位，而一般人拿到博士学位需要5～7年。他的毕业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教授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在美国留学期间，林毅夫与留在台湾的妻子实现了团聚。
1986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林毅夫到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工作。1987年，他成为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从西方学成归来的经济学家。当时的中国大陆和美国相比，各方面条件都相对较差。国内经济学研究基本处于新旧过渡阶段，十分落后。如果回国，不但不能很方便地了解国际学术动态，与国际学术界交流，甚至在国内连查阅外文文献都十分困难。在这样的学术环境里，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很可能会被湮没。林毅夫对严峻的现实并非不清楚，而且由于他的研究已经引起了美国经济学界的重视，于是有多所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为他提供教职，世界银行也希望他去工作。
然而，与毅然从台湾到大陆一样，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再次支配了他的行动，他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回国效力。古老而又多灾多难的中国更需要真正高水平的经济学家为改革和发展事业提供智力支持。为了能够在国内方便地做研究，回国前夕林毅夫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和费用，收集了30箱英文文献海运回国——与许多回国的人不同，他尽量压缩随身携带的生活用品，而尽可能多地带回学术资料。
林毅夫始终认为，作为中国人，经济学家应该回到自己的祖国，无论是出于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还是从经济研究本身的客观要求出发都是这样。“与国外相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更能够做到理论和中国现实的结合。而且，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到现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经济问题十分复杂，这对经济学理论是个重大挑战。因此，中国特别需要既熟悉国情，又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经济学家。”
回国后，林毅夫先后担任过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和增长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与城乡协调发展研究部副部长。在回国这些年里，他孜孜不倦，勤奋创造，利用自己掌握的分析工具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1991年10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业部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联合成立了“中国农业科技优先序”课题组，当时还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的林毅夫领队负责执行这项历时3年之久的调研工作。他经过精心准备和周密安排，联合课题组奔赴除西藏、台湾以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进行“关于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的问卷调查”和“关于目前我国农业科研与潜力的调查”。这两项调查的顺利完成，为优先序研究的成功提供了最基础的数据资料。随后，课题组进行了“关于用农业科研方式解决目前我国农作物生产中存在的主要技术性制约因素的前景的调查”，以获得对科研成功可能性估计的第一手材料，为评估农业科研项目的经济效益以及优先序的最后确定奠定了基础。
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的黄金时期。国家的发展客观上需要一大批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人去引导社会思潮，影响社会舆论和精神风貌，并对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直接提供智力支持，保证国家的大政方针沿着正确的轨道演进。国家富强、民族复兴需要大批经济人才，中国的重新崛起也为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提供了条件和机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经林毅夫、易纲、海闻、张维迎、张帆和余明德等6人努力，在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教授等支持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于1994年8月宣告成立。研究中心成立的宗旨，是动员国内外社会资源，聚集一批受过现代经济学良好训练的中青年经济学者，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为当代经济学研究做出贡献。
回国后，林毅夫一直兼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副教授，当时他就萌发了创办一个学术机构的想法——这个机构将站在全国经济学界的最前列，遵循国际学术规范，努力推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国际化，并为改革开放大业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当时他和孙来祥等几位北大的年轻教员找到时任校长的丁石孙，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看法。以后林毅夫虽然不断变换工作单位，但是始终没有改变初衷，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在中国创办一所在国际经济学界代表中国学术界的一流研究机构，并朝着这一目标做出了不懈努力。
1993年夏，分别从美国和英国回国参加一个经济学会议的易纲和张维迎，与林毅夫在海南邂逅。他们相互交换了一些看法，共同的理想使他们走到了一块，决定联手创办一个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经济学科研机构和教学机构。于是，几位创办者开始四处奔走，为成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筹备条件，通过各种渠道筹措资金，并奔走于政府相关部门和北京大学。
1994年8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该中心为实体研究机构，林毅夫被任命为中心主任。第二年3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大会隆重举行。世界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和罗伯特·蒙代尔（均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到会祝贺，并作专题学术报告。
初创时，林毅夫与6位教员和3位行政人员挤在北京大学老教学楼的两间半办公室上班，学生来老师去，拥挤不堪。今天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已经兵强马壮，声名鹊起。
1998年5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英之杰”讲座教授基金成立仪式上，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丁石孙激动地说：“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年轻人的梦想能够得以实现。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有自己的梦想和对未来的憧憬，但是，许多人仅仅停留在梦想阶段，很快就忘记了自己的梦想。然而，林毅夫却是一个有了梦想之后努力去实现梦想的人。今天看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办得这么好，感到十分欣慰。”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中国经济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积极参与了中国改革和发展进程，在重大经济问题的讨论中往往居于领先地位，同时在推动北京大学的教育改革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林毅夫说：“作为曾是北大的学生，能为母校的发展略尽微薄之力是义不容辞的。作为这一代中国人，我深深庆幸北大给我这个机会为祖国经济学研究奉献点心智。”
在“比较优势”中把握中国经济的社会脉搏
林毅夫是中国经济学界“海归”派的代表人物，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推动者之一，是用西方主流经济学规范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学的较为成功的学者之一。他治学特别勤奋，具有饱满的学术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在著书立说的同时，他在现代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其研究范式和教学方法，在中国的普及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
在经济学研究方面，林毅夫主张研究对象的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在国内极力倡导一种新的风气，努力推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并提出一是强调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规范化和一致化，二是强调用实证方法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市场化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
2001年6月，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萨克斯应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之邀，在北京大学作了一次演讲。这位经济学大师始终关注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对林毅夫提出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表示欣赏。
林毅夫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作出了严谨的经济学模型。他认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是否能够成功，在于它是否能够发挥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而资源禀赋决定于当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的相对份额。一个共同的规律是：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积累、人均资本拥有量的提高，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源禀赋结构得以提升，主导产业将从劳动密集型逐步转变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上面。中国的改革开放、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奇迹，就是成功地利用了中国劳动力相对价格较低的比较优势，逐步占领了纺织服装、轻工产品、家用电器等国际市场，快速积累资金，逐步实现产业升级。
按照这个理论，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了“后发优势”：充分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用较低的成本引进先进技术，加快技术变迁，加速资本积累，提高人均拥有资本，从而提升中国的资源禀赋，实现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的升级。林毅夫预测，如果中国继续实施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在拥有和平稳定发展机会的环境下，到2030年，中国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
党中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并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和“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到2020年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我国要在2020年达到人均收入3000美元的水平，和2000年相比，国民经济必须再翻两番，也就是，在2000年至2020年这20年间，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必须保持在7%。林毅夫表明：“这样的增长速度，从潜力上讲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一个国家长期的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是技术的不断提升和创新，中国作为一个人均收入只有1000美元的后发国家，在技术创新上有后发优势，可以利用和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很低的引进成本取得新技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从技术潜力上来讲，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
虽然从技术潜力来说，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很大，但是我国作为一个转型中国家，要发挥后发优势，必须克服许多体制和结构上的困难和挑战。林毅夫掐指分析道：一是来自改革方面的挑战。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还没有完成，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银行呆帐、坏帐的比率非常高，地区差距、东西部差距越来越大，国有企业的低效率问题还没有解决。二是来自全球化方面的挑战。加入WTO后，我国必须取消现有的各种非关税贸易壁垒，如配额、数量限制，给予外商国民待遇，允许他们在国内从事生产、批发、零售，也就是除了还保留了17%的关税外，我国将是一个不设防的经济。所以，加入WTO在带来长期发展的机遇时，同时也给我国转型中的经济带来了巨大挑战。三是来自发展方面的挑战。如果到2020年，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为3000美元，农村人口的收入也大致达到这个水平，农村人口在总人口的比重必须从现在的62.3%降低到45%左右。到2020年我国的人口大约是15亿人，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45%左右，即为6.8亿，目前我国农村人口为8.8亿人，也就是说在未来18年大约需要转移出2亿人的农村人口到城市非农产业。但是，我国现在城市的失业率已经到了警戒线，官方公布的数字是4%，但是根据民间及世界银行等机构的调查，已经达到8%。那么我们怎么解决这些转移出来的农民就业呢？这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克服的第三个方面挑战。
如何迎接上述各种挑战？林毅夫说:只有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完成国有企业的改革，才能克服经济转型和全球化的挑战，也只有完成了国有企业的改革，才能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最大限度地为农村人口的转移创造条件，克服发展的挑战。所以，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保证。
林毅夫认为，国有企业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有太多的政策性负担，既然有政策性的负担就会有政策性的亏损，谁应该为政策性的亏损负责呢？当然是政府。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给国有企业政策性的补贴和政策性的优惠。对于解决大型国有企业资本过度密集的战略性政策负担，从理论来说，可以根据国有企业产品和国有企业自身的特性，采用4种不同策略：一是对于其产品是国防上绝对必要，而又不可能从国外取得相应产品的国有企业，尽管其资本密集度高，不符合我国比较优势，但是其产品既然不可缺，也就只能继续依靠财政拨款支持其生产、经营，其实，这类企业的数量不会很多，在任何国家也都只能靠国家财政拨款来维持其生存，在我国自然不会是例外。二是对于那些资本很密集但其产品有很大的国内市场的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和发达国家的同类企业合资，以取得资金、技术，或是直接到国外的资本市场上市融资，来克服我国资本相对短缺，资本价格相对高的比较劣势。三是对于那些资本很密集，而其产品已经没有国内市场，但拥有一批专业技术人员，并在以往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相应管理经验的企业，可以扬长避短，靠其人力资本的优势，转产有很大国内市场、而在技术上又劳动力较为密集、符合我国现阶段比较优势的产品。四是对于那些产品没有国内市场，也没有人力资本优势的国有企业，只能是破产，将其支配的生产要素，重新配置到其他有自生能力的企业。
林毅夫肯定地说：“国有企业改革好了，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出现的金融、地区、城乡差距问题，也就能够得到较好的解决。同时，能够化加入WTO所带来的挑战为进一步发展的机遇，并给非公有民营经济公平的发展机会，增加就业机会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发展的挑战。这样，依靠后发国家的优势，维持平均每年7％的经济增长，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能够实现。”
“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是林毅夫在研究了20世纪后半叶世界经济，尤其是东亚经济的基础上建立的，已为世界经济学界推崇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是中国经济学家对世界的贡献。
“在你看来，在世贸组织框架下，中国企业应该如何走向世界？”林毅夫直言不讳：“总的来讲，中国企业要走向世界，必须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首先，中国经济已经有了产业升级的需要，而且还将加速升级。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原本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的产业，将逐渐变成了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如将它转移到海外比我们的产业发展慢半拍、劳动力比我们便宜的地方发展，它将可以获得第二春，从而延续自己的生命力、竞争力和企业的获利能力。所以，在世贸组织框架下，我们的企业不仅可以在国内进行资源配置，而且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利用其他地方的比较优势继续发展壮大自己。”同时，他认为，到海外投资也是我们扩大市场的一种很好的方式。“中国企业在加入世贸组织框架下会有更好的走出去的机会，中国也会出现资本输出的机会。一般来讲，一个国家人均收入在1000美元以内，基本上没有资本输出，但是在进入1000美元以后，资本输出基本是有出有进，超过2000～3000美元以后输出就会大于进口。中国是个大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一样，有些地区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2000～3000美元，已经具备了资本输出的能力。因此，我们应该积极到海外投资。”
林毅夫告诉记者，中国企业只有发挥比较优势才能走向世界，而且他相信，中国经济必将成长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济学必将大师辈出，而且其中一定有人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他表明：“一个人获诺贝尔奖，是对他到目前为止研究成绩的肯定。每年的获奖者研究领域都有变化，国内的学者没有必要跟风。”
从解决农民增收入手破解“三农”困境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对我国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林毅夫就是从研究中国农业问题开始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的，并以此奠定了他在国际经济学界的学术地位。
2004年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作为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公布，引起海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这意味着农民增收难已成为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的最根本、最突出的问题。而破解“三农”困境，就要从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入手。林毅夫认为城乡差距的问题将会长期存在。“如果说城市的收入水平和农村的收入水平差不多，那农民就不会跑到城里来了。城乡收入差距并不是靠发几个文件就能解决的，要靠长期的经济发展，不断减轻农民负担，不断增加在城市里面就业的机会和条件，才能逐步地解决问题。”
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话题说到时下的“三农”问题，林毅夫情绪激动，他认为应选择合适的城市化道路。“要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把富余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非农产业就业，用城市化带动农村的发展。可是，应以大中城市为主还是以中小城镇为主来提供非农就业机会？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中小城镇难以发展制造业，因为制造业要有竞争力，一方面必须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多发展劳动力密集的产业;一方面要形成产业集群，只有在大中规模的城市才较易形成有足够规模、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产业集群。因此，除非靠近大城市周边，绝大多数的中小城镇不会成为制造业的中心。中小城镇的经济主要是为高度分散的、人口稀疏的广大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流通和农民生活提供服务的商业活动，这样的服务业规模不会太大。”他指出，未来我国的城市发展道路应是一个两级结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出来以后会主要集中于大中城市；在农村地区则散布着星星点点的，提供新增就业量有限的政治和商业中心为功能的小城镇。
有人提出，中国稳定发展的首要问题是让农民富起来，但是农民致富靠土地是天方夜谭。对此，林毅夫说，中国现在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城市居民收入水平跟农民收入水平有很大差距。如果局限在农村里面，只靠一亩半地绝对富不起来，而且这个群体越来越大。这种情况下，如何减少农民？林毅夫表示，农民转移出来之后从生产者变成消费者，真正提高在农村里面的这些农民的收入，把劳动力大量转移出来，就需要城市里的工业化，靠城市里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把全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东部劳动力是最紧张的，东部的工业化比较快，随着工业化的兴起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第三产业也会随之兴旺起来。只靠土地是富不起来的，城市工业化实际上并不妨碍农村劳动力的社会成长。只有城市工业化才能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才能解决农村里面农民的收入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将又一次挽救中国。
他还表示，发展农村教育是解决中国的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的关键，农村人口劳动力素质则关键取决于农村教育水平。“虽然目前中国农村的教育状况还不尽如人意，但是政府已经在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解决这个问题。”“提高农民素质的当务之急，在于确保完成义务教育，再则就是要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目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主要来自农村税费，不足之数由上级政府拨款补助。这几年各地不时有挪用教育经费、拖欠中小学教师工资的事件发生。为此，我建议农村义务教育中的教师工资全部由中央政府财政拨款支付，至少在中西部低收入省份的农村地区率先实行；并扩大对流动人口职业培训的公共财政支出，以降低农村人口流动就业的成本;采取更为开放的政策和措施，鼓励私人或非国有机构投资目前分布极其广泛的农业中专学校、农村职业高中，以对流动就业的青年农民进行职业技术培训。”
“我们知道，按照中央的精神，今后将会有更多的国债资金向农村教育方面转移，您对这一政策取向有何看法？”对此，林毅夫说：“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举措。我们现在围绕的问题就是增加农民收入，而增加农民收入最关键的是减少农民数量，把农民从农业劳动力转变为非农劳动力。而要转变为非农劳动力，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农民进入城市，要面对新的工作、生活环境，如果有一定教育水平的话，就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的环境。”他相信中国农村教育状况在不远的将来会有较大改善。据悉，我国将启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培训250万农村劳动力。
说到如何处理农民进城与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关系，林毅夫指出：“二者并不矛盾。要稳定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和完善土地流转制度，把增加农民收入和发展粮食生产紧密结合，通过优化粮食品种和区域结构，增加科技投入，提高种粮的质量和效益，发展粮食转化和深度加工，让广大农民从发展粮食产业中增加收入。坚持这一方向，进城农民就可以将土地出租，获得进城就业的资金；万一失掉城市工作，还可以返乡务农，这样既有利于农村、农业发展，农民收入增加，又有利于社会稳定。”
林毅夫说，中国最大的市场在农村，如果农村没有相关的基础设施,则难以有现代化的消费。他强调，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农村运动不仅可以解决当前的通货紧缩问题，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还会有相当数量的劳动力在农村务农，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性，全世界的农民，包括美国的农民，都住在自己的农场上，不会住在小城镇里。”林毅夫这样分析：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人口分布情况可能是——农村人口主要居住在村里，以村为基础，从事农业；少量的人口在镇里，从事商业，提供农业生产资料、农产品的集中销售以及农民生活用品的零售服务；剩下的人口集中在大中型城市，从事工、商、服务业。如果这个判断正确，到2020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即使降到45%，仍会有近7亿人，到203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30%，还有5亿人生活在农村，其中绝大部分居住在村里。这部分人的生活也必须现代化，我们才能说是全面建设了小康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