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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裕固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也是甘肃省特有的少数民族。在当前社会转型、文化变迁的历史节点上，借助“一带一路”提供的发展机遇，厘清民族文化的传承现状及其传承方式，剖析传承要素嬗变的外源性和内源性，并提出在现代社会语境下的调适措施，希冀对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有效传承有所裨益。
关键词：“一带一路”;民间传统体育;裕固族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9）02-0140-06
从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到2017年的《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建设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地带——河西走廊中段长期繁衍生息的裕固族，受全球化过程中的“外源性”文化强势浸淫，伴随着民间传统生活习俗、认知行为及价值观等“内源性”文化影响，从而导致作为最直观、最显性的“活态文本”的民间传统体育文化发生了嬗变。对有语言而无文字的裕固族而言，这种嬗变意味着“族群认同”标签正在消解。特别令人担忧的是，作为“90后”和“00后”的年轻一代，他们应该是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的主要传承者，但他们却走出山地草原接受现代体育教育，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意识日益淡漠。再加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人、传承场域、传承内容及传承方式等要素的嬗变，导致了裕固族传统文化的嬗变。本研究立足于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事像，剖析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要素发生嬗变的内因与外因，对于更好的保护与发展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促进族群认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对于保持牧区社会稳定，加快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和落实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愿景与行动政策具有现实意义。
一、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要素的厘清
文化传承（transmission of cultural）概念在台湾学界使用的更普遍，其涵盖传统文化、宗教、精神、艺术、文学、民俗等大文化视野，并认为文化的传承演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1]。赵世林认为：“文化传承是指文化在民族共同体内的社会成员中作接力棒似的纵向交接的过程。这个过程因受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制约而具有强制性和模式化要求，最终形成文化的传承机制。”[2]尽管文化传承被认为接力棒似的纵向交接，但很显然文化传承不是简单地历时性承接与传递，在横向上一定存在着共时性文化传承要素的增减，最终形成文化继承、加工改造、创新发展的动态过程。齐超研究认为人类主体与空间环境构成民族传统体育传承要素。研究对民族传统体育传承要素泛泛而谈，没有深入细化地界定[3]。学者段超认为传统文化传承由传者与受者、传承场域、传承内容、传承方式、保障体系等要素构成，并且各要素、各环节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多重关系[4]。赵国宏根据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的“5W”理论，认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由传承者（Who）、传承内容（Says What）、传承对象（to Whom）、传承方式（in Which Channel）及传承效果（with What Effect）五个基本要素构成[5]。
综合剖析上述观点，学者段超把传承者界定为传者和受者仅局限于某一场域，而没有考虑承者会成为新的传者，故出现传者即承者，承者就是传者的观点。而赵国宏在传承要素里既有传承者又有传承对象，有重复之嫌。鉴于二者观点的异同，并且结合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下位概念所具有的共性和个性特征，笔者认为裕固族民间传统文化传承要素由传承者和传承场域、传承内容、传承方式、保障体系构成。
二、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要素
裕固族民间体育文化的传承要素包括传承者、传承场域、传承内容、传承方式和传承基础保障五个方面。传承者是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要素中最核心的要素，没有传承者，就没有民间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离不开人，人是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核心要素。传承者一般理解为“传者”以及“承者”或“受者”，而民間传统体育文化的“传者”与一般文化的“传者”有所不同，往往是贮存着、掌握着传统体育文化相关精湛的技艺和知识的老者、父辈、退休工作人员及村干部等，他们既是活的技艺和知识宝库，又是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接力赛”中处在当代起跑点上的“持棒者”和代表人物，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而“承者”或“受者”是儿童少年或学生群体。在这个相对复杂的“活态”文化传承系统里，随着时间和场域的变化，作为文化传统主体的人扮演不同角色，如在某一阶段、场域这个“人”是承受者，在另一阶段、场域则为新“传者”。传承人呈现出承者——传者——新承者——新传者向前发展态势。在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过程中，在受者和传者、传者与新受者之间不是单线的延长或原质的移位，而是通过选择性的增量或衰减，以达成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发展。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提出的“场域”，指环绕在行动者社会实践过程中的一个关系空间网络[6]。在裕固族社会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场域，民间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场域离不开传承者进行文化传承所建立的关系空间网络，它既可以表现为特定的自然空间，也可以表现为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形成复杂的社会文化空间，但更多的是自然空间与社会文化空间的结合。草原赛马场、草原摔跤场是一种自然空间，在操场、草原赛马场及比赛场中建立的各种关系网络则是社会文化空间。牧民放牧的草原等自然空间与草原赛马场、比赛场相互交织形成的关系网络创造了裕固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场域，并决定着传统体育文化生存、传统体育类型，并且成为特定的传统体育文化事象。
传承内容主要指裕固族民间传承下来的优秀传统体育项目。裕固族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马对生活在高山草原的裕固族而言，不仅是生产生活中的交通工具，而且还是民族传统文化记忆的载体。赛马自然而然成为当前裕固族民间优秀的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内容，在传统节日、庙会、祭祀、婚礼等重大场合都要举行赛马活动。除了主要的赛走马和赛奔马之外，还有草原套马、驯马、骑猎、骑射、骑掷石子、赛雪马等与赛马有关的传承内容。拉爬牛、顶杠子、拔棍作为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节庆、祭祀、婚俗等民俗活动中经常展演，与赛马一起已成为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主要内容。 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方式是指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和样式的总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方式呈现多元化的特征。除了师傅带徒弟，家族式代代相传的传统传承方式之外，还有学校教育传承，如当地学校开展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传统体育比赛等;不应忽视大众媒体传承方式，如各种纸质和影像资料也成为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之一;雕塑和文化场馆传承方式，在红湾寺镇、康乐乡和眀花乡裕固族聚居点附近拉爬牛、赛马、顶杠子等民间传统体育雕塑。民族传统博物馆、文化馆等场馆对于文化传承越来越重要;而学者钟进文提出“文人化”的传承方式对裕固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具有重要的作用[7]。
文化传承基础保障不仅包括“器物”层面的物质保障，也包括国家硬控制，如法律、制度、政策等，还要民间软控制层面的管理保障，如仪式、民俗、信仰等。裕固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离不开物质保障和管理保障，如政府组织的大型传统体育运动会、艺术节、赛马会等需要器材准备的同时，也需要各种比赛运行、监控的规章制度和政策管理协调。
三、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要素嬗变剖析
（一）呈显多元化的传承者
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作为一种文化事象，在特定文化环境中传承人以活态的身体文化而呈现，但具备传承文化素养的传承人受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变迁影响，传承这种活态肢体文化过程中会发生较大地嬗变。对传者而言，传者身份逐渐由原来的长辈或师傅嬗变为教师、公职人员、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传者的身份范围扩大。
而对承者或受者而言，由原来的儿子或徒弟嬗变为学生、青少年爱好者，承者的身份也发生变化。譬如，赛马作为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草原三技”主要代表项目之一，各级政府每年举办的各种赛马大会。在2016年5月裕固風情走廊赛汗塔拉举行赛马的访谈发现，骑手都是留守在牧业的大多数老年人以及很少的中年人，没有少年儿童参与，并且女骑手与男骑手相比少得可怜，仅有2名，而且都是40岁以上的中年妇女。
究其原因，随着城镇一体化的推进，出生在草原的年轻人向往城市现代化生活，不愿留守在草原过日子，于是纷纷进城务工以改善生活境遇和提高生活水平。加之裕固族牧民对下一代的教育重视改变了承接者，从20世纪60年代轰动全国的“马背小学”到现在定居点的幼儿园、小学、中学，承者离开草原到学校接受现代体育教育，没有条件与本民族传统体育接触。譬如，小孩子很少跟马接触，看见马就吓得发抖，自然而然不会骑马，更别说相对较难赛走马。因而传统体育项目失去了承传主体，出现了传承人的断代现象，使其逐渐从草原牧民的社会生活以及文化生活中淡出，面临着因传承者的流走而难以为继的困境，极大地影响到了传承人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
（二）生态保护导致传承场域的重新建构
裕固族生活在祁连山北麓，是典型的高山草原牧业社会。“没有祁连山，就没有裕固族”，是祁连山孕育了裕固族，祁连山就是裕固族世代守护的生命家园。随着草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传统的畜牧文化走向现代牧业文明。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赖以生存的自然空间和社会文化空间都发生巨大的变革，特别是2000年开始全面实行夏秋草场承包到户，以草定畜，草原有偿承包责任制后，围栏和铁丝网把草原分割成豆腐块，使民间传统体育文化失去了原有的自然空间。为了保护祁连山生态环境，建立祁连山国家生态保护区，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场域由草原转变为乡镇所在地的空地、河滩、学校操场等，原生态的社会文化空间发生嬗变，这些都是外源性因素。
还有一些传统体育项目流失和嬗变由内源性原因引起的。如曾经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非常流行的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手球已经流失，究其原因，在20世纪80年代前裕固族牧民穿羊皮缝制的皮袄，用皮袄的袖子击打对方打过来的类似毽子的手球，现在随着皮袄被现代皮衣和羽绒服替代，手球也随之流失。
（三）家族式向多样化的抢救性传承方式转变
传承方式在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要素中占重要地位，剖析其传承方式嬗变的原因，对于促进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的有效传承十分重要。当代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由原来的家族式传承、师徒式传承、口耳传承逐渐嬗变为学校教育传承、节日传承、数字化传承及“文人化”传承，究其嬗变的原因，文化传承要素中最核心的还是传承者，离开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环境，特别是传承者离开草原到定居点或城市上学，家族式、师徒式的传承方式分离，在学校接受师生式的传承方式，因当地学校开设与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相关的校本课程，充分发挥了当代学校教育在传统文化传承中所呈现系统性、完整性、稳定性、强制性的特点，是年轻承者承接民间传统体育文化的方式之一;鉴于社会环境变化，最主要的民间传承方式——口耳传承在当代社会同样面临着困境，现代的年轻一代更喜欢通过现代数字传媒来获取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信息，而对口耳传承方式缺乏兴趣。
节日和文人化传承方式是今后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不可缺少两种方式。传统节日已成为牧民家庭团聚、走亲访友、牧民议事的主要载体，一年一度的艺术节和传统体育运动会是民间传统体育文化展演、教化和传承的主阵地。但现代经济文化的融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逐渐流失，如过去祭鄂博活动之后进行赛马、摔跤、射箭、马上表演、拉爬牛、顶杠子、集体舞等传统体育活动，而现在祭祀鄂博后牧民都回家了，并且祭祀牧民越来越少，究其原因是祭鄂博与剪羊毛、准备转夏场时间正好冲突，可见经济收入超越宗教信仰成为家里头等大事。这些宗教信仰风俗活动正在淡化，使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环境和载体缺失;被视为一种新的“文人化”传承方式就是把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口头文本“移植”到书面作品中保护和传承下来，这对于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裕固族而言更具有重要意义。
（四）现代化促使传承物质保障的嬗变
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离不开“器物”层面的物质保障。但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器物”发生嬗变。如马是生活在草原上牧民主要生活和交通工具，随着牧民经济条件的改善，又快又舒适的小汽车、摩托车成了牧民的主要交通工具，代替了传统的骑马，马从生产生活舞台中逐渐退出，加之一匹马的食草量相当于8只羊，马的经济价值较低，从而使传统的赛马活动在一些地区已逐渐弱化并消失。 在明花乡艺术节和传统体育运动会的田野调查中发现裕固族传统体育项目——赛骆驼消失了，究其原因是生活在巴丹吉林沙漠边沿的裕固族搬迁到半农半牧区，从搬运物品到犁地，现代化机器代替了骆驼，而偶然见到的骆驼已经嬗变为游客留影纪念收取小费道具，骆驼失去原有价值而导致赛骆驼文化的消失。
（五）由政府“硬管理”走向民间“软管理”
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的管理保障也随着时间和空间变化而调适。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管理经过不断地被“打磨”，逐渐由国家的法律、政策、制度等硬控制为主的模式转向民间风俗等软控制模式。借助于藏传佛教信仰的凝聚作用，裕固族各村寨不仅通过民间信仰来治理当地社会，还可以用宗教信仰来保障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譬如，祭鄂博是裕固族每年必不可少的祭祀活动，牧民为了祈求人畜平安，风调雨顺，没有任何外源性干预，而是牧民自发的去祭祀。在喜获丰收、传统或喜庆节日，各村自发的举行赛马、摔跤、拔棍等传统体育活动。
可见，在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过程中，各级政府由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的大包大揽管理转变为当下服务型地治理，起到了导引作用。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由整齐划一的、有序的嬗变为无形的、无序的组织形式，牧民真正成为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主体。其中传承人、老干部发挥管理者和领路人的作用，从原来的被动接受传承到现在的主动组织传承，实现传承管理思路上的较大转变。
四、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要素嬗变的启示
“随着社会的发展，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文化所处的外部社会环境都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变化”[8]。民间传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处于动态的变迁之中，这其中既有内在的传承性，同时又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嬗变。显而易见，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变异，时代在变迁，民间传统文化在不同的程度重构也是必然趋势。作为族群记忆的“活态文本”的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要素也不例外，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语境下发生嬗变过程，就是对自然和社会的不断调适的过程。
（一）整合传者协同传承体系，加大承者学校教化力度
针对当前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者的“单打独斗”“独当一面”以及传承链脱节的现象，构建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者协同传承体系势在必得。根据当前大多数承者在校学习，所处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构建以学校为中心、社会、家庭为辅助的传统三位一体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体系。在田野访谈中，拥有传统体育技艺的牧民都很愿意把技艺传给下一代，特别是离退休的干部和工作人员，他们不需要任何报酬，只要学校允许，他们心甘情愿地把技艺教给学生。因此，除了在校教师参与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之外，还应充分利用掌握民间传统体育技艺和知识的长者、离退休人员进校园，参与民间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过程，形成以教师传承为主，以长者、家长为辅的协同传承体系。
鉴于当前在校学生热衷于现代体育的现象，不能盲目的用民间传统体育去替代学校体育，也不能只沉浸于失落之中，应当摆脱现代浮躁的文化心理的干扰，充分挖掘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的内涵，毕竟对特有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孕育出的传统体育文化有浓厚民族情结。可以在大课间操加入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成分，促使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常态化，久而久之，承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更多地熏陶，达到教化的目的。同时组建各级学校的民间传统体育训练队参加县、市、省级、甚至全国民运会。也可以校内校外相结合，利用寒暑假和每年艺术节和传统体育运动会传承赛奔马、赛走马等校园场地条件不允许的传统体育项目，通过以练备赛，以赛促练，真正激发承者参与民间传统体育的内生动力。
（二）统筹兼顾多元主体认同，构建民族特色的传承场域
建构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场域，涉及的利益主体多，需要解决诸多问题。因此，应该统筹兼顾多元主体认同，构建本族群特色的传承场域。要充分认识到文化传承场域在传承和保护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中的巨大意义，既要采纳当地政府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见，也要尊重当地牧民的观点，并聘请懂得建构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场域的相关学者、专家，根据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的具体情况，从自然场域和文化场域实施传承场域的构建。如2017年7月8日康乐镇大草滩村在村委会专门成立“裕固族民间民俗文化传承基地”，由政府、牧民、专家、学者以及宗教人士共同协商议定村委会大院、村广场、小草原、康隆寺为民间传统文化传承新场域，这种文化传承场域不仅依托于民间传统体育活动所需求的独特地理环境和人文基础，也囊括了有利于民间传统体育活动开展的宗教文化、社会关系以及传承主体等诸多要素。
（三）多元化传承方式之间的互补化和常态化
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方式出现多元化的趋势，这是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下出现抢救性的传承方式，也是当前保护和传承民间传统体育文化的最佳途径。但当前传承方式现状是独树一帜，各行其道。如裕固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当地学校教育传承，主要依靠体育教师的传承，封闭的环境很难与社会互动交流，但传习的民间传统体育文化缺失生活化。同样，节日传承缺乏规范性，雕塑、博物馆传承缺乏动态性等。因此，不同的传承方式之间要实现相互补充，取长补短。如利用“文人化”的传承方式书写民间传统体育“文化文本”，作为学校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教科书，保证学校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内容的民族性和独特性。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需要不同传承方式的长期配合，相互协调，最终实现常态化。
（四）以政府为推手，凸显民间软管理
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源远流长、底蕴深厚。民间传统体育文化既体现了裕固族最厚重的民族精神，也为裕固族文化传承提供了丰厚滋养，对延续和发展裕固族传统文化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2017年1月26日）为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发展提供政策依据。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必须转变角色，发挥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发展的推手的作用，由管理者转变为组织者和推动者。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主体在民间，传承场域在民间，传承内容在民间，故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需要民间社会中软控制的因素来管理，如仪式、宗教信仰等。这样传承主体更加明确，责权分明，真正实现民间传统体育文化可持续的传承与发展。
五、结语
对于长期生活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地段——河西走廊的裕固族而言，“一带一路”建设为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更好地传承和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尽管牧民聚居区中小学实行现代体育教育、放牧生活方式转变、现代媒体及交通工具介入，特别是承传主体外流以及传承场域、物质和管理保障等传承要素的改变，导致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发生嬗变。但这种嬗变并不意味着完全是被动地、消极地，如果有规范合理的传承体系和措施，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在现代社会语境下就会成为一种主动地、积极地调适性保护和传承。
参考文献：
[1] 祁庆富.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承及传承人[J].西北民族研究，2006（3）.
[2] 赵世林.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传承论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17.
[3] 齐超.割裂与重构——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的反思[J].体育学刊，2016（1）.
[4] 段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传承体系建构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2）.
[5] 赵国宏.少數民族文化网络传承的教育人类学研究——延边地区朝鲜族个案考察[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0.
[6] 皮埃尔·布迪厄.实践理性：关于行为理论[M].谭立德，译.北京：生活·读书·新三联书店，2007.16.
[7] 钟进文.裕固族民间叙事的“文人化”现象[J]. 民族文学研究，2014（4）.
[8] 郑晓云.文化的认同与文化的变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207.
[责任编辑：毛家贵]
关键词：“一带一路”;民间传统体育;裕固族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9）02-0140-06
从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到2017年的《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建设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地带——河西走廊中段长期繁衍生息的裕固族，受全球化过程中的“外源性”文化强势浸淫，伴随着民间传统生活习俗、认知行为及价值观等“内源性”文化影响，从而导致作为最直观、最显性的“活态文本”的民间传统体育文化发生了嬗变。对有语言而无文字的裕固族而言，这种嬗变意味着“族群认同”标签正在消解。特别令人担忧的是，作为“90后”和“00后”的年轻一代，他们应该是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的主要传承者，但他们却走出山地草原接受现代体育教育，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意识日益淡漠。再加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人、传承场域、传承内容及传承方式等要素的嬗变，导致了裕固族传统文化的嬗变。本研究立足于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事像，剖析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要素发生嬗变的内因与外因，对于更好的保护与发展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促进族群认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对于保持牧区社会稳定，加快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和落实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愿景与行动政策具有现实意义。
一、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要素的厘清
文化传承（transmission of cultural）概念在台湾学界使用的更普遍，其涵盖传统文化、宗教、精神、艺术、文学、民俗等大文化视野，并认为文化的传承演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1]。赵世林认为：“文化传承是指文化在民族共同体内的社会成员中作接力棒似的纵向交接的过程。这个过程因受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制约而具有强制性和模式化要求，最终形成文化的传承机制。”[2]尽管文化传承被认为接力棒似的纵向交接，但很显然文化传承不是简单地历时性承接与传递，在横向上一定存在着共时性文化传承要素的增减，最终形成文化继承、加工改造、创新发展的动态过程。齐超研究认为人类主体与空间环境构成民族传统体育传承要素。研究对民族传统体育传承要素泛泛而谈，没有深入细化地界定[3]。学者段超认为传统文化传承由传者与受者、传承场域、传承内容、传承方式、保障体系等要素构成，并且各要素、各环节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多重关系[4]。赵国宏根据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的“5W”理论，认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由传承者（Who）、传承内容（Says What）、传承对象（to Whom）、传承方式（in Which Channel）及传承效果（with What Effect）五个基本要素构成[5]。
综合剖析上述观点，学者段超把传承者界定为传者和受者仅局限于某一场域，而没有考虑承者会成为新的传者，故出现传者即承者，承者就是传者的观点。而赵国宏在传承要素里既有传承者又有传承对象，有重复之嫌。鉴于二者观点的异同，并且结合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下位概念所具有的共性和个性特征，笔者认为裕固族民间传统文化传承要素由传承者和传承场域、传承内容、传承方式、保障体系构成。
二、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要素
裕固族民间体育文化的传承要素包括传承者、传承场域、传承内容、传承方式和传承基础保障五个方面。传承者是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要素中最核心的要素，没有传承者，就没有民间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离不开人，人是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核心要素。传承者一般理解为“传者”以及“承者”或“受者”，而民間传统体育文化的“传者”与一般文化的“传者”有所不同，往往是贮存着、掌握着传统体育文化相关精湛的技艺和知识的老者、父辈、退休工作人员及村干部等，他们既是活的技艺和知识宝库，又是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接力赛”中处在当代起跑点上的“持棒者”和代表人物，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而“承者”或“受者”是儿童少年或学生群体。在这个相对复杂的“活态”文化传承系统里，随着时间和场域的变化，作为文化传统主体的人扮演不同角色，如在某一阶段、场域这个“人”是承受者，在另一阶段、场域则为新“传者”。传承人呈现出承者——传者——新承者——新传者向前发展态势。在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过程中，在受者和传者、传者与新受者之间不是单线的延长或原质的移位，而是通过选择性的增量或衰减，以达成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发展。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提出的“场域”，指环绕在行动者社会实践过程中的一个关系空间网络[6]。在裕固族社会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场域，民间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场域离不开传承者进行文化传承所建立的关系空间网络，它既可以表现为特定的自然空间，也可以表现为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形成复杂的社会文化空间，但更多的是自然空间与社会文化空间的结合。草原赛马场、草原摔跤场是一种自然空间，在操场、草原赛马场及比赛场中建立的各种关系网络则是社会文化空间。牧民放牧的草原等自然空间与草原赛马场、比赛场相互交织形成的关系网络创造了裕固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场域，并决定着传统体育文化生存、传统体育类型，并且成为特定的传统体育文化事象。
传承内容主要指裕固族民间传承下来的优秀传统体育项目。裕固族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马对生活在高山草原的裕固族而言，不仅是生产生活中的交通工具，而且还是民族传统文化记忆的载体。赛马自然而然成为当前裕固族民间优秀的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内容，在传统节日、庙会、祭祀、婚礼等重大场合都要举行赛马活动。除了主要的赛走马和赛奔马之外，还有草原套马、驯马、骑猎、骑射、骑掷石子、赛雪马等与赛马有关的传承内容。拉爬牛、顶杠子、拔棍作为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节庆、祭祀、婚俗等民俗活动中经常展演，与赛马一起已成为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主要内容。 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方式是指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和样式的总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方式呈现多元化的特征。除了师傅带徒弟，家族式代代相传的传统传承方式之外，还有学校教育传承，如当地学校开展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传统体育比赛等;不应忽视大众媒体传承方式，如各种纸质和影像资料也成为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之一;雕塑和文化场馆传承方式，在红湾寺镇、康乐乡和眀花乡裕固族聚居点附近拉爬牛、赛马、顶杠子等民间传统体育雕塑。民族传统博物馆、文化馆等场馆对于文化传承越来越重要;而学者钟进文提出“文人化”的传承方式对裕固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具有重要的作用[7]。
文化传承基础保障不仅包括“器物”层面的物质保障，也包括国家硬控制，如法律、制度、政策等，还要民间软控制层面的管理保障，如仪式、民俗、信仰等。裕固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离不开物质保障和管理保障，如政府组织的大型传统体育运动会、艺术节、赛马会等需要器材准备的同时，也需要各种比赛运行、监控的规章制度和政策管理协调。
三、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要素嬗变剖析
（一）呈显多元化的传承者
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作为一种文化事象，在特定文化环境中传承人以活态的身体文化而呈现，但具备传承文化素养的传承人受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变迁影响，传承这种活态肢体文化过程中会发生较大地嬗变。对传者而言，传者身份逐渐由原来的长辈或师傅嬗变为教师、公职人员、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传者的身份范围扩大。
而对承者或受者而言，由原来的儿子或徒弟嬗变为学生、青少年爱好者，承者的身份也发生变化。譬如，赛马作为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草原三技”主要代表项目之一，各级政府每年举办的各种赛马大会。在2016年5月裕固風情走廊赛汗塔拉举行赛马的访谈发现，骑手都是留守在牧业的大多数老年人以及很少的中年人，没有少年儿童参与，并且女骑手与男骑手相比少得可怜，仅有2名，而且都是40岁以上的中年妇女。
究其原因，随着城镇一体化的推进，出生在草原的年轻人向往城市现代化生活，不愿留守在草原过日子，于是纷纷进城务工以改善生活境遇和提高生活水平。加之裕固族牧民对下一代的教育重视改变了承接者，从20世纪60年代轰动全国的“马背小学”到现在定居点的幼儿园、小学、中学，承者离开草原到学校接受现代体育教育，没有条件与本民族传统体育接触。譬如，小孩子很少跟马接触，看见马就吓得发抖，自然而然不会骑马，更别说相对较难赛走马。因而传统体育项目失去了承传主体，出现了传承人的断代现象，使其逐渐从草原牧民的社会生活以及文化生活中淡出，面临着因传承者的流走而难以为继的困境，极大地影响到了传承人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
（二）生态保护导致传承场域的重新建构
裕固族生活在祁连山北麓，是典型的高山草原牧业社会。“没有祁连山，就没有裕固族”，是祁连山孕育了裕固族，祁连山就是裕固族世代守护的生命家园。随着草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传统的畜牧文化走向现代牧业文明。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赖以生存的自然空间和社会文化空间都发生巨大的变革，特别是2000年开始全面实行夏秋草场承包到户，以草定畜，草原有偿承包责任制后，围栏和铁丝网把草原分割成豆腐块，使民间传统体育文化失去了原有的自然空间。为了保护祁连山生态环境，建立祁连山国家生态保护区，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场域由草原转变为乡镇所在地的空地、河滩、学校操场等，原生态的社会文化空间发生嬗变，这些都是外源性因素。
还有一些传统体育项目流失和嬗变由内源性原因引起的。如曾经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非常流行的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手球已经流失，究其原因，在20世纪80年代前裕固族牧民穿羊皮缝制的皮袄，用皮袄的袖子击打对方打过来的类似毽子的手球，现在随着皮袄被现代皮衣和羽绒服替代，手球也随之流失。
（三）家族式向多样化的抢救性传承方式转变
传承方式在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要素中占重要地位，剖析其传承方式嬗变的原因，对于促进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的有效传承十分重要。当代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由原来的家族式传承、师徒式传承、口耳传承逐渐嬗变为学校教育传承、节日传承、数字化传承及“文人化”传承，究其嬗变的原因，文化传承要素中最核心的还是传承者，离开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环境，特别是传承者离开草原到定居点或城市上学，家族式、师徒式的传承方式分离，在学校接受师生式的传承方式，因当地学校开设与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相关的校本课程，充分发挥了当代学校教育在传统文化传承中所呈现系统性、完整性、稳定性、强制性的特点，是年轻承者承接民间传统体育文化的方式之一;鉴于社会环境变化，最主要的民间传承方式——口耳传承在当代社会同样面临着困境，现代的年轻一代更喜欢通过现代数字传媒来获取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信息，而对口耳传承方式缺乏兴趣。
节日和文人化传承方式是今后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不可缺少两种方式。传统节日已成为牧民家庭团聚、走亲访友、牧民议事的主要载体，一年一度的艺术节和传统体育运动会是民间传统体育文化展演、教化和传承的主阵地。但现代经济文化的融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逐渐流失，如过去祭鄂博活动之后进行赛马、摔跤、射箭、马上表演、拉爬牛、顶杠子、集体舞等传统体育活动，而现在祭祀鄂博后牧民都回家了，并且祭祀牧民越来越少，究其原因是祭鄂博与剪羊毛、准备转夏场时间正好冲突，可见经济收入超越宗教信仰成为家里头等大事。这些宗教信仰风俗活动正在淡化，使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环境和载体缺失;被视为一种新的“文人化”传承方式就是把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口头文本“移植”到书面作品中保护和传承下来，这对于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裕固族而言更具有重要意义。
（四）现代化促使传承物质保障的嬗变
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离不开“器物”层面的物质保障。但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器物”发生嬗变。如马是生活在草原上牧民主要生活和交通工具，随着牧民经济条件的改善，又快又舒适的小汽车、摩托车成了牧民的主要交通工具，代替了传统的骑马，马从生产生活舞台中逐渐退出，加之一匹马的食草量相当于8只羊，马的经济价值较低，从而使传统的赛马活动在一些地区已逐渐弱化并消失。 在明花乡艺术节和传统体育运动会的田野调查中发现裕固族传统体育项目——赛骆驼消失了，究其原因是生活在巴丹吉林沙漠边沿的裕固族搬迁到半农半牧区，从搬运物品到犁地，现代化机器代替了骆驼，而偶然见到的骆驼已经嬗变为游客留影纪念收取小费道具，骆驼失去原有价值而导致赛骆驼文化的消失。
（五）由政府“硬管理”走向民间“软管理”
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的管理保障也随着时间和空间变化而调适。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管理经过不断地被“打磨”，逐渐由国家的法律、政策、制度等硬控制为主的模式转向民间风俗等软控制模式。借助于藏传佛教信仰的凝聚作用，裕固族各村寨不仅通过民间信仰来治理当地社会，还可以用宗教信仰来保障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譬如，祭鄂博是裕固族每年必不可少的祭祀活动，牧民为了祈求人畜平安，风调雨顺，没有任何外源性干预，而是牧民自发的去祭祀。在喜获丰收、传统或喜庆节日，各村自发的举行赛马、摔跤、拔棍等传统体育活动。
可见，在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过程中，各级政府由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的大包大揽管理转变为当下服务型地治理，起到了导引作用。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由整齐划一的、有序的嬗变为无形的、无序的组织形式，牧民真正成为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主体。其中传承人、老干部发挥管理者和领路人的作用，从原来的被动接受传承到现在的主动组织传承，实现传承管理思路上的较大转变。
四、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要素嬗变的启示
“随着社会的发展，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文化所处的外部社会环境都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变化”[8]。民间传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处于动态的变迁之中，这其中既有内在的传承性，同时又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嬗变。显而易见，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变异，时代在变迁，民间传统文化在不同的程度重构也是必然趋势。作为族群记忆的“活态文本”的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要素也不例外，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语境下发生嬗变过程，就是对自然和社会的不断调适的过程。
（一）整合传者协同传承体系，加大承者学校教化力度
针对当前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者的“单打独斗”“独当一面”以及传承链脱节的现象，构建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者协同传承体系势在必得。根据当前大多数承者在校学习，所处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构建以学校为中心、社会、家庭为辅助的传统三位一体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体系。在田野访谈中，拥有传统体育技艺的牧民都很愿意把技艺传给下一代，特别是离退休的干部和工作人员，他们不需要任何报酬，只要学校允许，他们心甘情愿地把技艺教给学生。因此，除了在校教师参与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之外，还应充分利用掌握民间传统体育技艺和知识的长者、离退休人员进校园，参与民间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过程，形成以教师传承为主，以长者、家长为辅的协同传承体系。
鉴于当前在校学生热衷于现代体育的现象，不能盲目的用民间传统体育去替代学校体育，也不能只沉浸于失落之中，应当摆脱现代浮躁的文化心理的干扰，充分挖掘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的内涵，毕竟对特有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孕育出的传统体育文化有浓厚民族情结。可以在大课间操加入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成分，促使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常态化，久而久之，承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更多地熏陶，达到教化的目的。同时组建各级学校的民间传统体育训练队参加县、市、省级、甚至全国民运会。也可以校内校外相结合，利用寒暑假和每年艺术节和传统体育运动会传承赛奔马、赛走马等校园场地条件不允许的传统体育项目，通过以练备赛，以赛促练，真正激发承者参与民间传统体育的内生动力。
（二）统筹兼顾多元主体认同，构建民族特色的传承场域
建构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场域，涉及的利益主体多，需要解决诸多问题。因此，应该统筹兼顾多元主体认同，构建本族群特色的传承场域。要充分认识到文化传承场域在传承和保护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中的巨大意义，既要采纳当地政府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见，也要尊重当地牧民的观点，并聘请懂得建构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场域的相关学者、专家，根据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的具体情况，从自然场域和文化场域实施传承场域的构建。如2017年7月8日康乐镇大草滩村在村委会专门成立“裕固族民间民俗文化传承基地”，由政府、牧民、专家、学者以及宗教人士共同协商议定村委会大院、村广场、小草原、康隆寺为民间传统文化传承新场域，这种文化传承场域不仅依托于民间传统体育活动所需求的独特地理环境和人文基础，也囊括了有利于民间传统体育活动开展的宗教文化、社会关系以及传承主体等诸多要素。
（三）多元化传承方式之间的互补化和常态化
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方式出现多元化的趋势，这是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下出现抢救性的传承方式，也是当前保护和传承民间传统体育文化的最佳途径。但当前传承方式现状是独树一帜，各行其道。如裕固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当地学校教育传承，主要依靠体育教师的传承，封闭的环境很难与社会互动交流，但传习的民间传统体育文化缺失生活化。同样，节日传承缺乏规范性，雕塑、博物馆传承缺乏动态性等。因此，不同的传承方式之间要实现相互补充，取长补短。如利用“文人化”的传承方式书写民间传统体育“文化文本”，作为学校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教科书，保证学校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内容的民族性和独特性。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需要不同传承方式的长期配合，相互协调，最终实现常态化。
（四）以政府为推手，凸显民间软管理
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源远流长、底蕴深厚。民间传统体育文化既体现了裕固族最厚重的民族精神，也为裕固族文化传承提供了丰厚滋养，对延续和发展裕固族传统文化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2017年1月26日）为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发展提供政策依据。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必须转变角色，发挥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发展的推手的作用，由管理者转变为组织者和推动者。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主体在民间，传承场域在民间，传承内容在民间，故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需要民间社会中软控制的因素来管理，如仪式、宗教信仰等。这样传承主体更加明确，责权分明，真正实现民间传统体育文化可持续的传承与发展。
五、结语
对于长期生活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地段——河西走廊的裕固族而言，“一带一路”建设为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更好地传承和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尽管牧民聚居区中小学实行现代体育教育、放牧生活方式转变、现代媒体及交通工具介入，特别是承传主体外流以及传承场域、物质和管理保障等传承要素的改变，导致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发生嬗变。但这种嬗变并不意味着完全是被动地、消极地，如果有规范合理的传承体系和措施，裕固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在现代社会语境下就会成为一种主动地、积极地调适性保护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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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毛家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