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迷茫。
　　此时，我正坐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康特威图书馆的会议室里，坐在我左手边的是一位受人尊敬并才华横溢的伦理学家，据我所知，他在马萨诸塞州积极倡导安乐死；坐在我右手边的是一位主治医师，同时，她也是信仰天主教的修女。
　　午餐时间的研讨会由哈佛大学的伦理领导小组组织。在展示案例之前，他们先在会场里介绍了与会人员。从他们满是头衔的称呼中可以得知，这些成员分别是重症监护病房的医生与护士、伦理学家、牧师、临终关怀专家、社工与医院的部门领导。一位马萨诸塞州临终关怀专家小组的副主席做介绍时，嘴里冒出一长串的尊称。
　　在这位有着医生与修女双重身份的女士介绍完自己后，就轮到我了。“我叫保罗·麦克林，”我说，然后补充道，“来自医学伦理社区之声。”最后我把“我其实真的不属于这里”这句话咽了下去。
　　接下来，左手边这位受人尊敬的伦理学家做了自我介绍。实际上，医学专业人士的知识是限于一定范围的，而其他某些方面的人士则关注一个多元化社会的共识问题。我所在的组织——社区之声就是如此。
　　我们聚集在此是为了听一个故事。我喜欢听故事，有时候还会自己写一些。今天的故事是一则真实的案例，主人公的姓名未予提及。故事讲述了一位死于癌症的年轻女士的经历，也谈论了医生的决定、自主选择与对病人“不伤害”的界限等富有挑战性的问题。
　　这位垂死的母亲经受着巨大的苦痛，却并未告诉她的孩子们发生了什么。孩子们还太小，无法理解，她坚持与孩子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让孩子们看到自己经历的痛苦。尽职尽责的丈夫虽然很震惊，但仍然从旁协助她。这样，两个小女孩只能在母亲去世之后知道这个事实——参加葬礼，然后在成长中慢慢学会面对。她们将来也会成为母亲，但是她们却不能和自己的妈妈一起生活了，因为这位母亲就快死了，但是她们还蒙在鼓里。她们暂时接触不到死亡的残酷真相，理由是“为了她们好”。
　　她们的父亲以后得好好花时间来解释了。希望他自己也能听进去自己的解释。也许父母也应该发誓“不伤害”孩子。
　　讲述这个故事的是一个重症监护小组，主要陈述人则是这位主治医师。在照顾这位临死的母亲的时候，这位医师的任务是决定镇痛药物的正确剂量。医师本人也是一位母亲。她很清楚减轻病人痛苦的药物剂量，也知道这样的剂量可能会引发呼吸暂停。这意味着本已呼吸困难的病人呼吸会更有难度，甚至会因此而加速死亡。
　　这样的剂量能有效地治疗病人身体的痛苦，这位医生也真心希望这能帮上她。但是这样的剂量也有可能在癌症夺走这位母亲的生命之前就提前让两个孩子失去妈妈。这也许会让这位医生反思自己的道德伦理原则。
　　一种药物的剂量虽然能有效减轻病人的痛苦，但也存在不可控的潜在威胁，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双重效果”，对于这位病人来说，这种两难的选择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孩子们怎么办？医生对她们的义务尽到了吗？
　　面对会议室里的人们讲述这样的故事时，这位医生的苦恼让人不忍直视却又无法不面对。这样做需要很大的勇气与宽容。
　　对于这样的午餐时间研讨会，有位专家提前研究了这个案例，在听完故事之后他问了一些问题，也得到了回复，最后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的发言引发的反响很大。虽然谁是病人在这个故事里是很清楚的，但是，我感觉到医生对自己的责任、以及她的义务是对谁这些问题仍是模糊的。
　　这样的分析由一位医生兼伦理学家提出，内容很敏感却表现出了足够的同情与理解，而且十分人道，结论虽然仍模糊不清，但是讨论本身睿智并带给人启发，同时也兼顾医学、道德与伦理守则。这才是我想听到的。
　　在我意料之外也难以忘怀的是，这位医生兼伦理学家在满屋子有着现代观点的医学界人士面前，以娴熟的技巧如此对待这位仍在悲伤之中不能自拔的主治医师。这样的方式让人觉得是一个神圣的仪式。我在其中就感觉自己也见证了一次“赦免”仪式。
　　在教堂里见到这样的事情也许无可厚非，但是这样的事情却发生在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会议室里。在此之前我也没想到一个人会有医生与修女的双重身份，而在离开时我不禁在想：孩子们现在怎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