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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张爱玲文学语言善于状俗物之鲜活、深得世俗生活之乐趣，小说《金锁记》堪为典型。除了与塑造人物、表现主题有关之外，语言物化现象与作家的拜物价值观也密切相关。
关键词：语言 物化 《金锁记》
一
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现象，而且，常常是高雅的心理活动。作家提炼或升华生活，人类世俗的物质生活因而成为审美对象。但有的作家似乎更愿意展示、渲染生活中的丑，至少在他们看来创作就是还原生活，所以，写作就是描摹现实世界，不管其美或丑。张爱玲就是这样的作家。
下面是张爱玲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一段话：
（1）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窗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
这一段话解构了大多数文学作品极力渲染的美好爱情，当然，这也跟小说的内容有关，它聚焦于一个世故男人的男女关系。从修辞上看，“红玫瑰”在得到的时候是“蚊子血”，未得到的时候是“朱砂痣”。“白玫瑰”则分别对应为“明月光”与“饭粘子”。总体而言，这几个喻体都比较世俗，甚至俗到恶心，最高雅的是“明月光”，但也是生活中常见的东西。高雅沦落为低俗，精神化为生活中具体的俗物，这就是张爱玲文学语言特有的物化现象。
我们暂且不论小说为什么贬抑爱情，探讨小说在语言上如何物化精神世界。事实上，这只是一例，最有张爱玲特点、最有说服力的小说当推《金锁记》。《金锁记》是张爱玲的代表作，语言的物化现象也堪为典型。
二
《金锁记》讲述了女人曹七巧在金钱、情欲之间的搏斗。综观小说全文，曹七巧始终是一个物化女人。她出生于小商人家庭，深懂钱的好处；因钱与人交易，她来到姜公馆，套上金钱枷锁；她迷恋情欲更沉湎于金钱，她的内心有一个跷跷板，无论偏向哪一方，她的喜怒哀乐莫不与物关联。可以说，曹七巧是一个物质化的女人。她是张爱玲小说系列物化女人，如“白流苏、淳于敦凤、霓喜、梁太太”中的一个，更是最有深度、最鲜活的一个。曹七巧的物化可以从多方面解读，小说语言就是一个不错的角度。就目前的研究现状看，还没有人专门讨论该问题。后文试举数例分析语言物化与人物塑造上的关系。
（2）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是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
这是小说开头的一段话，连用了两个比喻，月亮是湿晕、是泪珠，这忧伤的诗意，似乎是七巧悲剧命运的暗示，也为下文的叙述基调做了铺垫。修饰语“陈旧而迷糊”使小说有一种往事依稀的感觉。后文对七巧的一生做了回顾，那个泼辣、放肆、刁蛮、阴毒但又十分可怜的七巧已化为尘土。“铜钱大”不仅指明月亮的大小，还指向月亮的颜色；而铜钱则似乎对应小说名“金锁记”。因此，小说的起始也算俗中有雅，这反映出张爱玲遣词造句十分用心。
且看七巧的正式上场：
（3）那曹七巧且不坐下，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了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香滚……
对七巧衣饰的描写真是花了一番功夫：一是色彩词汇精当，二是色彩前都有具体的物。这些“物”通常是世俗生活中常见的，如“银、葱、雪”等。其次，这种写法符合人物特点。物修饰颜色，颜色修饰七巧的衣服，衣服是七巧的门面。七巧的打扮吻合她的个性，她穿着高档但精干，不肯输给别人。在她所处的物化环境里，她会为个人的物欲与别人、自己斗狠争勇。
七巧是人生的失败者，除了钱财，她所得甚少。强势的七巧从来就不认输，她一直在复仇。战场在家里，女儿、媳妇、儿子都是她任意攻击的对象，就她的能力，她也只能在晚辈头上撒泼。儿女们的幸福是眼里的沙子，她容不下。在这个封建家长的桎梏之下，晚辈的未来就是没有光的所在。在这种家庭环境中长大成人的儿女先天缺钙，他们没有青春光鲜的面庞，没有旺盛的生命活力。
（4）她再年青些也不过是一棵较嫩的雪里红——盐腌过的。
这句话描述的是七巧的女儿长安，应该是20岁左右的长安。正是青春好年华的长安，再嫩也是“腌过的雪里红”。这个比喻是张爱玲式的。尘世中必需的生活俗物总是最先进入她的视界，经过大脑发酵，一个鲜活精当的比喻句诞生。将妙龄女子比作腌过的雪里红，这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但用来形容长安，这个比喻却再恰当不过了。在新旧过渡的时代，少女长安也曾上过学，好学上进，但在七巧的粗暴干涉下，这棵幼苗彻底放弃向上、向外拓展的愿望。她的生命激情与活力被七巧阉割，她似乎不是一个活物，而是腌过的雪里红。作为生命，她生犹如死，所以，在生命的长河中长安没有未来。
媳妇芝寿则被七巧扼杀了。先看新婚之日七巧给芝寿的下马威。新人进门，难免被人评头论足，芝寿嘴唇厚，对应了“嘴唇厚性欲强”的民间说法。当有人把这一点拿出来说事时，七巧有一顿臭骂：
（5）还说呢！你新嫂子这两片嘴唇，切切倒有一大碟子！
虽然七巧的人性被扭曲，但她的本性尚在，她护犊，对别人的孩子她极尽民间刁钻泼妇的刻薄、阴毒。芝寿算是坠入了苦海，她就像一个没有所指的语词，她的内涵悉被七巧抽取，她是一个无声的悲剧。芝寿很快就郁闷死了。
（6）芝寿直挺挺躺在床上，搁在肋骨上的两只手蜷曲着像宰了的鸡的脚爪。
张爱玲喜欢世俗化的比喻，但这个比喻未降格，不存在精神现象的贬抑，反而很贴切。芝寿的手像宰了的鸡脚爪：一是明示她就是挨宰的，二是暗示芝寿快死了，三是说明她在家里很郁闷地活着，所以丑怪。
在小说结尾，七巧物化为金与玉。叙述者先是评价临死之前的七巧，指出她戴着黄金枷锁害人性命。其二，小说将镜头对准了七巧手腕上的玉镯子。这里运用了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先后被叠加在一起的画面有：躺在床上骨瘦如柴的七巧将腕上的镯子推到腋下；年青时有滚圆的胳膊；婚后手腕上的镯子只能塞进洋手帕；做姑娘时七巧露出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喜欢她的小伙子朝禄、丁玉根、张少泉等。“玉”对应七巧的情欲，年青时她手腕、胳膊雪白、滚圆，玉镯子戴在腕上，有众多的追求者；临死前，玉镯子毫无意义地套在瘦骨嶙峋的手上。从表面看，金与玉，是滚滚红尘中人的最爱，从实质看，七巧一直挣扎在金与玉之间。七巧的物欲与情欲分别化作金锁与玉镯，这既是对人物的极佳概括，也是一种语言物化现象，也只有物化为金锁、玉镯，语言才能准确地评述七巧。 综上，《金锁记》语言的物化有下列几种情形：一是物化语言吻合描述对象——俗人、俗物、俗事，如七巧骂芝寿的语句和小说结尾对七巧生命的暗示性概述；二是受害者形象仿若俗物，如活着的长安恰似腌渍过的雪里红，生命的鲜活被七巧抽取殆尽；三是雅中有俗，如小说的开头似乎很诗意，而且，将七巧悲凄的生命也诗意化了，但“铜钱大”“红黄”等形象与颜色词汇使读者联想到钱财。这些都反映出语言物化在《金锁记》里是一种普遍现象，它形成了特点，是张爱玲小说风格的有机构成要素。
物化语言自身的内涵昭示了小说的世俗化倾向。金、玉、银、铜钱等隐藏着世俗女子七巧的物欲与情欲，它们的在场就是物化女性的自我展示，甚至包括内在隐秘欲望的搏斗也展露无余。因此，从语言角度看，通俗是《金锁记》的风格，推而广之，这也是张爱玲小说的风格。
三
除了塑造人物、表现主题的需要，语言物化现象主要事关作家本人的一种价值取向。张爱玲是一个作家，但她是一个世俗的市民作家。张爱玲在《童言无忌》中坦承：“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按道理说，她出身名门，父母都貌似清高，不至于拜金。但是，因为张爱玲成长于上海消费主义环境中，再加上张成人后必须自食其力，拜金对她而言是早晚的事情。在现代作家中，张爱玲是绝无仅有的特例，堂而皇之地向世人宣称自己拜金，这对从事精神生产且依然背负儒家人格的中国作家来说，是革命性的宣言。显然，张反拨了儒家价值观，她的观念确立在上海消费文化环境中，是一种新型市民价值观，是拜物的价值观。拜物是语言物化的前提，如果作家志存高远并畅谈阳春白雪，语言就是雅化而非物化了。张爱玲为上海市民讲述俗人俗事，七巧一类人物最符合市民文学消费需求，物化语言最能准确地表情达意。
张爱玲的物化语言有一种独特的俗趣。从切实懂得物质对生活的重要到深入地领会世俗生活乐趣，这是轻而易举的一步，张爱玲做到了。张曾说：“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张爱玲是一个融入了都市的市民，都市繁华在她的血液里流淌。因此，张爱玲笔下的世俗生活有滋有味，如《童言无忌》《公寓生活记趣》对吃食的描述，这种趣味全然不同于周作人《故乡的野菜》的淡雅。张沉湎于吃食的俗趣在小说中屡见不鲜，如“雪里红、鸡爪、厚嘴唇切下有一大碟子”等。张的语言状俗物之鲜活，在现代堪称一绝，这皆源于张癖好俗物以及能得俗物之乐趣。
（本文为浙江省教育厅2011年高校科研项目成果，项目名称：金钱意识与张爱玲的文学世界，编号：Y201119839。）
参考文献：
[1]张爱玲.张爱玲散文[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
（陈绪石 浙江宁波 宁波大学科技学院 315212）
关键词：语言 物化 《金锁记》
一
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现象，而且，常常是高雅的心理活动。作家提炼或升华生活，人类世俗的物质生活因而成为审美对象。但有的作家似乎更愿意展示、渲染生活中的丑，至少在他们看来创作就是还原生活，所以，写作就是描摹现实世界，不管其美或丑。张爱玲就是这样的作家。
下面是张爱玲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一段话：
（1）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窗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
这一段话解构了大多数文学作品极力渲染的美好爱情，当然，这也跟小说的内容有关，它聚焦于一个世故男人的男女关系。从修辞上看，“红玫瑰”在得到的时候是“蚊子血”，未得到的时候是“朱砂痣”。“白玫瑰”则分别对应为“明月光”与“饭粘子”。总体而言，这几个喻体都比较世俗，甚至俗到恶心，最高雅的是“明月光”，但也是生活中常见的东西。高雅沦落为低俗，精神化为生活中具体的俗物，这就是张爱玲文学语言特有的物化现象。
我们暂且不论小说为什么贬抑爱情，探讨小说在语言上如何物化精神世界。事实上，这只是一例，最有张爱玲特点、最有说服力的小说当推《金锁记》。《金锁记》是张爱玲的代表作，语言的物化现象也堪为典型。
二
《金锁记》讲述了女人曹七巧在金钱、情欲之间的搏斗。综观小说全文，曹七巧始终是一个物化女人。她出生于小商人家庭，深懂钱的好处；因钱与人交易，她来到姜公馆，套上金钱枷锁；她迷恋情欲更沉湎于金钱，她的内心有一个跷跷板，无论偏向哪一方，她的喜怒哀乐莫不与物关联。可以说，曹七巧是一个物质化的女人。她是张爱玲小说系列物化女人，如“白流苏、淳于敦凤、霓喜、梁太太”中的一个，更是最有深度、最鲜活的一个。曹七巧的物化可以从多方面解读，小说语言就是一个不错的角度。就目前的研究现状看，还没有人专门讨论该问题。后文试举数例分析语言物化与人物塑造上的关系。
（2）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是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
这是小说开头的一段话，连用了两个比喻，月亮是湿晕、是泪珠，这忧伤的诗意，似乎是七巧悲剧命运的暗示，也为下文的叙述基调做了铺垫。修饰语“陈旧而迷糊”使小说有一种往事依稀的感觉。后文对七巧的一生做了回顾，那个泼辣、放肆、刁蛮、阴毒但又十分可怜的七巧已化为尘土。“铜钱大”不仅指明月亮的大小，还指向月亮的颜色；而铜钱则似乎对应小说名“金锁记”。因此，小说的起始也算俗中有雅，这反映出张爱玲遣词造句十分用心。
且看七巧的正式上场：
（3）那曹七巧且不坐下，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了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香滚……
对七巧衣饰的描写真是花了一番功夫：一是色彩词汇精当，二是色彩前都有具体的物。这些“物”通常是世俗生活中常见的，如“银、葱、雪”等。其次，这种写法符合人物特点。物修饰颜色，颜色修饰七巧的衣服，衣服是七巧的门面。七巧的打扮吻合她的个性，她穿着高档但精干，不肯输给别人。在她所处的物化环境里，她会为个人的物欲与别人、自己斗狠争勇。
七巧是人生的失败者，除了钱财，她所得甚少。强势的七巧从来就不认输，她一直在复仇。战场在家里，女儿、媳妇、儿子都是她任意攻击的对象，就她的能力，她也只能在晚辈头上撒泼。儿女们的幸福是眼里的沙子，她容不下。在这个封建家长的桎梏之下，晚辈的未来就是没有光的所在。在这种家庭环境中长大成人的儿女先天缺钙，他们没有青春光鲜的面庞，没有旺盛的生命活力。
（4）她再年青些也不过是一棵较嫩的雪里红——盐腌过的。
这句话描述的是七巧的女儿长安，应该是20岁左右的长安。正是青春好年华的长安，再嫩也是“腌过的雪里红”。这个比喻是张爱玲式的。尘世中必需的生活俗物总是最先进入她的视界，经过大脑发酵，一个鲜活精当的比喻句诞生。将妙龄女子比作腌过的雪里红，这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但用来形容长安，这个比喻却再恰当不过了。在新旧过渡的时代，少女长安也曾上过学，好学上进，但在七巧的粗暴干涉下，这棵幼苗彻底放弃向上、向外拓展的愿望。她的生命激情与活力被七巧阉割，她似乎不是一个活物，而是腌过的雪里红。作为生命，她生犹如死，所以，在生命的长河中长安没有未来。
媳妇芝寿则被七巧扼杀了。先看新婚之日七巧给芝寿的下马威。新人进门，难免被人评头论足，芝寿嘴唇厚，对应了“嘴唇厚性欲强”的民间说法。当有人把这一点拿出来说事时，七巧有一顿臭骂：
（5）还说呢！你新嫂子这两片嘴唇，切切倒有一大碟子！
虽然七巧的人性被扭曲，但她的本性尚在，她护犊，对别人的孩子她极尽民间刁钻泼妇的刻薄、阴毒。芝寿算是坠入了苦海，她就像一个没有所指的语词，她的内涵悉被七巧抽取，她是一个无声的悲剧。芝寿很快就郁闷死了。
（6）芝寿直挺挺躺在床上，搁在肋骨上的两只手蜷曲着像宰了的鸡的脚爪。
张爱玲喜欢世俗化的比喻，但这个比喻未降格，不存在精神现象的贬抑，反而很贴切。芝寿的手像宰了的鸡脚爪：一是明示她就是挨宰的，二是暗示芝寿快死了，三是说明她在家里很郁闷地活着，所以丑怪。
在小说结尾，七巧物化为金与玉。叙述者先是评价临死之前的七巧，指出她戴着黄金枷锁害人性命。其二，小说将镜头对准了七巧手腕上的玉镯子。这里运用了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先后被叠加在一起的画面有：躺在床上骨瘦如柴的七巧将腕上的镯子推到腋下；年青时有滚圆的胳膊；婚后手腕上的镯子只能塞进洋手帕；做姑娘时七巧露出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喜欢她的小伙子朝禄、丁玉根、张少泉等。“玉”对应七巧的情欲，年青时她手腕、胳膊雪白、滚圆，玉镯子戴在腕上，有众多的追求者；临死前，玉镯子毫无意义地套在瘦骨嶙峋的手上。从表面看，金与玉，是滚滚红尘中人的最爱，从实质看，七巧一直挣扎在金与玉之间。七巧的物欲与情欲分别化作金锁与玉镯，这既是对人物的极佳概括，也是一种语言物化现象，也只有物化为金锁、玉镯，语言才能准确地评述七巧。 综上，《金锁记》语言的物化有下列几种情形：一是物化语言吻合描述对象——俗人、俗物、俗事，如七巧骂芝寿的语句和小说结尾对七巧生命的暗示性概述；二是受害者形象仿若俗物，如活着的长安恰似腌渍过的雪里红，生命的鲜活被七巧抽取殆尽；三是雅中有俗，如小说的开头似乎很诗意，而且，将七巧悲凄的生命也诗意化了，但“铜钱大”“红黄”等形象与颜色词汇使读者联想到钱财。这些都反映出语言物化在《金锁记》里是一种普遍现象，它形成了特点，是张爱玲小说风格的有机构成要素。
物化语言自身的内涵昭示了小说的世俗化倾向。金、玉、银、铜钱等隐藏着世俗女子七巧的物欲与情欲，它们的在场就是物化女性的自我展示，甚至包括内在隐秘欲望的搏斗也展露无余。因此，从语言角度看，通俗是《金锁记》的风格，推而广之，这也是张爱玲小说的风格。
三
除了塑造人物、表现主题的需要，语言物化现象主要事关作家本人的一种价值取向。张爱玲是一个作家，但她是一个世俗的市民作家。张爱玲在《童言无忌》中坦承：“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按道理说，她出身名门，父母都貌似清高，不至于拜金。但是，因为张爱玲成长于上海消费主义环境中，再加上张成人后必须自食其力，拜金对她而言是早晚的事情。在现代作家中，张爱玲是绝无仅有的特例，堂而皇之地向世人宣称自己拜金，这对从事精神生产且依然背负儒家人格的中国作家来说，是革命性的宣言。显然，张反拨了儒家价值观，她的观念确立在上海消费文化环境中，是一种新型市民价值观，是拜物的价值观。拜物是语言物化的前提，如果作家志存高远并畅谈阳春白雪，语言就是雅化而非物化了。张爱玲为上海市民讲述俗人俗事，七巧一类人物最符合市民文学消费需求，物化语言最能准确地表情达意。
张爱玲的物化语言有一种独特的俗趣。从切实懂得物质对生活的重要到深入地领会世俗生活乐趣，这是轻而易举的一步，张爱玲做到了。张曾说：“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张爱玲是一个融入了都市的市民，都市繁华在她的血液里流淌。因此，张爱玲笔下的世俗生活有滋有味，如《童言无忌》《公寓生活记趣》对吃食的描述，这种趣味全然不同于周作人《故乡的野菜》的淡雅。张沉湎于吃食的俗趣在小说中屡见不鲜，如“雪里红、鸡爪、厚嘴唇切下有一大碟子”等。张的语言状俗物之鲜活，在现代堪称一绝，这皆源于张癖好俗物以及能得俗物之乐趣。
（本文为浙江省教育厅2011年高校科研项目成果，项目名称：金钱意识与张爱玲的文学世界，编号：Y201119839。）
参考文献：
[1]张爱玲.张爱玲散文[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
（陈绪石 浙江宁波 宁波大学科技学院 315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