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当代批评理论的发展之路始于新批评决定提高门槛，要求一种更大的阐释回报，这条路继而由翻新了的原型批评（其主要创始人是加拿大的诺思洛普·弗莱）和人类学延续下去。福柯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回归了人类学永恒的天真，不过当那样做行不通的时候，他又试着将认识论置于形而上学之上。朱迪斯·巴特勒和霍米·巴巴沿着这个方向走了下去。他们走入的僵局导致了对于外在框架的探求（罗蒂和利奥塔的哲学之路），然而，这最终提示我们有必要审视我们如何走到今天这一过程。*
　　关键词：理论；回報；时间；发展；僵局
　　首先，我想先谈谈自己跟理论的关系。这就要回到很多年前，实际上是我在高中的最后一年。当然那个时候的我不太可能想到这就是理论，不过，其他人也没有这样想。不管怎样，我记得那是在1972年3月或是4月的某个时间，我正处于一种无聊和抑郁的情绪中，这似乎是美国所有高中准毕业生们都会感染的一种特殊情绪。就在那时，我收到了一封朋友的来信。这个朋友曾是我中学三年级的法语老师，她后来决定回到学校继续深造，并考上了位于欧洛诺的缅因大学法语研究生。在信里（那时还没有电子邮件等等我们如今使用的各种通信手段），她提到正在一个研究生研讨课上做“一些神秘的智性话题”研究，她觉得我可能会感兴趣。于是几天后，我就一路开车来到60英里开外的欧洛诺，旁听关于卢梭的一节夜间课。不过，那节课只有一部分是关于卢梭的，它花了同样的或许更多的力气在讨论一位当代法国哲学教授，那时只有几所东海岸大学里的少数人知道这个名字：雅克·德里达。后来我发现讲授这门课的教授是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德里达曾在那里访学）获得的博士学位，最近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这是少数几所对德里达感兴趣的学校之一）评上了教授。因此，他的那节课等于是非常接近德里达思想的本源了。那节课听得我目瞪口呆：我记得自己对于文字先于言语的说法感到十分迷惑（假如文字只是用来表征我们言说的声音，那它怎么可能先于言语？），我也搞不懂为什么能指并不指向它们应该表意的内容，而指向其他能指。有意思的是，这位教授实际上在用德里达（主要是《论文字学》，但当时还没有英译本）对卢梭进行细读阐释。不管怎样，我从这位教授那里学到了我所能学的，除了德里达，他还提到了很多其他人，如列维-斯特劳斯、福柯、拉康，等等。
　　因为有了这次学习的经历，我后来去普林斯顿上大学时才觉得自己对于一些最为先进和前沿的批评趋势算是有所了解，而当时这些趋势正在引发人文学科的震动。在当时，很多法国思想家（特别是德里达）的大量作品还没有英译本。这就意味着对这方面的了解大多限于外语专业或是比较文学专业的学者圈。我在跟一些这样的学者们熟悉之后，发现他们倾向于将这些来自法国的思想吸收、同化到自己所熟悉的内容里，包括俄国形式主义和其他此前流行的欧陆思想流派。这就意味着我们如今视为后结构主义（特别是德里达和福柯）的思想，是被称作结构主义的视角阐释后的结果。而这就是当时那些学者所做的主要事情。人们对于这股法国新思潮会为文学本文的细读带来怎样的新意很感兴趣，而细读正是俄国形式主义的特长。因此很多各种各样的细读，比如列维-斯特劳斯和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对波德莱尔的《猫》（Les Chats）一诗的细读被拿来重新审视。我记得见过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和热内特（Gérard Genette）到普林斯顿大学去做讲座。这一切的结果就是德里达和福柯等人很多真正激进的思想被淹没在一种更为传统的结构主义框架里。而有些新作品就可能被视为“并没有那么新颖”。因此当托多罗夫尝试复兴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的《汉堡剧评》（Hamburg Dramaturgy）时，他的努力被看作与美国新批评没有实质性的区别。总体而言，一切进展得很慢。1972年的人们还没有准备好迎接来自后结构主义的那些即将开始的大胆突袭。
　　不过，当时并非只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我们现在已经知道，20世纪70年代是个社会动荡与变革的时代，由此激发了很多新的思考方式。其中一个方面的结果是美国哲学领域出现了很多新的作品，探讨语言哲学、精神哲学、模态逻辑（modal logic）和生成语法（generative grammar）等主题。此前很多年，这些主题大都属于传统英国学界的领地。而当美国哲学家们开始研究它们时，他们对其中很大一部分做出了重大的革新。我在上他们开设的研讨课时，常常会注意到，比起英国前辈，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喜欢那些更为大胆的形而上学概念和形式。因此克里普克（Saul Kripke）对康德的“第一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的问题感兴趣，并最终试图复兴一种伪装成新理论的亚里士多德式本质主义。同样地，刘易斯（David Lewis）热衷于“可能世界语义学”（possible-worlds semantics），而这可以追溯到莱布尼兹（G. W. Leibniz），它意味着对传统的本体论进行彻底的改造，因为这涉及所有假设的可能世界里所有物体的本体论状态。那的确是一个让人兴奋的实验时代，这其中最大胆的实验概念之一就是模态逻辑，即试图建立一种以哲学必要性为基础的形式逻辑。那时人们总体上对于形式主义充满期待，具体而言，期待能够在纯粹形式证明序列的基础上获得关于必要性的深刻结论（当时正是计算机早期发展的时期）。当时的期望是，我们从这些形式证明序列中得到的东西可以揭示因果必要性的某些深层运作原理，而那是我们从纯粹的哲学推理所难以达成的。
　　当然，这些也引发了怀疑，怀疑这是错误推理或者没有价值的过度行为的批评。我记得那时曾跟一位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研究生聊天，他说：“你知道吗，数学系有很多人认为模态哲学就是垃圾数学。”这句话当时让我一惊，从那以后显然也一直记在了心里。实际上那段时间我正在花费大量时间细读模态哲学的教材，竭力去理解和吸收这种新式的形式推理。不过我仍旧感觉必须要严肃对待那样的负面批评。毕竟普林斯顿的数学系在当时被认为是全国最好的数学系。也就是说，当时在纯粹形式方面最有智慧的头脑，在看过这些模态哲学的证明后说它们与几何或解析中的证明根本不一样。那句话让我吃惊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它似乎暗示，虽然我们的形式证明序列可能每一步都是从前一步严密推理而来，但是最终结果却不一定有意义。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假如说这种负面评价适用于模态逻辑，那么它也可以令人信服地应用于任何数量的其他思考或推理形式与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