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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当前档案学科发展出现的“去档案化”趋势，本文从本硕课程设置、硕博学位论文以及社科基金立项等方面展开说明，并着重从学科研究、国家政策以及从业资质等角度分析导致该趋势产生的原因，试图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以期减缓或消除当前档案学科发展存在的“去档案化”趋势。
关键词：档案学去档案化档案泛化
Abstract： Currently， there is an obvious“non-ar？ chiving”phenomenon in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This article will be ex？ plained it from the master curriculum， graduate dis？ sertations and projects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 Focus on the cause of the trend resulting from disciplinary research， qualifica？ tion for national policies and professional qualifica？ tion. Then trying to put forward practical countermea？ sures to mitigate or eliminate the presence of the cur？ rent development of archival science "non-archiving" trend.
Keywords： Archive science； Non-archiving；Ar？ chive generalization
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领域所特有的某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该学科的对象。[1]而档案与档案工作则是档案学的特定研究对象，所谓档案就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标、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档案学则是揭示档案和档案工作的性质、功能和发展规律，研究档案信息资源的管理、开发和利用的理论、原则与方法的科学。[2]因此，档案学从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等方面而言，都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档案学研究进入后保管时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档案学科不断吸收其他学科（比如说图书馆学、计算机学、信息管理学等）的知识，为自身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然而，“去档案化”现象也在悄然发生。所谓的“去档案化”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从档案学科本身而言，在其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过度移植、嫁接其他学科科研成果而使自身渐渐失去档案元素；[3]从档案学研究人员方面而言，因盲目推崇其他学科而渐渐转移自身的研究视角，逐渐抛弃档案学相关研究。这种“去档案化”现象在档案学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硕博学位论文选题、国家社科基金等方面都可以看到。
一、“去档案化”现象的表征
（一）档案学本硕专业课程设置
1.从档案学本科专业课程设置来看，档案学高等教育是培养档案学专业人才的摇篮，为社会输送大量优秀的档案工作者。因此，档案学高等教育理应以《档案学概论》、《档案管理学》等专业课程为主，进入信息时代以来，电子文件的不断生成，促使档案专业教育也开始逐渐涉及电子文件、计算机、信息管理等领域，这是顺应时代的做法。但是在此过程中仍存在一定问题，即档案学课程出现向信息资源管理倾斜的现象。笔者按照综合地域因素和官方网站排名情况，从34所具有档案学的高校中选取了10所院校，进行了具体分析。其中，10所院校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安徽大学、云南大学、辽宁大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苏州大学、上海大学、广西民族大学。通过统计其本科专业主要课程发现，10所院校档案学专业开设的课程中，档案类课程和非档案类课程基本占总课程的半数，部分高校占比相对较低。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和武汉大学含“档案”的专业课程占比仅20%左右，可见在课程设置上“去档案化”趋势已经显现。
2.从档案学硕士研究生培养课程设置来看，研究生教育更加注重专业性、学术性，强调培养在某一学科中掌握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能够从事科研、教育或者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高级人才，因此从研究生的课程设置方面也可以看出某一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笔者通过访问10所院校的官方网站发现，广西民族大学档案类课程仅占20%，而在本科教育阶段档案专业课程比例较小的中国人民大学和武汉大学在研究生培养阶段却十分注重专业教育，档案相关课程比例接近半数。
（二）档案学硕博学位论文选题
笔者利用万方学位数据库，对2002～2014年档案学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进行统计，发现相关论文共计1006篇（部分高校硕士论文不在该数据库共享）。其中，档案学论文的数量基本维持在80%，非档案类论文（题名中不包含“档案”的）在所有论文中仅占20%左右，且呈缓慢上升的趋势。档案专业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是其在整个研究生阶段最主要的学术研究，较能体现其研究方向，但是就调查结果来看，还有很多档案专业的研究生将其研究方向转向电子政务、公共管理以及图书情报等方向。
（三）图情档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
国家社科基金是我国在科学研究领域中支持基础研究的主要渠道，其项目的确立在社会理论发展领域极具导向性、权威性和示范性作用。笔者对我国图情档类国家社科基金近十年（2005～2013年）的项目立项情况进行统计，发现我国图情档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共计813项。其中，课题名称含“档案”的126项（包括3个重点），占比为15.50%，含“信息”的219项（包括10个重点），占比为26.94%，近乎于档案学的两倍。从课题的申请人来看，存在一部分档案学专业的学者申请的课题并不是档案学科的，而是属于档案学交叉学科，从图情档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的结果来看，“去档案化”这个问题也开始出现。 二、“去档案化”现象的成因
（一）档案学科发展基础薄弱，理论研究难出成果
1.档案学科发展基础薄弱。西方档案学产生于18世纪的欧洲，经历过两个多世纪的发展，形成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来源原则等影响重大的支柱理论，其理论基础十分扎实。而我国档案学起步比国外晚了两个世纪，档案学相关理论很大程度上是在借鉴西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我国的档案学是在整理明清档案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其理论基础“先天畸形，后天发育不足”，这也是档案学在外力（西学理论与信息资源管理思潮）的冲击下，出现“去档案化”现象的原因之一。
2.档案学理论研究难出成果。档案学理论从其产生到为社会广泛接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以“来源原则”为例，1841年法国内政部首次提出“尊重全宗原则”，40年后德国在“尊重全宗原则”的基础上，提出“登记室原则”，这标志着来源原则正式形成。然而来源原则被全世界所接受，则是在1910年的国际档案大会上。与纯粹的档案学理论研究难出成果相比，通过嫁接西方的档案学理论或者吸收其他学科理论，寻求目前研究“真空地带”的方法比较容易出研究成果，所以很多档案学者纷纷转向对这些领域的研究。
（二）“大档案”概念下的档案泛化现象严重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档案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资源逐渐为社会所认知，“档案”一词在社会传播过程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其概念在传播过程中却出现了种种偏差，档案概念的外延拓展，将很多原先不属于档案概念范畴的事物纳入其范围之内，“大档案”开始出现。所谓“大档案”已经包含了“电子文件”、“信息”等元素，出现了“档案泛化”现象，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档案泛化”现象并没有很好地被遏制，反而逐渐演变成“去档案化”，以致在档案学术论文中频频出现档案学者开始避用“档案”而追随“信息潮流”，以“电子文件”、“信息”、“知识”等时髦的名词来代替“档案”的做法。[4]另外在档案学的学科建设上也开始出现向信息管理等学科倾斜的现象，使得越来越多关于信息管理、知识管理等课程出现，而档案学相关课程却逐渐退居二线。
（三）国家科研基金政策的失衡
近年来，由于信息技术的普及以及电子政务的推广，相关政策在信息技术方面存在一定倾斜。从2005年至2013年间国家社科基金在图书情报文献方面的立项中可以看到，关于档案学理论的相关课题立项数量较少，而关于信息管理方向的立项则占据了较大比重，国家社科基金政策在立项的课题选择上存在向信息管理倾斜的情况，而这种失衡的情况直接影响了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平衡发展。此外部分学者存在一定的“趋利”心理，为了获取更多的资金支持和丰厚的报酬，其研究方向开始转向交叉领域或者信息资源管理方向。
（四）档案人员行业准入资质缺失
目前，在整个社会评价范围内，档案职业仍旧被看做是技能低下、门槛较低、从业容易的职业。[5]虽然部分省市开始实施档案从业人员行业准入资格，但是往往流于形式。从现实情况看，我国档案部门有相当数量的工作人员是由老干部、党政机关领导的家属或子女、退伍的军人等非专业的人员转化而来，甚至很多人员都未受过专业培训，档案从业人员整体职业素质不高已是不争的事实，[6]这种情况导致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员不愿意从事档案工作，而逐步向行政管理等方向转行。此外，由于档案行业准入标准缺失，导致档案专业出身的学生开始将重心从档案向信息管理、知识管理过度，从而也加剧了“去档案化”现象的发生。
三、对策
（一）提升档案学人学科荣誉感，推动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
1.档案学专业具有保存社会记忆、传承人类历史文化，推动信息资源管理，促进机构管理规范化、科学化的战略价值，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7]而要推动档案学发展，防止档案学专业为其他学科所取代，就必须要加强对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档案学会作为学术性团体，可以在其刊物上定期提供研究课题，对于那些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方向的优秀成果给予优先发表，甚至可以给予物质鼓励。
2.通过新技术、新媒体在社会范围广泛宣传档案、档案工作以及档案工作者，提高社会公众对档案的认知程度，从而在社会上营造尊重档案、尊重档案工作以及尊重档案工作者的环境。档案工作者的社会地位提高，进一步激发起对档案学的学科归属感、学科荣誉感，使其以更自信、更积极的状态投入到档案工作以及档案学领域的研究中去。
（二）正确对待“档案泛化”现象
首先，避免相近概念混淆，明确档案属性。清晰认识到档案与文件、图书、情报和信息间的区别，在一定条件下，这些概念之间可以转换，但是不能将其混淆甚至等同。在明确概念的基础上，认清档案的本质是原始性，原始记录性应居于主导地位。[8]其次，避免反科学思潮的影响。档案学作为一门小学科，其社会地位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同，甚至有人开始怀疑档案学存在的必要性，因此要准确把握科学性和实用性之间的关系，不能为了丰满档案学理论的羽翼而过分强调或追求模糊化、抽象化、多元化，最终导致“去档案化”。[9]
（三）完善科学合理的基金政策
为了档案学科能够更好地发展，不被其他学科所吞噬，迫切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特别是科研方面。针对这个情况，国家档案局每年向国家科委申请若干金额的科技三项费用（新产品试制费、中间试验费、重要科学研究补助费），以支持档案系统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笔者建议国家档案局在“科技三项费用”之外设立档案科研专项基金，或者向国家科技部申请增加“科技三项费用”的额度，以资助重大或具有典型意义的档案学课题研究。此外，国家社科基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方向的立项能够适当向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档案学课题倾斜，鼓励档案相关领域内学者将研究重点回归到自身的理论发展上来。
（四）加强档案职业资格认证管理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档案工作逐步走上正轨，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对档案从业人员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提出了新的挑战，[10]因此建立完善的档案职业资格认证考核制度，加强档案行业准入管理，保证档案执业者和从业者的职业素质愈发重要。需要由国家档案局牵头建立一套全国统一的档案职业资格认证标准，对档案工作从业人员的业务知识、技术和能力进行培训、综合考核，从业人员只有通过档案部门权威评价机构的考核鉴定才能获取职业资格证书，从而取得从业或职业晋升的资格。[11]
注释及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284.
[2]吴宝康.档案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232.
[3]兰松.“去档案化”现象及原因探析[J].档案管理，2012（5）：29-31.
[4]徐欣云.档案“泛化”现象研究[J].档案学通讯，2012（6）：52-55.
[5]赵屹.论数字时代的档案职业危机[J].北京档案，2016（2）：10-12.
[6]王新才，谭必勇.档案职业资格认证制度与中国档案教育的发展前途[J].图书情报知识，2005（6）：18-22.
[7]教育部高等学校档案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档案学专业发展战略报告[R].2010.
[8]徐欣云.试析中国档案学领域的“信息资源管理”思潮[J].档案学通讯，2011（3）：22-26.
[9]归吉官.不能全盘否定档案“泛化”[J].档案与建设，2014（4）：12-14.
[10]胡振荣.基于全员化的档案在职教育培训机制与体制的构建[J].档案学研究，2011（4）：71-74.
[11]杨艳.论档案职业资格评价体系的构建[J].档案学研究，2013（3）：64-69.
关键词：档案学去档案化档案泛化
Abstract： Currently， there is an obvious“non-ar？ chiving”phenomenon in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This article will be ex？ plained it from the master curriculum， graduate dis？ sertations and projects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 Focus on the cause of the trend resulting from disciplinary research， qualifica？ tion for national policies and professional qualifica？ tion. Then trying to put forward practical countermea？ sures to mitigate or eliminate the presence of the cur？ rent development of archival science "non-archiving" trend.
Keywords： Archive science； Non-archiving；Ar？ chive generalization
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领域所特有的某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该学科的对象。[1]而档案与档案工作则是档案学的特定研究对象，所谓档案就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标、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档案学则是揭示档案和档案工作的性质、功能和发展规律，研究档案信息资源的管理、开发和利用的理论、原则与方法的科学。[2]因此，档案学从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等方面而言，都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档案学研究进入后保管时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档案学科不断吸收其他学科（比如说图书馆学、计算机学、信息管理学等）的知识，为自身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然而，“去档案化”现象也在悄然发生。所谓的“去档案化”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从档案学科本身而言，在其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过度移植、嫁接其他学科科研成果而使自身渐渐失去档案元素；[3]从档案学研究人员方面而言，因盲目推崇其他学科而渐渐转移自身的研究视角，逐渐抛弃档案学相关研究。这种“去档案化”现象在档案学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硕博学位论文选题、国家社科基金等方面都可以看到。
一、“去档案化”现象的表征
（一）档案学本硕专业课程设置
1.从档案学本科专业课程设置来看，档案学高等教育是培养档案学专业人才的摇篮，为社会输送大量优秀的档案工作者。因此，档案学高等教育理应以《档案学概论》、《档案管理学》等专业课程为主，进入信息时代以来，电子文件的不断生成，促使档案专业教育也开始逐渐涉及电子文件、计算机、信息管理等领域，这是顺应时代的做法。但是在此过程中仍存在一定问题，即档案学课程出现向信息资源管理倾斜的现象。笔者按照综合地域因素和官方网站排名情况，从34所具有档案学的高校中选取了10所院校，进行了具体分析。其中，10所院校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安徽大学、云南大学、辽宁大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苏州大学、上海大学、广西民族大学。通过统计其本科专业主要课程发现，10所院校档案学专业开设的课程中，档案类课程和非档案类课程基本占总课程的半数，部分高校占比相对较低。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和武汉大学含“档案”的专业课程占比仅20%左右，可见在课程设置上“去档案化”趋势已经显现。
2.从档案学硕士研究生培养课程设置来看，研究生教育更加注重专业性、学术性，强调培养在某一学科中掌握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能够从事科研、教育或者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高级人才，因此从研究生的课程设置方面也可以看出某一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笔者通过访问10所院校的官方网站发现，广西民族大学档案类课程仅占20%，而在本科教育阶段档案专业课程比例较小的中国人民大学和武汉大学在研究生培养阶段却十分注重专业教育，档案相关课程比例接近半数。
（二）档案学硕博学位论文选题
笔者利用万方学位数据库，对2002～2014年档案学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进行统计，发现相关论文共计1006篇（部分高校硕士论文不在该数据库共享）。其中，档案学论文的数量基本维持在80%，非档案类论文（题名中不包含“档案”的）在所有论文中仅占20%左右，且呈缓慢上升的趋势。档案专业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是其在整个研究生阶段最主要的学术研究，较能体现其研究方向，但是就调查结果来看，还有很多档案专业的研究生将其研究方向转向电子政务、公共管理以及图书情报等方向。
（三）图情档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
国家社科基金是我国在科学研究领域中支持基础研究的主要渠道，其项目的确立在社会理论发展领域极具导向性、权威性和示范性作用。笔者对我国图情档类国家社科基金近十年（2005～2013年）的项目立项情况进行统计，发现我国图情档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共计813项。其中，课题名称含“档案”的126项（包括3个重点），占比为15.50%，含“信息”的219项（包括10个重点），占比为26.94%，近乎于档案学的两倍。从课题的申请人来看，存在一部分档案学专业的学者申请的课题并不是档案学科的，而是属于档案学交叉学科，从图情档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的结果来看，“去档案化”这个问题也开始出现。 二、“去档案化”现象的成因
（一）档案学科发展基础薄弱，理论研究难出成果
1.档案学科发展基础薄弱。西方档案学产生于18世纪的欧洲，经历过两个多世纪的发展，形成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来源原则等影响重大的支柱理论，其理论基础十分扎实。而我国档案学起步比国外晚了两个世纪，档案学相关理论很大程度上是在借鉴西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我国的档案学是在整理明清档案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其理论基础“先天畸形，后天发育不足”，这也是档案学在外力（西学理论与信息资源管理思潮）的冲击下，出现“去档案化”现象的原因之一。
2.档案学理论研究难出成果。档案学理论从其产生到为社会广泛接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以“来源原则”为例，1841年法国内政部首次提出“尊重全宗原则”，40年后德国在“尊重全宗原则”的基础上，提出“登记室原则”，这标志着来源原则正式形成。然而来源原则被全世界所接受，则是在1910年的国际档案大会上。与纯粹的档案学理论研究难出成果相比，通过嫁接西方的档案学理论或者吸收其他学科理论，寻求目前研究“真空地带”的方法比较容易出研究成果，所以很多档案学者纷纷转向对这些领域的研究。
（二）“大档案”概念下的档案泛化现象严重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档案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资源逐渐为社会所认知，“档案”一词在社会传播过程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其概念在传播过程中却出现了种种偏差，档案概念的外延拓展，将很多原先不属于档案概念范畴的事物纳入其范围之内，“大档案”开始出现。所谓“大档案”已经包含了“电子文件”、“信息”等元素，出现了“档案泛化”现象，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档案泛化”现象并没有很好地被遏制，反而逐渐演变成“去档案化”，以致在档案学术论文中频频出现档案学者开始避用“档案”而追随“信息潮流”，以“电子文件”、“信息”、“知识”等时髦的名词来代替“档案”的做法。[4]另外在档案学的学科建设上也开始出现向信息管理等学科倾斜的现象，使得越来越多关于信息管理、知识管理等课程出现，而档案学相关课程却逐渐退居二线。
（三）国家科研基金政策的失衡
近年来，由于信息技术的普及以及电子政务的推广，相关政策在信息技术方面存在一定倾斜。从2005年至2013年间国家社科基金在图书情报文献方面的立项中可以看到，关于档案学理论的相关课题立项数量较少，而关于信息管理方向的立项则占据了较大比重，国家社科基金政策在立项的课题选择上存在向信息管理倾斜的情况，而这种失衡的情况直接影响了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平衡发展。此外部分学者存在一定的“趋利”心理，为了获取更多的资金支持和丰厚的报酬，其研究方向开始转向交叉领域或者信息资源管理方向。
（四）档案人员行业准入资质缺失
目前，在整个社会评价范围内，档案职业仍旧被看做是技能低下、门槛较低、从业容易的职业。[5]虽然部分省市开始实施档案从业人员行业准入资格，但是往往流于形式。从现实情况看，我国档案部门有相当数量的工作人员是由老干部、党政机关领导的家属或子女、退伍的军人等非专业的人员转化而来，甚至很多人员都未受过专业培训，档案从业人员整体职业素质不高已是不争的事实，[6]这种情况导致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员不愿意从事档案工作，而逐步向行政管理等方向转行。此外，由于档案行业准入标准缺失，导致档案专业出身的学生开始将重心从档案向信息管理、知识管理过度，从而也加剧了“去档案化”现象的发生。
三、对策
（一）提升档案学人学科荣誉感，推动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
1.档案学专业具有保存社会记忆、传承人类历史文化，推动信息资源管理，促进机构管理规范化、科学化的战略价值，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7]而要推动档案学发展，防止档案学专业为其他学科所取代，就必须要加强对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档案学会作为学术性团体，可以在其刊物上定期提供研究课题，对于那些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方向的优秀成果给予优先发表，甚至可以给予物质鼓励。
2.通过新技术、新媒体在社会范围广泛宣传档案、档案工作以及档案工作者，提高社会公众对档案的认知程度，从而在社会上营造尊重档案、尊重档案工作以及尊重档案工作者的环境。档案工作者的社会地位提高，进一步激发起对档案学的学科归属感、学科荣誉感，使其以更自信、更积极的状态投入到档案工作以及档案学领域的研究中去。
（二）正确对待“档案泛化”现象
首先，避免相近概念混淆，明确档案属性。清晰认识到档案与文件、图书、情报和信息间的区别，在一定条件下，这些概念之间可以转换，但是不能将其混淆甚至等同。在明确概念的基础上，认清档案的本质是原始性，原始记录性应居于主导地位。[8]其次，避免反科学思潮的影响。档案学作为一门小学科，其社会地位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同，甚至有人开始怀疑档案学存在的必要性，因此要准确把握科学性和实用性之间的关系，不能为了丰满档案学理论的羽翼而过分强调或追求模糊化、抽象化、多元化，最终导致“去档案化”。[9]
（三）完善科学合理的基金政策
为了档案学科能够更好地发展，不被其他学科所吞噬，迫切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特别是科研方面。针对这个情况，国家档案局每年向国家科委申请若干金额的科技三项费用（新产品试制费、中间试验费、重要科学研究补助费），以支持档案系统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笔者建议国家档案局在“科技三项费用”之外设立档案科研专项基金，或者向国家科技部申请增加“科技三项费用”的额度，以资助重大或具有典型意义的档案学课题研究。此外，国家社科基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方向的立项能够适当向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档案学课题倾斜，鼓励档案相关领域内学者将研究重点回归到自身的理论发展上来。
（四）加强档案职业资格认证管理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档案工作逐步走上正轨，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对档案从业人员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提出了新的挑战，[10]因此建立完善的档案职业资格认证考核制度，加强档案行业准入管理，保证档案执业者和从业者的职业素质愈发重要。需要由国家档案局牵头建立一套全国统一的档案职业资格认证标准，对档案工作从业人员的业务知识、技术和能力进行培训、综合考核，从业人员只有通过档案部门权威评价机构的考核鉴定才能获取职业资格证书，从而取得从业或职业晋升的资格。[11]
注释及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284.
[2]吴宝康.档案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232.
[3]兰松.“去档案化”现象及原因探析[J].档案管理，2012（5）：29-31.
[4]徐欣云.档案“泛化”现象研究[J].档案学通讯，2012（6）：52-55.
[5]赵屹.论数字时代的档案职业危机[J].北京档案，2016（2）：10-12.
[6]王新才，谭必勇.档案职业资格认证制度与中国档案教育的发展前途[J].图书情报知识，2005（6）：18-22.
[7]教育部高等学校档案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档案学专业发展战略报告[R].2010.
[8]徐欣云.试析中国档案学领域的“信息资源管理”思潮[J].档案学通讯，2011（3）：22-26.
[9]归吉官.不能全盘否定档案“泛化”[J].档案与建设，2014（4）：12-14.
[10]胡振荣.基于全员化的档案在职教育培训机制与体制的构建[J].档案学研究，2011（4）：71-74.
[11]杨艳.论档案职业资格评价体系的构建[J].档案学研究，2013（3）：64-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