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们坚信政治领导人和世界贸易组织本身必须重温一些基本论断，支持开放的及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
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最大利益正面临因转向有政治目的的关系而受到严重减损的危险。
世界贸易组织经常只因其成员在主要内容上分歧严重，而不能取得进展。需要在世界贸易组织中改善决策和谈判程序，这是个重大的挑战。
各国部长需要特别关注现正在进行的对新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的选举。候选人的经验和能力应远比他们的国籍或所属地域更加重要。
世界贸易组织（WTO）诞生10年了，该机构有许多值得自豪的地方。它是为新的全球经济设计的第一个多边机构。虽然受到过公众批评和猜疑，但它还是成功地做出良好的表现。中国加入WTO特别值得一提，同时，争端解决机制也一直运行良好。最贫穷国家面临的具体贸易问题受到极大的关注和重视。从大多数的观点来看，因为有了WTO，世界变得更好。
然而，任何一个机构都必须经常对自身及其工作方式进行审视。一年半以前，我应邀主持一个顾问委员会，来思考世界贸易组织在未来几十年中必须应对的机构性挑战。我们没被要求干预多哈贸易回合的实质内容，该顾问委员会坚持要求赋予绝对的优先权来确保在此措施中取得有价值的结果。
同时，多哈回合已例证世界贸易组织在实现其长远目标时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发起此回合，如期完成任务，在敏感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所有这些方面已导致挫折和大失所望。在西雅图和坎昆的部长级会议上，各成员贸易部长面临困惑、对抗和失败。
昨天发布的顾问委员会报告从两个方面展开。首先关注于多边主义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核心作用。我们坚信政治领导人和世界贸易组织本身必须重温一些基本论断，支持开放的及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这些论断已被遗忘或是被腐蚀，因为尽管整体来讲全球化进程是有益的，但对全球化进程的反应，经常是出于好意却被误报。
在贸易政策中，意愿最为良好的论断是那些与发展有关的。勿庸置疑，穷国为被成功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中，它们需要帮助。这些国家极需发展贸易，并且它们需要吸引投资以发展贸易。世界贸易组织能够帮助但不能提供保证，它只能提供机会。然而，许多市场准入被提供，许多特殊的条件被附加到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中来为发展中成员提供缓冲，通常需由政府和企业来抓住这些机会。
我们也已寻求矫正有关主权和如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作用的混杂想法。政府在此为更好的全球经济，包括对全球经济更加有效的管理，需要割让一些政策空间。
但是我们最大的关切是在全球贸易条件下，非歧视原则受到减损。这个原则寻求在根本上确保该体系成员间的机会平等。但因“特殊协议”的激增该原则已而受到减损。这已经造成如我们顾问委员会成员贾格迪什·巴格瓦蒂所描绘的“意大利面条碗”的效果。对优惠贸易安排的继续激增进行规范和予以有效监管的需求是紧迫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最大利益正面临因转向有政治目的的关系而受到严重减损的危险。
报告中所审查的第二个方面关注于许多有关机构性改善的实际问题。
世界贸易组织经常只因其成员在主要内容上分歧严重，而不能取得进展。因此需要在世界贸易组织中改善决策和谈判程序，这是个重大的挑战。那些程序令一些想运用该机构来确保新的贸易机会和改进贸易规则的国家感到沮丧。该顾问委员会已提议多种选择来改进谈判和决策程序，同时保障所有成员的权利。
该委员会也确信各成员部长必须更大并持久地投入到世界贸易组织的工作中。这些事关成败的问题太重要了，政治敏感性太强了，而不能留给每两年一次的高层集会。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外的非正式“小型部长级”会议也不合适。相反，应有每年一次的部长级会议，并有每五年一次的政府首脑贸易峰会。其他的体系应被适当启动以保持各成员部长和各成员政府高官在日内瓦充分参与。并且使用财政手段来确保穷国在它们的层面持续参与是极其重要的。
各国部长需要特别关注现正在进行的对新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的选举。候选人的经验和能力应远比他们的国籍或所属地域更加重要。鲜有如此重要的国际委任：该委任过程不应成为一场外交上的橄榄球赛。
各成员部长、官员和其他当事的人员必须现在仔细考虑该顾问委员会的研究结果和正式建议。我希望他们会认真地这样做，并全神贯注地去了解到世界贸易组织的现实（不仅是观点理念）应得到他们的全神贯注。
（译、校者单位：商务部世贸司）
作者简介
彼特·萨瑟兰先生是WTO第一任总干事。1993年7月，他出任GATT总干事，并在结束乌拉圭回合谈判中起到关键作用。在此之前，萨瑟兰先生曾担任爱尔兰联合银行主席。
萨瑟兰先生毕业于都柏林大学贡萨格学院。1969年至1971年，他在该学校法律系任教。1981至1982年初，他担任爱尔兰总检察长，同时也是议会成员。此后，他当选欧共体委员会委员，负责制定竞争政策。在任职的第一年，他同时负责社会事务、健康与教育、欧共体与欧洲议会的关系等问题。2001至2003年，他当选三边委员会（日美欧委员会）欧洲地区主席。萨瑟兰先生著有《三边委员会成员国在21世纪中的策略：协作还是冲突？》等书，并发表过多篇文章。他被授予罗伯特·舒曼奖章和三边委员会颁发的大卫·洛克菲勒奖，以表彰其在欧洲一体化中所做的贡献。
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最大利益正面临因转向有政治目的的关系而受到严重减损的危险。
世界贸易组织经常只因其成员在主要内容上分歧严重，而不能取得进展。需要在世界贸易组织中改善决策和谈判程序，这是个重大的挑战。
各国部长需要特别关注现正在进行的对新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的选举。候选人的经验和能力应远比他们的国籍或所属地域更加重要。
世界贸易组织（WTO）诞生10年了，该机构有许多值得自豪的地方。它是为新的全球经济设计的第一个多边机构。虽然受到过公众批评和猜疑，但它还是成功地做出良好的表现。中国加入WTO特别值得一提，同时，争端解决机制也一直运行良好。最贫穷国家面临的具体贸易问题受到极大的关注和重视。从大多数的观点来看，因为有了WTO，世界变得更好。
然而，任何一个机构都必须经常对自身及其工作方式进行审视。一年半以前，我应邀主持一个顾问委员会，来思考世界贸易组织在未来几十年中必须应对的机构性挑战。我们没被要求干预多哈贸易回合的实质内容，该顾问委员会坚持要求赋予绝对的优先权来确保在此措施中取得有价值的结果。
同时，多哈回合已例证世界贸易组织在实现其长远目标时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发起此回合，如期完成任务，在敏感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所有这些方面已导致挫折和大失所望。在西雅图和坎昆的部长级会议上，各成员贸易部长面临困惑、对抗和失败。
昨天发布的顾问委员会报告从两个方面展开。首先关注于多边主义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核心作用。我们坚信政治领导人和世界贸易组织本身必须重温一些基本论断，支持开放的及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这些论断已被遗忘或是被腐蚀，因为尽管整体来讲全球化进程是有益的，但对全球化进程的反应，经常是出于好意却被误报。
在贸易政策中，意愿最为良好的论断是那些与发展有关的。勿庸置疑，穷国为被成功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中，它们需要帮助。这些国家极需发展贸易，并且它们需要吸引投资以发展贸易。世界贸易组织能够帮助但不能提供保证，它只能提供机会。然而，许多市场准入被提供，许多特殊的条件被附加到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中来为发展中成员提供缓冲，通常需由政府和企业来抓住这些机会。
我们也已寻求矫正有关主权和如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作用的混杂想法。政府在此为更好的全球经济，包括对全球经济更加有效的管理，需要割让一些政策空间。
但是我们最大的关切是在全球贸易条件下，非歧视原则受到减损。这个原则寻求在根本上确保该体系成员间的机会平等。但因“特殊协议”的激增该原则已而受到减损。这已经造成如我们顾问委员会成员贾格迪什·巴格瓦蒂所描绘的“意大利面条碗”的效果。对优惠贸易安排的继续激增进行规范和予以有效监管的需求是紧迫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最大利益正面临因转向有政治目的的关系而受到严重减损的危险。
报告中所审查的第二个方面关注于许多有关机构性改善的实际问题。
世界贸易组织经常只因其成员在主要内容上分歧严重，而不能取得进展。因此需要在世界贸易组织中改善决策和谈判程序，这是个重大的挑战。那些程序令一些想运用该机构来确保新的贸易机会和改进贸易规则的国家感到沮丧。该顾问委员会已提议多种选择来改进谈判和决策程序，同时保障所有成员的权利。
该委员会也确信各成员部长必须更大并持久地投入到世界贸易组织的工作中。这些事关成败的问题太重要了，政治敏感性太强了，而不能留给每两年一次的高层集会。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外的非正式“小型部长级”会议也不合适。相反，应有每年一次的部长级会议，并有每五年一次的政府首脑贸易峰会。其他的体系应被适当启动以保持各成员部长和各成员政府高官在日内瓦充分参与。并且使用财政手段来确保穷国在它们的层面持续参与是极其重要的。
各国部长需要特别关注现正在进行的对新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的选举。候选人的经验和能力应远比他们的国籍或所属地域更加重要。鲜有如此重要的国际委任：该委任过程不应成为一场外交上的橄榄球赛。
各成员部长、官员和其他当事的人员必须现在仔细考虑该顾问委员会的研究结果和正式建议。我希望他们会认真地这样做，并全神贯注地去了解到世界贸易组织的现实（不仅是观点理念）应得到他们的全神贯注。
（译、校者单位：商务部世贸司）
作者简介
彼特·萨瑟兰先生是WTO第一任总干事。1993年7月，他出任GATT总干事，并在结束乌拉圭回合谈判中起到关键作用。在此之前，萨瑟兰先生曾担任爱尔兰联合银行主席。
萨瑟兰先生毕业于都柏林大学贡萨格学院。1969年至1971年，他在该学校法律系任教。1981至1982年初，他担任爱尔兰总检察长，同时也是议会成员。此后，他当选欧共体委员会委员，负责制定竞争政策。在任职的第一年，他同时负责社会事务、健康与教育、欧共体与欧洲议会的关系等问题。2001至2003年，他当选三边委员会（日美欧委员会）欧洲地区主席。萨瑟兰先生著有《三边委员会成员国在21世纪中的策略：协作还是冲突？》等书，并发表过多篇文章。他被授予罗伯特·舒曼奖章和三边委员会颁发的大卫·洛克菲勒奖，以表彰其在欧洲一体化中所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