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这辈子建过两次房。一次是1983年，他结婚时继承下来的祖屋四处漏风，瓦楞草三尺高，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当时已能吃饱穿暖，但要建所新房还是很困难。父亲的新房建得拖拖拉拉，半截红砖半截土，春季开工，初冬才入住。父亲第二次建房是在1989年，那时我已长大，该准备说媳妇了。父亲大概就是这么想的。他从来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对我能否考上大学也是半信半疑。建房子娶媳妇，天经地义，必须的。第二次建房也拖了好几年，直到我考上大学，他的五间平房才算建起来。
　　父亲的前两次建房都略显仓促和寒碜，房子质量大成问题，他最初建的那几间土坯房差不多已坍塌成泥。他和母亲搬进了后建的五间平房，将其中两间留给二弟娶媳妇。两家人住一个院，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再说了，房子是给儿子们建的，自己老住在里面总觉得腰杆不够硬。从前几年开始，父亲立志第三次建房，他要在老宅上为自己建个晚年的归宿之所。
　　父亲已经六十多岁了，除了几亩薄田，他一无所有，靠什么建房？除了我们兄妹们帮衬，他还决定秉承李顺大那种“喝三年稀粥，买一头黄牛”的精神。首先，他在田头种了不少树，五六年过去，树已基本成材，这样，大梁、檩子、椽子、门窗什么的也就有了；其次，他每年都会种一些经济作物，比如辣椒、大蒜之类的，但运气时好时坏。“蒜你狠”的时候，他往往种的是辣椒，而“豆你玩”时，他的西红柿又烂在了地里。如此经过几年的准备，父亲的第三次建房大业呼之欲出，只等农闲时节开工。
　　这次回乡下过年，父亲又和我谈起了建房子的事情。父亲已足足准备了八年有余，建房计划就要实施时，突然接到乡上的通知：任何人不得再建新房，村子准备整体搬迁。
　　父亲一下子懵了。
　　我也注意到有报道称，山东部分地区正在搞“撤村改社区”运动，也就是将小的自然村合并成大的农村社区，引导农民集中到中心村居住。我的家乡地处鲁西南，自然资源匮乏，也没有相对成熟的城市群落，乡村经济非常薄弱。虽然“新农村建设”酝酿已久，但一直没有一个成熟的方案。去年冬天，父亲还在电话里告诉我：乡里要求新房建设一律停止，要建房也可以，但首先要交罚款。罚款，这也是乡村治理的惯用手法，罚款的意思就是什么事都可以商量。拿钱就办事，罚完了还没有收据。父亲一开始就没把这件事当回事，“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算问题”。所谓的新农村蓝图，在他看来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这一次，父亲显得很沮丧，因为钱已经不能解决问题，“罚款”被认为是违法，已经暂停了。但“不准建新房”运动却如火如荼地在推行。据说警车已经进村，宣传车也走街串巷。有胆子大的人家，晚上开工白天躲起来，被推倒了就重新盖起。父亲胆子小，他只有焦虑。他不知道在自家的老宅上建几间房，到底犯了哪门子法，他也不知道他的新房何时才能建成。
　　这处老宅子算是祖产，几代人曾在此繁衍生息。父亲在这处宅子里生活了几十年，早已把这里的一土一木看做是“自家的”，他没想到原来这片土地自己根本就说了不算。他当初从电视上看到“新农村建设”的新闻时，还是颇有些憧憬的，梦想能得到一笔补助款，哪怕是一扇窗户钱呢！他没想到最后等来的是这样的消息：集体搬迁，统一规划，推倒重来。父亲后来又琢磨，集体搬迁，有必要吗？都迁到一块去，地怎么种？猪怎么养？牛拴在哪里？原始的村落怎么办？留下的宅基地归谁？你不会是在眼红我这二亩三分地吧？
　　总之，老农民遇到了新问题。他听上一代人讲过，这处宅子是父亲的父亲用一群羊换来的，传了几代人之后，反倒不是“自家的”了。他不能接受这个现实。父亲没有学过《土地法》，他自是不了解，这处宅子早已在《土地法》的数次修订后变更了权属。最新修订的《土地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也就是说，父亲的老宅子其实早已不属于他个人，而是属于某一个“集体”。如果“集体”要求他搬迁，在法律上是行得通的。也正因为房子下面的那块土地并不真正属于他，建在这上面的房子也就值一些砖瓦的价值而已。
　　这房子，到底是建呢，还是不建呢？无论如何，父亲还是决定春季开工。“我已经六十多岁了，”他不断强调，“我还能活几年呢？”是呢，连野兽都能为自己找个晚年的安息之地，何况是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