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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教育家任访秋先生（1909-2000）一生笔耕不辍，于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等领域多有创获；又投身中州教育事业，筚路蓝缕，开启传统。为使任访秋先生著述完璧于世，自2006年起，由河南大学文学院中国近现当代学科同人发起，经任先生亲友暨弟子门人戮力同心，辑成《任访秋文集》，凡十三卷，近五百万言，由河南大学出版社于2013年7月出版发行。为祝贺《任访秋文集》出版并纪念任先生的学术贡献，继承和发扬河南大学优良的学术传统，由河南大学文学院和河南大学出版社共同承办的“《任访秋文集》出版首发式暨任访秋学术思想研讨会”于2013年9月14日在河南大学金明校区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任门弟子、河大校友、任先生后人及文学院同仁等120余人济济一堂，共同见证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学术盛会。
上午的会议由文学院院长李伟昉教授主持，与会代表主要围绕《任访秋文集》出版和任访秋学术思想展开研讨。李伟昉院长宣读了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前会长严家炎先生和现任会长温儒敏先生发来的贺信，钱理群先生寄来了长篇书面发言稿，大会印发给与会者参阅，河南大学党委书记关爱和教授致欢迎辞并作《任访秋师学术生命的意义》的主题发言，刘增杰、刘思谦、郭延礼、王飚、吴福辉、陈平原、孙郁、张春生、鲁枢元、王文金、孙广举、张云鹏、张俊才、杜运通、赵福生、华锋、张如法、陈江风、黄志芹等依次发言。下午的会议由河南大学前校长王文金教授主持，重点围绕任访秋先生开启的河南大学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学术传统，尤其是刘增杰、刘思谦先生的学术思想展开讨论，陈美兰、章罗生、袁凯声、解志熙、沈卫威、孙先科、高恒文、于淑敏、曹禧修、郭力、刘铁群、付建舟等分别作了主题发言和自由发言。会议提交论文近40篇，与会代表发言踊跃、讨论热烈，对任访秋、刘增杰、刘思谦三位先生所代表的河南大学人文学术传统，给予高度评价。
任访秋先生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学科的拓荒者与奠基人，《任访秋文集》的出版是一件了不起的基础性的史料工作。严家炎（北京大学）赞誉任访秋先生“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肯定河南大学文学院编校整理的《师陀全集》、《任访秋文集》是“了不起”的“基础性的史料工作”，“体现了河大的良好学风和优良的学术传统”。温儒敏（北京大学）认为“任访秋先生是近现代文学研究学科的拓荒者与奠基人”，“真正是贯通古今文史的大家”，肯定“河南大学文科传统独树一帜”，河大几代学人所支撑的近现代文学学科“在全国始终处于领先地位”，盛赞《任访秋文集》出版“是一件功德大事”。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前会长郭延礼（山东大学）指出，任访秋先生晚年将研究重点转向近代，是对近代文学研究的极大支持，“成为八十年代以来近代文学研究的一面旗帜”；他在河南大学较早地培养了一批近代文学的研究生，“推动了近代文学研究的繁荣，并使河南大学成为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重镇”；“而他的高足关爱和教授，已成为当今近代文学研究界的领军人物”。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会长王飚（中国社科院）指出，《任访秋文集》全面完整地展现了一位70年来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内开辟垦殖、勤奋耕耘的老先生的成就、贡献与风范，折射了2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史，搜罗完备，编校精当，具有重要的学术史价值及文化史价值；任先生开启的上溯晚明、下联现代的近代文学研究思路，对整个近代文学界有重大启示；任先生对中国近代文学学科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是近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当之无愧的奠基者之一。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孙广举指出，《任访秋文集》的出版是河南大学、也是河南省学术和出版史上的大事，对河大学子来说更有特殊意义。河南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张云鹏指出，《任访秋文集》是任先生所树的学术丰碑，是河南大学文学院的学术荣耀，也是河南大学出版社的荣耀。
任访秋先生的中国文学研究，在纵向上贯通古代、近代、现代，在横向上打通时代思潮、文学批评、文学创作领域，以古今贯通的学术视野，倚重思想史、学术史解释文学史的理路与方法，在古典与现代之间建立了坚实的学术立足点，取得了骄人的学术成就。任访秋先生这一治学特点和学术思想，钱理群（北京大学）的书面发言概括为“贯通古代—近代—现代”的学术视野与功力，以及“贯通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的学术思想与功力，认为这是多数现代文学研究者所欠缺的，也是学术研究发展的未来趋向；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馆）总结为“打通三史”的“历史大视野”，认为这对于当前的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文学研究，将成功地树立起古今连贯、源流分明、中外兼融的重要学术范式，也足以体现出老一辈现代学术先行者们的博学开阔、求真明变、兼容并包、执着献身的精神，足供后来者发扬光大；陈平原（北京大学）将任先生的学术概括为“贯通古今、兼及思想和文章的研究趣味”，认为任先生现代文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将现代文学与近代文学相勾连”；关爱和（河南大学）将其提炼为“贯通古今的学术视野”和“求真与明变的学术维度”，“倚重思想史、学术史解释文学史的理路与方法”；任亮直（河南大学）将其归纳为“纵向与横向比较以及由思想史推及文学史的治学方法”……任访秋先生这种学术视野和学术思想，体现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中，就是钱理群所总结的“思想史与学术史的视野”，刘增杰（河南大学）所概括的“全史在胸的学术构想”，关爱和所归纳的“欲说五四，探源晚清”的学术眼光，刘涛（河南大学）所体认到的“从思想史进入文学史”；体现到鲁迅研究中，就是孙郁（中国人民大学）所总结的“他更能从学术史的视角来打量鲁迅”，表现出与王瑶、唐弢、李何林等同时代人不同的风范，“保留了鲁迅、周作人、胡适的史学传统和文学史理念”，孙郁并认为任先生“研究周氏兄弟的遗稿，已成为我们现代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遗产”；体现到《子产评传》、《中国古典文学论文集》等论著中，就是华锋（河南大学）所理解的“学贯古今”和“知人论世”；体现到任先生三种文学史遗著《中国小品文发展史》、《中国文学史讲义》、《中国文学批评史述要》中，就是解志熙（清华大学）所理解的“特别注意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文学问题”，“新文化、新文学和新学术的观念，在使任先生获得超乎往常的视野和卓识”，三种著作不乏对中国文学史“洞察关键、提纲挈领的大手笔和大见识”；体现到《中国文学史散论》一著，就是高恒文（天津师大）所发现的从“文学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对陶渊明等作家立论，高度肯定陶渊明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正因如此，温儒敏赞佩任先生“真正是贯通古今文史的大家”，陈平原在香港中文大学讲“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论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学者，特意在王瑶、唐弢、李何林之外，增加了河南大学的任访秋。 任访秋先生是五四新学术传统的继承者和传播者，是新文学进入大学教育的先驱之一，读书、写书、教书是任先生一生无悔的选择。吴福辉指出，任先生亲历现代文学史由“当代批评”演变为“现当代文学”的过程；新文学讲授进入大学课堂，是建立现代文化的要途，在清华、北师大、燕京讲《中国新文学研究》的朱自清（1929后），在燕京讲《现代文学》的杨振声（1929），在中国公学和武汉大学讲《新文学研究——新诗发展》的沈从文（1930），在辅仁大学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周作人（1932）等都是典型，任访秋的现代文学教学显著地承传了这个传统，有京派学人的自由开放的空气；任先生有坚实的五四立场，也有溯源晚清，甚至溯源明清之后市民文学的宽大气度。钱理群指出，任访秋是以一个受过新史学的严格训练的学院派学者的身份和根底来研究现代文学史，他一方面坚守了五四新文学的立场，同时又以新史学的眼光和方法来观察、研究、书写现代文学史，其《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是一部严格的文学历史著作，史学品格更为突出；如果说，朱自清的“新文学史”是就文学而讨论文学，而且这在当时与以后的文学史研究与写作中都是一个“常规”，那么，任访秋的文学史研究与书写里，还有一个思想史与学术史的视野，这是最能体现任先生的治学特点与特殊价值之处；在任先生这里，思想、学术与文学的密切关系，不仅是中国新文学的特点，而且带有更普遍的文学本体的意义。解志熙指出，中国小品文自来无史，有之，则自任先生《中国小品文发展史》始；而任先生能够在70多年前着意为小品文作史，显然得力于当时的新文学观念，比如文学进化观、纯文学观和个人主义、抒情主义的文学新观念等等；只有在任先生这样受过新文化、新文学理念洗礼的新一代文学史家手里，才会写出这部令人耳目一新的小品文史；正是通过他的颇富新意的历史清点，古典散文艺术之林，因为小品文的重新发现，而得到了不小的丰富和充实。任先生晚年应全国高校近代文学教学之需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受到了郭延礼、王飚的特别关注，称其为一部在学术上具有较高水平的优秀教科书，是第一部独立完整的中国近代文学史著作，为近代文学在高校的推广作出了突出贡献。刘思谦（河南大学）感悟到：任先生选择了读书、教书、写书为安身立命之途，他这一生是勤奋的，也是平静而快乐的；我要向任先生学习，用剩下的宝贵时间再写出一点东西来，来面对先生的厚望和鼓励，把时间用在读书、写书、教书上。正如关爱和所指出的那样，任先生是五四新学术传统的继承者传播者，五四新学传统极具张力的学术精神，以先生为媒介和传播人，在河南大学以及中原地区生根开花、枝繁叶茂。
任访秋先生仁厚宽和，爱生如子，教泽深广，师范永存。王飚将晚年的任访秋先生比拟为激流边的一棵老树，在经历了风风雨雨以后，仍然顽强地扎根在学术的土壤里，而枝干一直伸到对岸，背载着一批年轻人达到学术的彼岸。刘增杰言任先生一生爱生如子，直到他生命的终点。吴福辉、解志熙讲起任先生晚年主持《中国近代文学史》集体写作时，毅然放弃自己写好的绪论，而采用青年学子用新的观念、新的学术话语写作的绪论，认为这是一种鲁迅精神：自己肩着艰难沉重的闸门，放年轻一代到开阔明朗的天地中去。张如法（河南大学）回忆起任先生当年为他一字一句修改文稿时的温馨场景，引辛弃疾词句“道德文章传几世”表达对任先生的高风亮节“仰之弥高”的崇仰之情。张俊才（河北师大）回忆起任先生晚年对他的每封信都亲读亲复，毕业论文的每一稿都亲批亲阅的感人细节，对任先生对后学充满大爱的关怀训诲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负责精神充满钦敬感激之情。杜运通（韩山师院）回忆起任先生作为一位忠厚仁爱的长者对于晚辈后学在专业上诲人不倦，在生活上体贴入微的点滴往事，认为任先生的高风亮节、仁品懿德是河南大学的典范。于淑敏（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从学生帮任先生做一点诸如订报、送邮件、取药、送校样之类的小事，他都当面致谢并记入日记的生活细节，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心理深切体会到任先生对学生的宽厚仁爱之心。
任访秋先生不仅留下了博大精深的学术成果，而且开拓出河南大学中国文学研究的一片天地，并与他的学术群体一起，构建起河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优良传统。改革开放以来，刘增杰、刘思谦、王文金、关爱和、解志熙、沈卫威、孙先科等两代学人，薪火相传，从多个方面承传和拓展了任先生开创的学术传统。其中，刘增杰、刘思谦先生作为现当代文学学科的领军人物，贡献尤其卓著。他们以高尚的师德、严谨的学风，推出了优秀的学术著作，培养出一批优秀人才，为河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作出了重要贡献。鲁枢元（苏州大学）将河南大学近现代文学学科点几代学人的这种学术接力形象地比拟为“传灯”，任访秋无疑是这条线上的“初祖”，任先生身后是被国内学界所承认的文学研究的“河大兵团”。钱理群指出，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第二代学者鲜明地体现了“历史中间物”的特色，刘增杰、刘思谦是第二代学人的杰出代表；在现代文学研究的河南中心之形成与发展中，如果说任先生是一面旗帜，那么，两位刘先生就是起着关键作用的组织者和带头人；最应该大书特书的，是第二代学者对于学术后备军的精心培育，对学术新人的无私扶植。陈美兰（武汉大学）从刘增杰、刘思谦先生的学术研究中，深深体会到任访秋先生作为一位人文学者“追根问底”的学术精神及严谨的学风在第二代学者身上的承传与拓展，对河南大学近现当代文学学科今后的发展兴旺充满信心。袁凯声（河南社科院）用“道统”和“学统”来概括河大学人需要从任先生和两位刘先生那里承传的东西，认为“道统”是一种做人的态度，“学统”是老一辈学人的学术路径以及这种学术路径所开拓的东西；“文”和“道”更体现为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自由精神，任先生所开拓的传统通过刘思谦、刘增杰老师在往一个新的方向延续，这种延续是开放性的，并且大家都在做这种延续工作；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更好地延续这种传统。解志熙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从“推着”学生前行的老师、见义勇为风骨凛然的老师、主动“放飞”学生的老师等方面，深情地回忆起刘增杰先生的宽和仁厚、属意高远的为师为人之道，生动地诠释了“首先是做人，然后才是做学问”的道理。张春生（天津社科院）情真意切地道出河大校友的共同心声：凡是在河南大学文学院学习的，凡是和访秋先生、增杰老师、思谦老师接触过的，都会受到学养熏陶、学术指引、人格教育；他们代表了河大的精神、河大的学风，这是永远的财富，值得传递发扬。孙先科（河南师范大学）将众多代表用来比拟任先生的一棵大树的意象扩展开来，认为河南大学现当代文学学科点是更大的一棵大树，任先生是树干、树根，两位刘老师及诸多第三代弟子构成这棵大树的骨干，在座的师弟们和学生们都是枝桠，我们长得粗壮一些，这棵树就更茂密一些。陈江风（郑州轻工业学院）指出：河南大学作为百年老校，本身的学统需要开掘；河大中文系作为有90年历史的学术单位，她特有的精神和味道是我们这一代人及后学需要共同探讨开掘的；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重镇，成为我们河大学子的精神渊薮。
河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点自1978年招收硕士研究生，自1999年招收博士研究生，至今已培养出近400位硕士、50多位博士，他们大多进入高校、科研单位和文化事业单位工作，在全国各地传播着河南大学的良好学风和优良的学术传统。第一届硕士赵福生（上海虹口教育学院）及章罗生（湖南大学）、沈卫威（南京大学）等20世纪80年代的硕士研究生，结合各自的工作经历和人生体悟，畅谈任先生及河大师长们在精神、思想、学风以及治学方法等方面对自己及师兄弟们的深刻影响。第一届博士曹禧修（浙江师大）、郭力（哈尔滨师大）、刘铁群（广西师大）及傅书华（太原师院）、沈红芳（河南大学）、付建舟（浙江师大）、刘骥鹏（商丘师院）、龚奎林（井冈山大学）、于昊燕（大理学院）等博士，围绕“刘增杰、刘思谦先生与河南大学学术传统”这一话题作了情真意浓的口头或书面发言，表示永远铭记母校的优良学风和恩师的治学精神与人文情怀，辛勤耕耘，探索创新。这次会议，也让河大学人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和差距，凝聚了人心，坚定了信念。
从同适斋到不舍斋，任访秋先生在学术道路上勤勉地走了一生，在河南大学辛勤耕耘了60年。河南大学首任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诗云：“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任访秋先生的学术思想及其开创的河南大学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学科的优良传统，如智山慧海之真火，必将在一代代像刘增杰、刘思谦先生一样愿作后薪的河大学人手中传递下去。
【责任编辑 穆海亮】
上午的会议由文学院院长李伟昉教授主持，与会代表主要围绕《任访秋文集》出版和任访秋学术思想展开研讨。李伟昉院长宣读了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前会长严家炎先生和现任会长温儒敏先生发来的贺信，钱理群先生寄来了长篇书面发言稿，大会印发给与会者参阅，河南大学党委书记关爱和教授致欢迎辞并作《任访秋师学术生命的意义》的主题发言，刘增杰、刘思谦、郭延礼、王飚、吴福辉、陈平原、孙郁、张春生、鲁枢元、王文金、孙广举、张云鹏、张俊才、杜运通、赵福生、华锋、张如法、陈江风、黄志芹等依次发言。下午的会议由河南大学前校长王文金教授主持，重点围绕任访秋先生开启的河南大学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学术传统，尤其是刘增杰、刘思谦先生的学术思想展开讨论，陈美兰、章罗生、袁凯声、解志熙、沈卫威、孙先科、高恒文、于淑敏、曹禧修、郭力、刘铁群、付建舟等分别作了主题发言和自由发言。会议提交论文近40篇，与会代表发言踊跃、讨论热烈，对任访秋、刘增杰、刘思谦三位先生所代表的河南大学人文学术传统，给予高度评价。
任访秋先生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学科的拓荒者与奠基人，《任访秋文集》的出版是一件了不起的基础性的史料工作。严家炎（北京大学）赞誉任访秋先生“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肯定河南大学文学院编校整理的《师陀全集》、《任访秋文集》是“了不起”的“基础性的史料工作”，“体现了河大的良好学风和优良的学术传统”。温儒敏（北京大学）认为“任访秋先生是近现代文学研究学科的拓荒者与奠基人”，“真正是贯通古今文史的大家”，肯定“河南大学文科传统独树一帜”，河大几代学人所支撑的近现代文学学科“在全国始终处于领先地位”，盛赞《任访秋文集》出版“是一件功德大事”。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前会长郭延礼（山东大学）指出，任访秋先生晚年将研究重点转向近代，是对近代文学研究的极大支持，“成为八十年代以来近代文学研究的一面旗帜”；他在河南大学较早地培养了一批近代文学的研究生，“推动了近代文学研究的繁荣，并使河南大学成为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重镇”；“而他的高足关爱和教授，已成为当今近代文学研究界的领军人物”。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会长王飚（中国社科院）指出，《任访秋文集》全面完整地展现了一位70年来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内开辟垦殖、勤奋耕耘的老先生的成就、贡献与风范，折射了2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史，搜罗完备，编校精当，具有重要的学术史价值及文化史价值；任先生开启的上溯晚明、下联现代的近代文学研究思路，对整个近代文学界有重大启示；任先生对中国近代文学学科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是近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当之无愧的奠基者之一。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孙广举指出，《任访秋文集》的出版是河南大学、也是河南省学术和出版史上的大事，对河大学子来说更有特殊意义。河南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张云鹏指出，《任访秋文集》是任先生所树的学术丰碑，是河南大学文学院的学术荣耀，也是河南大学出版社的荣耀。
任访秋先生的中国文学研究，在纵向上贯通古代、近代、现代，在横向上打通时代思潮、文学批评、文学创作领域，以古今贯通的学术视野，倚重思想史、学术史解释文学史的理路与方法，在古典与现代之间建立了坚实的学术立足点，取得了骄人的学术成就。任访秋先生这一治学特点和学术思想，钱理群（北京大学）的书面发言概括为“贯通古代—近代—现代”的学术视野与功力，以及“贯通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的学术思想与功力，认为这是多数现代文学研究者所欠缺的，也是学术研究发展的未来趋向；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馆）总结为“打通三史”的“历史大视野”，认为这对于当前的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文学研究，将成功地树立起古今连贯、源流分明、中外兼融的重要学术范式，也足以体现出老一辈现代学术先行者们的博学开阔、求真明变、兼容并包、执着献身的精神，足供后来者发扬光大；陈平原（北京大学）将任先生的学术概括为“贯通古今、兼及思想和文章的研究趣味”，认为任先生现代文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将现代文学与近代文学相勾连”；关爱和（河南大学）将其提炼为“贯通古今的学术视野”和“求真与明变的学术维度”，“倚重思想史、学术史解释文学史的理路与方法”；任亮直（河南大学）将其归纳为“纵向与横向比较以及由思想史推及文学史的治学方法”……任访秋先生这种学术视野和学术思想，体现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中，就是钱理群所总结的“思想史与学术史的视野”，刘增杰（河南大学）所概括的“全史在胸的学术构想”，关爱和所归纳的“欲说五四，探源晚清”的学术眼光，刘涛（河南大学）所体认到的“从思想史进入文学史”；体现到鲁迅研究中，就是孙郁（中国人民大学）所总结的“他更能从学术史的视角来打量鲁迅”，表现出与王瑶、唐弢、李何林等同时代人不同的风范，“保留了鲁迅、周作人、胡适的史学传统和文学史理念”，孙郁并认为任先生“研究周氏兄弟的遗稿，已成为我们现代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遗产”；体现到《子产评传》、《中国古典文学论文集》等论著中，就是华锋（河南大学）所理解的“学贯古今”和“知人论世”；体现到任先生三种文学史遗著《中国小品文发展史》、《中国文学史讲义》、《中国文学批评史述要》中，就是解志熙（清华大学）所理解的“特别注意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文学问题”，“新文化、新文学和新学术的观念，在使任先生获得超乎往常的视野和卓识”，三种著作不乏对中国文学史“洞察关键、提纲挈领的大手笔和大见识”；体现到《中国文学史散论》一著，就是高恒文（天津师大）所发现的从“文学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对陶渊明等作家立论，高度肯定陶渊明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正因如此，温儒敏赞佩任先生“真正是贯通古今文史的大家”，陈平原在香港中文大学讲“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论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学者，特意在王瑶、唐弢、李何林之外，增加了河南大学的任访秋。 任访秋先生是五四新学术传统的继承者和传播者，是新文学进入大学教育的先驱之一，读书、写书、教书是任先生一生无悔的选择。吴福辉指出，任先生亲历现代文学史由“当代批评”演变为“现当代文学”的过程；新文学讲授进入大学课堂，是建立现代文化的要途，在清华、北师大、燕京讲《中国新文学研究》的朱自清（1929后），在燕京讲《现代文学》的杨振声（1929），在中国公学和武汉大学讲《新文学研究——新诗发展》的沈从文（1930），在辅仁大学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周作人（1932）等都是典型，任访秋的现代文学教学显著地承传了这个传统，有京派学人的自由开放的空气；任先生有坚实的五四立场，也有溯源晚清，甚至溯源明清之后市民文学的宽大气度。钱理群指出，任访秋是以一个受过新史学的严格训练的学院派学者的身份和根底来研究现代文学史，他一方面坚守了五四新文学的立场，同时又以新史学的眼光和方法来观察、研究、书写现代文学史，其《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是一部严格的文学历史著作，史学品格更为突出；如果说，朱自清的“新文学史”是就文学而讨论文学，而且这在当时与以后的文学史研究与写作中都是一个“常规”，那么，任访秋的文学史研究与书写里，还有一个思想史与学术史的视野，这是最能体现任先生的治学特点与特殊价值之处；在任先生这里，思想、学术与文学的密切关系，不仅是中国新文学的特点，而且带有更普遍的文学本体的意义。解志熙指出，中国小品文自来无史，有之，则自任先生《中国小品文发展史》始；而任先生能够在70多年前着意为小品文作史，显然得力于当时的新文学观念，比如文学进化观、纯文学观和个人主义、抒情主义的文学新观念等等；只有在任先生这样受过新文化、新文学理念洗礼的新一代文学史家手里，才会写出这部令人耳目一新的小品文史；正是通过他的颇富新意的历史清点，古典散文艺术之林，因为小品文的重新发现，而得到了不小的丰富和充实。任先生晚年应全国高校近代文学教学之需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受到了郭延礼、王飚的特别关注，称其为一部在学术上具有较高水平的优秀教科书，是第一部独立完整的中国近代文学史著作，为近代文学在高校的推广作出了突出贡献。刘思谦（河南大学）感悟到：任先生选择了读书、教书、写书为安身立命之途，他这一生是勤奋的，也是平静而快乐的；我要向任先生学习，用剩下的宝贵时间再写出一点东西来，来面对先生的厚望和鼓励，把时间用在读书、写书、教书上。正如关爱和所指出的那样，任先生是五四新学术传统的继承者传播者，五四新学传统极具张力的学术精神，以先生为媒介和传播人，在河南大学以及中原地区生根开花、枝繁叶茂。
任访秋先生仁厚宽和，爱生如子，教泽深广，师范永存。王飚将晚年的任访秋先生比拟为激流边的一棵老树，在经历了风风雨雨以后，仍然顽强地扎根在学术的土壤里，而枝干一直伸到对岸，背载着一批年轻人达到学术的彼岸。刘增杰言任先生一生爱生如子，直到他生命的终点。吴福辉、解志熙讲起任先生晚年主持《中国近代文学史》集体写作时，毅然放弃自己写好的绪论，而采用青年学子用新的观念、新的学术话语写作的绪论，认为这是一种鲁迅精神：自己肩着艰难沉重的闸门，放年轻一代到开阔明朗的天地中去。张如法（河南大学）回忆起任先生当年为他一字一句修改文稿时的温馨场景，引辛弃疾词句“道德文章传几世”表达对任先生的高风亮节“仰之弥高”的崇仰之情。张俊才（河北师大）回忆起任先生晚年对他的每封信都亲读亲复，毕业论文的每一稿都亲批亲阅的感人细节，对任先生对后学充满大爱的关怀训诲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负责精神充满钦敬感激之情。杜运通（韩山师院）回忆起任先生作为一位忠厚仁爱的长者对于晚辈后学在专业上诲人不倦，在生活上体贴入微的点滴往事，认为任先生的高风亮节、仁品懿德是河南大学的典范。于淑敏（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从学生帮任先生做一点诸如订报、送邮件、取药、送校样之类的小事，他都当面致谢并记入日记的生活细节，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心理深切体会到任先生对学生的宽厚仁爱之心。
任访秋先生不仅留下了博大精深的学术成果，而且开拓出河南大学中国文学研究的一片天地，并与他的学术群体一起，构建起河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优良传统。改革开放以来，刘增杰、刘思谦、王文金、关爱和、解志熙、沈卫威、孙先科等两代学人，薪火相传，从多个方面承传和拓展了任先生开创的学术传统。其中，刘增杰、刘思谦先生作为现当代文学学科的领军人物，贡献尤其卓著。他们以高尚的师德、严谨的学风，推出了优秀的学术著作，培养出一批优秀人才，为河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作出了重要贡献。鲁枢元（苏州大学）将河南大学近现代文学学科点几代学人的这种学术接力形象地比拟为“传灯”，任访秋无疑是这条线上的“初祖”，任先生身后是被国内学界所承认的文学研究的“河大兵团”。钱理群指出，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第二代学者鲜明地体现了“历史中间物”的特色，刘增杰、刘思谦是第二代学人的杰出代表；在现代文学研究的河南中心之形成与发展中，如果说任先生是一面旗帜，那么，两位刘先生就是起着关键作用的组织者和带头人；最应该大书特书的，是第二代学者对于学术后备军的精心培育，对学术新人的无私扶植。陈美兰（武汉大学）从刘增杰、刘思谦先生的学术研究中，深深体会到任访秋先生作为一位人文学者“追根问底”的学术精神及严谨的学风在第二代学者身上的承传与拓展，对河南大学近现当代文学学科今后的发展兴旺充满信心。袁凯声（河南社科院）用“道统”和“学统”来概括河大学人需要从任先生和两位刘先生那里承传的东西，认为“道统”是一种做人的态度，“学统”是老一辈学人的学术路径以及这种学术路径所开拓的东西；“文”和“道”更体现为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自由精神，任先生所开拓的传统通过刘思谦、刘增杰老师在往一个新的方向延续，这种延续是开放性的，并且大家都在做这种延续工作；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更好地延续这种传统。解志熙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从“推着”学生前行的老师、见义勇为风骨凛然的老师、主动“放飞”学生的老师等方面，深情地回忆起刘增杰先生的宽和仁厚、属意高远的为师为人之道，生动地诠释了“首先是做人，然后才是做学问”的道理。张春生（天津社科院）情真意切地道出河大校友的共同心声：凡是在河南大学文学院学习的，凡是和访秋先生、增杰老师、思谦老师接触过的，都会受到学养熏陶、学术指引、人格教育；他们代表了河大的精神、河大的学风，这是永远的财富，值得传递发扬。孙先科（河南师范大学）将众多代表用来比拟任先生的一棵大树的意象扩展开来，认为河南大学现当代文学学科点是更大的一棵大树，任先生是树干、树根，两位刘老师及诸多第三代弟子构成这棵大树的骨干，在座的师弟们和学生们都是枝桠，我们长得粗壮一些，这棵树就更茂密一些。陈江风（郑州轻工业学院）指出：河南大学作为百年老校，本身的学统需要开掘；河大中文系作为有90年历史的学术单位，她特有的精神和味道是我们这一代人及后学需要共同探讨开掘的；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重镇，成为我们河大学子的精神渊薮。
河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点自1978年招收硕士研究生，自1999年招收博士研究生，至今已培养出近400位硕士、50多位博士，他们大多进入高校、科研单位和文化事业单位工作，在全国各地传播着河南大学的良好学风和优良的学术传统。第一届硕士赵福生（上海虹口教育学院）及章罗生（湖南大学）、沈卫威（南京大学）等20世纪80年代的硕士研究生，结合各自的工作经历和人生体悟，畅谈任先生及河大师长们在精神、思想、学风以及治学方法等方面对自己及师兄弟们的深刻影响。第一届博士曹禧修（浙江师大）、郭力（哈尔滨师大）、刘铁群（广西师大）及傅书华（太原师院）、沈红芳（河南大学）、付建舟（浙江师大）、刘骥鹏（商丘师院）、龚奎林（井冈山大学）、于昊燕（大理学院）等博士，围绕“刘增杰、刘思谦先生与河南大学学术传统”这一话题作了情真意浓的口头或书面发言，表示永远铭记母校的优良学风和恩师的治学精神与人文情怀，辛勤耕耘，探索创新。这次会议，也让河大学人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和差距，凝聚了人心，坚定了信念。
从同适斋到不舍斋，任访秋先生在学术道路上勤勉地走了一生，在河南大学辛勤耕耘了60年。河南大学首任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诗云：“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任访秋先生的学术思想及其开创的河南大学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学科的优良传统，如智山慧海之真火，必将在一代代像刘增杰、刘思谦先生一样愿作后薪的河大学人手中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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