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是用文字、图画和其他符号，在不同的材质上记录各种知识、思想的载体，是人类积累各种知识、经验和思想，传播文化的重要工具。如果说“书的前半生”，是著作人对自然、社会以及人类自身认识、思考和感悟的凝华，那么“书的后半生”就成为读书人和藏书人的事情了。书籍一旦产生，并迅速地流转，不论是抄本还是印刷本，那就不是作者个人的认识和感知，而是化身千百，在知识的传播过程中，化成社会的力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出版的书变成了古旧书，或因为内容过时，或因为新的版本出现，古旧书的可读性淡化，而文物性增加，逐渐演化为藏书，这就是书的后半生最奇妙的蜕变。
　　我们为何要藏书？
　　随着人类的历史进步，更新的知识和经验总结，无疑都会替代之前的书籍内容。因此，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的天灾人祸、虫蠹水火、兵荒马乱，一些曾经存在过的书籍，稍有护持不慎就会失傳。现存的古书种数，远不能涵盖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浩瀚文献。例如先秦文献《论语》《荀子》《管子》中曾经引用过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均已失传。甚至是名列六经之一的《乐》也夐不可见。如果说孔夫子整理的乐经，由于是耳食之物，且过于注重礼的等级化，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便被自然淘汰。不仅如此，一些极具使用价值的著作，诸如与现存《黄帝内经》并列的《黄帝外经》、三国华佗的医学著作《青囊书》也同样失传。《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焚书，李斯的奏章讲得非常明白：“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也就是说有关医学、农业种植之类的书籍不在焚书之列，可是现在有关这些方面的先秦书籍都已看不到了。再如元代张頯，字达善，四川导江人，时称导江先生。著有《张頯文集》，《元史·艺文志》中有著录，原书久已不存，仅在元儒吴澄的《吴文正集》中有《导江文集序》。而张頯曾身为江宁学官，将朱子的“闽学”引入江淮，继而推广到中原，为确立朱熹理学成为元明之后五百年中国的正统官学立下汗马功劳，因此与大儒吴澄等并列入三贤祠供奉。如此重要的理学大儒著作，也是今已只字不存矣！
　　书籍是国家和民族的大典，集科学文化、法制和人文精神之所在，因此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书籍都被列为最高的保护和收藏项目。如考古学家们在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发掘出公元前3200年左右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的图书馆。如在幼发拉底河边的基什城，发现考证为古巴比伦王国的国家图书馆。再如卡箍发现的亚述国王巴尼拔的图书馆，藏有大约25000片泥板文书。再如在昆兰地区（以色列，死海附近）发现窖藏的希伯来文古卷，称之为“死海文书”，书写在加工过的羊皮上，也称羊皮书。还有位于现在埃及始建于约公元前四世纪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与古希腊人希罗多德的《历史》描写古埃及的金字塔等古代七大奇迹一样驰名于世。它“收集全世界的书”，梦想实现“世界知识总汇”，曾被誉为人类文明世界的太阳。中国古代的国家图书馆藏书至少在周朝已经建立，《庄子·天道》称，“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可见周王朝图书馆藏书的存在。书籍的保护和收藏，传承下来就有了藏书和古籍书的收藏。藏书已经成为世界各地各民族历久弥新的共同文化现象。
　　人类有一个极终的问题，那就是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藏书会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当然考古发掘的分析报告也会回答这个问题，但那是被动的、无意识的，必须通过科学分析才能知道，书籍是主动地、有意识地回答这个问题。远古的文献精髓至今仍然存在于我们的血脉之中，这也许就是国学。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藏书，当今的国学将会是什么内容。倘若没有孔安国从“鲁壁”中发现秘藏已久的古文《尚书》，何谈两千多年以来中国国学争论最大的问题——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争端。
　　保护和收藏图书，就是保护和珍藏国家民族的文化血脉和知识思想精华。
　　藏书价值如何确定？
　　藏书的价值，决定于古籍书的“三性”。
　　首先是文物性。古籍书，尤其是善本书本身就有历史的文物性。在国家有关文物政策法规中，对于文物有明确的下限年代规定，包括绘画、瓷器杂项等，早年定为1795年，即乾隆六十年以前。但是，当年国家文物局郑振铎先生和有关方面专家，出于对于古籍书的保护和重视，制订了更为严格的规定，下限为1911年，即辛亥革命以前，比其他文物种类下限延后了一个多世纪。据此制定了有关文物进出境限制标准，意在严格保护国家的书籍文献。现在随着时间变化，下限已经延伸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
　　国家图书馆对于古籍善本有一个相对的时间下限要求，要求是乾隆六十年以前印刷出版古籍书，手稿校稿不在此限。对于那些宋元古籍，不论残缺，均属善本。这对于整个古籍善本收藏具有指导意义。例如南宋刻印残存的葛胜仲《丹阳后集》一纸零叶，就曾经被国家定为一级文物。
　　葛胜仲，字鲁卿，江阴人，南宋官员，词人。进士出身，曾官至礼部员外郎、国子祭酒湖州知州等。著有《丹阳集》八十卷、《后集》（又称《外集》）二十卷。均已失传。清乾隆间四库馆臣从明《永乐大典》中，辑佚出《丹阳集》二十四卷，其中诗七卷。然而八十卷本《丹阳集》和二十卷本《后集》是否有宋代刻本，完全不得而知。国家现存的有关书目，未见著录。此《后集》零叶，证明了不仅是《后集》已经刊刻印行，《丹阳集》也应该刊刻印行。在这叶书口上，还有刻工名字“朱谅”。查阅宋代刻工资料得知，朱谅还曾参加了葛胜仲之子葛立方的文集《归愚集》十卷刊刻。此书为南宋抚州地区刻本，可知朱谅当为南宋时期江西一带的知名刻工。古时的刻工通常会受到活动地域的限制，因此这叶《后集》亦当为抚州地区刻本。加之清末民国古籍鉴定和收藏大家傅增湘先生，其《藏园群书经眼录》中著录，“此书余藏大库宋刊叶《丹阳后集》数叶，元明以来无刻本”，说明此叶原为清宫内阁大库之物，随“八千麻袋”一同散出。一叶零纸透露出如此之多的信息，实为罕见。可称寰宇遗孤，其文物文献价值当属一级，实不夸张。
　　其次是文献性。这是书籍的共有属性，依赖的是蕴含在其中的知识和思想的总和，贵在独有和创新，即便是新出版的书籍，也同样具有文献价值。 　　最后是艺术性。古代书籍雕版印刷，是现有书法名家手书，然后由刻工上板雕刻，因而每一部雕版书都是书法家和雕刻家通力协作完成的艺术品。比如宋代学者周密的《草窗韵语》，据称就周密手书上板，字迹之优美，直到八百年后著名书法家沈曾植见到之后，惊呼为“妖书”；学者叶昌炽呼其为“尤物”。元代有赵孟手书上板《道德宝章》。清代有王士禛撰《渔洋山人精华录》，康熙三十九年（1700）刻本，是由王渔洋门人、著名书法家林佶手书上板。此外清代康熙雍正年间的著名書画家扬州八怪之一金农，对北宋刻经情有独钟，就是看重这些经文文字大都出自北宋之时的高僧之手，书法古拙，极具感染力。
　　古籍中艺术性最为直观的就是其中的插图版画和图谱画谱。明代万历年间中国徽派、金陵、杭州的版画，以其线条精准、人物形象生动传神，足以称雄于世界艺术之林。同时期的《十竹斋笺谱》《萝轩变古笺谱》以拱花饾版印刷工艺，印制之独特精美，至今令人赞叹。
　　凡书文物、文献和艺术居其一者，即可称之为藏书中的善本。
　　藏书的魅力何在？
　　“书的后半生”很有意思，一面是可以用来读的，也可当工具书来查阅，另一面是可以收藏的。对于古籍书来说，大都有新的印刷本可以用来阅读，而真正的古书更注重的是被收藏。对于专门的藏书和藏书家，他们或许不是学者，也不是研究的专家，确是尽职尽责的藏书守护者，同样是功德无量。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乾隆皇帝的藏书故事。
　　清宫紫禁城乾清宫旁边是昭仁殿，那里有一间不起眼的屋子，就是乾隆皇帝的藏书重地天禄琳琅。乾隆御笔题写匾额。乾隆将藏书的精华部分聚集于此，并编写了藏书目录《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初编）》。不幸的是乾隆退位之后，嘉庆二年乾清宫不慎失火，殃及天禄琳琅，聚集于此的7l部宋版、85部元版，以及影宋抄本、明版共计439部珍贵藏书焚之一炬。是时乾隆仍在世，嘉庆皇帝很是难堪，下令重建天禄琳琅。然而大殿是可以重建，文物性的古籍书却不能再造。于是在宫中四处搜寻，东拼西凑宋辽金元明五朝善本书663部，其中宋版241部，号称“天禄继鉴”，皆是“宛委琅函，螂嫒宝简”，并由彭元瑞等受命仿前编体例，编成《天禄琳琅书目续编》20卷。天禄继鉴藏书声称绝无翻雕赝刻。事实上《续编》的天禄琳琅藏书，鱼目混珠，比比皆是。其中所谓宋版《尚书详解》《配觿》《帝学》，都是清版冒充宋版，更有甚者前两部竟然还有乾隆御笔题诗，成为后人贻笑大方的故事。
　　乾隆藏书虽然可笑，民间的学者也无缘一睹，可是天禄继鉴藏书作为一代国家藏书象征，其文物地位和价值无有他书可以替代。更何况乾隆藏书毕竟保留下来一些珍贵文献，如元茶陵桂山书院刻本《孔从子》，是为海内外孤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部名贵的善本书，除却自身的文物文献和艺术价值之外，其漫长的流传过程中的传奇经历，无形中增添了它的附加故事色彩。文物本身的价值是可以参照比对用标准去衡量，而故事的传奇色彩所赋予的附加价值是无法估量的。诚如天禄继鉴里混入的清版《配觿》《帝学》，与民间所存的版本无异，由于附加了如此之多的故事在里面，已经令乾隆的藏书羽化登仙，成为一段历史的重要文物见证。
　　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古籍善本，都是幸运儿，必有传奇的经历和故事，这些都是书的后半生陆续附加的文化内容，如此说来，收藏古籍就是收藏人类积淀下来的厚重历史，这就是藏书令人着迷的魅力所在。
　　（摘自1月21日《光明日报》。作者为原国家图书馆古籍采编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