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猎，尤其是在中国狩猎，怎么看好像都是件奢侈的事情。说它奢侈，并不是说狩猎一趟的花销，而是指中国贫乏的野生动物资源，怎么经得起如此折腾。
　　在我们的印象中，国内的生态环境从来不容乐观，因此当2006年国家林业总局公开登报拍卖野生动物狩猎指标时，立即引来了舆论的口诛笔伐，自己闹了个灰头土脸不说，还被迫关闭了全国范围内的数十个猎场。“狩猎=戕害野生动物”，这一观点在公众的心目中似乎已根深蒂固，容不得半点侵犯。
　　同西方国家相比，我们对狩猎的态度非常鲜明——反对的声音占到了绝大多数，而在外国，对于狩猎往往还分为禁猎派和支持派，两派互相妥协也是常有的事。差别之所在，并不代表外国人就更理智或更野蛮，而在于我们的文化基因中对狩猎有一种天然排斥。
　　中国是一个以农耕民族为主体的社会，农耕民族与渔猎、游牧民族的最大区别就是安土重迁，渴望一种有序、平稳的生活，自己的衣、食都是从精耕细作中得到，极少奢望其他。当然，在农业生产的前期、开田拓土的过程中难免会与野生动物发生冲突，但这也只停留在“兽不犯我我不犯兽”的程度，一旦田地圈定、篱墙筑起，山林和农舍间便是两个世界了。
　　在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对猎人的描绘大致分为两种：一是职业猎户，全家生计都靠打猎维持，这类人在《水浒传》中出现得最多，如解珍、解宝兄弟，他们既是猎户，也是“好汉”、“强人”；二是“左牵黄、右擎苍”，呼朋引伴外出打猎的达官显贵——其中当然以游戏人间、闲耍消遣的纨绔子弟居多。所以归结起来，狩猎在国人心中从来就不算什么正经事——靠它生活显然是不行的，甚至会引来灾祸（如《水浒传》中，解氏兄弟就因与当地豪强毛太公争夺猎物，最终身陷囹圄）；偶尔参与一下也不行，这不是圣人先师倡导的行为。
　　最终，国人心中浓重的“反狩猎”情节甚至还影响了清朝统治者——满人本来喜好狩猎，以至还将一年一度的“木兰秋狝”作为统治的象征，可到了嘉庆之后，所有皇帝对狩猎都兴味索然，他们放弃弓马骑射，彻底融入浩瀚的农耕社会。
　　有了老祖宗种下的“反狩猎”种子，再加上媒体对环境破坏、动物灭绝的长期报道，我们很容易就对狩猎产生反感——这种反感往往比外国人来得更强烈，因为在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我们对环境的欠账实在太多了，每个人在享受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同时，都着实在为环境捏一把汗。
　　在这种心态下，普通人对野生动物的态度就显得简单而可爱了——希望它们尽可能不受人类打扰，多多益善。尽管时常也有媒体报道某野生动物种群过度繁殖，对生态系统造成了影响（如秦岭羚牛、陕南野猪泛滥），但公众却并不认为这是灾害，反而为当地的环境好转感到欣慰。在今天的中国，谈起狩猎，或者是拿出数据谈“科学狩猎”也是听者寥寥，往往话刚出口就迎来一片喊打。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早已深入人心，但有些时候，我们是否又矫枉过正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