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教育:传统文化传播中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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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国古代书院自春秋萌芽,唐代形成,宋元明清持续发展,直至清末被近代新式学堂取代,目前仍保留有中国古代大量的文化形式并培育了无数政界和学术界精英,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书院教育模式。书院教育教学自成体系、风格独特,其秉承的学术自由与创新、营造的情怀熏陶与氛围以及多样化的传播机制,对当今传统文化的传播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传播;书院模式;传统文化
  1.古代书院的创立与发展
  书院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其创立可追溯到春秋时期的私人讲学。从孔子兴办私学开始,在由“学在官府”到“学在民间”的转变过程中,逐渐孕育了民间讲学、传播义理的氛围和环境。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战国时代的田氏齐国广募人才,创办了可以自由研究讨论的稷下学宫,成为古代书院教育文化的滥觞。直到唐代,伴随着官方修史的展开以及科举制度的确立,书院制度正式产生。“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①可见,书院产生之初主要致力于藏书、校书、修书、著书、刻书等事务。
  书院在宋代进入繁荣发展时期与宋儒名家四处讲学密不可分,出现了后人熟知的四大书院②,其传道授业功能逐渐凸显。自“宋初三先生”③到中期理学的兴起至南宋朱子“闽学”,每个阶段的儒生在进行儒学运动、宣讲各自学说的过程中都以书院为场所。其讲授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对当时盛行的佛教、道教带来了冲击,书院一时成为复兴儒学的阵地。
  元代对书院的保护和鼓励是服务于其巩固统治、统一全国的目标,所以元代的书院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官学化色彩。明中叶以后,随着阳明学派对程朱理学的挑战,书院再次成为新兴思潮的集散地,这为书院教育注入了新活力。及至清代,为防止明朝末年知识分子以书院为阵地批判时局、议论朝政带来的种种风波,加强对汉民族的统治,官府对书院的控制愈加严格。顺治九年诏令,“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不许别创书院,聚群徒党”④,这样就“形成一种万民隐退的心态⑤、非政治化的心态”。随着清政府统治的稳固,雍正年间又鼓励并资助各省建立书院,本质上是建立一批可供官府操控和驱使的书院,如曲阜尼山书院、济南泺源书院、德平白麟书院等。清朝对书院的政策虽然保留了书院组织的形式,但实质上扼杀了书院讲学的学术自由,这就为书院最终被学堂所取代留下了隐患。总体上来说,元明清时期的书院比较繁盛,人们受教育的程度有所提高,书院已然成为民间教育系统里的重要支柱。
  2.古代书院的教育模式
  在北宋官学不断衰败及理学思想萌发的时代背景下,朱熹于淳熙六年(1179)重整白鹿洞书院。在完成了修葺校舍、广集图书、延请名师、招收学生等基础性工作的同时,朱熹还从学规、教学内容、教学制度上为之后的书院做了重要示范,为古代书院教育制度奠定了基本的框架。
  (1)学规:中国古代书院早在北宋就立有学规。例如北宋熙宁年间,中宣大夫邑人詹安在遂安县西北建瀛山书院,其学规为:“一曰格致,二曰慎修,三曰戒傲,四曰安贫,五曰会文,六曰尊注,七曰通务,八曰知命,九曰惜阴。”⑥这种读书穷理、修己治人的教学理念为朱熹所继承,并将其通过白鹿洞书院发扬光大。白鹿洞书院的学规主要体现在朱熹所作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中,在他看来,书院教育的目的是要通过“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实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而“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作为“修身之要”贯穿书院教育的始终。所以,朱熹所制定学规的目的在于 “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⑦。《白鹿洞书院揭示》所制定的学规很快为南宋书院所认可,成为后世书院制定学规的准绳。
  (2)教学内容:书院的教学内容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特点。唐代书院以藏书为主要功能,教学并不是其主要目标,所以士人更多是以所藏之书为蓝本进行自修研读,学习内容并不固定。书院教学内容的相对固定和规范是随着南宋书院的勃兴而确立的。据学者考证,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时,已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列为教学内容。同时,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期间完成了许多个人著作和讲义,其中应用于教学的有《四书集注》《讲堂策问》《大学或问》等,尤其是《四书集注》成为后世书院讲学的必读科目。明中叶后,王阳明以其“心学”观点在江浙一带诸多学院讲学,在其教学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完善了其学说体系。自清朝始,书院迫于朝廷的限制多转为科考型书院,这时期的书院沦为统治者钳制士人的工具,徒有其名而无其实。在书院官学化的大趋势之下,也有一些书院发扬了值得称道的创新精神。如黄宗羲在书院讲学时提倡“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明证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元元本本,可据可依”①,不仅讲授传统的经史子集,还对天文、地理、九章等学科进行讲授,体现了鲜明的“经世”“应务”的教学特征。
  (3)教学制度:书院的教学制度可理解为书院的教学组织形式,主要包括教学模式、教学管理和学业检测三方面。书院自产生之初即是以这种自修研读为主,后来随着书院规模的扩大,出现了固定的学生与教师,并且增加了不定期的名人讲会和实践考察等活动。不同时期书院的教学制度都各有特色。例如,盛行于明朝的讲会制度,在到会时间、穿着、礼节、用膳等方面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和要求,主讲者和听讲者都须遵从。就清朝来说,课考型的书院在教育制度上多以课堂讲授、检查复习为教学手段,评定学生也多以检测分数为主,类似于今天的应试教育。
  3.古代书院的文化遗产
  纵观我国古代书院的发展脉络,古代书院作为教育系统的一环,不仅起到了教书育人的作用,而且在保存、发展传统文化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书院本身处在不断发展与变迁中,形成了一种与文化继承和发展息息相关的精神内核,这种精神内核可以称之为“书院文化”或“书院精神”。胡适曾赞扬“自修与研究”是书院真正的精神。这种“自修与研究”②的精神来源于书院注重学术上的自由和创新、情怀上的熏陶与感染以及传播机制的多样化。这三方面是书院在长期发展中凝练和积淀下来的优秀传统,是书院文化精髓之所在,对弘扬传统文化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1)书院秉承的学术自由与创新:书院讲求思想自由,所谓自由,即无论学生还是讲师,都可以选择各自所好进行讨论、研究和教授。自唐代伊始,书院就未拘泥于一种学说。例如,朱熹发展和精进了自北宋萌芽的理学,使儒学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朱学盛行之时,陆九渊提出了与众不同的“吾心即宇宙”观点,开启了宋明两代与理学齐名的“心学”;明清两代亦有王守仁“致良知”和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下的诸多书院。此外,书院还曾作为乾嘉学派修习、讲学、研究的主要园地,培养出一批在古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优秀文史学家。可见书院思想的自由性和创新性对保存、发展、弘扬中国一贯的学术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值得当代作为文化载体的各种机构学习和借鉴。
  (2)书院营造的情怀熏陶与感染:陆九渊曾说:“人生天地间,为人自当尽人道,学者之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③将为学与为人相结合,体现了书院文化中一贯坚持的人文情怀,即重视学生对自身为人的修养。古代书院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而儒家十分注重个人道德素质和社会责任感,所以书院教育的基础是一种德性教育。通过学规传达儒家的道德规范来明确修身的方向,是书院培养学生德性的制度方法。值得注意的是,书院更善于通过自然、人文环境来陶冶和教化学生。在自然环境方面,书院大都处于幽静的世外桃源,相对清静的环境有助于学生修身养性,潜心研究学问。在人文环境上,书院的整体布局简单开阔,善于用一些包含道德教育意义的建筑物件来烘托道德氛围,如书院中的牌匾、楹联、碑帖等。同时,书院有祭祀儒家圣贤的传统,并将其发展为常态化的活动。许多书院都有“礼贤殿”“诸贤祠”等地用来祭祀先贤,这种常态的祭祀活动是通过榜样的力量激励学生以圣贤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不仅有助于巩固学生内心对道德的追求,也有助于保存书院的学术渊源。由此可见,古代书院从规范和环境内外两个方面潜移默化地感染和熏陶学生。当今传统文化的传播往往陷入单方面宣传的尴尬境地,缺少大众的回应与参与。在传统文化的传播上,行动的力量要大于语言的宣传。注重从外部环境营造一种文化氛围,在一草一木中潜移默化地加深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最重要的是,要发挥榜样的示范性作用,尤其对于青少年群体来说,精神楷模有助于他们树立信仰。亲身参与有关传统文化的活动远比课本、宣传册上的文字图片更加深入人心。
  (3)书院设置的传播机制多样化:古代书院对于文化的传播主要通过四种途径:一是最直接的教学传授,二是藏书、刻书的文化延续,三是祭祀先贤的文化认同,四是向其他地区的文化传播。首先,教学传授以语言为媒介,以讲师为主体,以学徒为对象,讲授内容为某方面的基本知识和学术观点,常表现为“一对多”的特点,是最直接也是效率最高的传播模式。教学传授的传播模式不仅简洁高效,而且可以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不同学术深度的传授,有益于文化在不同阶层的普及和发展。其次,藏书与刻书对于保存学术研究和文化脉络的作用毋庸置疑,它使学者的思想观点以文字的形式流传下来,更有稳定性,并且书籍的刊印能使学术与思想跨越时间与空间的距离得以广泛传播。再次,书院固定的祭祀活动与其他传播方式不同,这种传播机制是向学徒内心传播以使其坚信本门派的学术源流和思想。邓洪波将书院功能概括为“正道脉而定所宗也”和“尊前贤励后学也”①,也就是辨识学问、激励后人的作用。最后,书院由中原汉族地区向其他地区的传播,分为向其他民族的传播和向海外的传播。这种书院整体机构的传播不是一种主观推动,而是其作为一种文化承载机构或者标识得到了更多人的接受和认可,从而被整体吸纳和学习。书院在宋元至明清的繁荣时期,离不开少数民族政权的发展。例如,辽建立的龙首书院;金朝在北方地区恢复发展了包括应天府书院的几所北方书院;元朝在中原地区广建书院以维护统治;清朝更加注重学习汉民族的文化,书院的建设在清朝相当发达。就文化层面来说,在汉朝民族兴起的这种书院文化有效传播到其他民族之中,这种文化传播因带有民族融合的背景显得意义深远。书院向海外传播主要表现为对朝鲜、日本等一些亚洲国家的影响,书院作为集传授知识、研讨学术、书籍刊印等为一体的文化机构得到了周边国家的学习模仿。由上文看出,书院由注重向内的文化传播,继而带动起整个书院文化的传播。当今弘扬传统文化也必须在当代背景下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解释和构建,使之真正能同大众产生共鸣,真正走进大众心中。文化的传播往往是细水长流、润物无声的,这就需要我们将传统文化的传播看作长线工程,从各个方面逐渐向大众传播。而一时的“文化热”往往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我们不能将弘扬传统文化作为一种运动,而应将它看做一种类似社会风俗的持续发挥影响的存在。
  4.结语
  中国古代书院虽最终在近代为新式学堂所取代,但它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绝不局限于教育和文化领域。书院是思想与知识的汇聚地,也是政治与经济的折射镜,它根植于中国社会独特的社会背景,随着历史变迁而发展完善,始终承载着古代中国的血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与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书院制度在古代历史发展中向上发挥了学术构建与完善的作用,向下也在知识文化与普通大众之间搭起了桥梁,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相结合的文化传承方式充满生机,延绵不断,正是当今弘扬传统文化最应借鉴之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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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曹 磊.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特点及其影响[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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