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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分封制，楚文化，历史教学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19-0036-05
2020年高考全国文综Ⅰ卷有这样一道题：
24.据《史记》记载，春秋时期，楚国国君熊通要求提升爵位等级，遭到周桓王拒绝。熊通怒称现在周边地区都归附了楚国，“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楚）武王”。这表明当时周朝
A.礼乐制度不复存在
B.王位世袭制度消亡
C.宗法制度开始解体
D.分封制度受到挑战
答案：D
从东周以来的历史趋势看，上尊下卑、等级森严的分封制确实不再稳固，“周郑交质”就已经表明了诸侯不再驯服听话，郑庄公更是一箭射落了周天子的威严。所以答案选择“分封制度逐渐受到挑战”，似乎没有问题。然而，历史的复杂性在于，它不像自然科学的计算题、证明题，往往没有一个能从A推算到B的固定公式。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有的固然可以找出前后的逻辑，有的却不一定能做因果的反思。“熊通自立”这件事能不能反映周朝分封制度受到挑战，不能只看这件事本身，还要比对熊通之前的楚国与周王室的关系，探究楚国与中原文化习俗的差异，在歷史的大视野下观察分封制与“熊通自立”。
一、溯源：楚国是周初分封出来的国家吗？
（一）西周分封的初心
西周有两次大分封，一是克殷后武王主持的，一是成王时周公主持的。两次大分封的诸侯归为两类，一是先代君王之后与周朝的功臣，一是亲属。亲属以同姓宗室为主，大多是文王、武王的兄弟、子侄等，《左传·昭公二十八年》里有“其（武王）兄弟之国十有五人，姬姓之国四十人”，①《荀子·儒效》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②而先代君王之后与周朝的功臣归属于异姓诸侯。《礼记·乐记》记载：“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③武王这样做的目的，称之为“三恪”，表示极度尊敬前世的君王，以团结存有实力的异姓贵族，扩大西周的统治基础。其政治用意和效果都非常明显，“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④异姓中以功得封者最著名的当属姜尚被封于齐，因为其是克殷战争中的“大师”，功绩显赫。
综合比较可以看出，周初的分封首先是为了姬姓宗室的利益，因而把周的腹地和已经得到开发的相对安定富裕的区域划给同姓诸侯;其次为了笼络各地实力派贵族和功臣，把他们分封到中原以外的地区，让他们开山劈林，自谋生路，同时抵御夷狄。楚国长期位于南方，好像符合周朝分封异姓诸侯的用意，况且《史记》确实载有周成王“封熊绎於楚蛮”，所以上下一联系，不少学生想当然地以为楚国与鲁、齐、燕、卫、宋、晋等国一样，都是周王室分封出来的新国家。
（二）灭商前楚已经存续
古文献中楚又名荆，金文也称楚荆。考楚国的先祖，《史记》说出自帝颛顼高阳，神话与历史交织，不能辨。郭沫若依据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夨令簋，认为楚起源于东方，即淮夷;陈梦家也赞同此说，并举《逸周书》“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作为旁证。清代宋翔凤著《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首提楚源于中原，后来为商所逐，被迫南迁至蛮夷之地，吕思勉、童书业都从其论。同时，考古也发现“芈”（楚族姓）经常出现在甲骨文中，并且很多都是在讲述楚与商为敌，商多次出兵伐楚的事。①所以，不管是古文献的记载，还是近世、当代学者的考证，都认为楚很早就建国，远在武王灭商即西周立朝之前，楚就得到了很好的开发。
《史记·楚世家》说“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②《史记·周本纪》又说周文王时，“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③“子”是“子爵”意，鬻子即鬻熊，楚人的首领。这两处既说明了楚与周的联合，楚实力不及周，二者有从属关系，也说明了楚的发展较早，受到尚未东进的周的重视。从历史演进的顺序来说，不是先有周（或者灭商以后的西周），后才有楚。楚与周在殷商时期就已经长期共存了，两者曾经合作抗殷。当商之世，甚至更早，楚、周、商就已各自存续。一句话，楚是老牌的方国，并不是因为有了周王室的“封建”才横空出世的，因此天生就没有太多服从周的义务。
二、释疑：被追封的楚国等同于其他诸侯国吗？
《史记·楚世家》有这么一段文字，明明白白地记载了楚接受了周分封：“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④关于这一点，著名史学家内藤湖南认为：“楚国处于以周代同姓诸侯为中心的中国的同盟之外，形成独立的势力。……楚是芈氏，这是南方蛮夷中通用的名字。就像闽、苗、濮、沐、孟一样，都属南方的泰族，芈也是其中之一。”“楚国人自认为自己是蛮夷，与中国没有关系（不需要中国为他封王——译者）”。⑤外人研究中国上古史，往往比较大胆，此说似不能采信，然而其中楚是一种独立于中原同盟之外的势力的观点，却给我们研究楚、周关系提供了新视角。
（一）楚国独立于中原军政之外
楚国虽然处于荒蛮之地，但是楚国人民斗志旺盛，艰苦创业，屡有成效。《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臣子革之言：“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⑥《左传·宣公十二年》又借晋国栾武子之口赞叹：“训之以若敖、蚡冒（皆是楚国国君，笔者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⑦还有，楚国发现了“金”（铜）矿，冶金技术迅速提高，就连中原贵族随周天子讨伐楚国的时候，也以“孚金”作为目标之一。在西周早期的时候，周和楚就发生过多次冲突，有的还很激烈。《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了一事：“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①在《史记·蒙恬列传》中太史公又将此事重复了一次。②无非是想说君仁臣忠之类的老调，但是无意中泄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楚、周对峙。那么多诸侯国包括周公自己的封国，周公都不去“奔”，为什么偏偏要“奔”楚？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推理，“周公奔楚”必须满足两个条件才能安全：一、政治立场上，楚周相互为敌或楚并不服从于周;二、国家实力上，楚周旗鼓相当或楚并不多逊于周。事实上，西周从建立之日起，就采取多种措施防范、压制楚，如在汉水分封异姓诸侯邓国、谷国、卢国等，组成第一道防线，在汉阳分封同姓诸侯随国、唐国等，组成第二道防线。第四代君主周昭王甚至亲征楚国，结果却“丧六师于汉”，兵败溺水而死。③吕思勉先生据此确认西周“对南方一条路权力的不振”，意即西周王室一开始就无法驾驭南方的楚。 西周史专家杨宽认为：“楚国尽管接受了周天子的分封，但是，它毕竟和当时周所分封的其他诸侯不同。因为它早已建国于荆山地区，这时周成王仅仅追认其既成事实，表面上确立从属关系而已，而楚国在这时，只是迫于刚创建的西周王朝的威势，表面上表示臣服而已。”④所以，楚和周的关系并不是典型的分封制之下的周王室与地方诸侯的关系、大宗与小宗的关系，而是一种既合作共存又对峙互敌的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楚之于周，一开始就存有叛念、叛行，不可能做到“尊王攘夷”，并不是到了春秋时期才妄自尊大、目无周王。所以，通过“熊通自立”这件事来反映“分封制度受到挑战”，起码不够典型，不如用周初正式分封的其他诸侯国的事例来说明问题，比如“周郑交质”等。
（二）楚国独立于中原文化之外
楚文化是一支相对独立的南方文化，与周代表的中原文化并驾驱驰。许倬云说西周时代的河南湖北接界处是周文化的前哨。再南伸就是楚文化开花结果的地区了，“楚文化的势力，甚至回头影响了汉淮之间的若干中原地区”。⑤王家范也认为“在今日中国范围内，各个地域先人的创业活动都十分活跃，真是‘满天星斗，八方雄起’。中国文化由中原向四方扩散的观念已经被打破”。⑥然而中原文化覆盖的范围更广，在当时无论是生产、生活，还是技术、艺术，中原文明程度更高是不争的事实。中原诸国经常嘲笑甚至戏弄楚人。“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设望表，与鲜牟守燎，故不与盟”。⑦在周成王召集的“岐阳盟會”上，楚君被目为未开化的、不文明的“荆蛮”，被安排与夷狄一起做看火、放物品的杂活，不与其为盟。直到春秋时，这件事还被晋国大夫翻出来作为笑话，可见楚不见容于中原文化。
虽然向往华夏，推崇周人的诗、礼，但是楚人在多次努力均不被中原接纳的情况下，遂以“蛮夷”自励，另成体系。周夷王时，楚的首领“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⑧这件事发生在西周，要比“熊通自立”早两百年;同样也是擅自立爵，以后世儒家的道德伦理来衡量，它应该比“熊通自立”更严重，熊通只是自立为王，熊渠却要连立三子为王！这是否一定能说明楚国只是不遵分封制的规矩呢？不尽然。周夷王时，王室仍然独尊，由于对齐国国君不满，夷王竟然把他抓来烹杀了;夷王还派遣虢国国君率领六军之师攻打不服王命、常来侵扰的太原之戎，一直打到俞泉。然而，笔者并未发现史书记载熊渠封子为王后周王室对楚国有什么军事行动。如果从文化差异上来分析，楚国此举并非刻意挑战周王权威，很大程度是由于文化传统的不同而产生的“怪事”。在楚国看来，自己是承天命而存续的族群，又不是因周王分封而建，所以诸事无须拘泥于中原礼仪;在中原诸国看来，楚与茹毛饮血的夷狄不相上下，是文化落后、不讲道理的“蛮子”，也没必要跟他们拿华夏的秩序来较真。
同样，除了“熊通自立”，还有“楚王问鼎”等许多关于楚国“忤逆”的故事，其背后都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即楚人文化独立于中原同盟之外。在他们的文化传统中，楚人并不觉得说一些滑稽的话（如问鼎）、做一些率性的事（如自立）有多么大逆不道，也未必刻意以此来挑战周王。例如，晁福林教授即认为比“熊通自立”更逼人的“楚王问鼎”，乃是楚人为了讨好周天子，非有代周之志。①
三、结语：教学研究“宜细不宜粗”
（一）历史高考引领历史教学
从一般的命题逻辑和规律来看，“熊通自立”这道题的题干与选项之间的逻辑仍然可以成立。然而，历史是一个奇妙的万花筒，“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位君主、任何一个事件，都有其偶然性，不可能都按照某一种抽象的规律出现或消失，兴盛或衰亡。……其结局往往千变万化，而不是只有一种可能性。由此得出的规律，至多只是反映一种发展的趋向而已，绝不是一成不变的”。②因此，历史研究者在探寻历史真相时“宜细不宜粗”。如果不对楚国的来龙去脉作细节性考查，不对分封制下的诸侯类型作异同性比较，不对周文化、楚文化的影响有起码的认识，很可能就以为楚与齐、鲁、晋等国一样，应该奉周室甚恭，任何僭越或冒犯都是挑战分封制。历史教学固然要重视高考指挥棒的作用，但不能一味被牵着牛鼻，高考题对中学教学的引领作用更多应该体现在素养的培育上，而不是结论的固化上。
课堂教学的时间有限，教师不可能将所有与授课内容相关的东西都一股脑端出，但是在备课、命题时，还是应该多阅读不同视域的材料，尽量避免“身在此山中”的不足与尴尬。“熊通自立”这道题，涉及史料实证、历史解释、时空观念等多重学科素养的考查，除了《史记》的资料之外，如果再呈现楚的起源、楚周关系史、早期华夏文化等研究，将之命成需要考生多元作答的开放或半开放的主观题，引导师生进行更多更深层次的思考，其对教学的引导意义就会更大。另外，就分封制来说，不宜将其作为一个概念按“公式”讲给学生。“分封”类型不同，时间不同，目的也不同，是有层次、有演进的，历史教师应将这种历史的变迁与演进讲出来，以期学生思维方式能贴近史学思维。
（二）利用教师的知识背景的举一反三
闻道有先后，一般情况下，教师的知识背景应该优于学生的知识背景，具体到某一个学科知识，教师知道的应该比学生更多、更深。学生基于有限的知识背景，在没有更多的学术资源可以利用的情况下，往往只能从教材的基本逻辑出发，从教师的示范学起，判断纷繁的历史现象。而教材由于客观原因，又大多采取粗线条叙事的方式，遂容易导致学生对历史的简单化、片面化理解。因而教师应根据自己更广阔的知识背景，对学生进行合理的引导，举一反三。当然，至于引导到什么程度，运用什么方法启发到什么位置，仁智各见。但是，要打开学生的知识天窗，则需要利用教师的知识背景，这是不争的事实。
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曾批评某些历史学家，“犯了歪曲事实以迎合普遍原理的错误。他们通过观察现象的某个方面达成理论;其他方面则通过夸张或割裂事实以适应理论”。③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现象，主要是因为他们不重视或者直接无视历史的细节知识。如前文论述，春秋战国处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其社会大背景，不外乎就是礼崩乐坏。然而，具体细化到某一事件，就不能完全照搬这个结论，不是每一件诸侯国与周王室的纠纷都是这样的体现。教学中还有这样的现象，涉及历史评判的时候，一些既定印象就会涌上教师的心头，这些既定印象可能来源于过时的教育，或者旧小说、影视剧、民间故事等，未必真实可靠，但是教师在向未成年人知识传输的过程中，容易不自觉地把这些印象复制给他们，形成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脸谱化评判。现代教育理论倡导终身学习，历史又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学科，许多新的史学资源正在被发现，新的历史评价正在被生成，所以历史教师除了完成日常的授课工作外，还要认真细致地了解研究前沿、学界争议。
汪荣祖先生说：“科学重通性，而史学重特性……想用任何模式、结构、理论或法则来规范历史，终不免有任意打扮历史女神的后果，反而有违科学的信念。”①“通性”之下，从A一定能够推算到B;“特性”之下则未必，总会有一些例外的情况发生。由于“史学重特性”，所以历史教学不能削足适履。其实，历史之所以那么有趣，从美学角度来说，恰恰不在于“通性”，而在于“特性”。畅流而下的长江尚有三峡屹立，奔腾不息的黄河更是九曲十八弯。
【作者简介】薛权开，中学高级教师，江阴市历史教研员。
【责任编辑：王雅贞】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19-0036-05
2020年高考全国文综Ⅰ卷有这样一道题：
24.据《史记》记载，春秋时期，楚国国君熊通要求提升爵位等级，遭到周桓王拒绝。熊通怒称现在周边地区都归附了楚国，“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楚）武王”。这表明当时周朝
A.礼乐制度不复存在
B.王位世袭制度消亡
C.宗法制度开始解体
D.分封制度受到挑战
答案：D
从东周以来的历史趋势看，上尊下卑、等级森严的分封制确实不再稳固，“周郑交质”就已经表明了诸侯不再驯服听话，郑庄公更是一箭射落了周天子的威严。所以答案选择“分封制度逐渐受到挑战”，似乎没有问题。然而，历史的复杂性在于，它不像自然科学的计算题、证明题，往往没有一个能从A推算到B的固定公式。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有的固然可以找出前后的逻辑，有的却不一定能做因果的反思。“熊通自立”这件事能不能反映周朝分封制度受到挑战，不能只看这件事本身，还要比对熊通之前的楚国与周王室的关系，探究楚国与中原文化习俗的差异，在歷史的大视野下观察分封制与“熊通自立”。
一、溯源：楚国是周初分封出来的国家吗？
（一）西周分封的初心
西周有两次大分封，一是克殷后武王主持的，一是成王时周公主持的。两次大分封的诸侯归为两类，一是先代君王之后与周朝的功臣，一是亲属。亲属以同姓宗室为主，大多是文王、武王的兄弟、子侄等，《左传·昭公二十八年》里有“其（武王）兄弟之国十有五人，姬姓之国四十人”，①《荀子·儒效》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②而先代君王之后与周朝的功臣归属于异姓诸侯。《礼记·乐记》记载：“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③武王这样做的目的，称之为“三恪”，表示极度尊敬前世的君王，以团结存有实力的异姓贵族，扩大西周的统治基础。其政治用意和效果都非常明显，“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④异姓中以功得封者最著名的当属姜尚被封于齐，因为其是克殷战争中的“大师”，功绩显赫。
综合比较可以看出，周初的分封首先是为了姬姓宗室的利益，因而把周的腹地和已经得到开发的相对安定富裕的区域划给同姓诸侯;其次为了笼络各地实力派贵族和功臣，把他们分封到中原以外的地区，让他们开山劈林，自谋生路，同时抵御夷狄。楚国长期位于南方，好像符合周朝分封异姓诸侯的用意，况且《史记》确实载有周成王“封熊绎於楚蛮”，所以上下一联系，不少学生想当然地以为楚国与鲁、齐、燕、卫、宋、晋等国一样，都是周王室分封出来的新国家。
（二）灭商前楚已经存续
古文献中楚又名荆，金文也称楚荆。考楚国的先祖，《史记》说出自帝颛顼高阳，神话与历史交织，不能辨。郭沫若依据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夨令簋，认为楚起源于东方，即淮夷;陈梦家也赞同此说，并举《逸周书》“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作为旁证。清代宋翔凤著《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首提楚源于中原，后来为商所逐，被迫南迁至蛮夷之地，吕思勉、童书业都从其论。同时，考古也发现“芈”（楚族姓）经常出现在甲骨文中，并且很多都是在讲述楚与商为敌，商多次出兵伐楚的事。①所以，不管是古文献的记载，还是近世、当代学者的考证，都认为楚很早就建国，远在武王灭商即西周立朝之前，楚就得到了很好的开发。
《史记·楚世家》说“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②《史记·周本纪》又说周文王时，“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③“子”是“子爵”意，鬻子即鬻熊，楚人的首领。这两处既说明了楚与周的联合，楚实力不及周，二者有从属关系，也说明了楚的发展较早，受到尚未东进的周的重视。从历史演进的顺序来说，不是先有周（或者灭商以后的西周），后才有楚。楚与周在殷商时期就已经长期共存了，两者曾经合作抗殷。当商之世，甚至更早，楚、周、商就已各自存续。一句话，楚是老牌的方国，并不是因为有了周王室的“封建”才横空出世的，因此天生就没有太多服从周的义务。
二、释疑：被追封的楚国等同于其他诸侯国吗？
《史记·楚世家》有这么一段文字，明明白白地记载了楚接受了周分封：“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④关于这一点，著名史学家内藤湖南认为：“楚国处于以周代同姓诸侯为中心的中国的同盟之外，形成独立的势力。……楚是芈氏，这是南方蛮夷中通用的名字。就像闽、苗、濮、沐、孟一样，都属南方的泰族，芈也是其中之一。”“楚国人自认为自己是蛮夷，与中国没有关系（不需要中国为他封王——译者）”。⑤外人研究中国上古史，往往比较大胆，此说似不能采信，然而其中楚是一种独立于中原同盟之外的势力的观点，却给我们研究楚、周关系提供了新视角。
（一）楚国独立于中原军政之外
楚国虽然处于荒蛮之地，但是楚国人民斗志旺盛，艰苦创业，屡有成效。《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臣子革之言：“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⑥《左传·宣公十二年》又借晋国栾武子之口赞叹：“训之以若敖、蚡冒（皆是楚国国君，笔者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⑦还有，楚国发现了“金”（铜）矿，冶金技术迅速提高，就连中原贵族随周天子讨伐楚国的时候，也以“孚金”作为目标之一。在西周早期的时候，周和楚就发生过多次冲突，有的还很激烈。《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了一事：“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①在《史记·蒙恬列传》中太史公又将此事重复了一次。②无非是想说君仁臣忠之类的老调，但是无意中泄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楚、周对峙。那么多诸侯国包括周公自己的封国，周公都不去“奔”，为什么偏偏要“奔”楚？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推理，“周公奔楚”必须满足两个条件才能安全：一、政治立场上，楚周相互为敌或楚并不服从于周;二、国家实力上，楚周旗鼓相当或楚并不多逊于周。事实上，西周从建立之日起，就采取多种措施防范、压制楚，如在汉水分封异姓诸侯邓国、谷国、卢国等，组成第一道防线，在汉阳分封同姓诸侯随国、唐国等，组成第二道防线。第四代君主周昭王甚至亲征楚国，结果却“丧六师于汉”，兵败溺水而死。③吕思勉先生据此确认西周“对南方一条路权力的不振”，意即西周王室一开始就无法驾驭南方的楚。 西周史专家杨宽认为：“楚国尽管接受了周天子的分封，但是，它毕竟和当时周所分封的其他诸侯不同。因为它早已建国于荆山地区，这时周成王仅仅追认其既成事实，表面上确立从属关系而已，而楚国在这时，只是迫于刚创建的西周王朝的威势，表面上表示臣服而已。”④所以，楚和周的关系并不是典型的分封制之下的周王室与地方诸侯的关系、大宗与小宗的关系，而是一种既合作共存又对峙互敌的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楚之于周，一开始就存有叛念、叛行，不可能做到“尊王攘夷”，并不是到了春秋时期才妄自尊大、目无周王。所以，通过“熊通自立”这件事来反映“分封制度受到挑战”，起码不够典型，不如用周初正式分封的其他诸侯国的事例来说明问题，比如“周郑交质”等。
（二）楚国独立于中原文化之外
楚文化是一支相对独立的南方文化，与周代表的中原文化并驾驱驰。许倬云说西周时代的河南湖北接界处是周文化的前哨。再南伸就是楚文化开花结果的地区了，“楚文化的势力，甚至回头影响了汉淮之间的若干中原地区”。⑤王家范也认为“在今日中国范围内，各个地域先人的创业活动都十分活跃，真是‘满天星斗，八方雄起’。中国文化由中原向四方扩散的观念已经被打破”。⑥然而中原文化覆盖的范围更广，在当时无论是生产、生活，还是技术、艺术，中原文明程度更高是不争的事实。中原诸国经常嘲笑甚至戏弄楚人。“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设望表，与鲜牟守燎，故不与盟”。⑦在周成王召集的“岐阳盟會”上，楚君被目为未开化的、不文明的“荆蛮”，被安排与夷狄一起做看火、放物品的杂活，不与其为盟。直到春秋时，这件事还被晋国大夫翻出来作为笑话，可见楚不见容于中原文化。
虽然向往华夏，推崇周人的诗、礼，但是楚人在多次努力均不被中原接纳的情况下，遂以“蛮夷”自励，另成体系。周夷王时，楚的首领“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⑧这件事发生在西周，要比“熊通自立”早两百年;同样也是擅自立爵，以后世儒家的道德伦理来衡量，它应该比“熊通自立”更严重，熊通只是自立为王，熊渠却要连立三子为王！这是否一定能说明楚国只是不遵分封制的规矩呢？不尽然。周夷王时，王室仍然独尊，由于对齐国国君不满，夷王竟然把他抓来烹杀了;夷王还派遣虢国国君率领六军之师攻打不服王命、常来侵扰的太原之戎，一直打到俞泉。然而，笔者并未发现史书记载熊渠封子为王后周王室对楚国有什么军事行动。如果从文化差异上来分析，楚国此举并非刻意挑战周王权威，很大程度是由于文化传统的不同而产生的“怪事”。在楚国看来，自己是承天命而存续的族群，又不是因周王分封而建，所以诸事无须拘泥于中原礼仪;在中原诸国看来，楚与茹毛饮血的夷狄不相上下，是文化落后、不讲道理的“蛮子”，也没必要跟他们拿华夏的秩序来较真。
同样，除了“熊通自立”，还有“楚王问鼎”等许多关于楚国“忤逆”的故事，其背后都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即楚人文化独立于中原同盟之外。在他们的文化传统中，楚人并不觉得说一些滑稽的话（如问鼎）、做一些率性的事（如自立）有多么大逆不道，也未必刻意以此来挑战周王。例如，晁福林教授即认为比“熊通自立”更逼人的“楚王问鼎”，乃是楚人为了讨好周天子，非有代周之志。①
三、结语：教学研究“宜细不宜粗”
（一）历史高考引领历史教学
从一般的命题逻辑和规律来看，“熊通自立”这道题的题干与选项之间的逻辑仍然可以成立。然而，历史是一个奇妙的万花筒，“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位君主、任何一个事件，都有其偶然性，不可能都按照某一种抽象的规律出现或消失，兴盛或衰亡。……其结局往往千变万化，而不是只有一种可能性。由此得出的规律，至多只是反映一种发展的趋向而已，绝不是一成不变的”。②因此，历史研究者在探寻历史真相时“宜细不宜粗”。如果不对楚国的来龙去脉作细节性考查，不对分封制下的诸侯类型作异同性比较，不对周文化、楚文化的影响有起码的认识，很可能就以为楚与齐、鲁、晋等国一样，应该奉周室甚恭，任何僭越或冒犯都是挑战分封制。历史教学固然要重视高考指挥棒的作用，但不能一味被牵着牛鼻，高考题对中学教学的引领作用更多应该体现在素养的培育上，而不是结论的固化上。
课堂教学的时间有限，教师不可能将所有与授课内容相关的东西都一股脑端出，但是在备课、命题时，还是应该多阅读不同视域的材料，尽量避免“身在此山中”的不足与尴尬。“熊通自立”这道题，涉及史料实证、历史解释、时空观念等多重学科素养的考查，除了《史记》的资料之外，如果再呈现楚的起源、楚周关系史、早期华夏文化等研究，将之命成需要考生多元作答的开放或半开放的主观题，引导师生进行更多更深层次的思考，其对教学的引导意义就会更大。另外，就分封制来说，不宜将其作为一个概念按“公式”讲给学生。“分封”类型不同，时间不同，目的也不同，是有层次、有演进的，历史教师应将这种历史的变迁与演进讲出来，以期学生思维方式能贴近史学思维。
（二）利用教师的知识背景的举一反三
闻道有先后，一般情况下，教师的知识背景应该优于学生的知识背景，具体到某一个学科知识，教师知道的应该比学生更多、更深。学生基于有限的知识背景，在没有更多的学术资源可以利用的情况下，往往只能从教材的基本逻辑出发，从教师的示范学起，判断纷繁的历史现象。而教材由于客观原因，又大多采取粗线条叙事的方式，遂容易导致学生对历史的简单化、片面化理解。因而教师应根据自己更广阔的知识背景，对学生进行合理的引导，举一反三。当然，至于引导到什么程度，运用什么方法启发到什么位置，仁智各见。但是，要打开学生的知识天窗，则需要利用教师的知识背景，这是不争的事实。
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曾批评某些历史学家，“犯了歪曲事实以迎合普遍原理的错误。他们通过观察现象的某个方面达成理论;其他方面则通过夸张或割裂事实以适应理论”。③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现象，主要是因为他们不重视或者直接无视历史的细节知识。如前文论述，春秋战国处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其社会大背景，不外乎就是礼崩乐坏。然而，具体细化到某一事件，就不能完全照搬这个结论，不是每一件诸侯国与周王室的纠纷都是这样的体现。教学中还有这样的现象，涉及历史评判的时候，一些既定印象就会涌上教师的心头，这些既定印象可能来源于过时的教育，或者旧小说、影视剧、民间故事等，未必真实可靠，但是教师在向未成年人知识传输的过程中，容易不自觉地把这些印象复制给他们，形成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脸谱化评判。现代教育理论倡导终身学习，历史又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学科，许多新的史学资源正在被发现，新的历史评价正在被生成，所以历史教师除了完成日常的授课工作外，还要认真细致地了解研究前沿、学界争议。
汪荣祖先生说：“科学重通性，而史学重特性……想用任何模式、结构、理论或法则来规范历史，终不免有任意打扮历史女神的后果，反而有违科学的信念。”①“通性”之下，从A一定能够推算到B;“特性”之下则未必，总会有一些例外的情况发生。由于“史学重特性”，所以历史教学不能削足适履。其实，历史之所以那么有趣，从美学角度来说，恰恰不在于“通性”，而在于“特性”。畅流而下的长江尚有三峡屹立，奔腾不息的黄河更是九曲十八弯。
【作者简介】薛权开，中学高级教师，江阴市历史教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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