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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H123
古往今来的统治者都很清楚语言文字在文治、教化方面的功用，因而都大力推行语言文字的规范与统一。在封建社会，重书面语而轻口语，对语言的规范主要是对先秦经典的语言规范，通过刊刻石经等方式实行。相对说来，对汉字的规范力度更大一些，原因是：汉字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汉字承载着解经的作用，字形的不同会带来语义的不同；汉字具有超方言的性质，各方言区的人可以超越各自的方音通过书面语进行无障碍交流，对中华文化的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仓颉是有历史记载的从事汉字规范的第一人。相传仓颉是黄帝时期的史官，《荀子·解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这里的“壹”是“专一”的意思。历史上有仓颉造字的传说，其实，文字是约定俗成的交际符号，不可能由一个人创造，实际的情况可能是象《荀子》的记载那样，因为仓颉对文字有专一的研究，对文字有整理统一之功，便于世人应用，故青史留名。章太炎在《造字缘起说》中说：“一二三诸文，横之纵之，本无定也。马牛鱼鸟诸形，势则卧起飞伏，皆可则象也；体则鳞羽毛鬣，皆可增损也。字各异形，则不足以合契。仓颉者，盖始整齐画一，下笔不容增损。由是率尔著之符号，始为约定俗成之契。”这段话肯定了仓颉在汉字规范方面的贡献。
自西周以来，统治者一直很注意文字的統一问题。《周礼·春官·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书名”即文字，外史的职责是向各地推广统一的文字。周宣王时，太史籀整理大篆，作《史籀篇》，它是一本教学童识字的课本，是必须要讲求规范的，这本书为西周及春秋列国文字的统一工作作出了一定贡献，《礼记·中庸》曾引孔子语：“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其中的“书同文”即指当时语言文字的统一。
秦代的“书同文”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央政府领导的正字运动。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争雄，各自为政，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实行“书同文”政策。书同文就是把各国原有的文字统一为小篆。为了使统一后的文字得以推广，秦始皇在巡游所到之处用标准的小篆刻石纪功，还用小篆书写大量诏版，随权、量等器物颁发各地。文字的统一工作也使书面语得到一定程度的统一，这对于促进经济、文化发展和巩固国家统一，具有重大意义。
汉代是隶书成熟期，当时的经典是用隶书写成的。西汉时期，在民间或皇朝图书馆陆续发现未被秦火焚灭的经文古本，用秦统一以前的六国文字或小篆写成。经籍版本不同，语言文字互有差异，造成对经籍的不同解释。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召开白虎观会议，评议五经同异，章帝亲临裁决。经过这一次会议，经典语言和对经典的解释得到了一次规范。
汉字经过隶变，异体字激增，造成经籍文字讹谬。人们竞以己意讲解字形，如根据当时的隶书字形解说文字构造：“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等。东汉许慎面对文字使用和讲解中的混乱情况，以小篆字形为主，作《说文解字》，展示出汉字的形体是一个相互联系的体系，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可妄自解说。后人给《说文解字》以极高的评价和地位，所有文字的形体结构，都以《说文》作为重要参照。但是，《说文》所收字形为小篆，与当时使用的隶书字形和后代的楷书字形有差距，因此《说文》以后的文字规范工作并没有停息。
东汉灵帝熹平年间，面对隶书无标准字体，文字失范的状况，批准蔡邕等用汉隶刊刻成著名的熹平石经，为《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论语》七种经书提供了石刻标准本，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碑刻经书的方式对经典语言文字进行规范的伟大工程。据《汉书·蔡邕传》记载，石经刊刻之后，“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对语言文字的统一和文化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过了六十多年，魏正始年间，又在熹平石经的基础上补刻古文《尚书》、《春秋》二经，字体以古文、小篆、汉隶三种字体写定，被称作三体石经，它的隶书文字与熹平石经是同一时期的正规文字，字形是一致的。
从东汉末年经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统一，近四百年间的战乱使经籍去圣久远，学出多门，文字讹谬，并且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隶书向楷书转变的过程中形成的大量异体字，使文字的书写非常混乱。为了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需要，维护儒学的正宗地位，颜师古奉诏考订五经文字，作《五经定本》颁行天下，作为经学的标准文本，对经典语言文字的统一作出了贡献。后来孔颖达奉诏作《五经正义》，统一了对经典语言的解释。唐代晚期政府曾刊立开成石经，用标准楷书刻成九经，对经典语言文字进行规范。颜师古把自己考订五经文字的成果编成正字著作《颜氏字样》，从此，唐代的正字学非常发达，其后有影响的正字著作有颜元孙的《干禄字书》、张参的《五经文字》及唐玄度的《九经字样》等。《干禄字书》经颜真卿书写后摹刻上石，造成了广泛的影响。《五经文字》被附在开成石经之后摹刻上石，加强了文字的统一。
唐代以后，楷书通行，历代政府仍通过刊立石经来对汉语汉字进行规范、统一，后蜀有广政石经，北宋嘉祏刻二字石经，用篆隶两种字体，南宋有高宗御书石经。宋代的文字规范著作有郭忠恕的《佩》，张有的《复古编》等。清代康熙皇帝钦敕编纂《康熙字典》，成为古代汉字正字的总结之作，为汉字的定形、定音、定义作出了贡献。乾隆年间，也以十三经刻石。太平天国期间开展了简化字运动。太平天国的文告主要直接面向没有读过多少书的平民百姓，所以太平军多使用简化字，太平军试图减少用字数量，在不同的异体字中只吸收一个汉字。
尽管历代统治者重视、语言文字学者作了不懈的努力，但由于种种原因，在整个封建时代语言文字的规范程度依然很低，特别是在重文轻语观念的影响下，语言规范是针对书面语展开的，口语得不到重视，整个封建社会的口语歧异严重。
古往今来的统治者都很清楚语言文字在文治、教化方面的功用，因而都大力推行语言文字的规范与统一。在封建社会，重书面语而轻口语，对语言的规范主要是对先秦经典的语言规范，通过刊刻石经等方式实行。相对说来，对汉字的规范力度更大一些，原因是：汉字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汉字承载着解经的作用，字形的不同会带来语义的不同；汉字具有超方言的性质，各方言区的人可以超越各自的方音通过书面语进行无障碍交流，对中华文化的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仓颉是有历史记载的从事汉字规范的第一人。相传仓颉是黄帝时期的史官，《荀子·解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这里的“壹”是“专一”的意思。历史上有仓颉造字的传说，其实，文字是约定俗成的交际符号，不可能由一个人创造，实际的情况可能是象《荀子》的记载那样，因为仓颉对文字有专一的研究，对文字有整理统一之功，便于世人应用，故青史留名。章太炎在《造字缘起说》中说：“一二三诸文，横之纵之，本无定也。马牛鱼鸟诸形，势则卧起飞伏，皆可则象也；体则鳞羽毛鬣，皆可增损也。字各异形，则不足以合契。仓颉者，盖始整齐画一，下笔不容增损。由是率尔著之符号，始为约定俗成之契。”这段话肯定了仓颉在汉字规范方面的贡献。
自西周以来，统治者一直很注意文字的統一问题。《周礼·春官·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书名”即文字，外史的职责是向各地推广统一的文字。周宣王时，太史籀整理大篆，作《史籀篇》，它是一本教学童识字的课本，是必须要讲求规范的，这本书为西周及春秋列国文字的统一工作作出了一定贡献，《礼记·中庸》曾引孔子语：“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其中的“书同文”即指当时语言文字的统一。
秦代的“书同文”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央政府领导的正字运动。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争雄，各自为政，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实行“书同文”政策。书同文就是把各国原有的文字统一为小篆。为了使统一后的文字得以推广，秦始皇在巡游所到之处用标准的小篆刻石纪功，还用小篆书写大量诏版，随权、量等器物颁发各地。文字的统一工作也使书面语得到一定程度的统一，这对于促进经济、文化发展和巩固国家统一，具有重大意义。
汉代是隶书成熟期，当时的经典是用隶书写成的。西汉时期，在民间或皇朝图书馆陆续发现未被秦火焚灭的经文古本，用秦统一以前的六国文字或小篆写成。经籍版本不同，语言文字互有差异，造成对经籍的不同解释。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召开白虎观会议，评议五经同异，章帝亲临裁决。经过这一次会议，经典语言和对经典的解释得到了一次规范。
汉字经过隶变，异体字激增，造成经籍文字讹谬。人们竞以己意讲解字形，如根据当时的隶书字形解说文字构造：“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等。东汉许慎面对文字使用和讲解中的混乱情况，以小篆字形为主，作《说文解字》，展示出汉字的形体是一个相互联系的体系，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可妄自解说。后人给《说文解字》以极高的评价和地位，所有文字的形体结构，都以《说文》作为重要参照。但是，《说文》所收字形为小篆，与当时使用的隶书字形和后代的楷书字形有差距，因此《说文》以后的文字规范工作并没有停息。
东汉灵帝熹平年间，面对隶书无标准字体，文字失范的状况，批准蔡邕等用汉隶刊刻成著名的熹平石经，为《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论语》七种经书提供了石刻标准本，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碑刻经书的方式对经典语言文字进行规范的伟大工程。据《汉书·蔡邕传》记载，石经刊刻之后，“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对语言文字的统一和文化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过了六十多年，魏正始年间，又在熹平石经的基础上补刻古文《尚书》、《春秋》二经，字体以古文、小篆、汉隶三种字体写定，被称作三体石经，它的隶书文字与熹平石经是同一时期的正规文字，字形是一致的。
从东汉末年经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统一，近四百年间的战乱使经籍去圣久远，学出多门，文字讹谬，并且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隶书向楷书转变的过程中形成的大量异体字，使文字的书写非常混乱。为了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需要，维护儒学的正宗地位，颜师古奉诏考订五经文字，作《五经定本》颁行天下，作为经学的标准文本，对经典语言文字的统一作出了贡献。后来孔颖达奉诏作《五经正义》，统一了对经典语言的解释。唐代晚期政府曾刊立开成石经，用标准楷书刻成九经，对经典语言文字进行规范。颜师古把自己考订五经文字的成果编成正字著作《颜氏字样》，从此，唐代的正字学非常发达，其后有影响的正字著作有颜元孙的《干禄字书》、张参的《五经文字》及唐玄度的《九经字样》等。《干禄字书》经颜真卿书写后摹刻上石，造成了广泛的影响。《五经文字》被附在开成石经之后摹刻上石，加强了文字的统一。
唐代以后，楷书通行，历代政府仍通过刊立石经来对汉语汉字进行规范、统一，后蜀有广政石经，北宋嘉祏刻二字石经，用篆隶两种字体，南宋有高宗御书石经。宋代的文字规范著作有郭忠恕的《佩》，张有的《复古编》等。清代康熙皇帝钦敕编纂《康熙字典》，成为古代汉字正字的总结之作，为汉字的定形、定音、定义作出了贡献。乾隆年间，也以十三经刻石。太平天国期间开展了简化字运动。太平天国的文告主要直接面向没有读过多少书的平民百姓，所以太平军多使用简化字，太平军试图减少用字数量，在不同的异体字中只吸收一个汉字。
尽管历代统治者重视、语言文字学者作了不懈的努力，但由于种种原因，在整个封建时代语言文字的规范程度依然很低，特别是在重文轻语观念的影响下，语言规范是针对书面语展开的，口语得不到重视，整个封建社会的口语歧异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