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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真正的历史是客观的，公正的，不偏不倚的。但在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的中国，郑庄公却一直被视为奸诈，狠毒，自私，虚伪的代名词。可事实上，站在历史的角度，综合社会因素和家庭因素公平看待的话，郑庄公所做的事情是情有可原的，他只是一个历史的替罪羊。
关键词：郑庄公；左传；礼崩乐坏
郑庄公历史形象的由来因素众多，历史上的郑庄公是一个不顾及手足之情，不念亲情的人，他为自己的江山和权利不择手段。可是，任何问题都应该多方面看待，郑庄公的行为确实开了春秋时期不重周礼的先河，可是有果必有因，郑庄公真的就如此不堪？
一、家庭因素的影响
从共叔段准备发起叛乱进行准备，到最终被庄公击退逃亡共国，中间有二十一年时间（据《史记·郑世家》记载，郑庄公于公元前744年即位，庄公元年既公元前743年将共叔段封到京城。共叔段与姜氏密谋袭击郑都发生于公元前722年），期间大臣屡屡上奏，对共叔段和姜氏的行为提出质疑，但是庄公都没有立即做出回应，这从侧面反映了，庄公并不是没有给他们留下过退路，反而是一再的容忍与退让，“姜氏欲之，焉辟害？”是庄公面对大臣谏言的无奈叹息。只是这种忍让却被世人一而再的无视，认作是一种有预谋的放任自由。
据《史记·郑世家》记载，公元前743年（庄公元年）庄公即位时年方十四，母亲姜氏的强势，仅是少年国君的他难以抗衡，后世儒生却认为他的行为是“故为养成其恶”，则是有些强词夺理了。直到公元前722年，二十一年的等待和容忍换来的却仍然是亲生母亲和弟弟密谋袭都，为了郑国的稳定发展，郑庄公也只能放下手足之情，“克段于鄢”。借姜氏和共叔段之手，毁灭了他们自己。可以说，导致兄弟相残、母子不和的根源是因为姜氏一直以来对共叔段的偏爱以及纵容共叔段屡次违礼逾制，这样看来郑国内乱的始作俑者是姜氏和共叔段。在这样的亲人面前，郑庄公被迫成为了大奸大恶之人。
二、社会因素的影响
看当时的地图，我们会发现郑国处于中原腹地，南面是楚，北面有晋，东面是齐、鲁、宋、卫，在春秋初期，已经隐隐显现出介居大国之间的危险政治格局。对于此时郑国来说需要一个有着灵活但却强硬有效的手段的国君，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之下，才能在保证使郑国在强敌环伺之下生存下来，因此郑庄公所做的远交近攻、假王师以讨诸侯等诸多行为不过是出于现实需要。
周朝施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也就是说只有作为嫡长子的郑庄公可以继承郑国国君之位，而生为幼弟的段是没有资格成为君主的，只能是由国君郑庄公分封为一邑之主。但姜氏因为庄公“寤生”之故而偏爱共叔段，便欲废了长子庄公而立段，这是对嫡长子继承制赤裸裸的无视和破坏，也是对强调长幼有别，阶级森严的周礼的僭越。
平王东迁后，周王室渐渐衰落，而周朝建立起来的统治秩序下的礼乐制度也不可避免地趋于崩溃，失去了对处于统治阶层的人们进行道德教化和约束的作用。周郑交质这样的举动足以说明了周天子的权威已经丧失殆尽。虽然各诸侯国仍是使用宗法制，但诸侯国与周王朝之间的亲近与认同感已经随着血缘关系的淡化，时间的推移而渐渐丧失，各国的关系更是彼此争执不休。礼崩乐坏所带来的，是旧时的人文伦理道德的崩溃和政治行为规范的丢失，而新的可以统一人们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的思想、制度尚未成型，因此，可以适应当时的社会形势、最大限度的利用资源的实用主义思想日渐活跃起来。
郑庄公正是异常敏锐地把握时代变化的脉络，没有被旧的思想所拘泥，而是大胆突破礼对于人们思想的限制，靠着灵活的政治技巧，强硬的军事手段，为郑国谋求了最大的利益，最终开创了“小霸”局面。这样一个可以称得上是智勇双全的杰出君主却被历史推向了道德的对立面，成为后世人们所抨击的开启坏风气的始作俑者。而这就要谈到礼乐制度下的郑庄公形象。
三、礼乐制度下的郑庄公形象
从郑庄公一直以来的行为看来，他其实想做一个周王朝礼乐制度的维护者，作为与周王室血脉相连的姬姓诸侯，郑国与周王朝有着天生的亲近。武公与庄公又曾长期担任平王卿士，即执政官，因此庄公对于宗法制度等政治伦理的礼相当重视，郑国人也给同时代的人留下了庄重严肃的印象，至今我们在形容一个人很严肃时仍然说他“郑重其事”。郑庄公对于礼非常重视，《左传》中有不少关于庄公尊礼的记载，《左传》作者左丘明甚至以“君子曰”的形式对庄公尊礼的行为进行褒扬，“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可谓正矣，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正之体也’（隐公十年）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有禮……许无庭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隐公十一年）”。
其余诸事，如会王师伐宋、如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齐人朝王、以王命伐宋、败戎师救齐以及与诸侯间的盟会渝平等，都符合礼的原则。繻葛之战中大败王师，郑庄公却阻止了部下追击周桓王的打算，说：“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陨，多矣。”一个“苟”说明了这次战争庄公也只是为了自救而被迫迎战，打赢了也不愿意去追击，更加说明了庄公对于礼的重视和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得不卑不亢、有理有度。郑庄公在政治活动中尊礼守礼，为自己塑造了礼乐文明捍卫者的形象，在外交中占据了道德舆论的制高点，纯粹的个人意愿上，他尊礼，守礼，愿意服从礼所象征的秩序，这些能够从他对周天子始终保持的尊崇上看出。但郑庄公一生所为，其为郑国崛起所做的努力，最终都成为了加速旧秩序崩溃的助力，使他成为了自己所维护的旧秩序的掘墓人。
综上所述，结合郑庄公历史形象的由来和影响郑庄公行为的因素，站在历史的角度客观评价郑庄公这个人物时，我们会发现，庄公不过是在那个“礼崩乐坏”的环境下，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国家的存在，不断的挣扎于生母从小到大的厌恶和大国无道义的吞并之中。如果无视其人性的一面，而只是一味地斥责其阴险狠毒，对庄公显然是不公允的。郑庄公不过是恰如其分的成为了历史的替罪羊，巧合的成为了顺应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那个人。
【参考文献】
[1]孟子.万丽华.蓝旭译注.孟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南怀瑾.原本大学微言[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3]郭锡良.古代汉语[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
[4]左丘明.王珑燕译注.左传译注[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
[5]杨伯峻.春秋左传住[M].北京：中华书局，2009
关键词：郑庄公；左传；礼崩乐坏
郑庄公历史形象的由来因素众多，历史上的郑庄公是一个不顾及手足之情，不念亲情的人，他为自己的江山和权利不择手段。可是，任何问题都应该多方面看待，郑庄公的行为确实开了春秋时期不重周礼的先河，可是有果必有因，郑庄公真的就如此不堪？
一、家庭因素的影响
从共叔段准备发起叛乱进行准备，到最终被庄公击退逃亡共国，中间有二十一年时间（据《史记·郑世家》记载，郑庄公于公元前744年即位，庄公元年既公元前743年将共叔段封到京城。共叔段与姜氏密谋袭击郑都发生于公元前722年），期间大臣屡屡上奏，对共叔段和姜氏的行为提出质疑，但是庄公都没有立即做出回应，这从侧面反映了，庄公并不是没有给他们留下过退路，反而是一再的容忍与退让，“姜氏欲之，焉辟害？”是庄公面对大臣谏言的无奈叹息。只是这种忍让却被世人一而再的无视，认作是一种有预谋的放任自由。
据《史记·郑世家》记载，公元前743年（庄公元年）庄公即位时年方十四，母亲姜氏的强势，仅是少年国君的他难以抗衡，后世儒生却认为他的行为是“故为养成其恶”，则是有些强词夺理了。直到公元前722年，二十一年的等待和容忍换来的却仍然是亲生母亲和弟弟密谋袭都，为了郑国的稳定发展，郑庄公也只能放下手足之情，“克段于鄢”。借姜氏和共叔段之手，毁灭了他们自己。可以说，导致兄弟相残、母子不和的根源是因为姜氏一直以来对共叔段的偏爱以及纵容共叔段屡次违礼逾制，这样看来郑国内乱的始作俑者是姜氏和共叔段。在这样的亲人面前，郑庄公被迫成为了大奸大恶之人。
二、社会因素的影响
看当时的地图，我们会发现郑国处于中原腹地，南面是楚，北面有晋，东面是齐、鲁、宋、卫，在春秋初期，已经隐隐显现出介居大国之间的危险政治格局。对于此时郑国来说需要一个有着灵活但却强硬有效的手段的国君，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之下，才能在保证使郑国在强敌环伺之下生存下来，因此郑庄公所做的远交近攻、假王师以讨诸侯等诸多行为不过是出于现实需要。
周朝施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也就是说只有作为嫡长子的郑庄公可以继承郑国国君之位，而生为幼弟的段是没有资格成为君主的，只能是由国君郑庄公分封为一邑之主。但姜氏因为庄公“寤生”之故而偏爱共叔段，便欲废了长子庄公而立段，这是对嫡长子继承制赤裸裸的无视和破坏，也是对强调长幼有别，阶级森严的周礼的僭越。
平王东迁后，周王室渐渐衰落，而周朝建立起来的统治秩序下的礼乐制度也不可避免地趋于崩溃，失去了对处于统治阶层的人们进行道德教化和约束的作用。周郑交质这样的举动足以说明了周天子的权威已经丧失殆尽。虽然各诸侯国仍是使用宗法制，但诸侯国与周王朝之间的亲近与认同感已经随着血缘关系的淡化，时间的推移而渐渐丧失，各国的关系更是彼此争执不休。礼崩乐坏所带来的，是旧时的人文伦理道德的崩溃和政治行为规范的丢失，而新的可以统一人们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的思想、制度尚未成型，因此，可以适应当时的社会形势、最大限度的利用资源的实用主义思想日渐活跃起来。
郑庄公正是异常敏锐地把握时代变化的脉络，没有被旧的思想所拘泥，而是大胆突破礼对于人们思想的限制，靠着灵活的政治技巧，强硬的军事手段，为郑国谋求了最大的利益，最终开创了“小霸”局面。这样一个可以称得上是智勇双全的杰出君主却被历史推向了道德的对立面，成为后世人们所抨击的开启坏风气的始作俑者。而这就要谈到礼乐制度下的郑庄公形象。
三、礼乐制度下的郑庄公形象
从郑庄公一直以来的行为看来，他其实想做一个周王朝礼乐制度的维护者，作为与周王室血脉相连的姬姓诸侯，郑国与周王朝有着天生的亲近。武公与庄公又曾长期担任平王卿士，即执政官，因此庄公对于宗法制度等政治伦理的礼相当重视，郑国人也给同时代的人留下了庄重严肃的印象，至今我们在形容一个人很严肃时仍然说他“郑重其事”。郑庄公对于礼非常重视，《左传》中有不少关于庄公尊礼的记载，《左传》作者左丘明甚至以“君子曰”的形式对庄公尊礼的行为进行褒扬，“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可谓正矣，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正之体也’（隐公十年）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有禮……许无庭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隐公十一年）”。
其余诸事，如会王师伐宋、如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齐人朝王、以王命伐宋、败戎师救齐以及与诸侯间的盟会渝平等，都符合礼的原则。繻葛之战中大败王师，郑庄公却阻止了部下追击周桓王的打算，说：“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陨，多矣。”一个“苟”说明了这次战争庄公也只是为了自救而被迫迎战，打赢了也不愿意去追击，更加说明了庄公对于礼的重视和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得不卑不亢、有理有度。郑庄公在政治活动中尊礼守礼，为自己塑造了礼乐文明捍卫者的形象，在外交中占据了道德舆论的制高点，纯粹的个人意愿上，他尊礼，守礼，愿意服从礼所象征的秩序，这些能够从他对周天子始终保持的尊崇上看出。但郑庄公一生所为，其为郑国崛起所做的努力，最终都成为了加速旧秩序崩溃的助力，使他成为了自己所维护的旧秩序的掘墓人。
综上所述，结合郑庄公历史形象的由来和影响郑庄公行为的因素，站在历史的角度客观评价郑庄公这个人物时，我们会发现，庄公不过是在那个“礼崩乐坏”的环境下，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国家的存在，不断的挣扎于生母从小到大的厌恶和大国无道义的吞并之中。如果无视其人性的一面，而只是一味地斥责其阴险狠毒，对庄公显然是不公允的。郑庄公不过是恰如其分的成为了历史的替罪羊，巧合的成为了顺应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那个人。
【参考文献】
[1]孟子.万丽华.蓝旭译注.孟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南怀瑾.原本大学微言[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3]郭锡良.古代汉语[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
[4]左丘明.王珑燕译注.左传译注[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
[5]杨伯峻.春秋左传住[M].北京：中华书局，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