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学界著述中国史时多以“王朝史”“汉族史”的形式展开，此种思路下，每当论及民族地区社会发展时，多是表现为王朝国家对民族地方的“征服”与“开拓”。由此，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呈现出的是一部部“汉化史”，仿佛少数民族是一群“被动”的或“失语”的群体。此种自上而下的视角和主体性的姿态显然有失偏颇。中国民族史，既是汉民族的历史，也是少数民族的历史，即便是汉族的历史中，也有少数民族历史的成分，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
　　拘泥于汉族/少数民族的二元框架总给人一种隔靴搔痒之感，我们不必敦敦遵守这一“自制模型”，而是要突破现有的“标准”，在结构和时态上更深入地理解“国家”与“地方”是如何进行制度、礼仪与文化的对话和交流。更具体讲，注力于此的国家如何管控、开发少数民族地区是一面，生活于斯的人群（民族）如何“逃逸”、又如何被整合进统一的王朝国家是另一面。如何更全面地反映二者的史实，需要打破以往的樊篱，以一种新的“格调”和“秩序”去叙述。杨洪林先生新著《历史移民与武陵民族地区社会变迁研究》（以下简称杨著）是基于传统民族史学著述基础上的新探索。作者考察武陵民族地区的移民历史（汉族和少数民族），勾勒出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与交融实态，认为土著社会与移民社会的整合过程，实质上是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汉族形成以后，渗入民族聚居区，构成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以及展开网络将少数民族融入进中华民族的过程。杨著以扎实的历史文献功底和深厚的田野调查材料，微观剖析了武陵民族地区的民族互动发展历程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变迁史，清晰地展示了移民史视域下的民族史、民族关系史和民族社会变迁史。
　　一、通过移民史反映民族史
　　中国民族历史，其实是一部迁徙史。先秦时期的华夏族与三苗部落交互，历代的移民拓边与各民族“南下”“西迁”等，由迁徙而产生的移民构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移民较早产生且延续时长，这一长期的历史过程使得各民族日益成为密不可分的统一体，“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共性，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彼此互相往来，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自然地逐渐地形成的”，^[1]24彼此形成“共生互补”关系。由移民引发的民族互动与交流历史，自然是中国民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体到各个民族区域间，具有不同的历史发展面向。杨著的研究区域是武陵民族地区，这一区域处于湘鄂川（渝）黔四省市交界地带，区域内生活着汉族、土家族、苗族、汉族、侗族以及白族、蒙古族等民族。基于汉族与西南少数民族的交汇地带、“中心”与“边缘”的政治文化區界，以及多民族文化交流互动形态，学界将其称之为“武陵民族走廊”。历史上，武陵民族地区移民活动颇为频繁，汉族移民、少数民族移民“纷至沓来”，正如杨著所阐述的，自先秦至清，这一区域的移民从未曾断过。各个民族的“移入”与“迁出”，区域内的民族不断融合发展，彼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内开展各式各样的“合作”与“交流”，土家族、苗族、侗族等民族的地望、源流、风俗、演变与武陵民族地区构成了一部生动的民族史。
　　二、通过移民史反映民族关系史
　　民族史往往是以民族关系史的形式呈现，主要原因是少数民族与汉族（或者中央王朝）发生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他们的“活动”才会被相应的汉文典籍记录。武陵民族地区地处中南和西南之间，境内的土家族、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皆是有语言无文字的民族，他们的历史和文化多是以汉文的形式流传。进而言之，承载着汉文化、汉字的汉族移民与武陵民族地区民族的关系是历史时期武陵民族地区民族关系的主轴。
　　南方民族（中南和西南）分布地区广泛，多个民族共居，“很少有一个民族单独居住在一个地区，而且每一个地区都有一个或两个民族为主体民族，同时又杂居着其他多个不同的民族”^[2]255。移民是形成这一民族格局的重要原因之一。武陵民族地区的历史移民包括两方面：内部的流动和外部的迁入，以迁入的居多。早在两汉时期，武陵民族地区就有土家族、汉族、苗族和侗族等先民活动，区域内的民族关系时而波动，时而稳定。杨著在开篇即论述了先秦时期武陵民族地区三苗、盘瓠蛮、巴人等古代民族的迁徙活动，而后又介绍了秦汉至唐宋时期的武陵民族地区移民历史概况，并探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移民与“蛮乱”（族际冲突）的关系缘由。
　　元明清时期的移民，无论是移民数量还是移民持续时间，皆是武陵民族地区移民史上最为重要的移民阶段，表现出的民族关系更为复杂和多变。“元明清三代，持续的人口流动奠定了现今武陵地区以汉族、土家族、苗族为主体，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3]移民是中央王朝治理民族地区一项方针政策，这一时期民族关系的特点是中央王朝主导或重要影响作用。杨著通过经制地区移民、卫所地区移民和土司地区移民三个方面来阐述元明清时期武陵民族地区移民，移民与土著的资源纷争对应的是“夷汉冲突”、“苗乱迭起”、“土客之争”，甚至匪乱、白莲教起义等史实，较为清晰地描绘了移民、土著（人和经制、土司、卫所等地）制度是如何影响区域社会的民族关系。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是较为稳定的。正如著名民族学家李绍明先生所言，武陵民族地区的“土家、苗、侗为主的各民族先民世居于此，互通有无，无论历史上有何矛盾，但其主流是彼此能在此相处，构建一个共同的家园”，^[4]推动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大家庭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三、通过移民史反映民族社会变迁史
　　移民所“携带”的“资本”与“权力”会引发迁入地的社会变迁，这一变迁的力度、广度和深度以元明清时期的广范围、大规模、长时间的移民最为显著。为此，杨著专列一章（第二章）论述，并以第三章“移民社会的冲突与整合”和第四章“土著社会的调适”来深入分析移民迁入后引发的武陵民族地区社会变迁。
　　首先是移民进入引发了土著社会的反弹，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秩序变动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移民中的无业游民——啯匪的人主要是未能定居的游民，包括失去土地的农民，失业的手工业者和破产的商人，他们是移民群体中的“掉队者”，给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白莲教成员在乾隆末期更是发动了“白莲教起义”，在武陵民族地区造成了更大的破坏和动乱。可以看出，因移民而产生的不稳定因素给社会发展带来了极为不利影响。 　　其次是移民进入武陵民族地区以后引发的土著社会变迁。移民的加入，土著与移民的互动，汉文化的强势进入，引发了区域内的民族语言、饮食节日、風俗习惯、宗教信仰等领域的诸多变迁。作者从权力结构、日常生活、历史记忆等三个维度作了重点考察。权力结构变迁层面，人口结构、文化差异是重要关注点。作者以苗疆为例，指出明代以后，因为大量汉族移民的迁入，汉文化与苗文化的巨大差异带来的“苗疆”权力结构变迁，是“苗乱”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日常生活变迁层面，作者以移民在迁徙武陵民族地区过程中带入玉米、番薯、马铃薯三种作物为例，指出这三种作物都是需要深耕种植的农作物，所以它们传入以后不仅促进了农业技术的变迁，也促进了农耕生活的变迁;历史记忆变迁层面，作者选取了改土归流前后土司家族与土民家族历史记忆的建构的不同境遇。土司阶层建构了一个具有丰功伟绩或高贵血统的英雄祖先，而改土归后的土民则建构了土司时期的“苦难记忆”与“移民认同”，这些变化的背后显然与汉族移民的进入与汉文化的传播有着重要的关联。
　　总之，杨著通过对武陵民族地区移民史的考察，描绘了湘鄂川（渝）黔的土家族、汉族、苗族、侗族等的民族史，展现了各民族交往（关系）史和社会变迁史。“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民族史学科与其它学科一样，也面临着学风转移、方法创新等诸多机遇和挑战。”^[5]474以移民史的角度研究民族史，既克服了传统的“王朝史”弊端，又弥补了诸如关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专题性研讨的不足，在纵向与横向间找到了一个良好的切入点。当然，从移民史的角度研究民族史并不是“最前标杆”，更不是研究武陵民族地区的“最后路径”，应该还有更多的“美酒”、“诗”和“远方”。诚如作者所言及的：“武陵民族地区是华夏文明向西南拓展的重要过渡地带，以其为研究对象，不仅继承了人类学的区域研究传统，也能够丰富区域研究的类型，发掘社会变迁的规律。”^[6]19所以，其内涵还可以更丰富，成果还应该更充实，故事还能够更精彩，仍然需要更多的学人去努力开拓和耕耘。
　　注 释：
　　[1] 王锺翰主编：《中国民族史（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2] 胡绍华：《中国南方民族发展史》，民族出版社，2004年。
　　[3] 陈心林：《元明清时期武陵地区民族关系简论》，《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4] 李绍明：《论武陵民族区与民族走廊研究》，《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5] 达力扎布主编：《中国民族史研究60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
　　[6] 杨洪林：《历史移民与武陵民族地区社会变迁研究》，人民出版社，2019年。